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3月28~29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在海口共同主办了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德国、越南、印度、蒙古、老挝、新加坡、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内外的400多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就国际金融危机下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亚洲新兴经济体拥有应对危机的独特条件,就是农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能够以危机为契机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就会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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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凸显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性?
与会专家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农村带来了很大冲击。解决农村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不仅是应对危机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
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调。 与会专家指出,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下降。据统计,2008年8月中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连续回落。例如,2008年7月28日~8月3日,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较前一周下跌0.4%;57种主要商品价格周环比下跌的有36种,占63.16%。农产品价格下降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业产业规模都具有一定影响。?
农产品出口受阻。 有专家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明显冲击,2008年下半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明显受挫。2008年中国农业实际出口数量降幅超过20%,其中11月、12月降幅超过30%。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其他许多国家农产品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与会越南专家指出,金融危机对“三农”问题产生严重的影响最主要是在出口方面。 尤其是2008年四季度之后,越南出口状况恶化,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也显示危机对咖啡等农产品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 。 ?
农民工大量失业。 与会专家指出,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农民工带来很大冲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底全国大概有是2300万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与会越南专家也指出,越南的农民占60%,以农业经济为主,金融危机对农民造成尤为重大的影响。在越南,尤其是出口导向型行业面临很大问题,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比如说纺织业受到严重冲击,出口份额下降,导致很多农民工失业,增加了社会保障难度,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因此,越南政府促进国内的投资同时也不断吸引外商投资,也采取了类似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农民增收速度下降,农民消费受到抑制。 有专家指出,农产品价格下调将直接首先影响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金融危机会减少国外和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需求,从而使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进而导致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农民总收入减少。专家指出,目前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40%。农民外出务工机会减少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相对放缓。金融危机后农村消费需求受到一定制约。2008年农村消费品价格与2007年相比下降1.1个百分点。?
农业在危机之下愈加重要。 与会国际组织专家指出,危机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机遇。譬如,粮食危机后会有更多人生产粮食,化解可能的粮食危机。金融危机中,农业有关产业的股价不跌反升。危机中政府还可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道路桥梁建设,提供更多的信贷和保险,减少粮食价格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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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启动农村消费作为危机背景下农村改革的着眼点?
与会专家指出,对农民消费水平之低要有充分的估计。譬如,2007年广东农民人均文化教育医疗服务支出一年120多元;其中,休闲娱乐费用支出农民人均8.9元,低收入家庭人均1.27元,特别困难户0.53元,几乎接近零支出。因此,危机背景下的农村改革,需要多管齐下,有效启动农村消费。?
保障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稳定农民的农业收入。 与会专家指出,农产品价格低是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30年来,中国价格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1978年的4.94倍,是1990年的2.29倍,但粮食价格基本维持不变。从城市居民的收入来看,1992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购买1510公斤小麦;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购买9847公斤小麦。这清晰的反映出,以生产农产品为对象的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明显降低,而不是提高。?
专家进一步指出,解决农业持续增收问题,短期需要提高农产品价格,长期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规模经营。粮食价格的适当提高利大于弊。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偏低,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危机中提高粮食价格有多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以明显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三是有利于保护耕地;四是有利于形成节约粮食的社会风气。尽管粮食价格提高对城乡居民生活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并不大,而且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来抵消其对城市低收入者的冲击。?
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推动作用。 有专家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财政予以大力支持。例如,广东省现在标准农田建设的投资标准是一亩5000元,全省耕地有3200万亩,需要1500亿投资。广东今年只安排了16亿投入,离1500亿相去甚远。按这个投资速度,广东需要90~100年才能解决标准农田建设的问题。除农田整治外,还有农业机械化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等需要投入。例如,广东现在有十万多公里的农村道路没有柏油路面,需要100亿投资。?
有越南专家指出,越南农村的基础设施欠发达,尤其是是交通设施。 越南政府给每个地区制定规划以加大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在技术方面也号召各方面加大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投入。从短期看,政府要通过经济刺激方案在农村地区增加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看,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用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因为越南9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不仅有短期效果,也会产生长期效应。?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创建提高农民收入的“造血”机制。 与会印度专家指出,小额信贷可以帮助穷人增加收入,减少外界对穷人的冲击,这也是印度反贫困的重要工具之一。金融危机对印度小额信贷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来说很小。如果采取正确策略,有效组合资源,小额信贷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更大作用。印度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小额信贷可以扶持就业,帮助农民增收。2005~2008年间,印度的小额信贷增长强劲,吸收了很多外国资金。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现在从国外吸收资金的速度有所减缓。为此,印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加强借贷,以筹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 ?
有专家指出中国应适度发展农村消费信贷。 在中国,当前一些商业银行在部分大城市开办个人购买耐用家电抵押贷款等消费信贷业务,这项业务应配合“家电下乡”政策稳步推广到农村。在农村扩大信贷规模、增加信贷品种,在体制上应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信用担保机制建设,加强对农村信贷市场的监管。另有专家指出要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应当把财政扶持性基金资金、政策性资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分享更多的城市化收益。 与会专家指出,要加快培育以土地使用权交易为核心的农村要素市场,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带动农村的专业与分工;要确立农民在土地使用权交易中的谈判地位。?
另有专家指出,解决城乡统筹问题关键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突破。当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农地流转,由市场配置资源。这可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防止农田滥用,也能够保证农民在土地转让中获得最大收益。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说到底是一个财产分配权的改革,具体的说就是政府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让给有长期贡献的农民。为此,首先,要进行确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都要以符合法律要求的合同形式确认;第二,减少政府征用土地的范围,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第三,土地征用的价格要农民、集体和政府平等协商;第四,比照林地经营权,农地经营权应该允许抵押。??
三、超越“准城市化”,赋予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发展权?
城市化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动力。与会专家指出,由于农民工难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准城市化”,这对于扩大内需相当不利。?
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有专家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农民工以及农民,而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的城市化率到了47%,但这是一个不彻底的城市化,是“准城市化”。农民工实际并未完全融入城市。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但没有享受到城市福利,难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仍然是“两栖人”。这种“准城市化”带来多方面的弊端,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势必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对农村和城市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有专家指出,农民工不能够在城市里面留下来,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户籍制度。要赋予农民与城镇居民有同等的发展权和发展能力,首先要在户籍问题上有所突破。专家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城市化不彻底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当金融危机一来,城市就把他们当作“包袱”一样抛回输出地;第二,农民工的报酬很低,导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不足。?
把解决农民工就业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 与会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下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既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更需要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比如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第二尽快实现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券制度,第三是落实抓紧出台具体措施落实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管理办法。?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农民创业。 有专家提出,金融危机把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问题提到了政府的面前,各个地方比较关注返乡农的创业,但是对整个农民的创业也还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农民创业决定了一个村的经济状况,一个村的经济好坏取决于三个主体:一是集体经济,二是农户经济,三是新经济体。研究表明,新经济体比重越大,该村庄经济越发达。就2006年每个行政村的企业数量而言,全国平均为7.2个,东部14.5个,中部5.8个,西部4.7个,东北3.6个。为此,专家建议通过多种措施鼓励农民创业,创办新经济体:第一,国家适时启动农民创业工程,把农民的创业纳入创新型国家规划当中;第二,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农民创业的支持;第三,加大对农民创业的科技援助。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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