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救”变量的学术探险
——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
李德瑞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代化也即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也即意味着农村不可避免的衰败、边缘化,乃至最终消失。就是说,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也就意味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虽然这是原发内生西方版的现代化模式,但至今人们在指称现代化时,都暗含了这样的内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农村问题,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又是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关键乃至根本性问题。难题和困境、希望与突破,全都集中在这里。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既要在西方现代化的既成事实背景下来确立自身的目标,又要在既有现代化理论这一观念和认知背景下、在既有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甚或指导下,来探寻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不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着怎样艰难和曲折,自近代以来,这样一段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不断转变的历史,是为数代中国人所经历并能够为世人所察知的。中国为什么未能顺利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是近代以来的学人志士们苦苦探讨、以求解答的问题。而中国现代化的特定道路与最终去向,则更是作为一个必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而摆在国人面前,也成为困扰众多关注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个症结。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农业人口又庞大到几无可能被城市化吸收掉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怎样走?“农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向“城市中国”转变?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或境地?可以发挥哪些作用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未来趋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在参与学术探讨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是单靠学者便能解决的,但却是学者和知识份子群体产生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他们思考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国情。
这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和学理思考,国人们经历了从搬运和移植西方现代化的先进经验与理论,到挑战和回应这些经验及理论的过程。他们逐渐意识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现代转变虽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但每个国家的具体道路却是无法统一的,因此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与历史传统来进行。
也因是之故,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到今天,人们发现最大的困难依然在于“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之所以有难度,是由于我们都有意无意地戴上了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所形成或提供的“有色眼镜”,更是由于在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倚重这副眼镜,从而变成只能被人所表述的“对象”或“存在”。在成为被表述对象(而非能够自我表述和呈现的主体)的同时,我们还颇为无奈地发现,这副“有色眼镜”不仅厚重、颇具有过滤与屏蔽功能,而且还不能够随便摘掉或弃之不用。因为若没有了这样的眼镜,人们就会有“失明”的危险。也就是说,抛弃掉这样可作为“手电筒”的理论或认知模式,人们就无从发现或把握问题,甚至也无从理解或表述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且历史悠久、农业传统文化发达的国家。正是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又有着绵延不断的历史传统,使得人们对她的认识和了解显得难度颇大。而如何使既有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使中国实际经验真正成为能够生长出自己理论的肥沃土壤,以显出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而不是作为验证西方理论的素材、不是作为西方理论框架的衍生物、不是作为西方理论的演练场而存在,这成为了众多学人的共同愿望。
于是便有了各门学科“本土化”的呼吁及行动。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进行了探寻,其中所达成的共识之一是,需要注重和强调经验研究,以期从现实经验当中寻找那些真正适合中国情况的实践之据和理论之基。这既是参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研究学者们的一个学术背景,也是这批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更是这段农村研究热潮所产生的一个最为深远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研究,其发端虽与村民自治实践的“政治吸引力”不无关系,但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多门学科参与、并相互影响和渗透的领域。这股热潮“流淌”至今,不少专注于农村研究的学者业已探索出一些颇具解释力的洞见来,同时也因进路、取向、侧重点的差异而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分支。其中之一,便是贺雪峰所首所倡的“政策基础研究”。
“农村政策基础研究”想要做的,是一项“搭桥铺路”的工作,即通过研究政策实践的村庄环境及实施效果,来反观政策、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深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中被政策扭曲或被理论切割的真实,从而弥合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这“两张皮”之间的巨大间隙。同时,也希望在这两张皮的缝隙中间,开掘出一块可以向两端延伸的领地。即一方面可为政策提供学理指导和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可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扎实的经验基础。
以贺雪峰本人的话说就是:理解政策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理解政策实践的后果及其逻辑,从而达到从理论上理解政策实践、理解中国社会的目的。从而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并期望进而形成一个以政策实践为研究对象,以解释实践状况为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样的社会科学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时,这样的社会科学因为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就可以广泛吸收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就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就可以放开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知识与方法,就可以从田野调查中、从理论反思中获取学术灵感,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就是说,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的差异,来理解不同区域的差异,从而回答中国农村究竟是什么的问题。[1]在此意义上,农村既是政策的接受者,又是可以生长出有现实经验基础的扎实理论的一片肥沃土壤,更是需要恨下功夫、拨开云雾方可能得以认识的“社会隐秘”现象。
因为“讨论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实际执行的过程与结果,离不开对农村社会本身的讨论”[2],所以“政策基础研究”的重要一步,便是了解中国农村这个政策的“接受者”。了解中国农村的着眼点是村庄,“村治模式研究”便是在上述思路下认识和了解村庄及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进路和方式。
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通过对一个村庄全方位的调查与了解,找出能够概括本村庄或对该村庄起关键影响的若干因素(被称为“村治模式关键词”),从而在比较中把握与理解整个村庄及其所在的区域。即“试图以村治模式来描写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可以在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之间建立联系”,从而达到理解“不同结构的农村社会”、对政策的“不同反应并由此所造成的不同政治社会后果”的目的,并最终“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3]。在建构这一理论模型的过程中,也可以绘制出一幅“中国乡村治理的地图”,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和依据。在学术研究方面,则可作为一个寻找变量的过程,为下一步建立变量之间的联系、构建解释体系、提升出对中国的发展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扎根”理论做些准备工作。
这是一项“搜救”变量的工作。搜寻那些处于既有理论的视域之外,没有被现有理论之光所映照出来,但对中国社会及将来发展而言又是极为重要、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变量。
这种搜寻变量的过程及与之相伴随的——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把握和了解一个村庄及其内在逻辑的经验研究方式,需要对个案村庄的“点”和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的“面”均有所了解,通过这种“点面结合”的做法来定位作为个案的村庄,同时拓展对中国农村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很不严谨、也不够成熟,所观察和捕捉到的现象也难免会存在误差。但经过大量的积累、不同地方的比较与对比,以及时间的考验,将会通过某种“大浪淘沙”的鉴别与筛选机制,而使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金子”存留下来并发挥作用。
这套丛书,就是在上述背景性思路下和学术发展脉络中的一次集体尝试,更是一场学术探险。在“村治模式”这一研究策略和写作方案之下,各个研究者基于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的调查,从细微之处展现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形貌、状态、特点与内在逻辑,以及在这种变化过程中的诸种内在矛盾、彷徨与外在冲突、错位等复杂面相。从而呈现出了一幅近十年当中乡村中国巨变的图景。
在这套丛书当中,农村社会的根本转型和价值变迁是丛书大多数作者的关注焦点。形成这种“聚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的变化,是当前中国农村变化中最为根本、最为深刻的方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之“巨”,这种“巨”不是通过宏大和壮阔来体现,而是经由微观层面的根本和深刻(变化)来表达的。正如贺雪峰在丛书总序当中所说:“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通过对某个村庄内在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能表达该村庄自身特点的“关键词”,从而有望找寻出某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对于特定区域或特定村庄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变量,这些变量是真正属于中国乡村社会,以及巨变的中国社会当中内生的,这些变量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当下和未来走向来说都极为重要,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更是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支点”而存在的。
退一步言之,即便这样一次探险和“搜救”活动未能如预期所愿,没有搜查出来相应的变量,或者搜寻出来的变量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一些“沙子”,而非有价值的“金子”,那么这样的尝试,这样深入、细致地把现今这样一种巨变的状况给记录、描绘下来,也是颇具意义的一项工作。因为,这种记录和描绘工作本身,也将成为对中国乡村、中国社会进一步探索的垫脚石。
贺雪峰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共16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