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准确的前提
——以刘文彩为例
王永华
摘要:在倡导政治文明与思想解放的今天,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对中国历史抱有谦恭反省的表现,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任的姿态。用集体记忆理论梳理了“刘文彩神话”的来龙去脉;同时,刘文彩的悲剧也验证了集体记忆准确的前提条件——社会环境的制约。
关键词:集体记忆;刘文彩;单向度社会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认为,所有的记忆都是在社会的脉络中构成和组织的,因为人的记忆无法离开个体之间的互动而单独实现。社会是一个框架,所有认知的过程都不可能离开这一框架而出现。集体记忆不是天赋的,而是一个由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观念;它仅仅是一个社会许多成员依据当前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或者总合,再或者是联合。[1]人类学者宛斯纳(Jan Vansina)的田野研究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他认为当地人所保留下来的所谓“传统”,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由反思而有的重构。[2]历史学家科里莫•卡特尔(Climo Cattell)在《社会的记忆与历史》一书中提醒人们:“集体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由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信仰、价值、对立、抵抗所决定……它们属于意识领域。”“这些社会的、集体的、历史的记忆有时被抑制、忘却,有时又被恢复、唤醒,此外,有时还根据需要被更正或创造。”[3]上述三位西方学者的论述有两个要点:一、集体记忆是社会重构的产物;二、集体记忆受社会环境影响。他们的观点归根结蒂就是探讨如何形成准确的集体记忆。在这篇小文里,笔者尝试以一个案为切入口,通过该个案来考察集体记忆准确的前提条件。
四川省大邑县有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安仁中学,其创办人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刘文彩(1887—1949),四川成都大邑人。曾几何时,在中国,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都流传着刘文彩这个名字;在课本里、小人书上、忆苦思甜图片展及电影电视中,刘文彩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和水牢、草菅人命,喝人血、吃人奶以强筋壮骨的种种暴行让人领略了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以前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收租院》一文:“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我们穷人的仇!……”以他的故事为原形的大型雕塑《收租院》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文化符号与《长征组歌》、《回延安》等一起镌刻在历史上,恶霸地主刘文彩也因此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刘文彩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恶魔。但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在当地人和他的儿女们的记忆中,刘文彩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学者笑蜀经过数年实地调查,寻访了诸多刘氏家庭的后裔及相关人士,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挖掘出众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著成《刘文彩真相》。作者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历史的真相,复原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一个既搜刮过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复杂的刘文彩,将取代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形象。下面试举《刘文彩真相》中刘文彩倾资办学予以说明。
据《刘文彩真相》介绍,刘文彩晚年热衷于维护地方公益事业,俨然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刘氏家族保持了传统社会中尊师重教的家风,刘湘病故后当局按遗族之意办了“甫澄中学”,刘文辉在成都办过“建国中学”,在抗战期间,刘文彩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和3000亩田产兴办了其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 1941年,刘文彩开始为学校选址、征地,被选中的校址涉及别人家的稻田、房基与墓园。为了鼓励人们搬迁,刘文彩制定了一套优惠政策:用自己的两亩地换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一间房。据刘文彩的儿子回忆:有一个人有十亩地,由于刘文彩最小的地契是四十亩,就把四十亩的地契给了那人,那人本来只是个自耕农,因为有了四十亩地,自家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人来帮忙,结果土改时被划了地主成分。[4]据安仁镇的老人们回忆,学校施工期间,刘文彩几乎每天都会身临工地,所有建校的各类繁杂事务,刘文彩都要事必躬亲才放心得下。1944年底文彩中学落成。第一期开学典礼上,应邀出席庆典的社会名流对刘文彩颇多溢美之词,时任四川省教育厅长的郭有守评价道,“四川省共有学校630多座,真正属于私人兴建的学校,纵观规模和形式,文彩中学当数全省第一;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更是预言:今天的文彩中学,将是明天的文彩大学。”[5]为防止子孙后代染指校产,将学校置于天下人共同监督之下,刘文彩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校产归社会公有。文彩中学拥有一流的私立中学的规模、师资,而学费始终保持普通平民中学的水准。据《地主庄园沧桑录》记载:1945年春,文彩中学第一期招生300余人,全部免费入学。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也不过6斗米,收费远低于当时的公立中学。不仅如此,刘文彩还以1000亩田产作为专项基金设立“清寒补助金”,资助贫寒子弟完成学业。文彩中学高中男生第一班毕业生、著名机械专家彭学鑫,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后来投考文彩中学,入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彭学鑫回忆说:“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6]从1945年到1950年,文彩中学共培养毕业生700多名,1951年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该校并改校名为“安仁中学”。“以当时‘文彩中学’的校园设施建设和师资力量的配备,如果中国后来的政权更替不对教育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话,‘文彩中学’一定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出更多的人才。”[7]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视角观之,此话是非常中肯的。如果联系到而今国家给予陈嘉庚、包玉刚、曾宪梓、李嘉城等著名实业家慷慨办学后的崇高政治地位,那么,对于倾家兴学、曾两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行政院嘉奖的刘文彩最后竟落了个“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8]骂名,不能不让知道真相的笑蜀等人为之抱屈鸣冤了。
上面的描述表明,过去单一的恶霸地主模式的官方的解释和宣传,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其标志就是,在刘文彩的川西故乡,自“刘文彩神话”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当地人们的怀疑;很多人都宁愿把刘文彩视为开明绅士。从恶霸地主到开明绅士形象的转变,这里隐含着一种对于社会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引发了新的思考模式的出现。这两种说法当中的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真相,自然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倒是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如何改变的,这种改变会在什么情景下被提出,提出者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论证其看法更值得关注。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对于刘文彩原型的挑战方式是迂回的,质疑者提出了许多从前不为人所知,或者是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一些往事被以“历史真相”的名义重新挖掘出来,成为一种“重新发现的记忆”。[9]“重新发现的记忆”是挑战旧有历史记忆的核心杠杆和有力手段,一旦新的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回忆起来,则整个记忆的基本模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同法庭上的辩论,一个关键的事实可以改变人们对整个事件的理解方式。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中,对于恶霸地主这类人物的记忆,情节几乎是按照国家话语中对于它们的描述来记忆的。此时,只有一种历史重构模式,相对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也不太强烈。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对固有的恶霸地主模式的挑战,人们开始反思过去恶霸地主人物历史的真实了。因而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中,一方面是在重构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反省这种记忆重构的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有对过去事件进行重新建构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能够把零零碎碎的记忆碎片通过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的思维取向而建构成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能力。研究者认为,“同时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打破既有的单一记忆图式,通过元认知的真实性告诫来使这种单一的重构多元化。”[10]上述认知模式的转变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反思能力是很强的。研究者将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怀疑状态定义为是一种“真实性告诫”(Reality Monitoring)。[11]造成这种原有恶霸地主模式受到挑战的最根深蒂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情境的改变,即由一元文化、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社会向多元文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受一种叫做“单向度社会”[12]的一元文化语境所支配。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整个社会无一例外地只存在单一的价值取向,单一的判断标准;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甚至生活等方面,都只剩下一个向度,即肯定与维护的一个单向度。而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也被现代社会所标准化、范式化了,丧失了批判与否定的能力,在“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中,成为维护这个社会的工具和奴隶”。这种一元文化语境的产生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机制一体化,让所有的信息渠道都传播同一种声音;二是对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让社会头脑都以同一种方式思维。前一个条件的形成比较容易,可以通过社会体制加以强制性地实施;建国后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催生了一体化的文化机制。而后一个条件的形成虽然卓有成效,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所谓卓有成效,就是通过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和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使人们不仅对阶级斗争产生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和浪漫的理想主义,而且对阶级斗争本身所包含的人性的幽暗本能,以及它必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基本上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致把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幸福的必然付出,甚至是生命狂欢的场合。”[13]至于代价,是指从思想改造运动、胡风事件,到规模庞大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思想的勇气和能力被阉割。既然作为社会头脑的知识界和作为社会良心的文化人都臣服一体化的精神文化,或者噤若寒蝉,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单向度”的社会了,人们的思想只知道肯定而不会怀疑,更遑论批判和否定了。在“单向度”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反映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容易受到整个社会的推崇。“这种崇拜暴力的倾向与道德激情和浪漫理想相融合,便形成了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道德,其发展到极致就走向‘文革’”。[14]
“刘文彩神话”是在阶级斗争狂飙激进的1958年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出现,迎合了当时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1958年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5]随着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至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四川一隅走向全国,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在“单向度”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刘文彩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川剧《水牢仇》、泥塑《收租院》等等纷纷面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连作为社会良心的文化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称“《收租院》是雕塑界的大革命,……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雕塑方面的创新,值得向全国宣传。”[16]郭沫若观看泥塑《收租院》后当场题诗:“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17]“文革”中被诬陷为“三家村”的著名作家邓拓看了泥塑后,断言:“从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18]在文革前夜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对《收租院》态度如何,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中国政坛正在发生大分化、大组合,处于政治漩涡中的文化人需要一定的场合来亮相、来表白,来说明自己的抉择。《收租院》展览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合。谁都不愿意自己的调门低于他人,于是无论主观感受如何,都得对《收租院》大唱赞歌,而且要比别人唱得动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人后。《收租院》就在不断高涨的大联唱的声浪中冉冉上升,直逼云霄,成了中国文艺界的霸主。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多元文化语境的社会逐渐取代一元文化语境的“单向度社会”。阶级斗争为纲让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个人的权利也日益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维护和尊重,逐渐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具有了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可能。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重构方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形成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强大到可以消除任何公开的怀疑,而且足以让个体把所有的不敬都认为是一种对神圣的亵渎而严厉地驱逐到无意识深层。”[19]然而在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敢于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怀疑了,开始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反思或重构。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英雄人物或许从神坛走了下来,成了假英雄;恶霸、军阀也许被还原其本来面目,成了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刘文彩真相》等一系列文化艺术作品的问世就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官方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个有争议的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重构,以形成新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39.
[2]Jan Vansina: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London: Nairobi. 1985.
[3]Climo Cattell: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ltamira Press,2002,P4
[4][5][6][16][17][18]笑蜀:《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P306,P313,P325, P59,P61,P62
[7]赵诚:《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后的刘文彩——读〈刘文彩真相〉札记》,《世纪中国》网络版,2000年9月28日
[8]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序馆内容介绍》
[9][10]赵旭东、罗劲:《图式冲突中的英雄观念重构与真实性告诫——以华北一村落有关抗日英雄的集体记忆为例》,《新史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Marcia K.Johnson &Carol L.Raye,1992,Reality Monitoring. In Thomas O.Nelson,eds.Metacognition:Core Readings.231,Boston:Allyn and Bacon.
[1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13][14][19]颜敏:《历史记忆与英雄传奇———“十七年”战争小说论》,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
[15]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全宗号67,案卷号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