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韩国新村运动的不同视野——问题与教训 |
| 作者:李水山 时间:2009-6-20 来源: 学说连线 阅读量:11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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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人通过与韩国一些学者或企业家交谈、交流后,得知他们对韩国新村运动都有不同的评价和态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人人都唱赞歌才是不正常的。韩国政治家和学者们曾分析过对新村运动持诸多批判观点后,对改进和完善新村运动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一是从西方留学回来“无视现实”的学者:因为他们学到了比较系统的西方思维方式和学术观点,包括分析方法,这里的最大出路在于他们假设的试验方案与韩国农村和农民实际还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美国博士后来也曾说单纯用经济学观点无法解释韩国新村运动带来的国家变化(朴振焕回忆录)。这一点一直影响到在韩国亲自参与过新村运动的一代人的子女,甚至孙子、孙女们,他们从学校老师那里学到批判性的观点与攻击性的语言,甚至态度。一名女大学生,名叫朴根珠(音,23岁)也曾追随学校老师,认为韩国现在的发达,包括农村理所当然,写过很多批判“维新统治”的檄文,不满于爷爷、奶奶、父母亲对新村运动的真挚情感,还发誓要改造他们这种无知和愚昧思想,但通过到国外亲自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看到国外落后的农村现实后,得知韩国过去的农村和现在非洲相同,甚至不如他们,再重温爷爷、奶奶讲的亲身感悟与体验,开始用身心思考韩国为什么能赶上原来就很富有、基础好的日本、德国,实现了农村与国家现代化。她已经长大了,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领悟到,有些课堂理论和只有单纯书本上的西方政治学、经济学观点的学者的分析、评判,可能与过去的韩国农村现实还不大相符,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认同一直迟疑过的新村运动,尽管她不支持现在与过去有关联的政治家。 即使是总统周边的助手或挚友也不是从一开始都支持一些做法,曾有一位学者说总统,你作词作曲的《新村之歌》还有一句“建设富人的新农村”,是否有商业、铜钱味道?总统一着急,就叫周围的助手们分头去调查了解,他们的父辈和哥哥、姐姐们动情地回答说:我们祖祖辈辈贫穷过,为什么就不能变为富人?后来这歌词再也没有修改。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讲的“不要争论”的深刻含义,如果我们的官员、学者、媒体对在社会实践中涌现的每一件事情都一一争论不休,姓社还是姓资,则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建设。还有一点: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主体始终是农民、市民,否则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就不会有广泛、持久的社会效益,历史也不会认同。 二是持不同政见者。因当时韩国特殊历史背景、社会结构与政治氛围,民主政府和民主政治家始终驾御不了当时的政局,国家处于持续内斗与一片混乱之中。因而发生了诸如1960年代那样的军事革命,由军人政府执政。这与当时的新加坡、我国台湾、东南亚国家都有相近之处。因此,出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民主”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经韩国等国家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选择。经历30年左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后开始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在非洲也有这种问题,是先民主,还是先解决他们的温饱与生活问题?进入1990年代,韩国的军人政府逐渐被文民政府所取代,韩国进入了政治民主化的社会进程。当然,也不能否认为了维护国家政局稳定,采取过诸如“铁碗政治”,打压过一些持有不同政见者的“专制”,所以,因父辈政治家的作为,他的女儿去道歉和安抚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们。但是,岁月流逝,即使当年被打压过的一些政治家或学者回过头来,如李大根、安秉直、白洛清(音译)等左翼经济学家,现在用全局观念重新审视过去历史问题后,都能理解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些特殊做法,赞赏当时的果断的政府行为。而且在新村运动过程中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讲民主,韩国的农民是通过新村运动学会了民主讨论与民主参与式的政治。从多次民意测验结果看,多数韩国人是认同和支持新村运动的,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业绩。 韩国的新村运动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即使有韩国学者和民众主张,现在的韩国需要继承、发扬和光大,但仍需要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这些否定态度的评判,多半都是从“维护统治”、“国家安全”、“政治体制”等关联政治的立场、角度分析,他们最大的错位就在于没有从韩国农村、农民和农业角度分析和总结过,就像从西方回来的学者从不考虑韩国农村的可喜变化和农民的真实感受,而只是偏向关注韩国的各级政府是否强迫农民参加了这一运动,这一切是否都是为选票一样,总统本人的军人阅历也正好验证了这些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视觉,但真实的总统对其左右有言在先:将来我们都会死去,不要让我们的子孙骂我们,所以新村运动不得与选票挂钩。 鉴于此,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不要与政绩、形象、个人威望挂钩,在具体实践中广泛征求民主党派、基层干部、学者、媒体、私人与民营企业的意见,建立咨询、反馈和矫正机制,成为保障农民、市民和社会各界成员广泛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结合结合起来,这也是新时代的革新与创举。只要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而拥护的事业,即使持不同政见者,只要他们有社会良知也会认同和支持。 三是当时出了一些资金的事业与企业单位:尽管他们为农村发展做了一些贡献,但因当时政府财力有限,加上争先恐后的社会风潮,承担压力确实不小,完成总投入约30%的投入(目前,对农村的投入基本上是以国家投入为主),有些被动无奈的记忆,有些人在心里总是迈过不去,成为一个疙瘩,传承下来,成为如今一些人的埋怨和牢骚,还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觉得这是政府的政绩,违背他们的意愿,所以从“官员主动、农民被动、学者不动,实际效益不大”来证明运动的失误、失败,但实际上,从运动初期的“官主导”发展到后期的“民主导”,韩国大多数的民众,包括学者都亲身参与了这项改变家乡农村的变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建设新农村,发展到建设新社区、新国家,乃至现在的构筑和谐的国际关系,因此“协同”不仅有合作的意思,还有“社会共同体”的深层含义。只凭借学者们在会议室内的热烈讨论,或热衷于某些枝节问题的争辩,披露一点“真相”,强化新闻点,没有深度考察韩国农村、农业发展实际和全局、全过程,没有亲身深度参与国内农村与农业工作的人,是很难心领神会其广泛、积极的的社会效应和社会意义。 鉴于此,我曾写过“新农村建设十忌”,强调各级政府要遵循农业与经济发展规律,不要层层强制摊派和拆迁,转载率很高,就是想通过预先提示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但后来发现在还没有进行实质性建设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需要克服的问题并设置门槛与障碍,可能造成参与者谨小慎微得都不会“走路”的情况发生,因此又写了一篇“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建设”,始终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不争论”的观点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无休止、无实际意义的枝节问题的争辩,这也是儒学的致命弱点与缺陷。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要讲新政、新学与实学、实业,才能改变国家与国民面貌。 韩国的新村运动尽管为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铺垫了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但没有解决好规模化、集约化的大农业体系建设问题,没有改变原有的小农经济格局,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有限,增幅式农业发展还带来了农业污染,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下一步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韩国农业部正在酝酿改为“食品与农业部”。我国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相结合,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农村、新国家。尽管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从认真、务实的态度学习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去粗取精,不去争辩或陷入那些本不需要我们关心、评判的政治或枝节问题,就能开阔视野,汲取经验,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实际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