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者”、“有产者”:“强势”与“弱势”之间
杨义祥
一
天灾人祸,命运不公。一些人失去了土地、财产甚至亲人。不得已,为了生存,他们要么加入“打工者”的行列,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机器化生产已经很普遍的时代,他们成为了“产业无产者”;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他们成为了“长工”和“短工”。要么,因为屡遭挫折与打击,他们泯灭了斗志,心灰意冷,流落在死亡线上。要么,因为原始的堕性,他们沦为“乞丐”。这些人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流氓无产者”。
“产业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更为壮大一些,就有了广大的“无产阶级”。
二
依靠劳动的双手,与星星月亮为伴,土里刨食,勤俭持家,加之老天“保佑”,终于有了积蓄,于是置些田产,生活也渐渐“阳光”起来。在广大的农村,这些人叫地主、富农。
凭借强于他人的IQ,懂得产品流通中的利润,走进了贩买贩卖的行列,或者掌握了一两门养家糊口的手艺,挣一些高于原始简单劳动的附加值。然后开设了手工作坊,再通过几辈人的心血,把“作坊”壮大成“工厂”,然后有了扩大的再生产,有了招来的“农民工”,有了“剩余价值”,有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生意越做越大,日子日渐红火。这些人一般生活在人口集中、市场繁荣的“城市”,他们的名字叫资本家。
地主、富农也好,资本家也好,他们都成了有钱有财富的人,我们叫他们“有产者”。
这些“有产者”也扩大到一定的数量,就形成了叫“资产阶级”的队伍。因为社会财富本身不丰富,所以资产阶级必然只能是少数。
三
“有产者”富不忘本,良心未泯,乐善好施,时常接济乡亲,赈救穷人,我们叫他们“大善人”、“慈善资本家”。
“有产者”为富不仁,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则他们就成了“恶霸地主”、“冷血资本家”。
“无产者”诚实本份,靠出卖劳动力、替“有产者”做工挣钱,既是赖以生存的必需,也是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这时,他们固然有可能受到“有产者”的剥削,但是,相比于衣食无着的流浪和乞讨,这种存在“剥削”的“做工”,也要稳定和有保障得多。长期坚持,也并不排除他们有可能获得积蓄,逐渐摆脱贫困,走向“翻身”。
“无产者”听之任之,破罐子破摔,则必然沦为乞讨或偷窃,成为“流氓无产者”。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极易由“流民”而演变成“暴民”;当“无产者”把自己的“无产”迁怒于“有产者”时,通往炼狱的“导火索”就被点燃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为首者登高一呼,必然应者云集,劫掠和剥夺“有产者”的烈火,就会摧枯拉朽,将社会财富推向毁灭的深渊……
如此,原先的“有产者”瞬间沦为了“无产者”,而原先的“无产者”因为“剥夺”而暂时成为了“有产者”。然而,“剥夺”之路,终非成为“有产者”的正途。所以,他们的“强势”必然是短暂的。况且,“剥夺”因手段之酷烈,极易煽动人性的“恶”。从而将社会引入“怨怨相报的因果循环”,进而造成生产力的大毁灭和社会财富在重新分配中的毁灭与被糟蹋。
四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大胡子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的欧洲社会作出了如下判断。因为“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并且他们进一步结论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
对于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而言,这一趋势确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
当成群结队的“公社战士”,最终前仆后继地喋血在巴黎墙头之后,当战士们矫健的身影最终化成“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悲壮旋律之后,马克思作出了如下思考后的结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
五
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共产党宣言》)
与大工业相伴生的无产阶级,显然不仅仅只是需要在斗争中获得“经济上的解放”,他们更需要争得政治上的解放,从而使自己上升成为统治阶级。在有了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并且成为自己阶级代言人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作政治领导和组织支撑之后,这种愿望显然就更是找到了发酵的工厂。
于是里昂工人的武装起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罢工和英国工人揽起的宪章运动将无产者革命的烽火燎原成了席卷欧洲的飓风。
我们需要清醒的是,这毕竟是在无产者力量足够壮大了的欧洲。在小农经济蓬勃而又辽阔的亚洲,在原始蛮荒的非洲和拉美,我们找不到这样壮大的无产者阶级。
失却了大工业的土壤,同样也就失却了“工业无产阶级”孕育的产房。
六
时至今日,关于“娜拉为什么出走?”恐怕很少有人异议。因为我们知道了血淋淋的资本发家史,“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面都流着肮脏的血。”(马克思语)无产者何以要“剥夺‘剥夺者’?”因为“资本”的“原罪”;亚非拉何以产生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殖民”掠夺和“贩卖黑奴”;希特勒主义何以在德国如此让人疯狂,因为“一战”战胜国由过度恐惧而产生的过渡惩罚。
社会理性提醒我们,探寻真理的“第二步”往往要艰难于“第一步”,因为“立”远远艰难于“破”。所以,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就一直吸引着众多思想者的眼球。
被列宁尊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有一本被封存了整整七十年的书,即高尔基在1917至1918年间刊登于《新生活报》上题为《不合适宜的思想》专栏里有58篇文章。该书于1918年秋,在彼德格勒由“文化与自由”启蒙协会出版。
该书第12篇,即《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6月6日(俄历5月24日)第109期栏目文章有这样的表述:“在观察当今的革命者们的工作时,我们会清楚地分辨出两种类型的革命者:一类可称作永远的革命者,另一类则是暂时的、今日的革命者。在第一类革命者身上,体现着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他们是推动人类走向完善的全部丰富思想的继承者。……而暂时的、今日的革命者则是带着病态的极端敏感,感受到人们带给他们社会委屈、耻辱和苦难的人。他们的头脑接受了时代所灌输的革命思想,但是就其整个感受体系而言,他们依旧是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们也是可悲的、往往带有悲喜剧性的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来到人世间仿佛是为了歪曲、诬蔑、贬低革命思想的、文化的、人文的和全人类的内涵,把它弄到可笑、庸俗和荒唐的地步。这类革命者……因为自己无才、无力,因为自己曾受过欺辱,甚至因为自己过去曾坐过牢、被流放过,过过侨民的悲惨生活。他们犹如吸足了水的海绵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情感,想要百倍地回敬那些曾经欺辱过他们的人。被他们的头脑所接受的革命思想并没有在他们的心灵中扎下根,所以这些思想同他们的行为处于直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他们同敌人斗争的手段,正是以前敌人用来对待他们的手段,他们无法掌握别的斗争手段。这类革命者是惩罚和复仇的上帝的暂时暴乱的奴仆,他们感觉不到仁慈、宽容、快乐的上帝的美。……这类革命者充满了对人的轻蔑,尽管他们曾为了人而一次或成百次地遭受苦难,为了发现和珍重他人的痛苦自己也已经受了许多苦难。……他们对待人就像平庸的生物学家对待那些做残忍的科学试验的狗和青蛙一样。……这是一群冷酷的狂热分子、禁欲主义者,他们阉割革命思想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当然不能称作新的历史的创造者,成为新的历史上的理想英雄的也不会是他们。”
作为一个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高尔基对那些“暂时的、今日的革命者”的揭露,缘于他对1917年苏俄革命滚滚洪流中诸多丑恶现象的深刻洞察,亦或更缘于他对于自己心目中理想革命目标与现实所见的巨大落差。他不能不反复惊诧:“但是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如果革命不能立即在国家里发展紧张的文化建设,那么,照我看,革命就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无意义的,而我们也就是不善于生产的人民。”(高尔基《不合适宜的思想》)
这种结论的前提是,“偷窃在发展,抢劫在加剧,无耻之徒们干起行贿受贿的勾当来,其狡诈程度与当年沙皇政权的官员们一样;愚昧的人们聚集在斯莫尔尼宫周围,企图讹诈被吓坏了的庸人。‘人民委员政府’的代表们的粗野行为引起了普遍的责难,而且这些责难是公正的。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大喊大叫,那样子就像过去科诺托普或科赫洛玛的岗警。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气的胜利,是腐浊着我们的那种亚细亚习气的发展。”还有令高尔基愤怒的,“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没有战胜任何东西,没有战胜任何人。正像过去,当警察统治牢牢地卡住无产阶级脖子时,它没有获胜一样;现在,当无产阶级卡住资产阶级的脖子时,资产阶级也没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胜利,全国到处都在进行内讧性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在相互残杀。一些丧失理智的人在《真理报》上疯狂地教唆着:打击资产者,打击卡列金匪徒!但是所谓资产者和卡列金匪徒都是当兵的农夫们、当兵的工人们,杀死的正是他们,枪杀赤卫队的也还是他们。”“我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同街头血腥暴行这一丑恶现象作斗争,但是人民委员们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某种果断措施。要知道,……兽性大发的对街头人群所放的血的责任,将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他们为之谋利益的那个阶级的身上。街头流淌的血正在弄脏无产阶级的旗帜,玷污无产阶级的荣誉,消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我担心”,高尔基引用一位工人给他的信说:“有朝一日群众将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满,对最美好的未来永远失望,将永远失去社会主义信念,将全部把目光重新转向过去,转向黑暗的君主制,到那时,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就会死亡,就会销声匿迹数百年,这一天已经不远了。”(高尔基《不合适宜的思想》)
上述画面只是革命胜利之初,陈现于高尔基眼前的暂时的和局部的真实,相比于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说在革命洪流狂飚突进的旋涡中,这样的因“仇富”、“泄愤”而导致的“仇杀”,因铲除异己而导致的“私杀”,因混水摸鱼而导致的“滥杀”,因受人鼓惑而导致的“昏杀”,因情况紧迫为免除后患而导致的“枉杀”等等,因其秩序混乱不可避免,并且已经给“师出正义”的无产者革命涂上了“腥红”的面具,而严重偏离了革命的初衷,伤害了投身革命者和向往革命者的感情的话。那么,革命进程延续中的因“误读革命”而导致的“屠杀”(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和因劫夺革命果实,谋取个人私欲而导致的“屠杀”(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则完全是对革命的“异化”和“背叛”。
请看以下资料: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六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五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的政治局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黄章晋《一个国家的自残》)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苏军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黄章晋《一个国家的自残》)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黄章晋《一个国家的自残》)
“红色高棉在国际共运史上创造了一项丢失政权最快的记录,从1975年入主金边到1979年被赶出首都,只有3年零8个月。其间,它以前无古人的魄力,急匆匆地发动了一场激进的社会实验,在进入金边当天,就开始了社会改造的人口大迁徙运动……。这场超出常人理性的社会实验的发动者,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用其思想、观念去改变和塑造出将来理想社会的共鸣,因为他们要跳过所有社会‘过渡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就采用效率最高的肉体消灭方式来完成其对新社会成员的‘筛选’。
“柬埔寨在惨烈的社会实验中具体死亡人数也许永远是个谜,但即使按乔森潘的说法,也至少有1/7的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空前绝后的社会实验,它创造了和平时期国民大规模死亡的新记录。”(胡贲、黄章晋《审判红色高锦》)
“对红色高原政权的骤起骤亡,中国官方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士兵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02期)一文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上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不重视教育卫生事业;对内抛弃盟友,自毁统一战线,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红色高棉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激进左派理论的一次全面的实验,它的迅速败亡和它在柬埔寨制造的惨烈悲剧,是现实世界对其极左思想理论的最严厉最无情的批判和展现。红色高棉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一切不顾人民的福祉利益,违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标准、强制推行毛式‘左倾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胡贲、黄章晋《审判红色高锦》)
“革命”之初,高尔基已经能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大胆预告“革命”的趋势和未来,尽管这是千千万万革命者极不情愿的局面和结果,也彻彻底底地杵逆了众多殉道革命者的初衷。这已经不能不让我们质疑:“革命”怎么了?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革命”?或者怎么做才能使我们避免如此的“革命命运”?
尤其令我们倍加痛心的是,这样的“革命命运”非独仅存于“苏俄革命”、“柬埔寨革命”的营垒,“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明灯”的熄灭,“主体社会主义”朝鲜的艰难挣扎,“加勒比海明珠”古巴的贫穷以及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革命运动”跨越社会发展阶段,取消市场、迷信权威、输出武力、限制思维、煽动和制造阶级对立,相信不断革命……在僵化的“意识形态”巢穴里顽固地作茧自缚,过于倚赖生产方式变革的力量,自绝于人类文明的主流而不知醒悟。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叩问:是什么让贫困的无产者革命走上歧途?是什么样的“酵母”孕育了极左革命的狂热和狂热革命中的僵化思维与愚昧?这种狂热革命中的短暂“强势”是理性选择吗?
远在1967年,被称为“文革”中“中国的大脑”的顾维,在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就重新提出过“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今天的吴敬琏先生同样在继续着这一追问,即沿着1789—1870—1917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吴先生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一种革命并没有带来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率’将不再复重。”(吴敬琏《“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25日)然而,事与愿违,当年在延安满怀自信的回答黄炎培先生,说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法宝就是“民主”的毛泽东,在掌权后的认识是: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手段。继而进一步宣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百代皆行秦政制”。当初,以“反专制”、“反独裁”为旗帜的共产党领袖,何以在“坐江山”的时候“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和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对此,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吴敬琏《“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可以肯定地回答的是,这只是道出了这种“革命悲剧”的主观原因之一,我们依然可以追问下去的是:何以革命阵营中领袖集团内部没有萌生清晰的思路?亦或即便有了“清晰的思路”而又因故淹没在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何以众多的各国“无产者革命”竟然走上了大同小异的不归路?“无产者”革命的手段和方式难道就只有“血腥”和“暴力”吗?激烈的“暴力革命”和温和的“社会改良与改革”究竟谁更接近于“革命者”设定的社会理想?革命胜利之后,“无产者”作何努力,社会迈向何方?
七
当革命引发“民粹主义”病毒,“灰姑娘情绪”就会滋生精神流感,在这样的流感者眼中,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导致“家庭畸形”的“后妈”,都是激发社会不公的“原罪”,因而都应该被革命者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体无完肤,甚至进而“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发烧革命”所形成的“催枯拉朽”、“彻底砸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雷霆万钧之力是难以阻挡的。这种因发烧而至发疯后诱发的狂热和巅狂,带给社会和民众的伤痛,远非一般病毒所能比拟。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在“红色高棉”、在“文革”中,甚至在日本的“68年世代”中,在一切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张狂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彻骨的寒冷。
“革命后,新政权的领导人们不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是多数国家一开始的通病……”在古巴,“全社会的一切活动完全受国家领导人随心所欲,无计划和理性可言,虽然也有类似苏联的各种计划经济,但只有一个名目而已。”“老游击队员们喜欢像紧张忙碌的战争年代一样管理国家,他们突然想起一个主意,立即跳上吉普就走,中途如有所闻或所想,会突然宣布这种命令。譬如:“你,立即派人去把这条马路给我修好!要沥青路面的。”“在反乌托邦的理性设计上,卡斯特罗比毛时代的中国还远,……古巴的运转,长期采用一种直接民主的革命狂欢方式,卡斯特罗突然有了想法,就直接对被发动起来的国民做长篇演讲,通过电台直接传播到每个古巴人那里,省略了政府科层结构的层层传达和任务布置。没有任何人知道卡斯特罗准备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卡斯特罗的演讲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他能在麦克风前滔滔不绝地演讲到临晨三点,说什么完全视当时心境而定。”(黄章晋《乌托邦的最后一个守护者》)
“理想社会实践的经济失败,加勒比海的明珠变成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是卡斯特罗革命走入悖论轮回的根本原因。(黄章晋《乌托邦的最后一个守护者》)
在红色高棉。“他们来不及,也不屑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有起码的了解、认识,就直接将一个粗糙的社会理想付诸实施。这是一次最粗糙最激进的理论与最草率的准备规划相结合的实验。传统社会留下的一切社会分工、一切社会组织以及不符合其理想的行为和社会成员,皆在消灭之列——至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干脆以暴力来推平”。(胡贲、黄章晋《审判红色高棉》)
这些崇尚或者偏爱“暴力手段”的“无产者革命”,他们的“剥夺‘剥夺者’也好”、“彻底砸烂旧世界”也好,因为“来不及”对“未来社会”进行理想设计,因而充满“乌托邦”幻想,因为误读马、恩经典,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兑现给民众“平等、富裕、主人”的社会承诺,他们不能不可悲地走向了“革命愿望”的反面,而且因为其对马、恩经典的断章取义和教条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或几葬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他们留下的可资肯定的“精神遗产”,在于“暴力革命”实践的顿挫,开启了后来者的反思之门。
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从“暴力革命”到“夺取政权的两种方式”;从“对未来社会的原则性预见”到提出“未来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从“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到“揭示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从“土地国有化”到“土地分配给农民平均使用”;从“社会主义的入口”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从“摧毁资本主义”到“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以公有制为主体”到“科学理解公有制的涵义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秉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步一步逼近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当红色高棉正雄心勃勃地进行其超越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时,在这个理论的故乡中国,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主导的一场泽被后世的伟大变革刚刚拉开帷幕,它为社会主义实践揭开了全新篇章。
“这批既充满理想、睿智,又非常务实、认真、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人,在发端于30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序幕里,就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精神风貌。他们敢于思考、勇于探索,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他们对社会改造近期目标的选择和长远方向的确立,真正开启了历史的一代先河。”(胡贲、黄章晋《审判红色高棉》)
毛泽东的“剥夺‘剥夺者’”、“人民公社化”,没有带来“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终于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让我们走进了崛起的中国,万众一心奔小康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靓丽风景。
今日中国,千军万马抢占“中产阶级”滩头阵地的大潮正在洪波涌起。那些笑傲市场经济的“老板”、“总经理”和“董事长”们,可能就是三十年前的“无产者”,或者是七十年前的“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后代。抛开“资社之争”,远离“公私之斗”,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上,他们握手言欢、击掌推波,“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八
继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明确地宣示:评价一个人政治上是“进步”还是“落后”,不仅仅看财富的多少,而要看他们是如何获得财富,以及他们拥有财富之后做什么。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理清几点认识:第一,不管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他们都是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我们大家庭添砖加瓦的力量,是执政党需要正确平衡和慎重对待的“社会肌体”;第二,“有产者”作为当今社会的先进生产力,毫无疑问是执政党应该接纳、支持甚至依赖的力量,但是“无产者”作为有可能被边缘化的“社会肌体”,他们的安定与健康、平稳的生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任。执政党如果倒向“有产者”的怀抱,抛弃“无产者”,那么“无产者”起义的烈火终将会焚毁执政者的“江山”,“历史周期率”就会重演。执政党如果抱定自己的“工人阶级代言人”形象不放,将社会方方面面的“有产者”拒之于大门外,则党的肌体极可能在僵化思维中失去生机与活力,进而走向衰亡。这已经由苏联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提供了教训。因为贫困的生活既没有吸引力,也不是“无产者”革命后的最终取向;第三,“阶级分析”理论,应该是资本主义早期社会化简单再生产时期和殖民主义纵横世界时期的思维。当社会跨越了上述阶段,进入正常形态平稳发展阶段时,“生产力”思维应该取代“阶级分析”思维。否则,人类的智慧就会永远“陷于斗争的泥溏”而不能自拔,社会就将在人类的“自我折腾”中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行文至此,笔者再一次记起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毫无疑问,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是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地提高、在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增长、在人们的劳动自觉性极大的增强、在人们的身心极大地自由解放之后才能到来的。那个时候,社会的“无产者”阶级当然已经消失,他们已经“自为”地加入到了“有产者”的行列,成为了“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的细胞。“自由人联合体”,一定是“有产者”的乐园。
此正所谓百川归海、殊途同归而已。
2008.7
作者简介:杨义祥,男,笔名雪峰,高级讲师,著有散文随笔集《咀嚼与守望》。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党校教育研究会党史党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潜江市政策研究会会员,潜江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享受“潜江市政府津贴”专家,潜江市委党校副校长。
通联:湖北潜江市委党校 邮编:433100
杨义祥:四大考验,警醒全党“恪尽兴党之责”
杨义祥:解放思想,阻力何在?
杨义祥:悲壮惨烈的往事 刻骨铭心的记忆
杨义祥:从“五四精神”到“考试机器”——谁让悲剧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