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
——兼谈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
田先红
一
当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失业的农民工纷纷提前返乡。据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因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200万。返乡农民工迅速升华为社会各界聚焦的热点话题。基于对返乡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关注,笔者于2008年12月29日至2009年1月9日赶赴湖南省汉寿县汀村进行实地调研,重点了解了返乡农民工的村庄适应问题。为了论述的充分,本文还采用了笔者于2008年2月25日至2008年3月20日在湖北省建始县坪村的部分调查资料。前后两次调查主要采用访谈方式进行,访谈对象包括这两个村庄的返乡农民工、村干部以及其他留守村民。其中,受访的返乡中老年农民工为39人,青年农民工为28人。从文化程度上看,在39位受访的中老年农民工中属于文盲者有1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为14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为22人,高中文化程度者为2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5%、35.9%、56.5%和5.1%。在28位青年农民工中,没有属于文盲者,有2人为小学文化程度,20人为初中文化程度,另有6人为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为7.1%、71.5%和21.4%。从婚姻情况来看,在39位中老年农民工中,有35人为已婚,所占比例为89.8%,未婚和离异者均为2人,所占比例均为5.1%。在28名青年农民工中,未婚、已婚和离异者分别有11人、14人和3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9.3%、50%和10.7%。除访谈资料外,笔者在调研时还从当地村干部手中获得了部分统计资料。
二
从调查来看,返乡农民工的村庄适应性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返乡之后对村庄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和速度各不相同。从整体上看,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对村庄社会生活比较适应,他们能够较快地融入到村庄生活共同体之中。下面是汀村角罗组一韩姓男村民的访谈内容:
(个案1,汀村角罗组村民韩立伟,男)我今年39岁。2003年开始外出打工。2007年到深圳打工1年。2008年在家里,没有再出去打工,不想再出去了。回到家里我感觉还好,还能够适应。感觉跟村里的人交往还可以,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我自己种田也还行,犁田、插秧、割稻子都可以,因为出去打工以前在家里干过农活。到城里生活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家庭条件不允许。
(个案2,坪村八组村民李忠权,男)我今年45岁。有两个女儿。我在1996年的时候去了广州打工。在出去打工之前,我们主要是在家里种田,有时候也在附近做些小工,所以我们回来之后,还能够自己种田,不会觉得不习惯。不像那些年轻人,回来家里都不知道种田了。
(个案3,坪村四组村民黄秀全,男)我今年45岁,有一儿一女。2005年有人介绍我去浙江温州一个公司里面去搞保安。后来,公司倒闭了,我屋里的也叫我回家去,所以我就回来了。在家里面,钱也不太好赚,种种田,做做小工。话说回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也方便照顾,过得比在外面安心一点。平时也有时候走走亲戚,跟邻居聊聊天,打一下牌。在外面搞了几年,但是回到家里自己也不会觉得不适应的。农村里面不就是这个样子?
从上述三个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能够较快、较好地适应村庄社会生活。在这三位受访者那里,家乡、村庄对于他们是如此的亲切、熟悉,以至于他们在打工之后回到家里也不会觉得不适应。返回家乡之后,他们能够重拾以往的种田经验和技术,较为习惯地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此外,他们还能较好地跟村庄里面的其他村民进行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并参与到村庄里面的社会性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除了挣钱养家糊口、完成小农家庭再生产之外,还包括参与村庄面子竞争、获得在村庄成员资格、在村庄之中体面地生活下去的资本(比如修建楼房)。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位受访者中,他们有一个比较相似的经历,即在他们出去打工之前,就已经在村庄里面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对村里的人和事都比较熟悉。他们在外出打工之前已经在村庄里面完成了整个社会化过程,村庄的价值系统、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得以在代际之间传承,并且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思想意识里面,内化为他们自觉不自觉的行动,成为一种“身体无意识”。对于这些中老年农民工而言,村庄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也将会是他们颐养天年、落叶归根之所。尽管他们也会时不时闪现出“跳农门”的念头,但是,他们已经为自身能力、现实处境和村庄的传统规范所紧紧地束缚住了。他们暂时的远出是只是为了换取更体面的回归,提升自己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
相较而言,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对村庄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就远远不如那些中老年农民工。下面是笔者对返乡青年农民工进行访谈的内容。
(个案4,汀村菜花组村民陈远行,男)我今年31岁。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那个厂没有倒闭,但是工资降低了,只有不到2000块钱,工资太低,我就走人了。等过完年之后,我还是要出去。回家种田不太可能,也不想种田了,这么多年没有种过田,不习惯了。在外面如果一个月能有1500块钱的工资,就不想在家里面。农村里面特别地落后,公路什么的都没有那个样子,到处都是长满了杂草。我们这里到现在用电都还不方便,电压不稳定,有时候电视都看不了,电灯太暗了。现在没有条件在家盖房子,除非再打几年工。我自己也想盖新房,如果有钱我还是想到城市里面去,但是没办法,自己还没有那个本事。有钱的早就盖了房子,现在物价一上涨,穷人家想盖房子也盖不了了。
(个案5,汀村角罗组村民潘枝花,女)我今年23岁。这段时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公司里的效益也不太好,好多人的工资都降低了,我在回家之前已经只有2000多块钱一个月了。我自己回家感觉很不适应,所以,经常都不想回家,但是,过年的时候,没办法,要回家来看看爸爸妈妈。而且今年要举办婚礼,所以就提前一个月回来了。每次回家后都感觉比较无聊,只有打打牌,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打牌,或者看看电视。村里的人和事啊?偶尔听大人讲一讲,不太清楚,也懒得管那么多,这周围住的人家就熟悉一点。以后啊,当然想在外面城市里面买房了,谁还想在农村里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在外面买房,先慢慢挣钱再说吧。如果不能在大城市生活,也可以到本地县城里、街上买房。
(个案6,汀村三叉组村民汪永华,男)我今年26岁,还没有结婚。这段时间金融危机,我们厂里的效益也不是很好,工资也降了,现在才4000了。我以前很少回家,最多一年回一次,去年过年都没有回。回家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守在家里,没什么好玩的。家里人总爱唠唠叨叨的,讲这讲那,有时候听得心理烦躁。现在大了,也不想去走亲戚,没事就打牌。今年如果不是我弟弟结婚,我也不会回来那么早。以后的事情谁知道,也不去想那么多,先慢慢过吧。我们是不会在家种田了,种田又辛苦,也赚不到钱。我也想在外面大城市买房,但是深圳的房价太高,买不起。以后可能就在本地县里、或者常德市里面买个房子吧。
根据这三个受访的青年农民工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对村庄社会生活表现出较强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家里觉得无聊,无事可干。许多青年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城市里的花花世界、灯红酒绿与农村的万籁俱寂、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回到农村以后,娱乐活动的单调和狭窄的人际交往圈子使得他们倍感乏味、枯燥。其二,他们难以适应传统的农村耕作生活。从访谈的内容来看,这三位返乡的青年农民工都是一直在外面打工,从来没有在家种过田。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他们既感到陌生,也心生厌烦。与中老年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间起点较早。较多的青年农民工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就外出打工。他们未能在村庄里面完成整个的社会化过程,村庄的传统习俗、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尚未完全被他们内化、吸收。当他们外出打工时,便很容易地被城市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改造。回到家乡之后,便难以适应村庄社会生活。其三,他们对村庄的感觉日益陌生化。从这几位受访者的自述来看,返乡青年农民工对村庄的感觉比较陌生。由于常年在外,返乡青年农民工对村庄里的人和事情不太熟悉。村里面的许多人他们都不认识,也有许多村民不认识他们。对他们而言,村庄与其说是一个熟人社会,毋宁说是个陌生人社会。这种陌生感会进一步束缚他们在村庄里的交往范围,从而使得他们对村庄产生更强的隔离感,长此以往,村庄共同体将不复存在。
从上述若干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年农民工对村庄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异,中老年农民工的村庄适应能力要比青年农民工更强。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问题的分析,笔者在调查时还就“从外面打工回家之后你习惯在家种田吗”“你对村里的人和事情感觉熟悉吗”、“你想到外面城市里买房生活吗”等问题询问了受访者。访谈结果表明,在统计的39位返乡中老年农民工中,有29人认为自己回家后能习惯种田,有10人认为自己不习惯在家种田,所占比例分别为74.3%和25.7%。在受访的28位返乡青年农民工中,有6人认为自己习惯在家种田,另有22人觉得自己不习惯在家种田,所占比例分别为21.4%和78.6%。两相比较,返乡中老年农民工群体中能够习惯在家种田的比例远远高于返乡青年农民工。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比青年农民工更能适应传统的农耕生活。
另外,在39位受访的返乡中老年农民工中,有21人认为自己对村庄比较熟悉,有11人认为自己对村庄的熟悉程度一般般,另有6人认为自己对村庄不熟悉,所占比例分别为53.8%、30.8%和15.4%。在统计的28名返乡青年农民工中,有6人认为自己对村庄比较熟悉,有9人觉得自己对村庄的熟悉程度一般般,还有13人认为自己对村庄不熟悉,所占比例分别为21.4%、32.1%和46.5%。比较起来,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选择“熟悉”答案的比例53.8%远远高于返乡的青年农民工21.4%。由此,就村里的人和事而言,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群体要比青年农民工更为熟悉。
此外,在这39位返乡农民工中,有8人想离开村庄到外面买房生活,有25人不想到外面买房生活,另外6人则觉得无所谓,哪里都一样,所占比例分别为20.5%、64.1%和15.4%。在受访的28名返乡青年农民工中,有19人想在外面买房生活,有6人不想到外面买房,另有3人回答“无所谓”,所占比例分别为67.9%、21.4%和10.7%。将两种统计结果进行比较,返乡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中想在外面买房生活的比例67.9%要大大高于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的比例20.5%。对于返乡青年农民工而言,村庄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其与村庄的区隔日益明显。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过的村庄也无法束缚住他们外迁的脚步。尽力远离村庄、拥抱城市成为他们外出打工的动机和目标。
在调查中,一些村民也这样描述这些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年轻人回来能搞么得?一不会防虫治虫,二不会育秧插秧,三不会农田施肥。”“打工的回来了。体力劳动不愿意做,就知道搞偷偷摸摸,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农民都有三怕,一怕盗窃,二怕地痞,三怕灾害。”“好多人打工打惯了,回来干不了事,只有打牌。打牌输了钱,就去行凶去抢。打工回来不干农活。农民工返乡,没得事做,搞么得?”在这些村民眼里,许多青年农民工返乡之后难以适应传统的农耕生活,在家天天闲着没事就打牌,成为游手好闲的“混混”。生活无着落的返乡农民工更容易出现越轨行为,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侵害。由此,返乡农民工可能成为扰乱乡村社会秩序、危害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三
前文已经讨论了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下文接着探讨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角度之下讨论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特定国情下的产物,是我国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宏观环境。打工潮兴起之后,大量农民工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由此,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生产与生活的具体场域,而且直接型塑了农民工群体的心理、行为特征的诸多面相。
在当前,金融危机肆虐于全球,并波及到我国。基于这样的经济形势,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能否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是关系到能否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提供稳定的环境的重大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沿海一些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尤其是那些外向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生存处境艰难。进城务工的许多农民大多是在这些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工厂、企业里面工作。由此,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比较大。大量失业的农民工不得不离开城市提前返乡。不过,已有对返乡农民工的关注只注意到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影响,却未能注意到这种影响作用于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差异尤其是代际差异。
如果进一步考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内部不同人群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与青年农民工相比,中老年农民工在年龄、技术、体力等方面都居于劣势地位。他们的工作效率、所能承受的工作强度往往要比同类工种的青年农民工更低一些。由此,中老年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当企业效益下降或者破产倒闭时,这些中老年农民工往往是企业、工厂裁员的优先对象。这些下岗失业的中老年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所幸的是,中老年农民工返乡之后,他们可以凭借两个条件继续维持生活。其一是拥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目前,虽然农村已经有少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但是大部分农民在外出打工时只是暂时地将土地交付给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耕种,并未失去土地产权。当他们返乡之后,还可以将土地所有权索回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其二,具备较强的村庄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如前已述,中老年农民工在村庄里面完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化过程,积累了较为完备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当他们返乡之后,只要还拥有土地产权,就可以凭借自己积累的生产经验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维持生活。
与之相反,青年农民工具有年龄、体力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他们的工作效率比同类工种的中老年农民工的工作效率和所能承受的工作强度都要稍高一些。当工厂、企业效益下降或者破产倒闭时,他们往往可以保留住职位,而不会沦落到下岗失业的境遇。只是跟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比,他们的工资待遇可能有所下滑。即使某些青年农民工下岗失业,他们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年龄、体力等优势条件在同等水平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能够较好、较快地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由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青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状况所受的冲击不如中老年农民工严重。尽管青年农民工对村庄的适应性不如中老年农民工,但是他们凭借其对城市生活及其就业市场更强的适应能力而能够在城市里更好地生存,不至于沦为如中老年农民工类似的被城市迅速淘汰的命运。
综合以上所述,外出打工农民返乡之后的村庄社会适应性存在着代际差异。总体而言,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比青年农民工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村庄社会生活。青年农民工返乡后在村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之中表现出较强的不适应性。这恶化了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在遭受城市排斥(指生活、社会认同层面,而非就业层面)的同时,又受到村庄社会的排斥,从而陷入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斥与区隔之中,成为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的“游弋者”。
另外,返乡农民工群体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存在着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居于不利地位,他们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为严重,成为被优先淘汰的对象。然而,返乡中老年农民工可以凭借其对村庄较强的适应能力而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维持生活,并融入到村庄社会交往圈子之中。他们对村庄较强的适应性,既缓解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紧张,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维持了这一结构的稳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老年农民工较强的村庄适应性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得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青年农民工对村庄的适应能力较中老年农民工为弱,但是,他们能够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占据较中老年农民工更为有利的地位。当大量中老年农民工因失业而返乡时,青年农民工则可以继续滞留于城市。
由此观之,农民工对村庄适应能力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对村庄较强的适应性,既缓解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紧张,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较为有效地缓冲这一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进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不仅呈现出内部差异,而且其整体的影响并未达到我们预想的严重程度。当然,在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关注返乡农民工的村庄适应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丰富农村的娱乐活动,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加强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从而增强返乡农民工的村庄适应性,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原文载于《东岳论丛》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