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变动中的“现场”
——《山村的彷徨:鄂西北村治模式研究》评介
这这本书当中,作者通过对鄂西北一个村庄的观察和记述,展现了这个山区村庄在近几十年当中的诸多变化景象,以及该村庄在这种变化中的诸种难为与彷徨处境。
首先,坳村的整个村庄都给人一种明显的萧条感,随处可见的是人口大量外迁、村庄本身破败萧条的沉寂感觉,确实如“现代化的弃儿”。甚至连生活于坳村之中的人也认为,这里以后要成为一片荒无人烟的遗弃之地。这种萧条破败状况因交通不便而加剧,由于山峦阻隔而导致的交通困境,使得坳村因缺乏资源及资源进入的渠道而更加贫困。人们为寻求更好、更便利的生活而越来越倾向于离开这个回来一趟十分不容易的“家”,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行动也充分证明了这点。虽然在村庄萧条破败的同时,是城市、集镇的活跃与兴起,但这种人口迁徙所造成的“发散型”村庄与“逃逸”的村民似乎已成为坳村的“宿命”。
这个“弃儿”在经历遗弃与蜕变的过程中,注定是充满艰辛坎坷的。由于山峦阻隔而导致的信息、资源条件匮乏,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步伐异常地曲折坎坷,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绕更多的“山路”。这其中的变化、痛苦与梦想希望,都与此山路条件和现代跋涉的过程紧密相关。
地处山区的坳村,可耕地面积十分有限,农业生产条件格外艰苦。历史上食不果腹的情况时有发生,坳村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饥饿或曾在饥饿边缘走过。而由于人们见识了(坳村人更为形象地称为“经见了”)土地所能够带来的福祉——能够带领他们走出饿肚子与吃糠咽菜的艰难生活,所以老一代坳村人对土地深有感情。长期以农为主、生产与生活均围绕自家一亩三分地转的生存状况,形成了典型的小农传统,并形塑了坳村人生存为本的行为逻辑与小农理性。这种小农传统与生存理性体现在诸如日常消费、娶妻生子、人情与经济往来等许多方面的“小气”、保守与底线尚存。坳村人在生活节俭、为人本分老实的同时,也显得格外敏感和要强。包括像借钱与贷款这样一些经济往来,如今在坳村的情况是,各种因素正处于变与不变的纠缠之中,正处于小农传统的保守心态、人情脸面自尊与现代性规则的“混战”之中。
外出打工使坳村当地十分有限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拓展,从而使坳村农民的家庭经济面貌有了明显改善。同时,打工不仅作为坳村农民挣脱土地束缚的一种拉动力量而存在,而且也成为解构村庄原有组织方式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力量。这种“解构效应”在家庭关系、养老问题、村庄人际交往规则等方面均有体现。且在打工潮流的席卷下,村庄和村民也难以恢复到以往那种平静安宁的生活状态中去了,不论是走出去还是留在村庄里,人们似乎都变得不满足、“不安分”起来。
坳村在诸种变化中的彷徨也体现在家庭婚姻关系和民间信仰及地方性规范方面。我们看到,在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变迁过程中,横向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尤为明显,因此遭受社会变化和冲击的影响也更为严重,且这种脆弱的关系自然会迅速波及到整个家庭,代际关系及其中的养老问题便是一个体现。而像民间信仰和地方性规范方面的一些观念,虽是坳村人“保守”于头脑和日常惯习中、变化也较为缓慢和隐秘的,但人们因之而遭遇到的不适与困惑却是格外的痛苦,因为那是一种难以言表、抓不住摸不着的内心苦楚。人们往往在生存理性和内心道德观念的“坚守”之间显得无所适从或彷徨无措。
而不论是在婚姻家庭中还是在德行规范问题上,每当面对那些“苦守”或者“失守”的事例时都会让人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因为每个人都活得十分不易,这种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及人们的种种挣扎行为,使外来的赞赏肯定、指责批评或者怜悯同情都显得无处遁形。在这急剧变迁的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坚守或者不守都自有其难处;不仅有现实的难处,而且人们更是在一个心灵与精神的沼泽地中进行着艰难的挣扎、蹒跚与跋涉。
彷徨之下的难为和无奈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在村庄治理方面。由于坳村这个穷家的“家长”不好当,所以干部班子频频换届,即便是村书记这个“一把手”位子的吸引力也非常有限;且这个“穷家”还会因上级行政力量的“嵌入”而使村庄治理更加不好办。从而每每出现政策推行与治理过程中各种正面与负面效应相搀合的复杂状态,使得干部在为村庄及农民谋求福利的同时,也成为了导致村庄秩序混乱的主要责任人。特别在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时期,这个“穷家庭”因村务管理不善而使其中的“子女”不堪重负,于是造成“税(费)逼民反”的上访事件。坳村干部那种想“有为”而不能的窘迫状况在税改之后体现的更为明显。即便是在处理村庄纠纷这类事件时,身为“家长”的干部也经常显得十分局促和消极,从而使村庄治理乃至法律都显得有些多余。面对捉襟见肘的村务经费和无从化解的债务压力,坳村干部只好靠厚着脸皮与耍赖去争取从上级那点有限的项目资助中分得一杯羹,以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状况稍作改善,或者干脆就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不作为方式来“承担”起这副家长的担子。而小组长的撤销更使得村庄分散化、无主体化的倾向加剧。
村庄虽然成为了发散型的,村民也是可以自由“逃逸”出去的。但农民的逃逸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出走”之路也很不容易。事实上,人们在这样的现代性变迁的过程中也往往是无处可逃。即便年轻一代“逃逸”出了村庄,但他们的生存处境也并不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宽松、生活也并不他们的父辈更容易。他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包括家庭养老的难以保障、婚姻关系的脆弱与震荡、价值观念调适过程中的痛苦与迷茫、村庄治理中的混乱与无奈等问题。我们在村庄里看到的诸多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他们所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而所有这些,也正是坳村彷徨的体现或表达。我们看到,村庄如今不仅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使得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在是否走出村庄与能否走出村庄之间彷徨,在婚姻与离婚之间彷徨,在观念坚守与行为选择之间彷徨,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彷徨。因村庄以及自己个人今后的变化与走向都很难有个明确的预期而彷徨,因“计划赶不上变化”而彷徨,因被土地松绑之后又难以割掉这个“尾巴”而彷徨,因被“搅动”起来之后又落不下来也不知道该飘向哪里而彷徨,因整个村庄当中不同人的观点、态度与看法不同而彷徨,因人们在秉持各自的道理、做出自己的判断或打算时所发生的冲突和差异而彷徨,等等。
若进一步分析的话,人们所经受的压力、痛苦与折磨,更多是来自社会结构失衡的排挤和碾压。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转移到了家庭内部,转移到了代际关系、人际关系中,甚至转化为了个体性的困境与矛盾。因此我们看到城乡之间的剥削最终演化为年轻人对老一辈的剥削,城乡结构关系的失调最终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变形甚至解体。在所有的这些变化过程中,村民都只能在各种夹缝中求得生存,村庄和村民似乎也只能在各种矛盾、困境和冲突中挣扎和彷徨。
经济生活当中的小农本色及其微妙的变化、打工所带来的的躁动与不安、家庭婚姻关系中的脆弱与震荡、报应观念与德行规范之下的好人所遭遇到的困惑与不适、村庄治理当中的无为与无奈、教育及卫生当中的焦虑与潜在危机,乃至弱势群体当中那些难以言表的苦闷与惆怅,都体现出了坳村在当今的那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彷徨状态。而这种彷徨无措的状态,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诸种错位、混乱与复杂的面相,都是这个山村在变动过程中的“现场”,也是该山村当下所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印迹。
这种转型艰难与价值变迁中的彷徨,这些矛盾混杂与游移不定的场面,这些互相缠绕与胶着的现象,都是坳村(也可能是整个乡村社会)所正在经历着的一种状态、是它在当下的一个真实却又变动不居面貌。作者通过对坳村这些矛盾和复杂状况的颇具现场感的展示,使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个更为贴近实际的坳村,了解这个村庄的内在逻辑和生活样态,同时发现其中自洽协调的或者矛盾错位的复杂面相。
通过这项观察和记录,不仅揭示出坳村变化了的方面,而且还对变与不变之间所发生着的对接、互动与磨合进行展现和阐释。也就是说,作者对坳村所着重展现的,并不是已经变化了的各种“失序”状况和“混乱”景象,而是各方面因素正在变化的这个过程,以及在变化过程中各方面因素是怎么样“动”、怎么样在扮演角色的一种场景和状态。通过这样一种观察,作者从中寻找出一些可以作为“支点”或可供借鉴的因子,来衔接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裂缝”。例如,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当一些现代性因素诸如市场经济、理性化观念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村庄都被肢解的七零八落、成为“现代性的碎片”了。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到,在这样一种市场渗入、村庄变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也正在生成着一些东西?而且,这些重构和生成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由市场的力量所支撑和建构的,很多时候都还是村庄和乡土社会内部原有的一些自我平衡和生长的机制在起着作用。
如果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不可避免的要原子化、村庄及其中的人际关系不可避免的要理性化、或者瓦解与重构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变化和重构所依托的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说,需要有一些促使这些转化良性运行的支点或者“把手”,而不能(也不应该)是什么凭籍都没有。具体来说,在村庄受到外来冲击而迅速原子化的过程当中,能否有个支点使这种原子化的负面效应不至于发挥的“淋漓尽致”、保留一定的缓冲地带,从而使村庄本身的平衡与修复机制能够产生作用?所以作者对坳村的考察重点也正放在这些方面:这个村庄原有的一些观念与行为方式以及这些可以作为“基础”的东西是怎么样来应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变迁的。比如市场性因素是怎么进入村庄并产生“效益”的,农民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国家政策在其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等。
这种具有现场感的记录和展示,不仅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巨变乡村中国的一个切片,而且还会使人们对这个巨变过程中那些复杂而又灵动的场面形成一个亲临现场般的体验和感受,从而使人们对这一正在“变”和“动”的过程产生一种更为直观、也更容易触摸的了解与认识。因为唯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当今这个深刻变化的乡村社会,以及剧烈变动中国社会,有个更为踏实、更为贴近地面的理解和把握。也唯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前进步伐才可能走得更加稳当并适合自己。
李德瑞著:《山村的彷徨——鄂西北村治模式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