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村民自治规范运转的标准样本,为何又疑似一场标准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力?
    一切决定都有会议记录,一切方案都有书面备案,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每一份会议记录上都留下了到会者严肃的签名。这几乎是一个村民委员会民主运转的标准样本。而外来户的心头,却充满被辱没被剥夺的感觉,在他们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标准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力。
    在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东澳这个村子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有山有田,千余人口,不大不小,安安静静。
    这里的历史与广东很多地区一样——上世纪中叶,边防军在此围海造田后地广人稀,便从各地陆续吸纳了一些外来住户。
    黄少南一家,就是1980年代从广西移民而来。平静了几十年之后,他们忽然有了“二等公民”之感,“难道我们只能做本地户的奴隶?”
    外来户满腹的不平和委屈,来自“不平等待遇”的加剧。2008年,东澳村第一次减少外来户的福利分配比例,2009年更进一步,连田都一度不想分给他们了。
    前来协调此事的镇干部,更显得无奈——这种利益排挤均是村民代表会议及村民会议通过的严肃决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程序合法,决定有效。
    一边是对“奴隶”遭遇的不平之鸣,一边是“民主”公正的振振有辞,这座普通的村庄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来户展示他们的福利分配手册 资料图片

    外来户:到底谁罩谁?  图/梁伟驰
    往事
    “牛、农具,什么都是平均分的,大家都一样……”
    东澳全村人口1768人,其中1980年以后迁来户籍的有三百多人。
    1982年,黄少南的父母带着六个子女举家迁来,包种了30亩土地。
    这次迁徙对家庭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广西家乡,人均只有1亩5分水稻田。而东澳村“土地不受旱,不用靠天争水,潮水浇田就能吃饱肚子”,这些都足够具有诱惑力。
    这是1980年代外来户的共同命运。以比邻东澳的草蓢村为例,1980年代初有2700亩地,本村只有700个劳动力,不得不大力“招耕”,结果引进外来户900多人。
    30年前,“招耕”是政治压力,“丢荒是要负责任的”。
    远道而来的外来户,一落脚就扛锄下田,白天下地晚上盖房,与本地住户一起熬过了那个特殊的拓荒时代。
    如今,黄少南的老父亲已是耄耋之年,壮年岁月的回忆只有终日不停的田间劳作,以及不分你我的平等往事:“牛、农具,什么都是平均分的,大家都一样……”
    老人每天坐在小院的门口,看着对面那片140亩的秧田——村里仅剩的一块水田,恍惚何处才是真正的家乡。
    1990年代,村子边上开通了珠峰大道,占地6平方公里的新青工业园近在咫尺,靠近工业园的东澳一角,建起了南旺商品房小区。昔日的成片农田,逐渐让步于城市的扩张和含金量更高的集体企业。
    和本地户一样,失去土地的黄少南开始了他的零工生涯。建筑工地、运输市场,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年底还帮人砍甘蔗,“除了抬死人,什么都做过”。
    随着农业税费的免除和土地收益的提高,就在他开始重新看重自己名下的土地时,却已经抵挡不住命运的下沉。
    下沉
    福利分配成为竞选者招揽选票的重要筹码。
    土地厂房,这些村庄仅有的财产换来的集体收入,每年要在全村进行盈余分配,成为每个集体成员应得的福利。
    但从一开始,外来户就难以获得与本地住户同等的分配比例。邻近的草蓢村外来户甚至多年被排斥在福利的分配之外。
    相较之下,东澳村一直奉行外来户只及本地住户70%的分享比例,在很多年里让黄少南安之若素。
    变化,从2005年开始。当年9月6日的党员会上,在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周根全的推动下,几十年来第一次对福利分配方案实施修改。经表决通过,黄少南这样1982年后迁入的外来户,分配额度由70%陡降至40%。
    在那次修改会上,新任村主任周根全解释了调整方案的原因:“根据镇委镇政府的有关文件”,原有分配方案未能“照顾到大部分人根本利益”,尽管他同时强调“应该尊重历史继续给予外来人分配权”。大部分人指的无疑是本村住户。
    这个改变并不偶然,也不突兀。
    与其他村庄一样,东澳村的首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是在1999年。经营钢材铺的周文华获胜,并连任两届。6年后,他放弃了候选人资格,但从此成为村中两大竞争阵营之一的首脑,2005年,小村庄真正燃起选战的硝烟。
    福利分配成为竞选者招揽选票的重要筹码。最终,以周根全为代表的竞争阵营以300票的优势胜出。毕竟,本地户人口远多于外来户,,表面看去,周根全是以少数利益为代价,争取多数的支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少数利益,却是选举时的决定性力量。三年后,周根全果然落败。胜出者周兴强,来自另一阵营。
    有人评论说:修改分配方案是周根全走错的惟一一步。当时有村民代表提议减少外来户福利时,周根全的大儿子便提醒父亲其中可能有诈,周说,大不了不坐这个位子,犯不上得罪村里大部分人。
    那是一场白热化的选战。东澳本地户大部分同宗,小亲族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几乎是既定的。每个人都看明白了:全村1300张合法选票,掌握在外来户手中的300张才是关键力量。
    外来户更加成为漩涡的中心。在他们的房屋有专人分片“把守”,看到对方的助选者来了,就跟进去。众目之下,谁都只能打打哈哈聊聊家常。
    一方说:“(他们利益受损)都是周根全搞的。”而另一方则趁机承诺:有新文件,按政策办,肯定不会再少于4成了。
    外来户的票仓作用充分显现出来:三年前周根全领先三百多票,三年后,2008年,他仅仅输了18票。
    外来户合力托举了周兴强,并将福利升高的希望,寄托于他。然而,一切并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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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漩涡
    “个个都是这样,都说尽力,到后面就是四个字:无能为力!”
    当选后,2008年讨论福利分配的村民代表会议上,新的村委会主任周兴强提出6成的方案,作为对外来户拥护的回馈。
    结果25张表决票,13张赞成,12张反对。微妙的票决结果在投票后被搁置。
    第二天,村干部约请5位外来户代表吃饭:“各让一步,你们拿5成行不行?本地户意见很大。”5个人都不同意。
    僵局之下,第二天开始分发福利,仍然按照过去4成的标准执行,外来户推举新领导而改变命运的意图落空了,有人拒绝领取。
    周兴强摊开双手:没办法。外来户开始攥起拳头:“个个都是这样,都说尽力,到后面就是四个字:无能为力!”
    就这样,新的命运逻辑显现出来:选举时,外来户是最重要的摇摆力量,各方同时大加“争取”;选举结束后,他们是“执政”和“在野”双方相互博弈的利益筹码。“选举时,我们只要一个电话,书记村长马上上门;不选举时,干部都不愿进我们家门——让反对派看到又是麻烦……”外来户凌大程说。
    黄少南经常孤独地坐在门口,作为外来户村民代表,他的家显得很敏感。“党员和代表一般不太方便来。”每个人的态度,都被做出站队的解读。
    除了外出找活干,他不怎么出门,来串门的,几乎也都是外来户子弟。如今他们人到中年,扶老携幼,深深的委屈,弥漫在每一个人心头。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下沉的螺旋仍在加速转动。
    坠落
    盛况空前的表决结果是,1980年后迁入的外来户,竟然完全没份了。
    周兴强的当选,并没有平息两大阵营的争斗。
    双方都称:有人在拉票时发钱,50元,100元,说法不一,无从考证。双方都称:对方有黑势力撑腰。
    2008年周根全输了选举,被调任到某街道居委会,从此不再过问村中事务。但他的支持者们自动开始了新一轮较量。有人说:“不能给他好做。”这个“他”,自然是指得胜的周兴强。
    村中的一切,都会被迅速纳入这个政治漩涡。外来户的利益,更是无法豁免,选举时对某一阵营的热络,更加剧了另一方阵营的敌视。
    2008年12月,在野的周根全的支持者周如玉公开征集,七百多人签名同意召开村民大会,试图再次调整分配方案。这个人数比例,完全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程序要求。
    最终,1768名户籍人口,当天发出1406票——到会率之高,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可谓罕见。盛况空前的表决结果是,1043票赞成零比例分配。这意味着1980年后迁入的外来户,竟然完全没份了。
    当天,黄少南闭门不出。
    外来户迁入时,原户籍是同时在家乡注销的。但他们在家乡依然有田可分的说法,在最近开始流行起来。
    作为折中,村民大会决定,圈定一块特殊地块,给外迁户耕作,每亩每年上交集体管理费100元,是本地户的两倍,并且文件中注明是“照顾式”的。
    外来户认为“划出的是最贫瘠的土地,地处偏僻”。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认可这一方案。
    大年初三,外来户听闻本地户私自启动了三年一次的土地调整,冲到会议聚集地,和本地户打了一架。“要不是派出所来,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无奈
    “表决?拿一个杀人的东西去表决,也算数?”
    外来户只能抱团向上级申诉。
    乾务镇先后出具的两份信访处理意见书中,有一段话几乎一字未变:
    “目前,上访人等的诉求十分强烈,多次来镇政府要求解决,但我们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尊重村民自治,以该村村民大会表决结果来处理上访人的诉求。”
    此外,字里行间满是无奈,镇里主要领导只能软性劝说相关人员“各人去说服各人的支持者”,商量着要求他们尽量考虑外迁户困难。
    东澳村的头号“相关人员”,是周根全。当他的支持者在村中发起联合署名时,他正在外地。周根全希望他们“不给我面子也要给书记面子”、“要让书记好做”。
    几番商议,总算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将140亩秧田平均分配。
    尽管提前“做了工作”,方案公示还是引来了二十多本地户的公开抗议,他们甚至砸了村委会的茶托。书记赶快打电话给周根全,周再次电话示意自己的支持者:“不是说好给书记面子?赶快回去!”这才收场。
    就这样,平均分配140亩秧田的方案勉强获得通过。镇政府干部屡屡请“相关人员”吃饭的沟通努力,总算落地有声。
    外来户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构筑的新家园,面临着被排挤的下场,也感受到了所谓村民大会决议的堂而皇之。决定求助法律。3月17日,5名外来户诉至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12月9日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草案。
    法院认为,“该福利分配方案决定是由东澳村全体村民表决通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由行政部门协调解决”,因此未予受理。
    至此,告状之路也走不下去了。
    如今,本地户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在这个村庄里,“表决”、“投票”这些字眼,屡屡见诸人们的言谈。外来户黄少南难抑愤怒:“表决?拿一个杀人的东西去表决,也算数?”
    一切决定都有会议记录,一切方案都有书面备案,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每一份会议记录上都留下了到会者严肃的签名。这几乎是一个村民委员会民主运转的标准样本。而外来户的心头,却充满被辱没被剥夺的感觉,在他们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标准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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