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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写“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在农村跑得最多。所以对农村的环境,农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农民的心理状况了解最多,感触也最深。如果不改变如今农民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适应当前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因而,各级政府还要重点增加对农民文化思想素质的培养,象过去办夜校一样,教育农民,培训农民,改造农民。

    有些我亲眼目睹的事情对我的感触很深。有段时间回老家,听说家乡也在搞新农村建设试点,定在镇政府旁边的中心村,因为选在镇政府的周边村,很引人注目,选远了别人看不见,说是上面拿30%的资金,这个上面不知是指中央,还是省里,还是县里。我也不知道上面是不是这样要求的,然后镇里拿30%,农民自筹30%。当时只是听说,但后来一年多了,也没见行动,有说是农民不愿意出钱。据我多年了解农村的情况看,不管搞什么建设,农民一般是不愿意出钱的,别说新农村建设离他们很远,看不见,摸不着,就是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事如修路、修塘、垒堰,他们都不愿意集资,甚至连投工都不愿意投,人都喊不拢。再说,农村如今全皆兵地打工去了,赚自己的钱,搞小家庭的发家致富去了,有的把田地摞荒了也懒得管,农民对家乡的什么建设都漠不关心。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我的老家湖北大悟县三里镇舒山村,湾子离“三宣”路有一公里,“三宣”路铺了柏油,而这一公里全是泥巴路,下雨天没法走。我想争取点乡村公路优惠政策,已找了政府有关单位,那就是每公里国家补贴10万,群众自己集资5万,这当然是很优惠的了,但我在湾里的群众中提出来,没有人响应。况且,组里还有一块现有的资源可以利用,那就是有一片10亩的集体杉树林,已都成材,拍卖5万元至少不成问题。而在块杉树眼看叫一些专干偷树的贩子夜夜砍,日日锯,快要光了,保不住,拍卖了还能为大伙办点实事,改善一下交通出行环境,人人受益。但我回老家只是一个匆匆过客,群众不同意我也没有强制的办法,再就是镇政府,村委会出面也不可能采取什么强制办法,群众自己的事只能采取群众自愿,叫民主管理,一事一议。我感叹如今组里没有组长,好些事情没人组织,办不成。我曾找过村支书,让村委会出面做做群众工作。村支书说:“如今的群众都不听调动,明明是好事也组织不拢,村委会也没有什么措施制裁他们。就是组织拢了,只要有一个觉悟低的人反对,事情就办不成,你说现在的农村工作怎么搞?如今农村搞公共事业建设,难得如吃狗屎。新农村建设我看也难得很。那么,这个组的群众不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走泥巴路那就让他走吧!”

    村支书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意义很深,值得探讨。孟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近几年,新一届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并对农民实行种子补贴、种粮补贴以及农机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养生息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因而,农村变化很快,许多农民盖起了楼房,用上了现代化的东西。但我发现,富裕之后的农民许多低劣的素质和文化修养匮乏便表现出来。尽管许多农民的楼房盖得很漂亮,但门前是垃圾堆,堆满了牛屎猪粪和烂稻草,屋后是臭水沟,脏水横流,蚊子丛生,严重污染环境。农村土地宽敞,完全可以集中倒垃圾,不乱丢乱倒,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习惯。居室里尽管铺了瓷砖,粉了雪白的墙壁,但破家什乱放,脏衣服脏鞋子乱仍,凳子上满是鸡屎和灰尘,叫人无法落座。我常下乡,看到所有的村湾门前到处都是牛屎、猪粪,烂麦秸和稻草无法行走,无人收拾,而这些恰恰是上好的有机肥。我搞不懂以勤劳为美德的农民怎么变得如此懒惰和闲散?

    懒惰和涣散恐怕是中国农民的天性,尤其是生活条件好起来,小农思想便暴露出来,不思进去,不图发展。大部分在家的农民在忙完了夏收和秋收两季后,基本上都是闲月。科技的发展,为他们减轻了很大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有了除草剂,他们不用锄草。有了复合肥,他们也不用积土肥和青稞肥。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门前摆起麻将桌,大白天赌博,中饭都懒得做,草草地在代销点啃点方便面,继续开战,下午赌得日头落山,晚上开灯继续赌,赌得天昏地暗,男人赌,女人赌,孩子无人管,家不象家。其实,农村有很多可开发的致富的潜力和资源,大量的荒山可以搞种植,大量的荒滩可以搞养殖,这些可利用的资源都白白地闲置着和浪费着,农民出了外出打工之外,他们不想动其他脑筋。甚至关系到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切身利益的事他们也视而不见,比如沟渠淤塞了,田里不能灌溉,他们也不拿铁锹铲一铲;塘堰比洪水冲下来的沙子压了,或者塘蒌坏了,蓄不住水,他们也不修复,而是等着靠天下雨。其实,这只要花几天工夫,出点力气就行的劳动活,由于是几家或者几十家共用,就没人出力,充分地表现了农民的自私。公共生产设施无人管,这是建设新农村面临的一个难题。每当农民遇到了旱灾或洪灾,农民也不自力更生,不采取生产自救,而是等靠要,专找政府讨救济。我担心今后政府更多的惠农政策会把中国农民养得更懒,更加产生依赖性。

    还有一件我家乡的事对我感触很深。五年前,我因写了一篇报道,被上级领导重视,舒山村被列入重点特困村,县里和镇里为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建了沼气,运来了塑胶水管,引山泉水到各家各户的缸里,充当自来水,不再受老远担水之苦。还运来了水泥准备铺设水泥稻场,碾谷晒谷都方便,还避免了米里有沙子。但胶管远来了,四组的村民往自家的屋里挖土槽埋管许多人都不干,乡镇书记吴五洲好为难,为迎接五天后省里领导来检查,只有调动了镇所有干部来干义务工,帮农民挖槽埋管,接通自来水,完成村引水工程。还有六组送来的6吨水泥,村西头的村民说水泥稻场铺在村西头方便,村东头的村民说水泥稻场要铺在村东头方便,意见一直不统一,村干部也协调不拢,只有搁置下来。最后,水泥放了半年,没有保管好,过去集体仓库潮湿又加露雨,,水泥全部凝固了变成了硬石头,结果五吨水泥全部废了。水泥稻场最终没有铺成。试想,不管铺在那一头,这个组的群众都能受益,结果是全组的群众都没有受益。

    回老家后听到这个事情,我扼腕长叹:农民的自私,是从古到今渗入骨子里的劣根性,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他人和集体的利益。

    是的,责任制后,农民个体劳动,他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自私狭隘,助人为乐的观念越来越淡薄,淳朴的民风逐渐消失,村里时常吵嘴打架,有时邻里之间仅为三尺阴沟一尺墙角,互不相让,甚至打破头皮。

    现在,农民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对他们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教育。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讲话时,强调“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由此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要看重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以促使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的农村缺乏组织者,自农村取消了村民组长后,而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又都打工去了,大伙儿感觉建设事业没人领头,这是在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头疼的问题。任何好事情要靠人来组织,谁来组织?面对农村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央的好政策要靠人来落实,随着小组长的撤消,村级组织的瘫痪,缺乏号召力,也没有相应硬措施,形同虚设,农村建设今后还指望谁?人心都这么散,农村发展今后谁来组织?农民对新生事物都漠不关心,要想组织和发动他们,靠什么措施?

    我老家湾子门口三口塘,最上端的一口清水涟漪,碧波荡漾的池塘、养鱼、灌溉和洗衣服都很方便。前几年塘埂塌了,装不住水。如果全湾的劳动力出面,两天工夫就可以把塘埂垒好,但由于没有组长,无人组织。如今池塘干涸好几年了,不仅不能灌溉,还无法养鱼,连洗衣服都跑到很远的河边去洗。中间的一口塘也因泥沙淤积了三分之二,只剩下小半塘脏水,破罐子、破瓶子、破鞋仍得满塘都是,塘水发绿发臭。对于现在农民自私自利、懒惰、散漫到如此程度,各级政府难道不痛心吗?所以,眼下的关键的关键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不能抛弃他们,开展一些活动,组织一些评奖,如“劳动积极分子” “乡村孝子”等等评奖活动,让他们参入,提高他们积极向上的思想风气,凝集他们的人心。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而农民存在的那种“小富即要”的思想对“现代农业”又是一个障碍。由于农民文化素质、文化修养问题而导致农民难以跳出小农经济的藩篱,容易满足,不思上进,一旦有了钱,骨子里那种“穷了富不得,富了了不得”的劣根性便表现出来,荷包里有点钱就烧包,就显富,摆排场,耍派头,抖狠气,铺张浪费,大肆挥霍,显得自己不知有多富。不知道克勤克俭,把钱用于再生产再发展上。这是农民素质差的又一个缺陷。2006年,我回老家过春节,有几件事叫人乐不起来,一件是抽烟喝酒的消费上。我爱人娘家有一个侄儿子,在外打工回来挣了八千块钱,回来一个劲地抽10元一包的好烟,50元以上的好酒,来我家拜年我拿出5元一包给他抽,他居然嫌档次低,不抽,自己跑到代销点去买10元一包的好烟。我当然很气愤,当即骂他们:“你在外打工挣了几个钱?这么摆阔,你挣的是血汗钱,应该节约着用,何必这么显得象老板大款似的?有两小钱何不孝敬一下爷爷奶奶?”春节期间,我到几个亲戚家走动,拜访了一下,看见满屋子来客全在打牌赌博,仅给我倒了一杯茶又去抹他的牌就再也不管我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上阵,我本想同他们聊聊知心话,问问他们的年景和收入,也都不可能,我只有到村头村尾走走、转转,但到处都是牛屎、猪粪和烂猪草、臭泥巴,脏水横流,叫人无法下脚,每走到一家传出来的都是打麻将的吆喝声和吵嚷声。我真有点困惑不解,甚至有点悲哀,如今的农村怎么都变得这样,懒惰、消散和无聊。过年是喜庆,自家门口,清扫干净,挑点沙子把有泥泞的地方铺垫一下,至少环境美化一些。而整天胸无大志地昏天黑地的打牌图个什么?有这打牌的工夫,也应该把村路维修一下。

    如今的农村好象有几个钱就满足了,就没有什么追求了,这种“小富即安”的懒惰思想,怎么适应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远大目标?中央的政策再好,农民有了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是不利因素,同“发展现代农业”不相吻合。所以,政府还要适当组织一些文化活动让他们参入,改造他们的思想观念,影响他们的思维言行,不要让他们整天扒在麻将桌上。再一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如修塘、垒堰,清渠挖沟的事还要组织一下他们参加一些义务工,现在不让农民摊一点负担,使他们更加闲散和无政府主义,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不利于组织农民和带动农民。现在,中国政府是仁慈的政府,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村村通”工程把公路修到他们村头来,难道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还要政府来为他们做好吗?那样,农民就养得更懒惰了。过去农民负担重,现在让他们休养生息,还不错,事实上农民应尽的义务还得尽,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过于迁就他们,惯养他们,因为农民在这种懒惰,自私的现象越来越显露出来了。这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新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提法“20字方针”很有科学性,包容性,实施起来恐怕有难度。就农村建设中的第一句话定位太准了,“生产发展”,只有生产发展了,生活才可能富裕,但生产发展的内容就包含多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格局是山区丘陵占70%的面积,这山区丘陵也不能实现机械化,有机械也使用不了,国家指出“现代农业”,对于70%的山区农村恐怕是个障碍。但“生活富裕”了,不一定乡风就文明,由于农民素质差,没有文化没有理想,没有更高的追求,有了点钱就容易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甚至饱暖思淫欲会滋生黄赌毒,尤其赌博在农村是“重灾区”,晴天白日不干事,在家大赌。这是中国农民的一种素质退化的表现,一种堕落可悲的现象。

    我的老家三里镇四庙村有个村黄汉斌,在外打工一年红汗淌黑汗好赖挣了1.2万元,为了显示自己有钱,春节前一回来就和别人赌博,赌了三天三夜,结果输掉了一万元,老婆知道后气得喝了农药,幸亏及时送到医院,才挽回了一条命,但医院住院费用花了好几千,一年的工钱白打了,这个农民就是为了摆阔发泡造成的悲剧。这样的农民在农村为数不少。

    “村容整洁”在农村更难以做到。尽管部分农民在外打工挣了钱,回来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但由于文化素质差,环境意识差,不讲究清洁卫生,楼房门前是垃圾堆,屋后是臭水沟,房子到处都是赃物,楼房盖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

    “民主管理”当然应该,如今农村自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由“管理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也不搞什么强制性措施了。“民主管理”也体现了农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加过分干预,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一事一议。但问题是,眼下农村的现状是走的打工走了,留下来的人又人心都散了,一事一议根本议不拢,往往一个群众会村民都召不到一块,怎么议?一定村民思想落后,反是为集体出钱出力的事情都不愿意干,还因为有的人不在家,在家的人攀此不在家的人,不愿意多投工,认为多出力划不来。我前面已经举了很多例,哪怕是涉及到农民自身利益的事,他们都不积极,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新农村建设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障碍,关键是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提高村干部的积极性,而村干部一直被村级债务困扰着,办事都需要钱,而捆住了手脚,宁愿什么事都不干,有不愿意再增添新的债务。

    “村容整洁”在农村更难以做到。尽管部分农民在外打工挣了钱,回来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但由于文化素质差,环境意识差,不讲究清洁卫生,楼房门前是垃圾堆,屋后是臭水沟,房子到处都是赃物,楼房盖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

    “民主管理”当然应该,如今农村自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由“管理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也不搞什么强制性措施了。“民主管理”也体现了农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加过分干预,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一事一议。但问题是,眼下农村的现状是走的打工走了,留下来的人又人心都散了,一事一议根本议不拢,往往一个群众会村民都召不到一块,怎么议?一定村民思想落后,反是为集体出钱出力的事情都不愿意干,还因为有的人不在家,在家的人攀此不在家的人,不愿意多投工,认为多出力划不来。我前面已经举了很多例,哪怕是涉及到农民自身利益的事,他们都不积极,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新年农村建设及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障碍,关键是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提高村干部的积极性,而村干部一直被村级债务困扰着,办事都需要钱,而捆住了手脚,宁愿什么事都不干,有不愿意再增添新的债务。

    所以,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和任务,而必须理顺农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开始,非一朝一夕或者三年五年就能实现的,它只是作为今后农村的一个发展方向,一个遥远的蓝图,而朝着那个美好的蓝图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

    杨豪,湖北大悟县人,1962918日出生于一偏僻山村。幼年丧父,家贫失学,少年历经磨难,看透世态炎凉,饱尝人间艰辛,故而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爱和恨;热爱善良,崇尚良知,憎恨邪恶。报告文学正是他的一种渲泄方式。

    先后在湖北省文联文化艺术中心、湖北省作协《楚文学》编辑部、中国改革杂志社、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过。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发过小说、散文、纪实、报告文学百万余字。主要以报告文学为主,其《农民的呼唤》在《当代》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数十家刊物转载,并被中国作协创研部收入《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一书。《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在《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又被《2000年度中国最佳报告文学》收集。以及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关山经济航母》(与人合作),《中国农民大迁徙》。此外,还有《生命的重负——舒山村自杀档案》、《中国农村基层政府堪忧》、《跨世纪忧患——农民问题新动向》等作品问世。其文风以忧患意识见长,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其《中国农民大迁徙》获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供职于国家日史编辑委员会。

    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态度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思社会,审视现实,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追寻正义,拷问良知,刀笔斩鬼域。相信苍天有眼,好人有好报。

     

           通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

               (北京丰台区长辛店云岗路198号)邮编:1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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