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8月起,我就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大县——河南省兰考县当挂职副县长,并开启了有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试验。5年下来,兰考县的新乡村建设一直在发展着,而我,则一直是在努力地扮演成一个实践中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是动员一些人和资源在做一点一滴的具体的事情;二是从实事中提炼出道理来,提炼出观点和理论来,使实事成为示范的典型,成为一套观点和理论的经验基础。
总起来看,兰考新乡村建设试验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真问题的逻辑:在广大的中西部农业大县的普通乡村社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仍然是时代发展主流的今天,如何在党政主导下,多元力量参与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创新,达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应该说,兰考新乡村建设中的种种社会试验,为这个问题至少提供了一套改善或者解决的思路。
一、我们探索出了在广大中西部农业地区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独特规律:兼具综合与专业特点的村庄经济合作制度安排。
中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基础是“小农村社经济”,是一种以农村血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这是一种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产权关系。这个概念与近代日本、韩国、台湾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基层经济主体不同,他们只有完全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并无村社内部共有制经济。我们只有立足“三农”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现实基础,对欧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进行糅合,才能新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经济合作制度。
就兰考县几个经济合作社的试验证明的道理,应该说是适合广大中西部农业大县的农民合作社生存和发展规律的,在专业合作社法刚刚生效的今天,这些经验尤其显得宝贵。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就是:
其一,经济合作社多元的、综合化经营,对服务于农民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农户规模普遍偏小,农民本身的专业化程度就很低,大多数农民既种小麦或水稻,也种些蔬菜、五谷杂粮,还可能种些经济作物,养些猪、牛、羊、鸡、鸭等家禽家畜,这些农副产品,有些是供自己食用的,有些是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农户的兼业化经营使得农业商品化程度较低,这使得任何专业性的合作组织因每个服务对象的业务数量少而很难在经济上对外盈利。所以,多元的、综合化经营,对服务于农民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关键因素。
其二,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发展社区化的综合性的农民经济合作。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发展社区化的综合性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区组织作为村社自治体,有权对社区内部各种资源进行综合经营,将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使社区内不同产业之间资源和收益(生产要素和社员收入)的整合、配置趋于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达到以工补农建农的目的。其实,我们在村庄这一农民基本生产、生活单元搞农民经济合作,也是希望为村两委等村庄正式组织的功能转化提供一个时机,也为他们的改善提供一个合作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合作。
在村庄层面上,成立以村党支部为监督力量和指导力量,以经过培训和教育后的自觉自愿的农民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合作社,由适合村庄资源基础条件的专业合作社或者专业协会组成;即使是某一产业优势为主的专业性合作社,在中国当前特有的“小农村社”的“两级产权构造”(又叫“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约下,以村两委为主的社区合作管理干部们,对专业性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兰考合作组织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一个村庄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等组织的干部能够交叉任职,相辅相成,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将来会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其三,农民的经济合作以专业合作走向市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超越社区的界限,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专业合作与社区合作是相互服务、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没有各种专业合作的内容,社区合作固然是空中楼阁;没有社区合作的依托,各种专业合作也只能是无本之木。专业合作则可以通过在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的合作,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促进了农户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切实加强社区合作的“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源开发、资产积累、社会保障和社区安定团结等”功能。我们在试点村中已经摸索出了市场前景看好的专业合作领域:如胡寨合作社的原木画加工业、南马庄合作社的无公害大米加工厂,贺村合作社的生态建筑等。
其四,农民的经济合作项目大致包括四项:一是先搞盘活资源性的项目,如资金互助等,它不涉及不可控的外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问题,只要通过内部制度化就可以避免,相对而言容易操作些,兰考三个试点村(陈寨、南马庄、贺村)有资金互助项目;二是搞与种养殖业相关的统购项目,以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对消费权进行垄断,为社员节约开支,在统购种子、化肥等农资方面南马庄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胡寨合作社做得最好;三是搞统销型的项目,指在通过在这些领域方面的规模优势而在市场中有一定的谈判地位,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胡寨红薯、胡萝卜等的统销行为均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四是与生态经济有关的生产、加工等项目,如绿色蔬菜产业、无公害大米加工厂、生态建筑等等都在尝试着做。
二、我们找到了在新时期进行农村社会工作的好办法,发现了体现“乡风文明”、“社会和谐”的良好载体:村两委领导下的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
村两委领导下的老年人协会,是是老年人组织起来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老有所乐”的组织。我们在5个村庄(大李西村、南马庄、贺村、陈寨、胡寨、后白楼)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践。
老年人协会是来自国家和社会等村庄外部资源和村庄内部资源相结合的产物。老年人协会在如下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维护老年人应当享有的一切合法权益;开展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如看戏、唱戏(歌)、跳舞等,给老年人提供一个相互关心、交流的机会和场所;关注并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慰问生病老人,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协助村两委对村里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做力所能及的调节工作,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性事务;开发一些能赢利的福利性事业(如手工艺品等),造福、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负责修订、完善村志。
我们的另一个成绩是农民文艺队的广泛开展。
村两委属下的农民文艺队,由村庄的各个年龄段的农民组成,以文艺表演为主。几年来,兰考县的农村文艺队从陈寨村开始,至今已有30余支腰鼓队、盘鼓队。
当前,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大多数农民,空闲时间里大都是干三方面的事情:赌博,打麻将打扑克;信教,搞迷信活动;传闲话,惹是非,有人称之为“赌博文化”、“迷信文化”和“沙漠文化”。在农村也有庙会等活动,也能看到地方戏班、唢呐班、歌舞团之类的文化的影子,但是不是太落后守旧了,就是太“城市化”了,总之,其形式、内容都与当前的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相差太远。农民群众并未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一些能充分利用农闲、节日和集市,组织花会、灯会、赛歌会、文艺演出、劳动技能比赛等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形式也很少。
人既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文化人,在农村广泛发育大众的、参与的、多种形式的农民文艺队,是振奋农民精神、活跃农村公共娱乐生活、营造健康向上的公共舆论,从而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
农民文艺队在使农村走出农村文化困境、创造有利于村庄发展的公共舆论氛围、建设良好的村风村貌方面,作用很大。文艺队的成立,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还改变了一些没意义的生活方式,拆散天天打麻将的人,让一些平时所谓的闲人有了有益的事做;重要的是,文艺队的群体表演,玩的人、看的人都感到精神愉悦。有的文艺队还为企事业单位的节日庆典、为农村的一些喜庆之事祝贺表演,从而可以赚得些许收入,增强了文艺队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与乡、县等上级单位有关的公益事务,文艺队都以义务表演、渲染气氛的形式出现,也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可大面积进行推广,问题在于原本不多的成本谁来支付。
兰考文艺队的成立,与这些因素有关:一是有上文提及的
据估算,2000元就可以建立一支20余人组成的文艺队,包括教练费用、乐器费用,等等。而老年人协会的成本则是这样的:大李西村老年人协会的经费,一是外来者的少量捐赠,如挂职干部在老年人协会成立时捐了1000元,其他志愿者捐赠了1000元;二是大学生帮他们卖十二生肖等手工艺品赚了一些钱;此外,老年人协会会长赵凤兰自己较富裕,必要的时候可以自己垫支。其实,每个100余人的老年人协会每年只需开支3000元左右就可以让会员们得到极大的福利感。
无论如何,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是能够以较小的成本使成员们获得极大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感的。文艺队在欢迎外来人时的主人翁式的自信,老人在过节时哪怕得到一束几毛钱的鲜花和几元钱的点心,都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满足。村庄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的组建,可以很好地发挥和谐、稳定、有凝聚力、有生机的新农村建设的部分功能。
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也是在村庄组建经济合作社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总上,在现阶段进行新乡村建设的实践,需要稳步推进的综合性策略。这里强调的是合作文化的作用,文化立村、开发民力的作用;也强调用于互助和节支型的经济合作事项;至于增收型的则风险太大,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综合环境的改善为条件。
自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兰考新农村建设的各种探索成为社会上的新闻热点事件。各种媒体(报刊、杂志、网络、电视)都广泛地报道过。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会和谐”,经济的主旋律是从现在的资本经济到将来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所以,以上所述的几条经验其实是在“农村社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达到“低成本、高实效”的好办法。
一、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乡村建设经验:党和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为参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具体解释就是:各级党政力量把握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方向,以所掌握资源进行扶持和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农村中各种农民精英为核心力量,调动起他们从事乡建各领域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以村两委主导下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组织为载体,开发农民进行乡村建设的自主潜力;同时,体制内干部、城里志愿者、知识分子、企业家、新闻媒体工作者、等等,各阶层、各种职业力量都可以参与进来,以工补农,以城返乡,以己之力构建和谐社会;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指通过对农村综合的建设性工作,使留在村庄里的人们能够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己内心的同一关系,使农村的发展既是经济的,也是生态的,更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
兰考的试点能持续下去,根本上有两点:
一是开启了乡村的正气和民力。我们以搞文艺队为抓手进行乡村精神、乡风文明的发育和动员,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农民在经济上合作起来,从事经济上的盘活资源、节约开支和增加收入的事项。这种符合农民情况、农村实际的建设性思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循序渐进的思路,所开展的事情一旦为农民所理解,所掌握,而且能够逐渐地满足农民的精神性、社会性、经济性需要,那么,它必然会有一种天然的符合新生事物发展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它必然会有一种有利于农民自身、乡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良性的衍生机制。这也就是兰考农民经济合作社作为新生事物一直在深入发展的实质性原因。
二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初何慧丽在兰考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说是何慧丽这个人在干,而是说何副县长在干,也就是说是体制内的干部在干。而且,当时两次大的培训费用,一是中国农业大学和开封市共建办提供的,一是兰考县扶贫办提供的。何慧丽走了后,政府的介入程度是很深的。以南马庄为例。由于南马庄文艺队搞得好,县扶贫办就资助搞了个文化大院;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生产合作社要上加工厂,县电力部门给资助了价值2万余元的变压器等基础设施;去年该村的支书兼经济发展合作社独立监事长还被评为全县十大杰出村官,县里奖了一辆价值7000余元的农用三轮车,村支书还到全县的很多乡镇介绍新农村建设经验。再以大李西村为例。大李西村因在全国较早地搞了老年人协会(2004年7月),县民政局将其材料上报,大李西村成为全开封市唯一于2006年底获得国家民政局向全国颁发的“全国敬老模范村”。再以胡寨村为例。胡寨村因为搞了合作社,带头人王继伟被选为县政协委员;胡寨村也被选为“整村推进村”。政府已经意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正在以责无旁贷的角色和无比丰富的鲜活经验,成为新时期新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主要力量。
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多元力量的作用为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想大力发展,除了以农民为主体之外,还需要党和政府的主导,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全力帮扶。资金互助虽然好,但光靠农民有限的几个股金,只是形成了农民自主互助的一个姿态,根本解决不了大的困难,还需要农村信用社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进行资金注入;联购分销风险虽小,可这也只是在节省开支上做文章,而且联购分销需要政策、资金的优惠;真正能满足农民增收欲望的,是要在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上做大文章,这一块更需要政府制定诸如免税免费等优惠政策,城里的商业公司以低门槛的姿态进行帮扶,城里的消费者自觉地联合起来与生产合作社进行对接。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如果没有张支书、周社长、范会长、230户农民协会会员等农民的主体性努力,无公害大米的产地认证、产品认证、无公害大米的五个统一(统一供种、统一购买农资、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加工、统一包装)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国家农业部的10万元资金扶持,无公害大米的一切环节都失去了坚强的物质后盾支撑;如果没有大学生志愿者、大学教师、热心城市居民、新闻工作者、象北京华联这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家的外力帮助,无公害大米的销售就不会在经过书店卖米、摆摊卖米之后低成本地走入北京华联商厦、朝阳百货大厦这样的主流商业渠道。所以,如果只是说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合作社就可以了,那是合作社的空想浪漫主义;如果说只是过于依赖党和政府,以及其他阶层,那是对合作社本质的歪曲,合作社也就失去了可持续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