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2月25日 13:07 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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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珠海到河南扶沟一家四口的两地生活 这是一家四口,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在同样遭受危机影响的中国的生存故事。他们是——父亲柴卫春、母亲梅雪、女儿柴娟以及儿子柴亚勇。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工家庭。一家人全都在外打工,先是父母,再是孩子。日复一日地从事简单而枯燥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则销往世界各地。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狭小的接吻楼里,在南方度过一个又一个春节。这里从来不是他们的家,但他们已很满足了——工作稳定,只要多加班,就能多挣钱。 但是,去年9、10月份起,不可知的命运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起初是厂里不再要求加班,降低工资,后来干脆说放假了。他们只有唯一的退路——回到分隔许久、已有些陌生的农村。 于是,梅雪和儿子柴亚勇返回了老家河南,柴卫春和女儿柴娟则继续在珠海三灶镇,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经济复苏。 这是结婚20年以来,柴卫春和梅雪第一次分开。妻子刚离开那阵,柴卫春感觉眼前一片黑,大病一场,高烧42度,“那几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真是凄凉。” 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梅雪在河南老家门口点燃了一挂鞭炮,拿起电话拨给远在珠海的丈夫:“听,你听到爆竹声吗?” 丈夫柴卫春此时正在珠海三灶镇狭小的出租屋里操持碗筷,将中午剩下的红薯粥热一热,算是晚饭,而农历小年的日子,要不是妻子的电话,他已经忘记。他快速吞下了一碗红薯粥,就赶去上夜班了。 半个月里,本刊记者由南而北,分别在广东珠海和河南扶沟,记录和观察这一家四口分居两地的日子。也试图同时描述,这一南一北、一个民工输出大县和一个民工主要流入地,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生存状况。 据统计,因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柴卫春一家,只是其中的缩影。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珠海、扶沟 父女在珠海 保安员柴卫春的工作来之不易。 年前,因为思泰电子厂招工,却不要大龄男工,他失去了和妻子同在一个厂里工作的机会,只得去了一家化肥厂作搬运工。4年后,金融风暴来袭,厂里活不多,他被裁员了。 被裁员时是他家最困难的日子。工作没了,妻子、儿子、女儿也都处于半歇业状态。留下还是返乡?这是个问题。他跟妻子商量过 :回老家吧。梅雪阻止了他 :“回去干什么?田地又没有农活。” 柴卫春听了妻子的话,坚守一段时间后,果真找到了这份保安的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拿固定工资,上班若被发现打瞌睡每次扣50块。 柴卫春很满足,他认为这份工作再不会丢了,“厂子垮了,总还要人看财产”。但他的开支也在增加,上夜班每晚得一包烟,“没办法,否则会打瞌睡。” 为了增加收入,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12个小时做保安,值班,另外六七个小时开摩托载客,碰上上夜班,他清早下班就开始拉客,下午才睡觉,“那样睡得香,倒下就睡着了”。 38岁的柴卫春留着平头,上身穿一件4年前刚来时买的黑色皮衣,下身一条暗色条纹裤。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摩托车上高喊:过来这边! 三灶镇的马路比扶沟宽得多,工人提前返乡,镇上已显冷清,挂着江西牌照的河南人开的摩托车,在马路上胡乱飞窜。 柴卫春也是摩托仔中的一员。他的摩托车载客生意在农民工返乡后直线下降,收入不到以往的一半,但抢劫和偷东西的却多了,晚上开摩托载客他会带上一根钢管,防止车被抢,人被打。 他有些怀念几个月前的生活,那时一家人其乐融融,加上侄子,5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现在亲人一个个离开了,他孤身一人住在单间。 他的床头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六合彩信息和每个月的工资数,还夹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他自己洗碗做饭,自己洗衣服,以前他从来不做这些。 几个月前,柴卫春的妻儿都在三灶镇思泰电子厂工作,这家成立不到10年的电子厂,以招收女工为主,最高峰时工人超过13000人。这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除机械设备外几乎没有固定资产,厂房和土地都是租来的。儿子11月份离开这个厂时,厂里剩下三四千人,而到12月份妻子和女儿离开时,只剩下2000人。 离开是“被逼的”。思泰电子厂实行了“最低工资 + 伙食费 + 保险费+加班费”的薪酬制度,这也是珠三角地区这类工厂的普遍做法。妻子每个月800元底薪,减去伙食费120元(不管在厂里吃饭否,强制扣除)、保险费95元,如果没有加班,薪水就只有585元。 没有加班的日子让这对夫妇感觉非常吃紧,日常必须的开支房租、水电费、伙食费一一除去后,一个月还攒不到200元。 在他们的记忆中,工作没什么让人自豪的,不过是“像螺丝钉一样”被固定在不同岗位上。梅雪视力尚好,工作就是将不同颜色的细金属丝绕到指定的磁环上。 柴亚勇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孩,绕线圈、备料组装、搬运,哪个岗位缺人他去哪里。有些车间温度很高,珠海的冬天最冷的时候,在车间内穿短袖还出汗。夏天的酷热,更让每个新工人难以忍受。 但他们已很满足于这样的工作,并且希望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正常工作时间,他1小时的劳动所得只有2.5元,而加班则有7元,这还是近年经历了“民工荒”和劳动部门执法加强后大有提高的结果。可惜,现在他们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了。 柴卫春先让儿子回家。儿子在这个厂里只做了一年多,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没有加班了。儿子离开珠海前,先找了一个礼拜工作,一个也没有找到,连职业介绍所都关门了,他就下决心回去了。 儿子和他的表弟一同回家,他们都没活可干了。去年11月份已经是农民工返乡高峰期,他们先给长途车司机打电话订了位置,然后带了几件洗换衣服、手机充电器等必需品就去车站了。车费已上涨了40块,从珠海到扶沟县要240元,后来梅雪回家时又涨了20块,要260块,元旦时已经涨到500块。一路26小时,他和表弟什么也没吃,“就睡觉,保持体力。” 这趟长途汽车开通于2000年。以前,扶沟人返乡只能从广州坐火车,到许昌再转客车。那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增长,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开始见效,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农民工开始更加迅猛地涌向沿海地区。 儿子回家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被裁员之后,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退社保。退回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缴纳的不退,也不能转到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对广东省来说,这等于充实了他们的社保资金。 排队领社保,像是每个离开外来工的告别仪式。对他们夫妇来说,则是他们4年中唯一一次与三灶镇劳动部门打交道。 三灶镇位于珠海市西南,以年工业产值200亿元雄居珠海各镇之首。虽然财力充足,但三灶镇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外来农民工有一二十万,而镇劳动所公务员编制只有5人。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他们以外聘方式招聘了7名“准公务员”,即便如此,这12名人员管理十几万外来人口也相当不易。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普遍情况,一个小镇的财力充裕程度,让内地许多县市难以望其项背。比如,以工业产值比,三灶镇是扶沟县的3倍还有余。以公务员年薪比,同等级别,三灶镇是扶沟的10倍左右。 然而,富足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改变公共服务的紧缺。户籍人口数仍然是劳动、公安等部门人员编制的基础,而三灶镇的外来人口已是户籍人口的4倍不止。 思泰电子厂大规模裁员后,镇上的人少了许多。但当地官员对此并不忧心。珠海市相对于整个珠江三角洲而言,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三灶镇却异军突起。一位当地媒体人士介绍:“(三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政府办事效率比较高,将招商视为生命线,一切以项目为主。” 三灶镇政府大楼上镶嵌着金晃晃的大字:“居安思危,慢进即退。追商抢资,科学发展……”他们派出的招商队伍,除了去东莞、深圳的几乎每一家企业,还去了香港、日本。在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三灶镇委副书记杨全对本刊记者说,“农民工撤离影响微乎其微,只是镇上的人气冷淡了些,外来工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 他最担心的,不是工人离开,而是已经走了上万人的思泰电子厂的老板会不会转移资产。如果企业转移了资产,老板拍屁股走,那么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爆发,政府要贴本先垫付工资。前些日子,已经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金融危机发生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对广州、东莞、中山、佛山4市工人进行的调研显示,有超过25%的企业不再给工人买社保,超过21%的企业裁掉老员工,超过13%的工人所在工厂增加了伙食、水电扣款或更严厉的罚款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为转移资产、更改劳动合同,让工人变成另外一家企业的员工。 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本刊记者说,“许多企业主转嫁危机,降低工人待遇,工人则是危机的最后承受者。生活水平在一步步倒退。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帮扶政策几乎没有,最后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去。” 河南的冬天 儿子柴亚勇回扶沟县柴岗镇的老家后,第一件事是把柜子里的被子翻出来,铺好床铺,他已有4年没在老家过冬了。 村里出外打工的年轻人许多都回来了,喝酒、打扑克、上网、骑摩托车闲逛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20岁的柴亚勇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热闹场面,整个冬天几乎都在被窝里度过,他自嘲为“冬眠”,还不花钱,不闹事。 柴亚勇出生于1989年。每次起床,洗漱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洗头、吹干、对镜梳妆,长发遮住半个前额。他上身穿一件米白色的夹克,下穿一条黑色休闲裤。一切妥当后,他来到屋外感叹:好几天没有见到阳光了。 柴亚勇说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参与上访、打架等。过去每个月的上千元工资,他差不多都要用光,现在却无钱可花。往年过年回家,总要带些东西回来,今年他和他妈连一分钱东西也没买。 柴亚勇一家人的微薄积蓄,大多作为活期存款放在银行,以备未来建房、看病、养老和教育投入。生活开支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这也是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 他家最值钱的,是一台14英寸的hisense牌黑白电视机,杂乱的衣服和被褥堆放在正房。这间平房建于10年前。那时,柴岗镇的乡镇企业还很红火,柴卫春家靠卖馒头盖起了这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房。后来,镇上人少了,卖馒头的却多了。 那时,县域经济还没有完全垮掉。80年代,扶沟还有国家部委直属的缸盖厂,曾占全国缸盖市场的60%以上。扶沟县味精厂也曾名扬一时,“莲花牌”味精刚起家时都曾来此学习。可这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落伍,被淘汰,破产倒闭。 当地干部将这些本地企业衰败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不重视”。放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变化其实正是全国乡镇企业走向衰败的缩影。 柴亚勇所在的村子,位于柴岗镇与镇中心相连地带之间,一条小河将村子一分为二,柴亚勇家在河南,属第二组,全组共1000余人。因为与镇中心连成一片,且离县城不远,村民们平常搞蔬菜种植、搬运等,总能挣上些零花钱,因此便成了全镇的富裕村。外出打工的一般是年轻人,中年人大多留在家乡发展。 相对来说,2公里外的塔湾村则穷多了,那里的普通家庭一般只有12-14英寸的山寨黑白电视机。布帘代替墙将卧室和客厅隔开,寒风吹入帘影动。塔湾村人出外打工早,第一批出去打工的现在都有三四十岁了,年轻时像机器人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年老了,却被工厂淘汰,只有去劳动条件更艰苦、工作不稳定的工地、矿井,从事季节性打工。 扶沟县地处豫西南,属当地人所称的“黄淮塌陷四市”之一的周口市管辖,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去年12月底,扶沟县劳动局按照周口市的统一布置,由村支书上报统计提前返乡人数,扶沟的数字是3.8万人,而全县外出人员总数约十一、二万,提前返乡人数比例已达1/3。 扶沟县最大的企业“中方棉业”,已经积压了两个月的产品,工人也已提前放假。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金重则在筹划一场招聘会,“帮助企业低价吸纳沿海企业熟练技术工人”。一些企业的招聘已经开始,这些数据已被扶沟县劳动局编入“今年新增就业岗位”上报,但实质上并未创造任何新的就业岗位。 扶沟县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当地总结的经验是“一手抓工业园区的构筑,一手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扶沟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派出由官员带队的多个招商小分队,工资仍由县政府发放,常年驻在外地,专责招商引资,吸引发达地区需要转移出去的企业。这些政策让扶沟尝到了甜头,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去年全县一般预算收入已达1.66亿,县城的房地产市场也正启动,最高房价达一千三四百元每平米。 金融危机初来之时,扶沟县的官员还以为只是“沿海刮了场风暴”,后来发现“风暴很快就到了眼前”,纺织厂、缸盖厂销售不畅,货物积压。紧接着,刚刚升温的楼市开始走冷,房价下跌。 对扶沟县来说,他们最担忧的事情逐渐变为现实——原有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破产,而新建项目则被搁置。这对扶沟县的财政来说,影响是致命的。 为什么路越走越窄? 珠海市三灶镇和河南省扶沟县是中国经济的两面镜子,而柴卫春一家人则是穿在其中的一条线。 38岁的柴卫春和20岁的柴亚勇都在寻找未来的路,他们试图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而命运却让他们无法触摸成功。 柴卫春认为自己很失败,在外闯荡四五年,“越混越差”。刚来广东时,他不是一般盲目求职的农民工,他带了卖馒头挣来的上万元资金,开了一个铁皮屋搭起的杂货店,卖日用品和食品。后来这个店没法开下去。一方面,他一直没办营业执照,需要打点的关系不少;另一方面,老乡熟人太多,许多人赊账不还,换了工作,换了手机,人都找不到。 如果国家对自雇经营者的税费减免早日来临,有更多的帮扶措施,也许柴卫春现在已经是农民工中的一个“小资本家”。可惜,这不能假设。于是,他只有跟儿子一样,进了工厂。 柴亚勇则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一天,他突然对本刊记者说:“老哥,帮我宣传一下我爷爷的醋怎么样?”2005年初中毕业后,他不愿念书,觉得打工潇洒,现在后悔了。这些“冬眠”的日子,他时而想到养猪致富,时而想学开车跑运输,有时却突然想继承爷爷酿醋的祖业。 创业似乎不现实。当地农产品价格下跌已让农民叫苦连天。跌得最惨的要数棉花,许多去新疆包地种棉花的人,前几年有发了财的,可今年据说“几乎都亏本了”。 就说养猪吧,猪肉每市斤单价已比去年跌了3元。除小麦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价格几乎全线下跌:玉米去年8角/市斤,今年6角;大豆去年1元8角,今年1元6角没人要;红辣椒去年五六元,现在2元5角还没人要。而且,会不会继续下跌,谁也说不清楚。 大棚蔬菜种植是柴岗镇的特色产业,在柴岗镇委书记穆成安的眼中,农民工返乡后,“群众安居乐业”,“他们回来,就让他们种蔬菜”。可柴亚勇从未想过种蔬菜,一来大棚种植投入甚高,全家也拿不出这笔钱;二来技术门槛不低,一旦蔬菜发病,可能血本无归。 种田?人均1.2亩耕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柴岗村的一位村民说,过去一亩地4个人干,现在一两个人就足够了。过去打麦子农忙要持续一二十天,现在机械化了,只需要3天。 在柴亚勇可想到的农业创业门路中,几乎无一可行。 柴亚勇并非没有技术,出校门后他学过两门技术,一是电焊,二是家电维修,可无一见效益。村头巷尾,职业学校的广告很多,“你来学习,政府买单”、“政府补助,学费减免”,他觉得这些很假。 拿电焊来说,减免后的学费还要近千元。而他在广东学习时,师傅不仅没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他100元钱。学了电焊,没找到合适工作。又学家电维修,学完后发现搞维修的太多了,没市场,又白学了。最后只好进入他妈所在的思泰厂,做一名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 本刊记者随他和同学一起去探访县城的几家职业学校,他一个同学想报名学习电焊,他立马反对:“那个东西根本不用(进学校)学,几天就会了,给钱学校还不如给我,浪费钱。” 扶沟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劳动局的一名副局长介绍说,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很难一次完整下拨。而且培训资金本来就僧多粥少,还被部门条块分割,农业部门搞“阳光工程”,劳动部门搞再就业资金,扶贫部门也搞农民工培训。 在珠海三灶镇寻找未来,这是柴亚勇梦想中的事。但仅仅是梦想。三灶镇的房子平均也要二三千元一平米,最贵的要4000元一平米,他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平米房子。况且,社保几乎等于无,工作也无着落,好比赤身裸体在城市。 在珠海三灶镇列圣村的一间出租屋内,柴卫春喝着稀饭,惦记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儿,迎接着农历小年的到来。要不是记者到访,他那天要和老乡们一起去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他的一个老乡将要被判刑,但老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始终不愿说。 如果都发展高科技,都不用人,就业怎么办?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深圳 “我也欠工人钱,跟工人讲一讲,10月份工资发了,12月份确实发不了。如果员工也去告我,我也倒了。”一位老板说。 这位老板叫阿曾,他曾经的最大理想是做一个万人企业的CEO,他做到了。后来像珠三角千百个工厂老板一样,他有了自己的靠外贸订单生存的厂子,雇了70多名农民工,生产纸盒子、礼品盒,产品全部出口。他没有直接接国外的订单,而是通过香港的贸易公司中转订单。 行内人说他很牛,那么多厂倒闭了,他这么一个小厂竟然还撑着。他给自己定了关门的最后时限:2009年6月。按他的行业生产周期,每年圣诞节以后,国外开始制订采购计划,3月份一般会做出来,如五六月份还没接到订单,他就关门大吉。为此,他可能要付出四五百万元的成本。 在阿曾眼中,危机其实在2008年初就已经到来。按以往惯例,他把自己能承受的最低价发送给香港的贸易公司,可国外反馈回来的信息是:“why?”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新《劳动合同法》实行,同样一个产品,保持同样利润,2007年他的报价是1美金,而2008年则要1.3美金。 他感觉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汇率和原材料价格问题不谈。他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削弱了我们国家竞争力”。因为成本上升之后,国外的订单更多飞向了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反攻,几乎是珠三角地区企业主一致的声音。内地首富张茵、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都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新《劳动合同法》。阿曾认为,改善民生是必须的,但转得太快了,“这剂药下得太猛了”。 阿曾说,新《劳动合同法》是去年“萦绕在企业家脑海里最大的东西”。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家5000人的企业,1000人工作10年以上,每个人工资1500元/月。“这样的企业在珠三角是很多的,而且10年以上的员工一般都是优秀员工,工资不低。”那么,这家企业的隐性负债马上达:1500×10×1000。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在深圳龙岗的一家咖啡厅里,阿曾不时移动桌上的杯子来表示企业的各项成本,并不时掏出兜里带计算器的手机计算。 许多人说,农民工没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不同意。他做了一项计算,以2000年和2006年的工人的底薪和加班费为基础计算,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他发现工人工资在这6年中以每年15%的速度环比增长。“即使扣除物价因素,也应该达到10%,与GDP的增速差不多。” 与阿曾的纸盒厂类似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近年一直被外界诟病,因为它剥削工人,而且没有核心竞争力,产品的附加利润,大头都被国外挣去。广东省也一直在尝试经济转型,并有政府官员放言:富士康也不在乎。富士康是深圳一家巨无霸式代工厂,员工有数十万。 阿曾对政府的这一说法很愤怒,他扯高嗓门,直视本刊记者说:“政府怎能这么粗暴对待我们?”“如果都发展高科技,都不用人,就业怎么办?为什么要忌讳叫我们世界工厂呢?改革开放靠的不就是世界工厂吗,我们国力难道没有增强吗?” 他接着又连续用了一串反问句:“没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哪有康佳?哪有美的?”他掏出烟盒,双喜牌香烟,“这个烫金的‘喜’字,我们以前根本没有这个技术,而对国外来说很简单,一张纸,一压就到这上面了。”他又掏出自己的港澳通行证,指着证件封面上的国徽和几个字说,“看,这也是。”“这些技术是怎么来的?都是‘偷’来的,与外国合作来的。” 他认为政府倡导的产业转型同样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说转就马上能转,有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历史积淀问题。“我们靠劳动密集企业已经解决了1.2亿农民工就业,等我们解决了2.4亿农民工就业,我们再说发展高科技产业也不迟。” 金融危机发生后,传言富士康裁员10万。他问本刊记者:“你说这意味着什么?”没等记者回答,他就自己回答:“这是挑衅。政府不是不欢迎劳动密集型企业吗,好,那我裁给你看,看你政府怎么办?!” 去年初的危机,到了9、10月份,对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已经是乌云压顶、山雨欲来。年初是因为成本增加,竞争力减弱;而年末是因为外需锐减,总需求在减少。屋漏更遭连夜雨,企业在过冬。 阿曾也在拖欠工人工资,而且不能保证年后补发。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亲耳听到他一个朋友这样跟劳动局官员说话:“我(厂)的工资就只发到了9月,我一定整改。但你也不要再烦我了,再烦我,企业我就不管了,你来管。”一年前,这不可想象,劳动局查到了拖欠工资,就会开一个罚单。 对于破产的企业,处置过程同样有许多猫腻。阿曾的一个朋友的企业倒闭后,拖欠五六百万工人工资,政府立马垫钱支付,然后将他的朋友的企业资产拍卖,拍得七八百万,而中标者马上转手,价格超过千万。“这叫围标,就如过去皇帝打猎,要围起来打,外边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设备,设备值多少钱,就那么几个人知道。” 阿曾说,他现在的订单,亏本也接,为什么呢?“一个单赚3毛,一个单不赚钱,一个单亏1毛,平均起来还是赚1毛。”他在等待,希望拼过这个寒冬,等待2009年订单春天的到来。 春天会来吗?谁也不知道。正如阿曾所说,6月份是最后期限。 (应被访者要求,阿曾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