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火松:均地权已不能起到政治稳定作用
建国后前三十年,我国为了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实行工农剪刀差政策,把农业生产的剩余都支持了工业,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资源自动调节配置功能认识不足。当与政府公共物品有关的农田水利改造、养老保障、合作医疗、教育普及、干部廉洁、尊重劳动、国防工业、国家尊严等取得历史性惊人成就时,市场萎缩经济结构的失衡,影响到各行各业群众积极性。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民为国家工业做出极大的牺牲和贡献。改革三十年摸索市场经济路子中,把毛泽东时代这些好的东西大部分都给否定丢了, 市场在朝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所担忧的坏市场方向发展。全国不建立起城乡公平统一的分配体系,用市场方式把农村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廉价劳工进行盘剥。毛泽东时代农民生活虽苦,但普遍心不苦,因为劳动是光荣的。改革三十年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是朝歧视劳动转变。当制度失去天道和人道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食品安全问题是这种对待广大农民不公平最直接的反映。我们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人均耕地却是世界最少的国家。如果不给大多数人口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仅仅圈在紧张的土地范围去分配,这会给国家带来不可预知的内部风险。被圈在土地上的农户,只剩下农业的种植和养殖,就是农业周边生产资料、农产品流通等产生的利润也从农户中剥离了。接下来农户增收的途径只能靠单位面积上想办法,就出现了各种非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土地得不到休耕轮作,环境全面恶化,人与自然高度紧张。天人不能和谐相处,人怎么能和谐生息。旧的秩序已经打破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再未来的中国三十年,会是各种矛盾冲突激化的三十年。亚当斯密穷其一生精力写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表达国家财富是通过交换得来的,交换要建立在道德和国家公平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交换的环境。我国的企业发展,离不开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要尽量创造这样的环境。我们的农业是分配与生产混在一起的。过去之所以搞土地革命,是因为均地权能起到基本公平分配的政治稳定作用。这种均地权是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条件下才起作用,社会向工业社会、交换社会转型后,分田到户已不能起到公平的政治稳定作用。
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很落后,这个落后的直接因素是分配制度。研究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会发现各生产环节都已高度工业化分工。农产品还没生产已经有期货市场来买走了,农民拿着钱再请各专业公司完成各个生产环节,那里农民正确说是各生产环节协调管理者。我们的可耕地很少,从发达的生产方式来看,只需很少的人就可把全国的地都耕种完。此次扩大内需,中央很想在主观上加强农业,有很多跟农业有关的国家投资计划,不从制度这个根上去想办法,钱是投不到农业上的。农业已经躺在瘫痪的行政体制上,投多少钱都会被巧立名目弄得无影无踪。农业完全可以实行独立的国家直管,让地方政府和农户都退出农业生产,集中扩内需资金由国家组织专业人员来完成食品原材料生产。没必要这么多人参与农业生产,参与人越多问题越多无法保证食品安全。有了锅里就方便解决碗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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