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农民日常文化生活,整合农村社会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核心内容,而文化活动的形成则是促成这一目的的关节点所在。当前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需要,再一次将现代乡村文化活动拉回了“分析的中心”。伊格尔顿曾经指出农业没有给那些实际靠耕种土地生活的人留下用于文化的闲暇。但是在中国,这一问题恰恰相反。根据田翠琴和齐心的调查数据,农民在一天时间的花费中,除掉43.19%用于睡觉、个人卫生等日常生理必需,及9.21%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农民平均每天只有26.36%的时间花在生产劳动上,而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占全天的21.24%,到了冬天,他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更可增加到30.86%。可见,丰富中国农民文化生活所缺少的不是用于文化活动的时间,而是可用于打发时间的文化活动内容。
一、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尴尬
关注现代乡村文化活动,我们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环境都在不断丰富农民日常文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并为农民享有这些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在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部署下,农村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由1979年的13.2%逐渐上升到目前的43.9%,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特别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冻,在城乡一体化主导下,都市文化下沉,乡村社会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个人主义、个性、自由、非人性、理性和非感情化等大都市的精神生活方式也因此逐渐移植或渗透于乡村文化中,乡村生活方式间接向城市生活方式质变。据调查统计,现在90.5%的农民家庭拥有一台或多台电视,62.4%的农民家庭拥有一台或多台VCD/DVD机,11.6%的农民家庭拥有电脑设备。然而,在改革开放前,60年代,中国每年生产黑白电视机3000台;70年代,平均每年生产彩电3000台,其中的大部分属于工作单位而不是个人家庭所有。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录音机,现在的中国乡村社会里,录音机则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明显可见,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现代乡村社会文化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可选择的空间也得到了有效的拓宽,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保证农民共享社会文化发展成果的乡村文化建设一直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建设的主导者,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财政部及农业部与教育部等部门先后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送科技、文化、卫生到基层,如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的送书下乡工程,文化部送戏、电影和青年书法家等下乡,财政部和商务部推出的送“家电下乡”,如彩电,手机等活动。据2004年有关数据统计,10年之间全国各地在“三下乡”活动中共送图书下乡6700万册,送戏下乡75万场,电影下乡170万场;下去科技人员250万人次,举办科技培训班36万场次,9800多万农民参加了培训;下去医疗队5.7万支,给近3800万农民看了病。在电影制作方面,从1978年到2008年6月底,累计生产农村题材故事片438部,农村实用科教片3707部,农村题材的电视电影故事104部。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政府更是从制度层面将乡村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并且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在实践过程中,“十一五”公共文化建设明确提出偏向农村文化建设的七大重点工程,如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的村村通、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及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农村为重点促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在公共文化事业投入方面,公共文化资源也颇多向农村倾斜。2004年,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共投入30111亿元,比2000年增加13124亿元,增长7715%,年均增长1516%。
简而言之,在承受着现代文化渗透和冲击的过程中,现代乡村文化形式逐渐多样化,内容也不断丰富多彩。并且,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私人时间的合法性已得到恢复。加上社会时间观念的变化,私人空间已大大增加。中国人开始享有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广大的私域。毫无疑问,在文化活动设施资源及村民闲暇得到有效保证的状态下,乡村文化生活应该异常丰富,文化生活质量应该得到有效的提高。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这样一个与应然相脱节的尴尬:文化建设的投入并没有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形势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糟糕。相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低下,乡村所具有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得荡然无存,乡土艺术凋敝,文化形式被摧毁,农村文化生态极为恶劣,农民们普遍抱怨“没啥玩的”。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农民扩大的闲暇主要用于打牌、闲聊及闲逛等,文化活动异常单调。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便是过年与过节“淡然无味”,那么,持有“文化自觉”理念的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业已形成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中,已建的文化设施缘何遭遇排斥,农民为何选择非常规活动,乡村文化建设的症结到底在何处,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构建过程中,我们的乡村文化建设将何去何从。
二、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悖论
乡村文化建设问题一直作为社会建设的重大命题活跃于理论界,并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针对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问题,学界现已达成一种共识,认为乡村需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然而,在对乡村文化建设困境和瓶颈的分析与药方的探寻中,也往往出现与愿望背离的尴尬与矛盾。
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社会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 System)中,当问题出现时,责任人难辞其咎。特别在学者的审视面前,政府的运作机制及投入力度也就成为众矢之的。文化设施落后与文化设施缺乏亦成为政府主要责任的代名词,如官办的文化机构基本上处于瘫、停、转的状态,使得乡村民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进而“白天扛锄头,晚上磨枕头”。从政府失灵角度讲,可将其理解为工业化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对文化的忽视,如城镇规划过程中工商业开发、城镇道路建设等对文化设施的挤占、挪用和变卖等所造成的文化设施流失。因此,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成为改善这一问题的核心关注点。然而,对资金投入路径改善的专注并不能切中要害地缓解农村文化薄弱的状况,必须另寻他法。在肯定短缺和低效的文化投入是农村文化发展缓慢原因的基础性认识上,文化体制弊病又成为新的思考点与出发点。通过以文化体制入手的经验性研究证实,发现在过去农村文化部门所运行的文化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养人”体制,一方面它没有能力和积极性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另一方面对国家的文化投入层层剥夺,也致使乡村出现文化体系“空壳化”。正是这种运行体制的存在,即便投入再多也难以为农民文化生活带来福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乡镇政府职能定位偏差使得现代乡村文化建设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简而言之,从政府文化供给方面来解决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然而这种解决思路完全只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其所出现的尴尬是:投入在增多、体制在完善,但农民还是“不领情”。
当这种向政府诘难触摸到底线,已无扩展空间时,文化建设的主体与受益体又转而落入我们的研究视线。这种探讨基于以人为本的基础,认为文化归根结底都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人是文化的核心。因此,在对改造乡村文化的理解中,并不是 “文化”本身出了问题,关键还是这种“文化”的主体——人的原因。此种“主体论”的解释思路在揭示公共文化在乡村社会普遍“缺场”问题时,往往将原因归纳为农村精英群体的流出、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参与意识薄弱,或农民的“原子化”状态等等,认为只有改变这一主体性自身的问题,才能建设出适合各地农民不同需求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然而,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改善农村“人”的问题,而文化建设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将手段实施效果的弱化归结于根本目标的未达成,那无异于解释上的本末倒置。而且,这种按照城市精英文化传统建构起来的改造路径,与真正的乡村文化性质相去甚远,因此,从实践效果上也并不比“投入论”和“体制论”好到哪里去,甚至在实施手段上更加难以操作。
因此,以供需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路成为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研究的主流。这类研究与“体制论”学者们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投入论”是给予肯定的,然而和“体制论”寻找方药的思路不同,他们比较倾向于认为文化投入之所以没有发生相应的功效,主要是因为评估制度和项目内容的错位,即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类研究汲取“体制论”与“主体论”之所长,并在平衡两者间差异上具有明显的趋势,对于农村文化建设问题成因的分析通常拥有一个均衡性的结论:农村文化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单是由农村文化缺乏造成的,政府供给制度在农村文化配置上的缺陷也是文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运动的起因。然而,光注重供需关系的衔接并不能解决问题,供需论过于将目光放在“需求”内容的探索与扩展上,而往往忽视受众对该内容的认同,或简单地将“需求”等同于“认同”,也是忽视地方性文化特性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有某种需求,并不代表他们一定认同对应这种需求而提供的某种文化服务。无视文化特质而臆造的供需关系,只会出现“需求失真”与资源的浪费。
三、反思与方向
从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上的尴尬中,我们发现对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思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遗憾。当前,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处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时空压缩的情境下,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堕距”困境总是在主动或被动的通过移植进行突破。这种无视文化特质所进行的移植性文化投入与文化建设不断地推广,然而,这种文化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基本前提,即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的对立,农村文化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外来工具”并不能让“乡下人”生活丰富起来。没有认识到乡土文化自身的特质,单纯的移植型乡村文化建设,即使投入再多,偏向再大,也无济于事,农民还是不“领情”。因此,无论是现实尴尬还是理论困境都告诉我们,乡村文化的建设不能简单地按照需求与供给的理论模式进行,否则文化建设的瓶颈仍然无法消除。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