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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步伐加快,随着全球粮食危机、环境问题的凸显,农技推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农技推广体系已出现诸多问题,无法适应现代农业推广的现实需要,特别是无法对大多数相对贫困的“边缘”农民进行有效的技术服务,由此出现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拉大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的健康发展。切实强化技术推广,大力提高农业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是加速科技进步和建设现代农业的当务之急。

        2004年,中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等学者通过对全国7个省28个县363个专业技术推广站1245位专业技术推广人员和420农户的调查,得出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着“投资不足、体制不合理、推广方式方法落后、人员知识断层与知识老化”等问题。时隔四年,各地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收效甚微,大部分改革仅仅是精简了人员,保证了农技人员的工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技人员的积极性,但其他实质性问题依然存在,农技推广效果和现状仍未根本好转,个别省市为了标新立异,甚至越改越差。

        从基层的角度来看,目前依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绝对数量很大的百万推广大军却无法满足推广工作的需要。我国有百万农技推广大军,从绝对数量看是人满为患,不少专家、领导也因此呼吁精简农技人员。然而从基层实际来看,人员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百万大军包括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部门和种植业、畜牧兽医、水产、农业机械、农村经济管理五个系统,其中直接面向农民从事推广工作的只有乡镇农技人员。据农业部统计(杜青林, 2003),截止2003年底,乡镇在编种植业技术人员18.3万,按全国乡村户数25222.4万户,农业从业人员50387.3万人,耕地面积1.3亿公顷(其中需要承担服务的面积按1亿公顷计)(2006中国农业年鉴)计算,平均每个农技人员要服务1378.3户、2753.4个农民、1000公顷耕地(如果考虑复种指数,则是1700公顷)。2004年全国开始了以精简人员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各地减少农技人员比例近50%,如此算来,每个农技人员的服务负担又增加近100%

    据有关资料,河北省平均1名农技推广人员要负担7587名农业人口,966.7公顷耕地,且在县城工作的占总数的75.3%;在乡镇任职的占总数的24.1%;在村任职的占总数的0.5%,不但数量相对不足,分布也不合理。

        四川简阳市农业人口1226644人,总户数368992户,总耕地87332.9万公顷,2006年机构改革后全市有原农技岗位人员118人,加上原农经岗位分流人员共220人,如按原农技人员计算,每个农技员要服务3127户、1.04万个农民和740.1公顷耕地(考虑复种指数则约2027.8公顷)。

        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乡镇的农业技术员多则2-3人,少则1人,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也就是每个农业技术人员至少要面对上万个村民去推广一项新技术!”(2007三农中国网)。

        和我国国情相似的韩国则有推广人员5032名,农业人口128万户,357.3万人,耕地约170万公顷,每个农技人员只需服务254.4户、710个农民和337.8公顷耕地(数据来源:赵卫东等,2007,《赴韩国农业推广服务体系考察报告》)。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农技人员人均负担的农业就业人员和耕地面积都比日本(415人,380公顷)、英国(107人,592公顷)、荷兰(357人,609公顷)、埃及(995人,113公顷)大得多。若再扣除非专业人员(30%左右)和到行政混岗的人员(各地不一,四川简阳市大概50%,浙江慈溪市52%),加上三权下放乡镇政府,本职工作时间不到1/4,农技人员直接服务农民的有效时间、空间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业生产的需求。

    应该看到,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推广人员少,人均服务面积大,主要原因除了体制上不同外,其推广人员和农民(农场主)素质很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很高,人均耕地也是我国的几百上千倍,和我国国情有天壤之别,基本上没有可比性,更不能因此断下“我国农技人员过剩”之结论。

        二是孤立的乡镇农技部门无法获取和更新值得向农民推广的技术。“三权”下放造成管理脱节,县农业部门没有体制上的义务和相应的资金对乡镇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乡镇农技人员长久以来与县农业部门除了工作安排、项目实施外,少有其他联系,更没有条件和市级以上的农业科研部门接触,他们掌握的技术大多是不实用或农民不感兴趣的“老技术”。

        三是受政府中心工作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基层农技部门无法面向大多数农民进行服务。中国农业大学高启杰2007年对四川某乡镇的农业推广情况调查后指出,“农业推广人员与村干部之间沟通通畅,与先进农民的交流也比较多,但与绝大多数普通农民沟通不畅,次数极少”。这主要是因为农技部门时间、精力、人力、财力都有限,基层政府也迫于完成上级任务,应付检查,往往采取以点带面的示范点建设,只抓有文化、懂技术的示范户和交通方便、各种条件都较好的示范片,或抓相对容易出政绩的结构调整和特色产业,而对大多数农民、非特色产业和交通欠发达地方则被以点“代”面而无法、无意顾及。同时,我们也不要幻想“公司+农户”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市场经济决定了绝大多数农业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发展,只会对有特殊产业基础或有区位优势的部分上等农民服务,而不会对真正需要服务的绝对贫困的大多数边缘农民服务,这样,难免使农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四是政府、农技部门和农民的问题导致推广效果、效率双低。农业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产业,然而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情况和农业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特性,导致抓农业(特别是粮食产业)不但风险大、难度大、见效慢而不易出政绩,还不能直接带来财政收入,使得大多基层政府领导最不愿抓农业,更谈不上重视农技推广;乡镇农技站是乡镇政府的一个部门,农技人员的饭碗和前途掌握在政府领导手里,只能围着政府的指挥棒转,而不会对农民负责,其技术推广也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任务型、安排型推广;农技人员和农民是上下级关系(至少在农民眼里),上级对下级服务不好,顶多是能力和态度问题,不会影响到饭碗和前途;基层农技人员属于“下等”事业人员,社会地位低、工作条件差、工作手段落后、福利待遇少、中心工作多,要他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确保服务效果也是一种苛求;农业、科研、科技、教育部门因各自部门利益、行政干预等因素,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会相互阻碍;农民极度分散,土地承包到户,耕作自由,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技术推广效果差、效率低。

        其实农技推广体系的问题早已不是新问题,对此展开的研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重量级专家、学者也早就做了不少调查,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农业部、各省市也陆续进行了多次改革,然而大多数地方的改革并不成功,收效甚微,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大幅精简了本应充实的乡镇推广队伍。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基层农技人员严重不足。2004年初,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和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李立秋就提出了“我国农技推广人员人均负担的农户数高于发达国家”的问题,并建议“精简地市级以上农技推广机构和人员”。而从本人经历的两次改革(2003年、2006年)来看,都只是针对乡镇,所谓的改革就是精简乡镇农技人员(两次幅度达50%),而对县级只是清理了编外人员,基本没有变化,这无疑是给乡镇农技推广工作雪上加霜!

        二是改革使乡镇农技队伍整体素质下降。乡镇农技人员中懂专业的主要是两部分人:工作多年、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一批农技员(30%左右)、农业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30%左右)。两次改革中,老一批农技员基本上退休。第二部分人中,年轻有能力但认为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待遇太差、地位太低的人也趁改革之机另谋高就了。留下的即使懂专业知识,也不少因现行“脱离实际的教育”,造成实践经验缺乏而不被农民接受,无法独立开展工作。可以说,改革反而使乡镇农技人员总体素质随着这两部分人员的流失而降低!令人遗憾的是两次改革都没有把农技人员的继续教育提上议事日程,知识老化、知识断层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国家仍然没有加大对乡镇农技推广的投入。有专家指出,“无论是工业化国家平均或者低收入国家,其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均远高于中国”,我国“农技推广投资严重不足”,“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减少已使多数乡级农技站陷入瘫痪”,“已经影响到全国正常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为此,不少专家从2001年开始多次向国家建议“切实贯彻《农业技术推广法》,提高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把从8090年代的0.4%提高到0.8%以上”。而两次改革的结果,仅仅是农技人员的工资由以前的50%拨款变成了100%拨款,其他待遇和工作经费依然没有,只是由“无钱养兵”变成了“无钱打仗”。从比例看似乎增加了50%的工资投入,如考虑人员精简因素,国家投入并没有增加。

        四是三权下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不少专家通过调查看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已经脱离了它为广大农民提供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的本职工作”,“党政中心工作已成为基层农技员的主要的日常业务”, “农技员平均只有1/4不到的时间用于其本职工作”。要真正解放基层农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三权必须收归上级业务部门。否则,无论如何改革,作为事业性质的农技人员始终是乡镇政府随时、任意差遣的最佳人选,而无法安心、专心从事本职工作。可是从本人经历的两次改革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改革来看,绝大多数乡镇农技部门的三权依旧被乡镇政府牢牢掌握。目前,乡镇的各项中心工作主要是事业干部在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农业服务中心人员相对较多,又是主力军。因此,不少乡镇领导担心对政府工作造成影响而反对三权收归上级农业部门。而国务院20068月下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里恰恰没有对三权的归属问题作明确规定,面对这种现实存在的矛盾,解决三权的归属问题将会走上漫长的道路。

        五是现有的人事制度和乡镇农技部门的不合理待遇无法保证专业人员比例合理。据胡瑞法、李立秋等2003年在全国7省的调查,自1996年以来新增加到农技队伍的人员中,非农口专业人员和非农业院校毕业生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在中国特殊的大背景下,人事制度的问题及强大的“关系网”使得该来的来不了,该走的不会走,什么“择优录取、竞争上岗”等在基层政府部门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加上地位太低、待遇太差,乡镇农技部门只能是接纳政府“分流人员”和没专业有关系的“关系户”的“收容所”,而无法吸引农业院校学生来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人员结构极不合理的现状在较长时期内将无法根本改变!

        今年国家新一轮的农技体系改革又拉开了帷幕,我们期盼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多了解基层的实际和实质性问题,并出台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政策,我们在期盼、农民也在期盼!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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