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县农村调查感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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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韩)金昭英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45 更新时间:2008-11-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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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看书或听一些专家的演讲,我已经认识到了,如果有人关心中国或要研究中国的话,必须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村问题,这样才能接近中国的核心。但没有想过自己去农村调查,没想过我可以实际行动,这和我散漫的研究和生活态度有关。这次的调查使我可以突破一次我的散漫的性格缺点,给我参与实践的动力和信心。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收获。从知识方面看,我了解了一些解放以后的中国的农村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政策。从19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户、提留、火葬、计划生育等一系列的与政策有关的词汇开始,到那些政策给农村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变化后的现状,我的知识上的收获真不少。
因为我去那里的村庄的时候没带文化研究的视角,而只带了一种学习的决心,在那边住的十几天里,我没焦虑过在研究乡村问题时怎么能适用文化研究或其理论的问题。一方面可能我比较自私,我去的时候,只想从农民或者从社会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可以学到什么,没有想过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作为一个从来没去过农村的人,我的这现状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呢?只能学习而已。不过,另一方面我觉得,研究一个东西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开始研究,也可以从微观的、具体的东西开始研究。一开始我没有考虑怎么把文化研究视野放在研究乡村问题里,而是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研究、培养视野,这也可以是一个办法。(很惭愧,我具体的问题也还没把握、展开,还不能确定这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办法。)
先说两个具体的问题吧。
首先,在那个村庄,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二组跟四组的差异。我们去的村庄一共有四个组,其中一、二、三组情况差不多,但四组跟其他组不一样。一、二、三组中二组的情况更突出,而且人口、土地面积跟四组最相似,因此二组跟四组这两个组对比起来,有很明显的不同。基本情况如下表。 二组 四组 人口(户) 161人(43户) 165人(46户) 姓 张,廖,外来户(3户) 邓,王(2户) 补贴面积(补贴额) 446.74(4087.7) 632.14(5784.11) 外地打工(=拥有两亩地) 23户 8户 最近30年自杀人数(其中老年人数) 14(10) 8(1)
一起参与调查的社会学系的朋友说这里的人没有道德底线。我一直疑惑,一个地方有没有道德,这是一些在那儿只住过几天的外来者可以决定的问题吗?但是我去二组的时候,确实觉得那里有问题。二组有43户,其中超过半数的23户在外面打工,他们在湾子里只有两亩地(这两亩地也往往只是文件上的,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去打工的人几乎都搬出了湾子,到公路边建了一个两层的楼房。湾子里住的是耕种20亩左右田地的中年人,或比较贫穷的外来户和老年人。湾子里住的一些老年人的生存状况非常不好,其中生活环境最差的一个老太太是在半塌下来的一个土坯房住,她的老伴今年上半年得病,但儿子儿媳不给他吃的喝的,因此喝农药自杀了。有一些像她一样的老年人羡慕没有孩子的老人,因为没有孩子可以去福利院。他们有孩子,所以又不能去养老院,孩子又不照顾他们,生活非常艰难。很多人说,二组的老年人几乎没有正常死亡,即大部分的老年人最后用自杀的手段离开人世了。我们调查出来的老年人自杀,80年代以后至少10例。几乎每个结婚的儿子都跟父母分家了,有些出去打工时,让父母住在自己家里,但他们也不是白白让父母住的,而是让父母帮他们养孩子。不只是这样,二组去外边打工的妇女中有一些人从事不正当行业,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八、九个人。她们回来的时候不但不隐瞒,反而用华丽的打扮、坐飞机和出租车回来等方式来宣扬。
与二组不同,四组的46户人,大部分在湾子里住,新的楼房也在湾子里建,只有8户在外面打工。湾子里每户都拥有10.5亩左右田地,偏差不大,是1998年重新调整的。在老人生活方面,有跟儿子一起住、一起种田的,也有单过的,但老伴已经去世的老人一般跟儿子一起住,单过的老人中也有得到孩子的供养的。总的来讲,他们的生活环境比二组的老人好多了。四组的湾子里土坯房很少,四组的人生活条件看起来也比较好。以上种种,让我感觉他们(四组的人)生活比较轻松、愉快。
在总人口只有510名左右的一个小村里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像四组的一个人说的那样,一些出去从事不正当行业的妇女把坏风气带回村里、尤其是带到二组了吗?或者像社会学系的一个同学所说的那样,自杀是有传染力的,一切坏风气也是有传染力的吗?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完全说服我,我心里的疑惑还是得不到解释。二组里产生的一些坏风气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后开始的。1990年代初是提留最重、抛荒最严重、老人自杀最多、有些妇女开始去从事不正当行业的时候。一件事可以说是另一件事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另一件事的结果。因此我觉得先可以关注到一件事,从这件事开始研究,后来就会涉及到其他事了。比如先关注一些去外地回来的人。我想二组比四组,出去打工的人数、户数多得多,这可能会是它们不同的一个原因。抛荒后出去打工的人,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外地,会经历到一些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这些新的经验会改变一个人,因此他回到故乡时,不知不觉带来一些新的想法、不同的习俗,会影响到村里的风俗习惯。而且有些人在打工的地方结婚,把来自外地的妻子带回村,而这里媳妇的地位很高,公公婆婆要听媳妇的,所以这些来自外地的媳妇也可能是改变村里的习俗的原因之一。最近的年轻人要么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里找工作,要么高中毕业后到大城市去打工,想起这一点觉得因外地、尤其是大城市的影响而产生的村庄的变化还没结束,而还在继续,以后会更严重。并且出去工作或打工的人越多,可能外地媳妇也会越多,以后的变化不会比现在少。费孝通说:“以农为生的人,时代定局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乡土中国》)不过,看湖北的那个村庄,人口流动真不少,好像现代化比战争厉害,使很多农民自愿抛井离乡。即使关注离开农村去打工的人,或用更广泛的范围来说,关注从外地、尤其是大城市(偶尔、永久)回来或进来的一些人,也不能完全说明我疑惑的两组之间的差异,但还是可以说明一些变化,往后也值得关注。
此外,农村的休闲时间的娱乐方式也值得关注。我这次的收获之一是我体会到了“中国农村”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互相完全不同的多数的农村的集合体。因此中央政府向整个农村颁布一个统一的政策真不容易,会有不良效果。文化方面也一样,文化站的人说,最近放电影来看的人不多。这可能是因为这种一律放电影的政策没有考虑过各个村的村民具体的感受和不同的需要。一方面,这里的村民们不去看电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文化站的人放的电影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有了电视机去外边看电影觉得麻烦,没这必要。如果只是因为前者,那么调查那里的农民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就放什么样的电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如果因为后者,问题就复杂了。确实,电视给农民的影响不少。电视的内容可以先不加讨论,先谈看电视的行为带来的变化吧。有了电视,人们的休闲时间的运用方式改变了,这影响到村庄里的人际关系。我没有调查过那里过去的娱乐形式和参与度,所以我只能假设,不能下结论。我的假设是,有了电视机,农村的人际关系会逐渐变得像城市里那样淡漠化。人们中午和劳动结束、以及晚上休息前的时间,不去别人家,而在家看电视。人们的来往减少了,聚在一起玩儿、一起聊天的时间也随着减少了。来往的减少会在人们之间产生距离,有距离很少会发生矛盾,同时引起人们互相隔膜、不了解,人们互不了解而互不干涉,互不关心。电视引起的这些变化,在城市里已经发生了,对此很多学者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城市里还有很多别的娱乐形式,人们可以选择。问题是,农村里很少或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们可以选择的其他娱乐形式。我觉得如果农村普及电脑,人们之间的隔膜化就会更加严重。我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我住的书记家有电脑可以上网,我看到休闲的时间,有一个人(往往是书记的太太、侄子,偶尔是书记本人)在电脑前面坐着一直打牌、打游戏。连麻将也跟电脑打,有什么玩意儿可以叫他们走出自己的家,去跟别人玩儿?跟别人一起玩儿,会生产出一些(狭义的)文化,或新的或遗传下来的。如每个人都在家里看电视,跟电脑打牌、打麻将,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广义的)文化,但这样的文化会是很虚弱的、不健康的。因此我觉得农村休闲娱乐文化值得关注,以后有机会去乡村,要关注那些娱乐形式的现状和过去、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