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坪村是鄂西南山区的一个村庄,隶属于恩施自治州。全村现有2283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050人,外出务工劳动力463人。坪村的打工经济已经兴起较长一段时间,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村里就有人开始外出打工。从笔者所获得的访谈资料来看,村里出现外出打工的最早时间大约是在1985年前后。据说,当时五组的王俊清外出打工时间最早,他进了广州一个剪刀厂,并深得老板赏识,过了若干年便被提拔为厂长。后来,五组的很多王姓村民都是跟随王俊清进厂的。

    不过,尽管坪村村民外出打工时间比较早,但在1990年代之前外出打工的村民并不多,直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者才迅速增多,“打工”理念开始深入村民心中。根据坪村村委会的统计资料,截至2007年,全村外出打工人数为463人,占总人口比重为20.3%,占劳动力总量比重为44.1%,打工已经成为坪村的一大支柱产业。结合笔者在整个坪村调研获得的资料情况及部分村民小组尤其是五组的详细个案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坪村打工经济的如下特点:

    其一,村民外出打工时间较早。这主要是因为坪村所在山区生产条件恶劣、人地矛盾突出,光靠种地难以谋生,当沿海发达地区向广大内陆劳动力市场伸出橄榄枝时,许多村民便适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打工成为村民们的较优选择。

    其二,夫妻双双外出打工较多。笔者曾经对坪村五组41户外出打工村民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有20户村民夫妻双方外出打工(所占比例为48.6%),另有12户村民全家外出打工(所占比例为29.3%),且这32户外出打工的村民均在同一城市,夫妻之间能够比较方便地进行感情交流,因而,尽管村里外出打工者较多,但是并没有像其它农村地区那样由打工经济、人口流动而引发较多的离婚现象。

    其三,外出返乡周期较长。坪村外出打工村民回家次数较少,许多村民都是两三年才回家一趟,有的甚至间隔六七年时间才返乡。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回家成本较高。如果村民在沿海地区打工,回家一趟总计需要两天左右时间,春节回家时还得支付好几百元的车费。基于这些考虑,许多外出打工村民都尽量减少回家次数。

    其四,进厂打工者较多。从笔者统计的坪村五组的打工情况来看,村民们较多地进入工厂打工(在统计的50人中有42人都在工厂打工,所占比例为84%),从事稳定性较强的职业,而在外面从事流动性较强行业(比如建筑、装潢等等)的村民较少。

    其五,打工地点相对比较集中。五组外出打工的50位村民中,有29人在广州打工,我调研时惊讶地发现不仅是在五组、甚至在整个坪村范围内到广州打工的村民都比较多。此外,五组另有11人在浙江打工,这11人都是4亲兄弟以及他们的家人,在福建、河南等地打工的村民只占极少数。

    以上简要地讨论了坪村打工经济的总体特点,尽管五组的外出打工情况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反映整个坪村的情况,但是,我在调研时也了解了其他村民小组的打工情况,各组打工整体情况和五组并无多少差异。

    打工经济给坪村村民带来了较多收入,这些收入除了部分用于教育和生产投资以外,其余主要转化成一栋栋漂亮的楼房。谈起村里的楼房时,村民们经常感叹:“我们这里的楼房大多都是靠着在外面打工挣钱盖起来的,要是没有打工的话,不可能在这么几年之内就盖起这么多的楼房。”

    在改革开放以前,坪村以泥土、石头为材料的瓦房居多,只有极个别村里家里建了平房,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以石头或者水泥砖为材料建平房的村民开始增多,间有少量的村民盖起了楼房,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修建楼房,还有的村民将原来的平房装修改造成为楼房,不过在2000年以前,村里的楼房仍然以两层的普通楼房为多,而2000年以后,两层的豪华型楼房逐渐出现(带有欧式建筑风味)。从笔者对五组村民的建房情况所进行的详细统计情况来看,在该组45户人家中,只有1户人家的住房为瓦房,9户住平房,而住楼房的户数达到30户,另有5户村民在外面买了商品房,这5户人家的户口大多已经迁出村里。在30户住房为楼房的村民中,又有26户是在1996-2007年期间盖的楼房,这一时间段与该村打工经济兴起的时间不谋而合。考虑到当地经济结构以打工经济为主导、打工经济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占较大比重的特点,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正是打工经济的兴起撑起了一栋栋漂亮的楼房。

    坪村五组只有一户人家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其余均为两层楼房。楼房里面既有“普通型”的,又有“豪华型”的。“普通型”楼房指装修比较一般,只是用水泥铺地、白灰粉墙的楼房;“豪华型”楼房指装修比较高档,包括地/木板砖、沙发、自来水、太阳能、冰箱等高规格家具,且外观十分漂亮,带有欧式风味,楼层也比普通型楼房要高一些,其内部布局仿造城市住宅,一楼主要是会客厅、厨房等等,楼上除了设有一个客厅之外,其余皆为放置席梦思、梳妆台等等的单独卧室。

    笔者在访谈时还了解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该组5户购买商品房的家庭中,有4户属于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1户是商人,没有一户是通过打工而在城市里购买商品房的。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凭借他们稳定且较高水平的收入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得以在城市买房定居,成为正宗的市民。而外出打工的村民所挣得的微薄收入,难以在城市购买昂贵的商品房,缺乏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也足以打消他们在城市买房定居的念头,无奈之中他们只能返回村庄,继续在村庄里面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因而,打工经济撑起的楼房只局限于村庄之内,而无法延伸至城市。村民通过外出打工难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想,打工经济也无法帮助村民跳出村庄,走出农门。

    由打工经济引发的建房热潮,在村里激起了一股高潮迭起的建房竞争。村民建房主要基于两个目的,其一,价值性目的,即应对面子竞争。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盖房时,如果自己不盖楼房,便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一些村民即使家里积蓄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向他人借钱盖房。在面子竞争的刺激下,坪村的楼房更新换代速度日益加快,早先的瓦房、平房已经遗存较少,较早建起普通楼房的村民也在设法将其进一步美化,或者干脆拆除重建。尤其是,近几年来,受城市生活、现代消费理念的影响,带有欧式风味的豪华型楼房开始引领建房竞争的潮流。据说,目前建筑一栋豪华型楼房需要15万元左右。

    其二,功能性目的,即为儿子结婚和自己养老做准备。按照当地习俗,如果父母力所能及,就应该负责给儿子盖房娶媳妇,这是作为父母长辈的义务,因而,许多父母都趁自己年轻、负担不重的时候为儿子预先盖好房子,为其将来娶媳妇做好准备。另有一些村民盖房是出于自己以后养老的考虑,他们说:“打工又不可能打一辈子,等自己老了,做不动了,还是得回来,所以应该现在盖好房子,以后再回来住。”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尤其是原来居住在山上的村民)开始在村里的大街两旁买地盖房,主要是考虑到这里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方便。据笔者统计,在如今的5组,就有6户人家是从其他村民小组或者邻村搬迁过来的,其中2户原来居住在山上的八组,1户原住4组,1户原住7组,还有另外2户是相邻的擦擦坡村村民。他们买了五组村民的土地(或者宅基地),建起楼房,但是他们的户口并没有迁移进来,而是留在原来村里或者村里,他们不参与五组的土地分配,也不享受五组村民的同等待遇,但是如果五组组里要兴办公益事业,且这些外来户也能够受惠,那么他们也要出钱出力。

    尽管打工经济为村庄输送了较多的财富资源,撑起了越来越多的漂亮楼房,但是村庄社会发展也同时遭受较大冲击。其一,大量的劳动力外流致使村庄劳动力紧缺,并引发工价迅速提升。村民们反映,早在四年前,请小工干活还相对比较容易,小工的工价也不高,多为12元,且小工还能够比较卖力地干活,而这几年请小工的难度比较大,小工价格也迅速提高至30-40元,师傅的工钱为50-60元,许多人还抱怨现在“经常有钱你也请不到小工”,而且,请来的小工干活也不像以前那么认真。正如某村民所言:“以前插秧时请的小工干活非常卖力,如果剩下一点面积没插完,即使天快黑了他们也要帮忙插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干活都是定时定量,到了时间就收工,每人每天只插3分田”。

    其二,传统的互助合作体系进一步瓦解。农村传统互助合作体制的瓦解是现代性、市场经济进入村庄后的必然,而打工经济的大规模兴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随着村里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村庄剩余劳动力的紧缺使得劳动力变得更为吃香,没有人再愿意去给别人换工,“给工钱”成为村民请人干活的先决条件,当然,这跟市场、金钱观念深入民心也有很大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去这一现象进行道义谴责,但是农村传统互助合作体制的进一步解体却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打工经济的兴起还危及到了村里的红白喜事等村庄公共活动。一些村民说,在以前,办红白喜事基本上不用自己去请,周围的邻居、亲戚都会主动来帮忙,主人只需给些礼品给那些来帮忙的人,但现在操办红白喜事时找人帮忙越来越困难了,办丧事时经常难以找到抬棺材的人,而且现在渐渐流行给钱给那些来帮忙的人,“如果不给钱,有的人就不愿意干了,他们会觉得花这么多时间还不如自己去做工划算一些”。

    其三,粮食种植面积下降较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之后,许多村民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在缺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家里的田地只好转给亲戚、邻居或者朋友耕种,如果没有人愿意接收,就将其荒着。打工经济兴起以前,由于缺少其他经济来源,村民们只能在土地上劳作,以维持生计。在村里后面的山上,至今仍可看到村民以前大量开垦荒坡留下的痕迹。珍惜、爱护土地成为村民们的习惯,即使是只有几厘面积的贫瘠旱地(山田),一些村民也会将其充分利用,种上玉米或者洋芋之类的农作物。而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村民有了新的创收渠道,再加上种田辛苦且不经济,许多人都不愿意种田。于是,2003年村里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时,村民们都积极响应,在自家的山田上种上板栗或者桔子树,不再种植玉米和洋芋等农作物,该村村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811亩面积的退耕还林指标。尤其是近几年来,工价(包括小工、机器、耕牛费用等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厉害,那些家里只剩老弱病残、需要请工较多的村民干脆不再种田,而选择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如此一来,坪村的粮食种植面积便下降了许多。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讨论打工经济的影响。在村庄社会层面,打工经济的兴起给坪村带来了较多收入,源源不断的资源从外面输入村庄,然而,除了少量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投资之外,这些资源大多转化为一栋栋漂亮的楼房,进入消费领域,而并没有发生资本积累,或者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且,打工经济导致的大量劳动力外流还进一步侵蚀、消解了村庄传统,村庄内生的合作体系逐步瓦解,因而,打工经济所带来的大量财富只是让村庄呈现出一片繁华的表象,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村庄社会的发展问题,打工经济仍然只是在小农经济系统里运转、徘徊,村庄仍然是外出打工村民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乡村治理层面,打工经济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湖北省的打工经济兴起较早,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其乡村治理状况受打工经济的影响尤为深刻。据统计,仅在“十五”期间,湖北全省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70万人,在“十一五”时期,全省计划组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400万人左右,其中2008年预计可达到80万的转移目标(参见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鄂劳社文〔2006〕2号);《2008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农村劳动力仍将继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打工经济的兴起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如农村劳动力短缺、粮食产量下滑等问题,这将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治理状况。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和产粮大省,湖北省不仅应该继续积极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同时还应该采取措施缓解农村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努力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这既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持湖北省作为产粮大省的优势地位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现新农村建设既定目标的重要举措。总而言之,如何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促进全省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湖北省在打工经济兴盛背景下面临的紧迫任务。

       原文载于《三农中国》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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