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让世人惊呼的百万民工潮。每年春节一过,浩浩荡荡的队伍就出发了。据劳动部门透露,有三分之一外出务工的农民通过了劳动部门的中介组织,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外出劳动部门根本无法掌握,就连最基层的乡政府也无法搞清农民的去向、流向。过去,社员外出赶个集、办点事也得跟生产队长请假。可如今,农民只要揣上自己的身份证,天南海北,哪里能挣钱就到哪里去,各级政府无法控制,更无法阻挡。
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南就有30万个农民家庭“不辞而别?,抛弃了祖祖辈辈相守的土地,全家出走到外地谋生。湖北近几年已突破40万,天府之国的四川超过40万。
不管这些民工是抱着外出淘金的愿望,还是为了逃离伤心的土地,他们流入各大城市之后,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种境遇呢?笔者花了近二年的时间,对他们在都市里的生存状态进行了采访调查———
上篇 进城农民工众生相
在现代化都市里,活跃着一群这样的人———从土地剥离出来,又融不进城市的农村现代化蚕蛹———都市农民工。
如今,满怀淘金愿望的进城农民几乎撒遍了城市的大小角落,你看,那些搞建筑的、掏下水道的、卖菜的、修鞋的、摆摊的、挑担的、捡破烂的……简直无处不在。为了生活,他们进城淘金,然而城市并非遍地都是黄金。租住的地方可以说是城里最脏最差最乱的,吃的是最廉价的食物,干的是城里人“宁可饿死也不干”的活,他们掏大粪、挖下水道,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出大力、流大汗,可城里又有多少人关爱过他们?他们经常被“宰”,水电费、房价费全由房东开口,要多少得给多少,与城里人打交道稍有微词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有的还经常被地痞“吃黑”,挤公共汽车时遭人白眼,更可恼的是一些基层职能部门的执法者,宰他们没商量,宰得他们流血他们还得装出笑脸,泪往肚里流,因为他们是“乡里人”,“翻不了天”。在一次次清查外地“三无人员”时,他们经常被收容、遣返,几十人塞进一个车厢,拖出城后还没有到达县城的半路上就把他们丢掉,让他们自己回去。但既然下决心出来了,怎么会愿意回去呢?三天过后,他们又“卷土重来”,真是拖也拖不尽,赶也赶不走。
A、泥瓦木工刘满庚
在汉口的利济路、武昌的小东门等路口,有数百名拿着泥瓦刀、刮灰板或锯子和刨子的泥瓦工和木工坐在那儿等待。等着有人来请他们干活,炎炎的烈日下,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来请。 那天,我打算装修新房,便到这些地方来找一帮师傅。见数十名老的少的一溜儿坐在街道旁,个个眼里是期盼的目光。一看阵势,不知找谁好。我用眼光左右搜寻,一个长相憨厚、结实的青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坐在那儿无精打采,想是几天没人请了。我上前主动找他答话。他一看有人找,立刻就来了精神,一扫脸上的愁色,很殷勤地看着我。
看到我走近,他很自然地站起来,眼睛里流露出希冀。“师傅,贵姓!”我主动先给他打了个招呼。“我叫刘满庚,大悟人,今年38岁。这是我们一块的几个伙计,你需要几个人?搞装修一般得四个人一个作业班。” “那就四个人吧!我们走。”
他们几个人很欣喜地清理东西跟着我。
“搞木工这行生意怎么样?”途中我顺便问道。
“生意不咋的,搞的人太多了。我已经在那儿守了三天没人请,幸亏运气好,被你请了;还有的一个多星期没人请,可就不划算了,一个星期没人请,还得掏生活费。”
这个刘满庚看来很憨厚,其实他肚子里还有点货,他提了好多问题我都无法回答。他爱好文学,他自己带了本《当代》杂志。
我也跟他提一些问题:“你们为什么非要出来打工呢?家乡的土地上就不能生存么?” “你不晓得,如今农民负担重,种田亏本,一亩田好的收个1000斤稻谷,如今粮食又不值钱,1000斤卖420块钱,还有种子呢,农药呢,化肥呢,我们那儿每亩平均负担几百元,这样算,哪还有钱?你晓得今年的小麦才卖多少钱一斤?才卖2角8分,低得不能再低了。前几年,还保护农民的利益,搞粮食保护价。如今也保护不了农民了,田越种得多越亏得多,还有什么种头?如果粮食价格还这样低,负担又减不下来,恐怕更多的农民不愿意种田了,都得像我们一样出来谋生。”刘满庚不无感慨地说。
“你可能还不晓得,如今农村有多少名目的摊派。”瘦瘦的不善言辞的陈炎也开口说,“像我们那个乡,光负担卡上除国家税费如农业税外,就有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教育集资、农业特产税、畜禽防疫费、共同生产费,还有没有写进负担卡的公路集资、人头费、堤防集资费等。村里都有两本账,看负担卡似乎没问题,但实际收费远远超过负担卡,上面检查都查不出来,光教育方面就有三项重复收费,教育集资、教育附加、还有摊在学生头上又人均80元集资,教学楼都盖了十年了,集了十年资早就超过教学楼工程款,可如今还在集。上次,一个农民负担检查小组到我们那里检查,没有检查出个什么来,走了个过场就回去了……”
这时,胖胖的雷以胜也接上了话头,他说:“就拿我们那儿来说吧!前几年老百姓发展种植业,嫁接板栗,我们那儿早就有种板栗的历史。前四年,板粟卖到4块2毛,每家每户还能变个1千多块钱,每到收获季节,外面的商贩抢着来收购。第二年,乡里的国税所、地税所、工商所、农机站都跑来对商贩乱收费,宰得他们没法,第三年他们就不敢来了,我们的板栗也没人来收购了,我们必须挑到镇上去卖,价由原来的4块2跌到1块5一斤,收入一下子减了一大半,再把林业特产税一除,就没有钱了,农民种板栗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挫伤,他们再也不种树了,有的甚至把板栗树都砍掉了。” 他们简直在我家摆开了讨论农村问题的战场,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尖锐。
刘满庚又接上了腔:“你看农村村级债务也是个大问题,我们那村欠20万元,摊到群众头上人平债务280元,说是摊到群众,谁愿摊呀!这都是村干部吃了喝了瞎花的钱,乱扯的账,老百姓不是这样说干部吗,‘县里领导坐桑塔纳,不管工资发不发;乡里干部坐吉普,不管老百姓苦不苦;村里干部坐三轮,吃喝嫖赌拿提成’,说的是如今的村干部也很腐化。后来听出来一块打工时的工友说,他们那村欠的债务还多,60多万,20万算什么?有一次碰到红安的一个工友,他说他们那村欠130多万,真是不出来不晓得天下之大,奇事之多。前不久,武穴的工友说起老家的事儿,他说他们村欠400多万,我一听打了吓,妈呀!咋这么多?这哪辈子还得清呀!把全村的老百姓都卖了也还不清这巨额债务呀!后来,我看到了一份报纸说是全国村级平均债务30万元以上。”刘满庚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谁说农民的素质低?
这几个民工早晚来干活,住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里,不嫌乘车的麻烦,而且来得特别早,早上6点过早后就到了,中午在这里短暂地休息一下,下午6点才收工回去,我是按日工钱给他们算,不是包工包料,他们没必要这么加班加点,把活赶得这么紧。
中午休息的时候,刘满庚又不放弃和我探讨一些问题,他说:“要说还真有说不尽的话,现在的干部都喜欢搞假,比如我们农民人均纯收入,乡里总是把数字报得大大的,超出实际数,为的是突出政绩,上级也需要你把数字报大,他也能突出政绩。如此一来,老百姓有民谣了:‘村哄乡,乡哄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不管他的观点对与否,但他们敢直言,真是越是最低层的老百姓越敢说。
10天后,终于完工了,通常的情况是得15天,而且在算工钱时,他们还送了我4个工,他们说:“其实,我们农民是很仗义的,不像城里人那样斤斤计较。”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我想他们给我忙了10多天,现在完工了,我得酬谢他们一下,在餐馆里好好招待他们一餐,以表达我的心意。席间,他们显得拘束,不肯吃菜,我说:“不吃白不吃,最后还是倒掉了,农民不是很讲究节约么?别浪费了。吃吧!”我把菜往他们碗里夹,他们感到很受惊。
他们离开了,我把他们送出小区的大门,看着他们离开时的身影,一团又苦又涩的东西堵塞了我的喉咙口……
B、建筑工骆晓峰
比起刘满庚,建筑工骆晓峰就差远了,因为刘满庚吃的是技术饭,骆晓峰只能靠卖力气。好在他生在老区,艰苦的环境练就了他一副好身板,100多斤的水泥他扛着就走,30斤重的铁模板他一只胳膊夹一块,20斤一桶的石灰浆他一只手掂两桶。
骆晓峰卖力气,得到的钱却没有刘满庚多,卖力气毕竟是卖力气;吃的饭食也差,一大锅菜,难见一点点油脂,大工棚的生活就是这样。干的活也累,每天清晨6点,包工头哨子一吹就得起床,干2个小时的活再吃早饭,再由8点干到12点。中饭之后,再从2点干到6点,劳作时间达12小时以上,《劳动法》对工厂企业不对他们。住的也差,随便用芦席在马路边或空地上一围,就算作工棚,就是他们栖身的地方。
在汉口一处高层建筑的工地上,记者见到了骆晓峰和他的一群工友,记者趁午餐的机会与来自新洲、黄陂、麻城、红安和孝昌等地的农民建筑工聊起了他们的感受,尽管他们住的是低矮、阴暗、潮湿的窝棚,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棚子里,睡一溜儿随地铺开的大地铺,棚内散发着一股汗臭加霉味之类的混合气味,下雨时里面还进水,吃的是几乎看不到油星子的饭菜,但他们反倒感到满足,没有半点怨天尤人的表示。“住这样的地方,住得习惯吗?”“老住这样的地方,咋不习惯呢?”“外面打工嘛,将就些。”“白天干活疲劳了,一倒在铺上就睡着,哪管好坏?就是把我们丢进臭水沟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事做就行,至于生活方面,只要有口饭吃,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足够了,此外别无奢求。
骆晓峰有些激动地告诉我:“我们这些人少说也在武汉干了十几年,你看,那些大厦,哪一幢不是我们亲手竖起?可是,在有些城市人眼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进城抢饭碗的乡巴佬,是脏、乱、差的总根源,是想赶走却又少不得的累赘,连搭车也要遭人冷眼。”
小伙子的两个哥哥都在武汉工作,一个是某工商局干部,一个是某公司副总经理。但他因担心有损哥哥们的“形象”从不轻易踏入他们的家门。十几年前,他仅以几分之差没能上成大学,随即投身农民建筑队伍的行列,因有些文化基础,在工地上也算是个“知名人士”。
“广播里说,山东济南市政府规定用人单位不准让农民建筑工住又脏又湿的窝棚,还说要解决好他们的吃饭、洗澡等生活问题,不知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小伙子果然是个“头面人物”,把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甩到了记者面前。
骆晓峰话锋一转,脸上显出一种无奈。“公司老不跟我们建筑队结账,建筑队的工头也不跟我们结账,一年干到头,见不到钱,我们跟白干差不多,我们可是流血汗的钱呀!我们去问总公司,总公司说是甲方没跟他们算账,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搞不清楚。没有钱就别盖房子,拿我们的辛苦钱打垫账。这是个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建筑队民工都难领到工钱。”
C、卖菜夫妇的心声
在武昌岳家嘴菜场,我听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口音,一问他们大都是来自乡下。我问一个40岁的老兄:“你是哪儿人,出来卖菜赚不赚钱?”他说:“还好,每天能赚个20块不等。”他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妇女说:“这是我媳妇儿,我们俩都是团凤县人。”“啊!夫妻俩都出来了?那你家责任田呢?”
“管他什么责任田,丢了算了。”他媳妇说。 “那么,过年才回去一次?”
“我们一家已出来三年了,没有回去。我们一回去,村里干部就来要这税那费的,我们在这里村干部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会找到这里来要摊派的。我们村里就有个朱光太,田没种,到河南那边做生意,由于户口没迁走,尽管田荒了五年,村里还照样找到河南他做生意的地方去收摊派提留款。村里还有两个搬到镇上去盖了房,户口已迁到镇上去了,但村里还跟他要税费。所以我们走得远远的,让他们找不到。”
“你们可以找个人转包责任田,”我这样说他。 “鬼愿意包哟?负担太重了,种田划不来,你们城里人可能不晓得。”他媳妇儿接上腔说,“刚分田到户那阵,抢着要,如今成了臭狗屎,没人要。守着那几亩责任田,摊派提留一扣,还倒亏。每年麦子没收上,乡里就提前来收费,逼着你出去借钱,烦死人。不如出来混口饭吃,天下大哩,哪里搞不到到口饭吃。”
“可这样总不是办法。” “我们村出来不少哩!都是一家一家地走光,有的二年回,有的三年回。有的人一回去,村干部就上门要税费,这些人没种田,自然不肯交,常常为这事闹起来打破脑壳,你说咋整?”
街上的路灯亮了,也该收摊子了,我决定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去看看。 “脏兮兮的,没得看头。”卖菜嫂子说。
这是一处偏僻的民房,这一带的民房就像个难民区,下水道里的水就在门口横溢,无处下脚。门口两个孩子,糊得像泥人,浑身脏兮兮的,一个8岁,一个6岁。
“孩子没读书么?”“读鬼,城里的学费又贵,我们这外来户,读得起?”尽管孩子早已过了入学年龄,但由于是外来户,孩子没法入学。“可以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也不要荒废他们的学业呀!”
“老家只有一个瞎眼老公公,跟他小儿子过,身体又不好,自己都照顾不了。”
屋子里很简陋,不足30个平方,是当地居民不住的旧房闲房。靠墙放个床,靠窗户放个破桌子吃饭,门旁边放着做饭的煤炉子,一大堆没烧完的煤球,一排没有卖完的菜,两个独凳一摆,没有下脚的地方。
他跟我算了一笔账:“唉,在外也难,一个月的开支得700元,别看这件小小的破房,房东黑心,硬要200块,一个月的生活费加杂七杂八的零花钱得500块,这一年就得8000多元,弄得不好还糊不住口,有时也想回老家算了。日子过苦点,总算有稀饭喝。只是家乡这费那费,要得人心里烦。加上这几年没回去,责任田也摆了,不知咋样了。如果一回去,说不定这几年欠下的摊派提留款一块要,那我就受不了。”
说到今后的路时,这个汉子一脸迷茫,他说:“我们农民嘛!总是受苦的命,走一步说一步啊!只要饿不死人就行。”
在都市打工群体中,大部分农民工是好的,凭辛苦和勤劳挣钱,也有一些游手好闲的奸邪之徒,行苟且之事,进行偷盗和抢劫,影响了城里的治安,也败坏了农民工群体的形象。还有的在租居的房屋里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有媒体曝光的美容美发厅、按摩屋等色情场所的小姐大都是乡下妹子。还有的在租住屋里制造假烟假酒,不少文章已披露过,本文不再重复描述。出租屋里还藏着庞大的超生游击队,乡里管不了,城里无人管,三胎四胎照生不误。但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社会的病态。所以,各级政府加强对他们的综合管理,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工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工潮是农村、农业、农民诸多问题的具体、集中的体现,这是在各种壁垒打破之后,在农村以至整个社会人财物大流动前提下出现的,这是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可以说,市场开放之后,使人口过多这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日趋充分地暴露出来,如何认识、分析、引导这一现象是一个不可回避、不能绕过去的巨大的研究课题和社会工程。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其前提就是农民的富裕。在本世纪内,两亿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10亿农村人口收入的持续稳定增加,这是摆在各级党政部门面前的无法绕过去的两大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农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就很难有大的发展,社会也难安定。
民工潮可以让人更好地分析、透视、探微中国农村的现状与改革、发展的方向。
一、是填补还是挤占
据新近统计数字,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从事各种务工的进城农民已达2.1亿之多。在乌鲁木齐市,外来劳动力数量达12万人,占乌鲁木齐劳动力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在从事建筑、煤矿等艰苦行业。 对于农民大量进城,社会也有不同观点和看法,许多人表示担忧。有舆论认为,因为农民大量进城,加重了城市负担,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还未到富裕阶段,不少领域和设施,如交通、能源等对城市市民的优惠、补贴,随着大量民工涌入,无法达到原有的效果,国家增加了大量额外的资金。再者认为民工潮“流”走了农村人才,因为进城打工者大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人,他们都打工走了,留在家里的全是老人和孩子,有些村庄几乎成了空壳村。农民进城虽说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农村也需要繁荣,也需要大量的能人和劳动力来开发建设。所以中国城市需要发展,农村更需要发展。还有人认为,民工潮冲击了社会秩序,随着城市工人大量下岗,就业面临危机,过去下岗工人不愿干的活现在也只好干了,有的城市作出新规定,禁止一些行业招收外地民工,而这部分岗位的民工又不愿退出,长此下去,两者之间势必产生矛盾。 城里人一方面排斥农民工,一方面又需要农民工。因为,城里的那些脏活、累活、重活又不是一些习惯于养尊处优的城里人所能承担的。所以,要想将农民工从城市驱尽赶绝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农民工呢?既然城市里有一块立足之地,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在都市里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他们像野草一样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尽管他们付出人格的代价,受人欺辱,仰人鼻息,遭人训斥,受人白眼,到处领略城里人的轻蔑、鄙视、嫌弃和抱怨。倘若你在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忽然从某一路站上来几个拿工具的风风火火的农民工,身上沾满油漆和石灰点子,不小心时碰了一下城里人,立刻招来一顿白眼:“哼,乡里人,讨厌。”“看到脏兮兮的农民,我就发烦。” 尊重农民工的人格和地位,看看他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就知道城里人是不应该嫌弃他们、排斥他们!其实,农民工是在为城里人辛苦,为城里人忙......当城里人需要搬家,按楼道上随处张贴的小广告上打个电话,农民工组成的搬家公司的汽车一会儿便轰隆地开过来,仅两个小时就帮你搬完,既省时又省力,仅100多元就能打发。当你的下水道堵塞了,你又随时到街上叫两个农民工过来,他们会不赚脏地用钉片给你掏,如果堵塞物掏不出来他们会不惜用手,直到疏通为止,他们不吃你的饭,给几块工钱就行了。当你在商场买东西,多了掂不动时,只要喊一声“扁担!”立马就有一个手执扁担的农民走上来,帮你系上物品,生怕弄坏,一直帮你送到家......
这些都市农民工在夹缝中生活,为了节省费用和开支,他们往往几人或几十人合租一间简陋不堪阴暗潮湿的房子,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人住的地方,但他们不嫌弃,只要能容身就行。买上煤炉子,抽一个人做饭,有时事忙不完,有时几天没事做,啃老本。做“扁担”的农民工必须天不亮就出门,晚上11点商场关门才归家,不管有没有生意,都必须在那儿守候,赚几个辛苦钱。回来后,用凉水冲个澡,点一点白天赚来的钱;钱多时,美滋滋地睡觉,钱少时,叹一声气,还得安息。
如果说,城市企业的一部分农民生拉硬扯抢了城里人的饭碗,那就是抢夺了大锅饭,挤垮了城乡藩篱,填补了城市服务功能的空档,填补了城里某些人竞争意识的空白,拾遗补缺,为现代都市增砖添瓦,增色添辉。没有数千万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就没有现代城市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就没有现代城市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
二、农民重新定位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是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80%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在流动中重新组合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大批民工到发达地区拓展了生存空间,新的技术、新的观念以及数以亿元计的资金也随之回流,为贫困的故乡注入了新的血液。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相互补充,产业布局的跨区域调整分工,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物不分内外,打破了过去划地为牢的行政疆界,按照经济规律重组大市场的新格局也初露端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理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在变成现实。这是农村希望的曙光。
温州走出了30万人,带回了大量资金、信息和技术,温州人富了。
东西南北中,在每一个省份都有着自己相对贫困的角落,正因为穷,他们才要走出去。就像东部沿海地区在曾经走向富裕之前,都一样有过难以摆脱贫困的阴影困扰着他们。在相对落后、欠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些走出去的人们,带回了文明,带回了富裕的光芒,便迅速照亮了这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这是在贫困的荒漠上新生的一块块“绿洲”。
我国东部、中部乃至西部,数以千计的中小集镇迅速崛起,这是农民的杰作,沿海地区的农村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在不少乡镇几乎让人辨别不出都市与乡村的差异。出尽风头的河南南街村,已经成为一个颇具现代化意味的小城镇,而农民城龙港也在发展中撤镇建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不少集镇正在规划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建成中等城市的蓝图。
数以百万计的泥脚杆洗脚离田后,开厂设店,办企业搞公司,干起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市场风雨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能量巨大的企业家,这一阶层的日益壮大,给乡村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乡村甚至整个国家变化的一大动力。
农民的观念在变,农民的行为在变,农民的素质在变,农民的心理在变,农民的活动半径在变,农民的视野在变,农村的习俗在变,农村的价值取向在变,农村的生活内容在变,农民关心的话题在变……
我们欣喜地看到,部分在外打工的民工已开始“回流”,他们长期在外打工,积累了一部分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学到了一定的管理方法,摸到了一定的市场渠道,主动地自觉地回乡创办经济实体,推广实用新型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志在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
他们是黄土地上的希望,是农村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的孕育者,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使者。农民的流动,给自己,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将是文明、民主、平等和法制,是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进化。
乡村变革的能量不断积聚,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农民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在走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长征中,传统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本质上的裂变正在加快其进程,这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历史必然。
裂变意味着超稳定的旧的平衡的打破,意味着不合时尚的历史沉淀的荡涤。但这种裂变绝不是说要一刀割断过去与未来的联系,而是推陈出新,不断产生新质的过程。与裂变相伴随的必然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多角度、全方位的重构,是新的层面上的排列与组合。正在各地乡村所发生的种种迹象告诉我们,从裂变走向重构———这一有着久远历史意义的变革的大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原载: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