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晋西农民的自我定位及行动逻辑
内容摘要: “受苦人”概念的界定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化自觉性。陕北晋西农民把自己定位成“受苦人”,笔者根据生活经历与文献回顾从职业、阶级、阶层、生活方式、宿命以及精神等层次上进一步对“受苦人”进行了解读。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解读,来深刻认识陕北晋西农民几千年来价值观产生的社会学背景。
关键词: 受苦人 农民 自我定位 行动逻辑
一 文化自觉与“受苦人”概念
郭于华教授在2008年第一期《社会学研究》上的《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中把陕北农民的自我称谓“受苦人”第一次进行了界定:
在我们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西北骥村 ,农民称自己为 “受苦人” 。这一概念并不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冠以的名称 ,而是当地人对自己的定义。在骥村及其所在的整个地区 , “受苦人” 是对从事农业种植业者的称谓 ,而且这一传统类称一直沿用至今。在当地的语言中 , “受苦人” 专指在田里 “做生活” 的人 ,这是约定俗成、 不会产生任何歧义的地方性定义。如果你询问某某人在做什么工作 ,经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农村以种地谋生。
这种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文化自觉性,但作为外来的研究者对“受苦人”的界定仅仅根据受访者的口头表达来进行,这就不能从更深的层次达到对“受苦人”的认识。笔者作为一个介于本地人与研究者的双重角色,对“受苦人”有较深的理解,因此对“受苦人”概念进行更细致的界定与分析就成为这种双重角色的义务。笔者根据对当地社会的长期关注与思考,认为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对“受苦人”进行解读:
1、作为一种职业的“受苦人”
这种界定在郭文中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表达,“受苦人”指农业劳动者,在农业社会,它的相对面是地主、商人、士绅以及官僚等非体力劳动者,在步入近代以来,它的相对面由于职业的分化显得更宽。这种说法集中在陕北晋西黄土高原地区,是农民对自己营生手段的一种称谓。正如郭文中说的,农民把自己在家务农、在外揽工(体力活)叫做“受苦”,而把自己称作“受苦人”,在这种意义上,它和工人、教师等职业一样,是一种职业定位。
2,作为一种阶级的“受苦人”
作为一种阶级的“受苦人”,在解放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这种阶级称谓不仅仅出现在陕北晋西,而且出现在全国各地。在解放以前“受苦人” 是相对于剥削阶级如地主、老板而言的,主要指贫下中农以及各种雇工。这种阶级称谓随着阶级在中国的消失退出了话语的历史舞台。
3、作为一种阶层的“受苦人”
作为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从古到今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虽然在专制时代农民的地位仅次于士,但这是一种官方定位,是出于统治需要。在共产党执政以来,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农民是各种事件的受害者。集体化时代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农村,虽然一年四季辛勤劳动,但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劳动所得大部分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致大饥荒时期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个时期农民把“吃公粮”的人作为自己的参照,当兵上学进工厂就是最大的梦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可以走出农村,但农民在和市场以及更大的社会打交道时,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很难走出“最底层”的命运,而在同更其他的阶层对比时,农民的“受苦人”地位更加突出。黄土高原的农民把自己定位为“受苦人”,就是把自己放在社会的最底层,这种“底层心里”一直存在于农民中,至今没有大的改变。
4、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受苦人”
受苦人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和过时的阶级身份,在陕北晋西农民的眼中,还指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享福人”相对的定位。这一点由于外来研究者的旁观者身份,一般是不会注意到的。陕北晋西由于地处干旱的黄土高原,土地收入几千年来很有限,有时仅仅能糊口,遇到灾年(当地叫“年成”)就连肚子也很难填饱,在这种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当地人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养成了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因此就形成了“受苦人”在地里“受苦”和在生活中的“受苦”。当地老人回忆说,以前连地主都很苦,平时根本舍不得吃白面,大多数时候是几种面(白面、玉米面以及各种豆面)掺合起来吃。
5、作为一种宿命的“受苦人”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要变成“享福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的行列,但这条路对于长期处于同“饿肚子”苦斗的陕北晋西农民来说,就显得非常奢侈,因为一般农民根本没有剩余的物质供子弟去“光宗耀祖”,去享福。笔者在查阅书院发展史时,发现当地明代以后才有书院的出现,而且整个地区仅仅两三个,许多县从来没有书院。解放以后“受苦人”的出路只有当兵和读书,这也仅仅使少数人能摆脱“受苦”,出去享福。改革开放以来,“受苦人”也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能“撂下撅把”外出谋生,但由于许多农民没有一技之长,出去只能干苦力活,因此只是变了“受苦”的地方,“受苦人只能以苦为生”。于是在这种长期无望的生存环境中,当地农民就形成了一种宿命论,“受苦人就是受苦人”的局面很难改变。
6、作为一种精神的“受苦人”
正如当地农民说的一句话,“受苦人有的就是苦”(苦,指体力、干劲),在这里“受苦人”正是把自己的“苦”作为一种唯一的资本,因此当在生活出现危机时或者生活出现转机时,“受苦人”就拿出自己的能吃苦精神,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争取。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失败,也仅仅是白受了点苦,没有失去什么。在这种认识下,他们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奋力争取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也正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普遍精神。
二 “受苦人”定位的社会学背景
1 地理社会学背景
陕北晋西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自然条件最差的地区之一,长期的过渡砍伐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形成了千沟万壑。境内的可耕种土地分布在相隔很远的沟梁峁壑垣上,因此这种地形地貌导致农民耕种土地的劳动力强度很大,是全国其他地区农民很难想象的。加上土地的贫瘠,产量很小,农民付出很大的体力投入只能勉强糊口,有时遇到干旱只能外出“讨吃”。这种地形也导致了境内交通条件的长期不畅,和外部联系的困难很大,因此农民只能局限于土地,连被视为最低贱的商业也没有条件从事。在这种意义上,恶劣的地理环境是形塑当地农民“受苦人”定位的重要因素。
2历史社会学背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制社会,这种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每个等级的成员都把自己定位在等级内部。正如舍勒说的: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上帝或天命给予的“位置”使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位置是“安置好的”,他必须在给自己安定的位置上履行自己的特殊义务,这类观念处处支配着所有的生活关系.他的自我评价感和他的要求都只是在这一位置的价值内部回旋(转引自《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刘小枫,三联书店1998版)。
这种安于自己位置的观念今天还可以在当地人的话语中体现出来,比如“受苦人不种地能做甚”、“受苦人就适合种地”等话经常挂在当地人的口头上。
3 宗教社会学背景
佛教在西汉以后就传入陕北晋西黄土高原地区,佛教中关于“人生在世,有受皆苦”的命题(其中“苦”包括人生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僧会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有时又把苦分为苦苦、坏苦、行苦三类)正和该地区人民长期的生活之艰难一致,因此为苦难的当地人提供了精神安慰。佛教的轮回说对当地农民影响很深,时至今日很多人还相信自己今生的“受苦”是由于前生的“造孽”。佛教和道教在该地区是两大主要的宗教信仰,并且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两教糅合在一起。每个村庄都有村庙,即使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也不例外,庙里供奉佛道里边的各色神仙,定期举行各种祭祀活动,近年来这种活动在消沉了几十年后开始活跃,由此可见佛教在当地的影响。
三 “受苦人”定位与行动逻辑
把“受苦人”作为一种叙事,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展现。路遥也是作为一个“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的,他对“受苦人”的理解使得他的小说成为研究黄土高原农民的范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受苦人”的典型代表,而《平凡的世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受苦人”的史诗。本文下面的叙事就基本以该小说为例。
1 生存观——“人挪活,树挪死”
位于黄土高原核心地带陕北晋西,其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当地农民只能在土地上刨食,农民谋生的方式只有两条路:受苦(种地)和揽工(打工),而揽工对于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也只是干些体力活,始终没有脱离受苦的命运。下面这首民歌是在陕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揽工调》:
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掌柜的打烂瓷,哎哟,两头都有用。窟窿套烟筒,底子当尿盆,说这是好使用。伙计打烂瓷,哎哟,挨头子受背兴。“看你做的算个甚,真是个呀,丧呀丧门神。”着不得下雨,哎哟,着不得刮风。刮风下雨不得安身,若要安身呀,等得人睡定。等得人睡定,哎哟,半夜二三更。掌柜的在房里连叫几声——咱家里黑洞洞,狗日的说大天明。人家都起身,哎哟,你还在家中,灯草骨头懒断了筋,急忙穿上衣,天还没有明。打开后门,哎哟,安顿后人,子子孙孙再不要揽工——天还没有明,死罪直受尽。揽工人儿难。
在传统社会,有能糊口土地的农民一般就种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无法养活家人的农民就租种富农以及地主的耕地,而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就能靠揽工过活,他们一般情况下给地主或者其他的老板打工,很多人是一辈子揽长工,而揽工的辛酸在上面的民歌里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即使那些有土地的农民也在农闲时会揽点短工以补贴家用。为了生存下去,受苦人什么活都能干,他们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坚持着“人挪活,树挪死”的原则,顽强地生存着,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
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农民正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以及其他人物一样,开始在新的时代下谋生。许多人像孙少安一样,开始在农村谋求新的生路,他们明白光“受苦”是不能摆脱“受苦人”的命运的,于是农村出现了孙少安们的砖瓦厂,于是那些农闲时的受苦人也开始在本地的厂里揽工赚点化肥钱。也有一部分人像孙少平一样,出门揽工,那怕下煤窑,他们也要出去谋生。也有一部分青年像田润生一样出去揽工当司机。在这一时期,受苦人摆脱自己命运的路还有两条,那就是当兵和读书,像金波那样的小伙子千方百计地去当兵,像孙兰香一样的男女青年拼命地学习以便考个大中专来混成吃公粮的人,而不再当受苦人。但是也有许多人人像郝红梅一样继续受苦,因为毕竟摆脱受苦人命运的路太少,但他们也没有抱怨,而是继续寻找着自己的营生之道,继续追求自己的幸福。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去揽工的就不仅仅是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了,许多中老年人也走出了村庄,来到镇里、城里谋生,而且不仅仅是下煤窑和开车了,受苦人开始揽许多工,有的自己当老板,有的给别人揽工。虽然他们干的大多数是粗活,但毕竟受苦也能生活下去了。如果命运好,像孙少平一样捞个正式职工,那是受苦人一辈子的梦。在新的时代,受苦人正用他们的“苦”创造新的生活。
2 价值观——“胡子上的饭吃不饱”
陕北晋西农民把自己当做“受苦人”,也就是把自己当做没有任何依靠的人,只能靠自己的“苦”来生存,他们只能“以苦为生”。“胡子上的饭吃不饱”这句当地流传话便能体现这种观念,只有靠自己的本事实实在在地劳动才能养活自己,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是受到很多人的鄙视,并被当地人作为反面人物来教育子女,这也是中国农民的普遍价值观。传统上当地人判定一个农民的标准首先是“有没有苦”(即能不能干农活等体力活),称赞一个人一般用“好苦”来形容,而一个有“好苦”的农民也是姑娘们首选对象。孙少平的那个“二流子”姐夫由于好吃懒做使他们家的人在乡亲们面前难为情,而当这个“二流子”开始表现出好的苗头时,他们家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而像孙家兄弟靠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的人是受苦人羡慕的对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农民把自己的“苦”当作一种资本,他们“以苦为生”,用自己的劳动吃饭,因此受苦人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受一分苦,吃一份饭”,他们只求“苦”和“酬”相当,别的没有祈求。笔者最近在百度某贴吧看到这样一个帖子,标题是《受苦人赚钱真难》,在文中他这样说:“我是一名装潢的,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知怎样,叫你做之前说的很好,做完给你钱,可是做完老是给不了,咱也不是说交工就给。可主家过一两个月也不说给,有的主家为了少给工钱,故意挑毛病,还有的主家说明天给你,推来推去,每天有明天,希望没(应该是“每”)个主家都体量一下受苦人吧”。从内容看,这是一名学会了装潢手艺的农民,出去揽工,诉说揽工人的处境,同时也说出了他的心愿,就是我给你干活,你给我工资,我也不多要求,只求你把我应得的给我。
3 生死观——“活着就是受苦”
当地人在谈到自己的艰苦生活时,经常说“活着就是受苦”,而老年人提到自己活这么大年龄时也往往说“苦没有受够,老天还不收自己,什么时候这个苦受够了,才死呢”。当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作一种“来受苦”时,陕北晋西农民就能安然面对生死问题。就像孙少平的奶奶一样,虽然瘫痪在炕上,她还是活得很好,她心里清楚自己的苦还没有受够,而不把自己当做一种对子女的负担。这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形成明显的对比,杨华在其文章中说:“在(湖北)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自杀的文化秩序和地方性共识,即老年人自杀是其生命的自然演绎,是当地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笔者曾对来自江汉平原农村地区的学生进行访谈,得知在当地也形成一种老年人自杀文化,而且自杀比例很高,被调查者顺口能举几个自杀的例子,其中不乏被调查者的亲属有自杀的情况。很多老年人自杀是不想给自己以及子女带来麻烦,也就是杨华文中说的,有54.2%是出于利他,25.0%出于利己,37.5%是处于绝望状态。陕北晋西农村老年人即使身体出现严重疾病,自己和家人都很痛苦,但一般不会自杀,他们把这种“苦”当作人生本来应该承受的,什么时候生命自己结束才算“苦”受够了。而子女也把自己服侍年老重病当作自己的一种义务,当作自己应该受的苦,这种生死观念深受当地人普遍信仰的佛教影响。
四、小结
陕北晋西农民的“受苦人”定位可以说是当地农民在长期的传统农业社会生活与生产中逐步形成的,是当地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因素塑造了“受苦人”这种定位,同时“受苦人”的自我称谓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地农民自我认识及行为方式,因此这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这种自我定位支配了当地农民上千年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是理解当地社会文化的一种视角。当然,这也是中国农民的集体形象,而不仅仅局限于陕北晋西,从这个角度说,本文具有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三联书店1998版
3、路遥:《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何其芳张松如:《陕北民歌选(民间文学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版
5、吕静:《陕北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6、杨华:《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
2009年6月5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