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村的打工青年们
黄村的房屋则主要是以平房(在黄村的言语中,多层的为楼房,其余为平房)为主,多是红砖砌成,还有为数不少的一些村民仍然住在土坯房中;近年来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一部分村民已经盖起了楼房,更大一部分村民则是盖起了“假两层”(一层以上还可以住人,但是并没有完全建起),村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今后有钱再往上盖做个准备。
“赌场的孩子们”
一年的腊月,就是这个村庄最有人气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平常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们都陆续回来过年了。在黄村三组,就有十来个这样的青年人,他们都在广州、东莞等地打工,现在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家乡,准备过年;有的甚至带上了自己的女朋友来见父母。就是他们曾经被村民们称为“赌场的孩子”。黄村的村部和小卖部相邻,村部的旧房子逐渐成了附近村民的休息娱乐的地方,这里每天都会有人打麻将、扑克、闲谈,时不时还会有村里干部在此召集村民开会。时间长了,这里变成了一个娱乐场所,特别是打牌打麻麻将的人,源源不断,还有十多个小孩子参与其中,他们从很小的年龄开始便在这里玩牌,许多孩子开始逃学,慢慢地越来越不想上学了,就干脆辍学,等着拿到身份证就去打工。这几乎是这个孩子群体中所有人的共同选择。如今,他们都走上了打工的路,成为了农民工;同村上学的孩子依然在上学,有的虽然考上了较好的大学,但并不让他们羡慕,他们觉得自己过得也很自在很舒服。
“三哥”是他们的大哥,他们都愿意听他的。还没有出去打工之前,他们都在三哥的带领下每天聚在一起打牌、看电视、钓鱼,同时也干了很多让村民们生气的事情,因此很多村民都不喜欢他们。三哥初中没有毕业便开始在这里混,日子逍遥,而他成了剩下的孩子们的榜样,他们不爱上学读书,总是逃学,他们都希望像三哥一样生活着。孩子们的父母没有办法,他们都知道要孩子多读点儿书好,但是这里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很多时候连学费都无法交齐,这也让很多家长放弃了严格要求孩子,因为他们也感到无力。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逐渐远离学校、远离教育,再过几年的等待和闲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们这群在外打工的青年都回到了家乡,也是回来得最齐的一次。其中有四个都带回了自己的女朋友,有两个已经在腊月间举办了婚礼,他们都刚好22岁。至于是否领了结婚证书,不得而知。这些年轻人的“女朋友”或“媳妇”,都是外地的,包括四川、贵州、甘肃,还有湖北的,村民叫她们“外地媳妇”——区别于本市范围内的媳妇。这些“外地媳妇”打扮相当时尚,在农村是十分惹眼的,也显得与这环境有了点不协调。
海涛哥和我从小在一起玩,后来我上高中他就去打工了,如今我上大学,他依然在打工,他常常拿我开玩笑:“你还不抽烟么?不喝酒?有女朋友了没?哈哈!读书的娃子真是幸苦!”。周围的邻居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说他赚了不少钱,相比其他的年轻人,他还是玩得少的。现在在这个群体中,我常常只是在一边观望,很难说上话。他们知道大学现在不包分工后,似乎更为自己早去打工感到高兴,如海涛哥所说“省了不少学费”。
这些曾被称为“赌场的孩子”们,如今都在打工的路上。虽然他们并不认为我上了大学就十分的好,但他们的父母有时还是有些遗憾,过后便会说“只要他们不找我们要钱就行了,我们也不想管了,随他们去!”。
奇怪的是经济危机似乎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特别不适。照样整日打麻将,甚至有的都辞掉了工作准备开年了再找的,也不担心。他们在家乡是个松散的群体,在外打工时更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相互照应。很多人在外边经常换工作,靠的就是这样一些老乡帮忙,但是也因此他们没有人能拿很高的工资,更没有人走上了厂里、公司的领导岗位。对此他们说:“当干部工资高,但是不自由,要管别人,还经常挨骂受气;你看我们员工多好,不用担心这些,管好自己就行了,自由多了。”不知道他们的“自由”到底是怎样的含义,但是至少不能受到太多约束,赚钱少也无所谓了。
刚过年,他们就开始买票、整理行李、联系同伴,准备出发了。本该给亲戚拜年的,他们也不想去,觉得很麻烦,而且没意义。他们经常跟我说农村的礼节这是麻烦!
晓兰的婚礼
晓兰因为是女孩子,虽然住在村部附近,却很少和那些赌场混在一起。她初中毕业便开始打工,那是2002年,在邻县。之后等领到了身份证后便随表哥一起去了广东打工。先是在一家鞋厂工作,因为勤奋,业绩较好成为了厂里采购方面的负责人。她经常出差为厂里采购东西,在一次业务中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周松。他们恋爱不久,晓兰就去了男方家里,对于他家的情况她还是比较满意的。2007年腊月,周松也来晓兰的家里了,晓兰的父母并没有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本人有什么不满的,还觉得他挺书生气的,但是,周松家在安徽合肥,这对于晓兰的父母来说是不大能接受的,他常说“嫁到那么远的地方,不放心,万一受欺负都没有人帮忙。你看要是我想她了,要她回来吃个饭,都几乎不可能了”。因此,晓兰的父亲是比较反对他们的婚事的,晓兰的母亲则没有太多主见,她也不知道怎样好。2008年夏天,周松家里人终于为他在合肥城郊买了一套房子,几乎是花去了他们家里所有的积蓄。接着便邀请晓兰的父母来合肥看看,但是晓兰的父亲并没有答应,后来经过亲戚们的周旋,晓兰的表哥作为代表过去。表哥回来后,比较支持这门婚事,他说男方的条件比较好,而且是在城市地区,现在人都这么开放了,不要固守那些老古的约束了。晓兰的父亲犹豫了很久,基本上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商定婚礼在2008年腊月举行,而且是在黄村举行后,再到合肥举行一次。
腊月初三,在黄村的婚礼相当热闹。因为晓兰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嫁到外面去的女孩子,而且在村里人眼中她是嫁了一个城市人,相当不错。晓兰的父亲虽然还是有些不太舒服,可是已经没有了选择,他只好放弃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全心参与筹办婚礼。在合肥的婚礼在腊月初六举行。晓兰全家和娘家的一些亲戚都提前一天一起过去了,住在周松家里和他们安排的宾馆里。那天白天,周松、晓兰专门到合肥的一些公园等景点拍摄了婚纱照和录像,同时也带晓兰一家人到合肥各地逛了逛。晚上,男方女方的亲戚朋友都到达了预订的酒店,婚礼就在这里举行。当晚来宾共有14大席,周松家亲戚朋友基本都到了,而晓兰娘家人则被请上了贵宾席,规格也比其他的高出许多。在主持人的邀请下,晓兰的父亲和周松的叔叔都讲了话,表达了对新人的祝福。晓兰的父亲对男方的招待比较满意,因此在讲话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高兴,还一再嘱咐我注意录下来。
离开合肥的时候,我问晓兰“还会去打工吗?”,她很惊讶地看着我说:“不打工干什么?我们只有打工啊,不然怎么生活,将来有孩子了就更加不好弄了,趁着年轻多赚点钱!”晓兰很是感叹“我们不像你啊,可以上大学,将来有希望,不必先考虑婚姻的问题。我们必须先成家,才能安心的打工赚钱啊”。
刚刚参加完晓兰的婚礼,她的父母表开始谋划晓兰弟弟的大事了,要他尽快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看看。不久,一个四川女孩子便到这里了,晓兰的父亲又开始抱怨了:“这孩子不懂礼貌”“太矮了!”……他问我怎么看,我只好说“只要她能干,表哥喜欢就行了!”他很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嫁晓兰。她可是要住到我们家来的,将来还指望着呢。这房子就是为他们做的。能不要求高点么?”看来,他似乎觉得自己还是不能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放手,已经退了一步,不能再退了。
“打工还是搞袋料”
然而搞袋料十分幸苦,需要花很多时间和成本,也需要掌握相当多的技术,而且香菇市场价格不定;但是只要勤于侍弄,多少会赚些,比单纯种田强。但年轻人并不是都愿意困守在农村搞这个赚点钱,他们喜欢到外面闯、喜欢自由,于是年轻人基本上都选择了出去打工。但是,在他们玩够之后,青春不再之后,他们终会安静下来,好好的养家,同时也会回到这个农村来。许多打工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在城市居住下来,打工赚钱做房子成家,然后回到家乡生活还是他们的一般选择。因此可以说,打工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其目的极少是想在城市住下来。他们忍受着城市的工作之苦累,只要有时间便潇洒的消费玩乐,最终还是要攒一些钱回到农村生活。农村就是这个选择的基本底线。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村水不多,倒是山上树木不少,而且大都是适合做袋料香菇的栎树,因此,这里农民的基本收入除了打工便是搞袋料,而不是像其他的一些农村中依靠种植业为主的一般农业。这就让这里的年轻人们多了一个选择,他们先是去打工,混的好就尽可能长时间的打工赚钱,混得不好的打几年工,回来搞袋料;即便不想搞袋料的,也可以种田。可以说,搞袋料成了第二重保障。因此,即便是在经济危机之时,这些年轻的农民工返乡却毫不担心,一方面他们不担心找工作,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文化只能干一些重活苦活,而这方面的岗位是不难找到的;另一方面,即使问题再大,也可以在家里先呆上一年两年搞袋料,这样也不闲着,赚钱上也比种田多。当然,对于那些不愿意在农村劳作的人来说,他们宁可去城市找一个又苦又累的活也不愿意呆在农村的,但是并非所有年轻农民工都是这样。在黄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农民工都如同那些媒体塑造的那个“高消费、不节俭”的形象,他们都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也会为了结婚、做房子等攒钱。
“搞袋料”就形成了第二重保障线,至少是心理上的,所以这些打工者们便缺少经济危机带来的焦虑。但是必须要说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林木资源的缺乏,已经让“搞袋料”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它作为一个选择底线还能维持多久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黄村的青年打工者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他们走山这条路不仅仅是因为农村的贫穷,特别是他们辍学选择打工作为年轻时候的选择,还受到了这个圈子内的“亚文化”的影响。黄村的袋料香菇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但是这一个保障线也面临着危机。如今的黄村,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仅是指基本建设,更重要的是人。
2009年2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