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面子”问题

                                     ——基于湖北房县化龙村的调查

     

    化龙村是一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村庄,这种变化多是与村庄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外出务工人员相联系的。化龙村是一个以刘姓为主的村庄,村子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积淀;人均耕地2亩多;村里主要收入靠打工获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化龙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多是为生计考虑,挣钱养家糊口,这批人主要是泥工、木工,他们凭借自己的一点技术和吃苦耐劳精神挣得了一笔可观收,率先翻修或建筑房屋,一座座红砖瓦房或平房在村子里拔地而起。一时间成村人的美谈。之后,村庄里陆续有人外出务工,他们不断往回寄钱,零 星地几个人回家看看,带回来外面世界的精彩,也带回外面世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一代代人紧随长辈的脚步外出务工,他们大部分在初中毕业后不再继续读书,也不在家务农,而是直接跟随村人外出务工。经过一些年头,他们也开始建房,同时添置家电。村里也相继由土墙房子变成砖瓦房,这几年,又有些二层楼房崛起。在建房上落后的村民开始焦虑,在规划何年何月何时建成二层楼房,以赶上村里的“标准”。这次趁着在家过年,外出务工人员大多都返乡的机会,和他们聊了聊,发现在建房上村民的“面子”之争。

    一、“建房与面子”的案例

    邓超,男,38岁,在石家庄务工10多年,目前已有一个3 人的小家庭,他居住的是八十年代父亲建筑的青砖瓦房。他隔几年回家看看,发现村子最大的变化是二层楼房逐渐增多,在家的日子,有时候互相串门,发现村人会因为房屋的漂亮、家电的齐备而嗓门格外地高,并且言语间很是傲慢,这让他感到很是不解,后来渐渐发觉哪家的房屋建得越豪华,他家就很有“面子”,也格外有些瞧不起人时,他感到老房子带给他的耻辱,在和他交谈时,他提出建房的标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房子比不上最好的,但至少要好于最差的,最近两年,哪怕借钱也要先建房,不能被别人瞧不起!”

    邓军,男,33岁,外出务工14年,未婚。曾经为图一时快活和潇洒而花钱如流水,如今除了年岁渐长,青砖瓦房和他相伴外,一无所有。在农村,到了成人年龄(一股是20岁),就会有人当介绍人,张罗着为男人娶媳妇,但他的家门至今也没介绍人踏入过,究其原因,他觉得主要是村人瞧不起他,他确实没多少积蓄,但村民议论得最多的是他至今还只是住着瓦房,谁会把女儿嫁给没钱又没房的人呢?在邓军的眼里,没钱只会使自己过得委屈些,没房则意味着村人认为他没出息,终至瞧不起他而“终结”了他婚姻权。他就想着有一天能把房建起来,然后讨个老婆,居家过日子。

    郑一飞,男,24岁,外出务工4年多。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的他,见过了世界的繁华,也备尝了打工的艰辛。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必须承诺盖得起房或将要盖房,才会有媒人登门提亲,而在城市买房又不太可能,虽然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闭塞、礼节风俗的繁杂、农村人的愚昧很不适应,但打工哪能攒到钱,只好先在农村安置生活,以后再说。他很不想建房,太花钱了(建新楼至少得10多万),但村里人很在乎这个,外出打工的同龄人更因他的房而“瞧得起他”(他的自我感觉),只好先借钱盖起来再说,以免别人笑话。

    刘东,男,37岁,14年的务工工龄,是3 人家庭的一家之主。他在外出打工期间,感觉村里人慢慢在暗地里互相攀比,虽然这股在“比中显富贵,在比中显面子”的心理还没蔚然成风,但他已隐隐感觉到了压力。女儿现在还小,孩子的读书还不是个问题,他想再抓紧时间挣些钱,然后把房子翻修,也建个二层小楼。他急于建房主要是出于女儿还小,读书用钱还不太迫切和不能在“面子”输给别人。至于说到深层原因,他还是怕村人看不起。

    ……

    二、建房与面子之争的初步分析

    从上面的材料看,建房的直接原因有两种:一是建房娶媳妇,没房而结婚,在化龙村似乎行不通。从上面对邓军和郑一飞的介绍中便可看出。这种建房逻辑涉及到村民对他(她)的认同,在我调查的8个农民工中,有5 人都是在建房而发愁,没房就很难在村子里有地位,更不用说婚姻幸福了。他们一般的心理是先建房,再结婚,没钱哪怕借钱也要先盖新房。哪怕新房只是个摆设。二是心理和价值意义上的“面子”竞争,在我调查过程中,和回村的农民工闲聊时,发现 “面子”似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不管是打工致富的还是至今仍在为生活挣扎的,而心理意义上的“面子竞争”似乎不约而同被农民工屡屡提及,而在面子之后就是“看不起,被看不起”之类的语句。同时,我发现,村民之间有很多比较:消费水平的攀比,生活享受层次的攀比,家电的比较,礼单的比较……,但最显眼的是建房,因为一幢房屋就像一个人的门面,房屋内部的生活水平,费用开支是隐性的,不容易比较,而新房的繁华富丽、庄重等很可以表现一个人的阔气和审美趣味。而农民工在隐性意义上的“面子”上的斤斤计较,除了第一种原因的建房结婚,为生活压力所迫外,为什么他们把“面子”的竞争看得那么重呢?即使为建房结婚,以前没有新房不一样结婚吗?在访谈中,经常有访谈对象非常轻松、甚至诙谐地与我谈论哪家真穷,建不起房,真没用等。而这种访谈对象往往是生活不错,已建了新房,有的已经拥有一套家庭影院、电冰箱、太阳能热水器、衣食富足的村民。乡镇干部刘立尤说到,现在的人比以前现实多了,村里整体氛围也没原来好了,相互之间都在竞争,比以前好面子了,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三.建房与面子竞争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被访人的眼里,似乎建房与面子竞争只是因为现在的人比以前更务实,更世俗了,但放宽视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答案的肤浅,从横向上看,其他村子的村民也整体比以前务实和世俗多了,但并没听说建房必须而迫切,并且与“面子”联系那么密切;从纵向上看,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打工挣钱归来的那批农民工中,也相继都建了新房,但那时的房主人并不为此而觉得很有面子(家父就是其中新房房主),没建房的村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落差,觉得很没面子而不得不想法建房。这样说来,村人在建房与面子竞争问题上似乎与现代人的世俗和现实并无太大关联。深层的建房逻辑需要我们抽丝剥茧,一层层分析。

    按照贺老师的界定,中国农民的核心价值可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是人安身立命之基,落实到农民身上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上;而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互动,和他人交往时受他人评价而获得一种尊严和价值。在对农民工的考察中,我发现,农民工当前的焦虑多是在建房与“面子”之争上,这种建房是与他人的交往,通过语言和行动比较体现的。我们说农民工有两重身份,是农民和工人的混合体。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重男轻女,很看重传宗接代,香火的延续,至于和村民的联系,则多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友爱互助关系,因此,人们在现世的价值通过生命延续和村民和谐而获得内存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支撑。具体到化龙村,它是以刘姓为主的自然村,村庄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我调查该村时,发现村民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冲击而淡漠村庄传统里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等生命伦理上他们并没有丧失养育“共识”,村民并没有因各种流行观念、市场伦理而丢弃本体性价值,但在对社会性价值的追逐上,他们似乎较以前重视得多,尤其是在“面子竞争”上的“你追我赶”。毫无疑问,该村八十年代的农民工和如今的农民工相比,在“面子竞争”上似乎今天更甚。这当然是打工经济、市场观念的冲击带来的。在当前该村的“面子竞争”中,经常涉及的面子载体是新房。除去因婚姻、生活窘境而不得不建房的农民工之外,回村的农民工中多是想通过建房或翻修房子而获得面子,得到村人的认同,这本来无可厚非。在一个常态的村落中,对面子的追逐是很自然的事。我对该村的村民调查时,发现他们虽然也很在乎面子,但并没有很强烈的被谁瞧不起,或瞧不起想法,但回村的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意愿却很强烈。另一方面,农民工对养育子女,供给他们好好读书的意愿却并没有当地农民那么强烈,在外面的世界经过风风雨雨,他们对子女读书成才并不抱过多期望,能挣钱才是最重要的。在我调查的农民工中,很大一部分是把供养小孩,上学读书当作一笔投资,也就是要看得见回报。在农民工的眼里,建房获得面子比之于供给小孩吃穿、读书要重要一些。因此,在该村调查时,一些农民工家里虽然盖上了新房,但小孩读书却成了难题。涉及到建房,他们更多是担心被别人看不起,也可以这样说,建房是给村民看的,以在村民心中建立挣钱致富的好形象,而背后的“面子竞争”,则是给返乡的农民工看的,以不被农民工群体贬低。而当前返村的农民工正逐渐成为该村的主体,如果不建房,获取基本的“面子”和地位,他感觉很难在该村立足,即农民工对社会性价值的认可超过本体性价值。这种建房背后的面子竞争,被回村的农民工反复提及,这不仅涉及到农民工在该村的价值,更指涉农民工本身的价值和生存尊严。值得我们深思。

    四,“面子”与农民工的外出生活

    为何该村的农民工现在这么看重面子,甚至超过养育子女?回村的农民工一再谈到建房与面子,并且很怕别人看不起。这是为什么呢?进一步调查,我发现了他们的面子背后的艰难生活以及务工对他们心态的影响。

    案例:

    邓超在外主要是靠捡垃圾维生,对外说是“自主创业”,其实和农村收废品的差不多。他早年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几年,因为体质不太好,吃不消,屡屡受工地老板和师傅训斥,有时还被扣工资,那时他的工资还很微薄,他做小工时一个月才400多,还不扣除生活费,即使刻薄自己,省着用也节余不了多少。后来,他心一狠,凑了一些路费,就跑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在一家皮鞋厂里做过一段时间,工厂车间环境很不好,有时还要加班,虽然比在工地上要挣得多些,但每月很辛苦,也攒不到钱。他外出务工的前几年,几乎比在家干活还累,也没攒到什么钱,又由于种种原因,他孤身一人跑到石家庄,又没找到事儿做,身上的钱又用完了,只好整天睡在一个桥洞下,每天艰难地生活,希望出现奇迹。偶然的一天,他在大街上游荡,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废品收购站,他灵机一动,就去收废品了。熬了几年,终于在石家庄站稳了脚跟,有了固定的“客户”,虽然收入不高,但比进厂和在工地上做工强多了。他在石家庄因为办不起暂住证而遭城管人员追打过,因为没钱而饿过饭,备尝了人世的艰辛,他感觉在城市里很没生存尊严,他根本没想过在城市立足,城市给他的记忆是苦涩的。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后,他心里有些失落,他觉得人活着最大的价值是要有尊严地活着,他这次返乡建房,争面子,怕被别人瞧不起的心态,与他在城市无尊严的生活有一定联系。

    郑一飞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了,他在广东一家厂里干过两三年,他在那儿最大的感受是挣钱太难了。如果不加班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元,还不包生活,一个月所得只够自己花,加上他花钱还很大方,搞不好还让家人寄钱给他,这让他有些内疚。随着年岁渐长,结婚成家的事成了他的心事,在厂里待了几年,感觉在厂里发展很没前途,也是一狠心只身一人坐车到南京,穷困到身无分文时他整天睡在火车站里,白天出去找工作,后来被黄牛贩子发现,供给他生活,帮黄牛做事,后来才得逃脱,在一家公司做搬运工,生活渐渐稳定。刚外出务工时他曾很是潇洒,曾大把大把地花钱,进网吧、逛歌厅,而今渐趋成熟,他发现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有钱就有一切,同时也感慨城市人的自私,城市生活的艰险,对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善良也不太信任。他觉得人生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别人踩在脚下,要么把踩人踩在脚下。这次回村,虽然没挣到钱,还是他打算先建新房,毕竟有房才有面子。他对原来村民间的友爱不太相信,感觉是假惺惺,是做作。

    ……

    外出务工对农民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农民通过外出务工而致富的,近几年特别的少,大部分都只是挣钱补贴一些家用,或者为生活所迫而外出,年轻人外出更多的是为城市的繁华所诱惑,在外生活光景过得好的人寥寥无几,更多人是被城市排斥和巨大生活压力所裹挟,劳动艰辛、生活单调,时不时还要遭受老板的训斥和城市人的白眼,这使他们感觉城市生活很没辛尊严。该村近几年外出务工的人中,想留在城市而不愿回家的农民工相当少,大部分对城市生活都很麻木,矛盾而无奈地生活着。一方面,如果有钱,他们可以在城市“为所欲为”,城市生活有很多娱乐场所供他们消遣发泄,但他们没钱,只能面对巨大的广告牌唏嘘,另一方面,在农村感觉有人情味,但农村生活似乎是停滞的,没有任何体育文化娱乐设施,感觉农村生活很单调。农民工似乎成了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面体,幸福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浪儿。更多的时候外出务工返回农村,为了重拾被城市践踏的生活尊严,同时为了获得村庄熟人社会和返乡农民工群体的认同,他们不得已看重面子,很想通过建房等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更何况返乡的农民工群体正逐步成为这个村庄的主体,他们带回城市各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各个都有意无意地过他的原子化生活,以金钱多少为唯一评判标准的面子逻辑,使得本是正常的面子之争异化或变态。当农民工把城市无尊严的生活感受带回农村,同时把城市原子化的生存和思维方式也打包到农村时,原来祥和、融洽的村庄共同体就会逐渐被型塑,变成“好面子”的村庄,是否村子将来也会出现无尊严、无价值感的农民工或农民群体,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有时不免为农村的衰败感到心痛,为农民工的面子竞争感到辛酸,同时期盼原有农村的和谐美好能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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