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质疑“农民”

     

     

     

    2008年9月25日,我们同学一行七人,踏上了去湖北农村的火车。这个时候,我的头脑里关于农民和农村的知识,包括底层、凋敝、贫困、打工等概念或意象,还有一些城乡关系的说法。我迫切地想从经验上了解到当下的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

     

     

     

    从9月27日到10月13日,我一直在京山县青树岭村生活、调研。和我同村调研的两个朋友都是社会学出身,带队人是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的博士生。京山县有十个村都有我们这样的调研小组。整个调研计划是由贺雪峰教授设计安排的:联系县政府,县政府把任务下到村委会,村干部安排我们的基本生活,并介绍主要的调研对象,然后调研小组按照社会学的方式尽量挨家挨户地展开访谈。

     

     

     

    在回顾这次调研过程的时候,最引发我思考的是第一天单独访谈的经验。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位姓黄的老农,和他聊起了农业生产。黄大爷对我说,今年农药化肥等耕种成本涨价了,然后把这几年来的经济账细算了一遍。这个过程让我很尴尬,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对这些东西基本听不懂,渐渐地就只有发出感叹词的份儿。于是,话语权移到黄老汉那里,他开始跟我谈他晚辈的事情,哪几个考上大学了,哪几个打工去了,还说他们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聊了有两个多小时,他已经不太把我看成是一个调研者,而是像长辈和晚辈一样说话、交心。我完全被纳入到他对生活的认知之中了。这样的谈话给我的感觉,像跟我父辈的亲友说话一样。他们有的生活在城市,有的生活在乡村,虽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有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常常是值得我去学习的。黄大爷同样是聪明的生活者,他可以很清楚地谈论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的好处、谈论电视机对农村生活的影响等等。

     

     

     

    和黄大爷的谈话,唤醒了我和长辈交流的亲切经验,这是那半个月的生活中最让我感到温馨的部分。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总结这次调研的时候,这个很平常的经验却转化成了一个问题:我发现我和农民的距离似乎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农民不是另一种人类,不是城市人的他者;农民和我们一样,要面对物质生活的压力、大众传媒的诱惑,并在这些压力和诱惑之下,找到自己的生活态度和谋生之道;农民和我们一样,有家庭,有亲情,有长幼之序,以及这一切被破坏的危险。这些都是当代人基本的生活经验。我强调这些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或传统的或现代的同一性,并非要建构什么普遍人性,而是想追究,是什么原因让我在出访前觉得农民很陌生?是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导致的疏离吗?——这是近年来始终困扰我的一种批判话语,每次遇到它我都很无奈地承认它是对的。我想很多城市中人会和我一样,承认自己不了解农民和农村。可是当我终于去了以后却发现,尽管农村中有很多事物,比如农业生产、农民的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我的确不了解,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黄大爷他们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和他们共享着那么多基本的生活经验,这甚至让我觉得他比那些上海地铁里的乘客更让我熟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自己和地铁里的人是一群,和黄大爷不是一群呢?

     

     

     

    我想,如果陌生感的原因不在于社会分工,那么它必然存在于话语层面。我首先怀疑的是“农民”这个让人习以为常的、起身份认同作用的概念。根据威廉斯和沃尔夫的考察,汉语“农民”一词对应的英语词汇是peasant。Peasant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在20世纪以前指的是“土地上耕作的人”。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创造出由地主、佃农与劳工构成的新型关系,famer一词出现了,用来描述“充分进入市场”的农业者。peasant一词则渐渐式微,主要“被用来辱骂那些未受教育的或普通的百姓”,具有强烈的社会身份歧视含义。中国“农民”一词的演变过程比这还要复杂。“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 由于“重农抑商”思想传统的作用,“农民”一词不含身份歧视。在国民性话语中,“农民”和传统一样,是被作为与现代和文明对应的概念使用的。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农民”代表一种有待克服的经济形式。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农民存在的历史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民”这一概念先后被“贫下中农”、“社员”等概念取代。改革以后,“农民”再次成为与现代文明对应的概念。由于“农民”这一概念所指涉的社会群体及其存在方式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作为现代概念的“农民”不再仅仅是描述耕作业者的集合名词,而是不同的现代性话语发明出来的产物,是现代对他者的命名。

     

     

     

    这种他者化的命名不是作为一个概念单独起作用的,它从属于一套以科学面貌出现的知识或现代性话语。新文化运动是打着科学民主的旗号展开国民性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农民,自由主义和批判自由主义的话语也都有其社会学的基础。分疏起来,每一种现代性话语的运行都包括这样几个层面:首先,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科学”参与定义了“农民”这一集合名词,确立了一种身份划分的方式。其次,现代性话语又赋予了 “农民”的文化含义。最后,这套知识/话语与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等社会现象同时对人的观念起作用。换句话说,人们头脑中有关农民的知识总是和人们的生活范围、经验范围同时起作用。经验上接触不到农民,知识上又将农民看成他者,“农民”也就不可能不是抽象和陌生的了。我在去湖北的旅途上时的情况就如此。

     

     

     

    在我看来,这种知识状况的问题非常大。一方面,“农民”和“农村”、“城市”等同级概念有其建构性,不能直接拿来用,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容易在身份认同等情感因素的驱动下,不加反思地使用它们,甚至将城乡对立起来思考问题,发展出一套批判对方的话语。这个弊病无论在城市出身的学人那里,还是在农村出身的学人那里都可以看到。有城市出身的学者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也有农村出身的学人这样说:80年代以来讲述农村的文学中常常出现一些有蛮力的、有野性的、性能力旺盛的男性形象。这其实是现代城市男性在充满紧张感和危机感的现代生活中展开的想象。还有一些研究,完全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作为框架的。可以说,有意无意地站在任何一个身份上,都可以从现代性知识中找到材料,组织起一套叙述来。我把这些论述看成身份对身份展开的攻击。

     

     

     

    比身份攻击更高级也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目前从官方到知识界到普通百姓,整个知识生产都不是以清理这一系列概念的建构性为起点的,因而必然会参与到这些概念的再生产之中。以李昌平提出“三农问题”来说,不管它做得多深刻,多实际,多么急切地对政府、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说话,它最终都在讲一个他者的故事。它最多告诉你这个他者与你有关,不能不管,但其结果只能是引发政府的问题意识,知识分子和市民的同情心泛滥。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从知识层面上究其原因,我认为问题首先在于他者化的身份划分没有被突破。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经验中曾经突破过这种身份划分的方式。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很多不同于“农民”的命名方式,如“贫下中农”、“社员”、“工农兵”、“无产阶级”、“人民”等等。这些概念不仅拆解了“农民”这一集合名词,而且在城乡之间建构出了新的同一性。新的命名方式意味着新的论述空间,乃至新的社会方案。打开这个空间意味着一套完全不同的知识生产。如果说这些概念因为凝聚了太复杂的东西而不易沿用,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重新创造出一套具有同一性的概念。当“我们”和“他们”的同一性被建构起来以后,“我们”也不用被道义逼迫着去表达廉价的同情了。也许事情是:“我们”本来想付出更多,然而“我们”做不到。

     

     

     

    二、祛魅后的农村如何重建

     

     

     

    青树岭和许多中国的村庄一样,有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不断向城市进发。他们有的是暂时进城打工,有的是变卖房田,举家迁到城里,根本不做返回的打算。后一种情况在全村共有43户,占全村人口的十分之一。据社会学的朋友说,比起河南一代,这个比例算是小得多了。在这个问题上,以贺雪峰老师为代表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一个悖论: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将导致城市失业人口激增,进城农民的生活很难得到保障。由于已经变卖房田,他们返回农村的退路也丧失了。另一方面,农村中耕作的人口也将减少。年轻人喜欢打工不喜欢种地,等到老一辈人去世以后,中国就没人愿意种粮食了。

     

     

     

    这个判断不可谓不惊人。在这个大的判断之下,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在情感上那么容易地摆脱土地,改变自己的祖业、身份和生活方式?这种分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年未有的大现象。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种解释:城市消费文化的诱惑、大众媒介的影响、物质生活的压力等等。但是它们只可以解释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却难以解释农村对农民吸引力的丧失。这种吸引力的丧失意味着农村自足的文化系统完全被破坏了。

     

    柳青在《创业史》中曾经塑造了一个梁三老汉的形象。这个形象的丰满之处在于他对土地的依恋。当合作化运动要求他上缴土地的时候,他百般阻挠,最终一个人在土地上手捧黄土哭泣了一夜。这和当下农民与土地分离的方式大大不同。梁三老汉为什么爱土地?因为他有一个“三间瓦房的长者”梦,这个“小农梦”的实现完全依靠手中的这些土地。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土地的依恋是对占有生产资料和发家致富的渴望。“小农梦”、对发家致富的渴望是柳青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供的解释。但是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合作化初期的农民,对土地的理解不可能只有这一种方式。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祭祀等农村传统文化活动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社稷”这个词中的“社”字,本来是指“土地神”,“稷”代表“五谷神”。祭祀活动是一种对土地五谷的崇拜活动。在民间,为了搞好祭祀,产生了以祭祀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社。“社会”一词就产生于对这种集会的方式的命名。大大小小的土地庙,是当初祭祀集会的场所,可以视为祭祀文化的象征。我对民俗学了解得并不多,没有能力展开充分的分析。但根据韩德强在《过年、祭祀与理性主义》一文中的描述,基本可以做这样几个判断和推论:一、土地的文化含义体现在婚丧祭祀活动之中。二、这些活动不仅传承了传统价值观,而且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三、婚丧祭祀活动在解放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受到扫荡性的革命。四、改革以后的农村虽然复现了一些土地庙和婚丧祭祀活动,但它传递价值观念和形成生活方式的文化功能基本丧失了。在这个意义上,要想解释农民大量进城的问题就必须反思中国农村的革命历史。正是在这个时期,土地等原本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被完全祛魅了。今天青树岭的农民多次重复着这样的改革话语:“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甚至还提出农村应该如何分地的建议——他们完全把土地看成生产资料了。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基督教的泛滥。据说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已经达到上亿教众,以广大农村最为严重。青树岭只有四十左右个基督徒,不算传播最厉害的地区。根据我的调查,基督教的组织方式包括:宣扬基督教可以治病,提供电台和电视台的基督教传播信息,每周组织两次礼拜活动,与县里省会基督教组织保持联系。教众基本上是生病的老人和家庭关系不睦的老人,女性居多。代际传播的情况已经出现,有一个50人的小学班级中,出现了4个小基督徒。通过一些个案访问,我将基督教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基督教观念与科学观念并存于基督徒脑中;二、具有强烈的道德化和价值化倾向,反对打架、赌博、盗窃等农村新生恶习,轻蔑经济生活(老人在退出主要的经济生活以后往往立刻信教,这意味着农民对经济生活的否定是通过基督教的方式表达的);三、以中国化的方式传播,如在教友犯戒时对其进行劝服;四、集体生活频繁;五、破坏民族认同、家庭认同等其他认同形式,比如他们在观念上认为西方的教友比一般的中国人亲切,也比亲属亲切。六、毫无西方宗教历史知识,不知道圣地是什么,没有放弃对理想乡村的想象,而且这个想象非常道德化、中国化。七、形式的仪式特征与社会主义仪式具有相似性。比如礼拜活动总共包括唱诗、祈祷、读经三个部分。三种形式的功能分别是,通过合唱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感觉,通过祈祷倾诉心中悲苦,通过读经建立价值认同。这三种形式在社会主义时期都可以找到对应,分别是集体合唱、诉苦大会、学校。

     

     

     

    当我归纳出了基督教以上的特点以后,我感到非常惊讶。除了第六个特征以外,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中发现农村文化问题的历史延续性。概而言之,农村文化经历了两个与革命相关的转变过程。首先是由革命祛除掉原有的价值观念(包括信仰)和文化形式,赋予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包括信仰?)和文化形式。这套价值观念和文化形式并不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而是以国家和阶级为核心的。农村的文化生活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完全组织化了。有一位曾经负责文艺活动的乡村教师对我说,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活动完全被组织到了政治运动中,成为各种会议和生产运动的一个部分。第二个转变发生在改革以后,政府完全撤出农村生活,以至于农村的文化生活彻底瘫痪。当下农村的文化生活正是由基督教来组织,并赋予意义的。它不仅在重建乡村道德观念,而且挪用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文化形式。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中正面的期待只能通过基督教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基督教的兴起,是和以土地价值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消失相关的,是两个三十年在农村的变革造成的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对抗基督教,因为教徒对信念的需要并不来自教义。教义可以是《圣经》,也可以是《可兰经》、《共产党宣言》或者别的东西。其他农民对宗教所持的也是极其理性的政治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真正的问题是祛魅以后的乡村仍然有文化生活的需要,有乡村理想的要求。在那么多人进城的时候,还生活在乡村的人要为自己提供一个理由。假如我们不期待甚至不相信政府行为可以改善农村的文化状况,那么农村还能以怎样的方式组织起文化生活?假如对此的思考不以农村这个被建构的概念为起点,是否可以开辟新的思考空间?因为这个起点只会导致研究者得出农村自足性被现代性破坏的结论,并且在反现代性的立场上,除了等待农村在基督教的揉摸下孕育新的自足性文化以外,只能呆在一旁无所作为。更何况,在现代的中国,新的自足性是否可能又非常可疑。

     

     

     

    200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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