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期工作年限与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

    章铮[1]  项伊南1  王婧婧[2]  王岚1

    2007.5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分析影响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的若干因素,特别是民工的预期工作年限的作用。本文指出:第一,预期工作年限长短是影响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超过对民工子女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与给民工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民工父母连续工作到大约45岁,民工家庭才具备让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经济能力。因此,如果希望推进民工城市化,就必须从就业入手,解决民工普遍的中年失业、特别是45岁以下民工的失业问题。

    关键词:预期工作年限  民工城市定居  生命周期  民工荒  民工中年失业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通过对民工流动与就业的研究,笔者认识到,如果民工把全家在城市定居作为进城务工的目的,那他们就不得不从整个生命周期即一辈子的角度来考虑定居城市所需的收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年收入水平的高低外,另外一个影响民工家庭整个生命周期收入的重要因素,是务工收入的稳定性即工作年限(对民工本人来说,则是预期工作年限)的长短。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一个模型,用来分析民工家庭在城市定居的必要条件。(章铮,2006

    民工荒是笔者上述研究的现实背景。民工荒首先出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用工需求趋于年轻化。(章铮、谭琴,2005)企业用工需求的年轻化导致民工工作年限大幅度缩短,以致一方面青年民工供不应求,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另一方面民工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章铮、李敬,2007)笔者的模型就是建立在上述现实的基础上的。但从事制造业的民工在全部民工中的比重,2004年为32.3%2005年为34.8%,(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62006年为35.7%,(中国信息报,2007)即大约只占全部民工的1/3。预期工作年限对于包括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民工在内的一般民工家庭进城定居决策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模型的构建

    在对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进行分析时,笔者假设如下:

    假设一:决策单位是民工家庭。假定民工一家三口,夫妻两人工作,均为民工,有一独生子女。

    假设二:决策的时点是妻子生了孩子后身体恢复到可以继续工作之时。

    假设三:决策所涉及的时期从决策的时点开始,到民工夫妻达到退休年龄为止。换句话说,假定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式,民工夫妻达到退休年龄以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因而他们不需要为达到退休年龄后的生活而储蓄。

    假设四:在城市中,该家庭民工夫妻双方或者同时务工,或者同时失业,即排除一方有工作、另一方没有工作的情况。

    假设五:从达到劳动年龄后到假设二所确定的年龄(即民工夫妻进行城市定居决策的年龄)之前,民工子女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节余(相当于其收入减去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归父母所有。

    假设六:假定中年失业存在,民工夫妻在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会失业。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构建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模型如下:

        模型中,时期的取值范围从0(决策时点所在年份)到n(退休前最后一个年份)。根据假设六即中年失业假设,用tT分别为民工夫妻预期有务工收入与因中年失业而没有收入的时期。t的取值范围是(0,m),因而m+1是民工家庭的预期工作年限。作为定居者,民工夫妻当然希望工作到退休(即m=n);但m为外生变量,即是否有工作不取决于民工本人的意愿。

    模型左边前一部分中,Yp(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民工夫妻在t时期的收入,Y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民工子女在t时期交给父母的收入,因此,Yp(t)+Y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在t时期的收入。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同一时期除子女教育开支以外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Ec(t)则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该时期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开支。

    按照假设六,模型左边后一部分中,民工夫妻处于失业状态,但其子女可以有工作,Yc(T)即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民工子女在T时期交给父母的收入,如果民工被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则民工夫妻失业时,民工家庭可按照当地失业保险标准或最低生活标准得到转移支付Ys(T)Yc(T)+ Ys(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在T时期的全部收入。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同一时期除子女教育开支以外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Ec(T)则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该时期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开支。

    模型右边的Cd为民工家庭在城市定居所必需的购买住房支出的贴现值。假定总房价不变,则Cd随着民工家庭购买住房时间的推迟而下降。

    此外,模型中的r为贴现率,S0为民工家庭在0时期开始时拥有的积蓄。

    当模型左边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大于或等于模型右边的民工家庭购房支出贴现值Cd时,民工家庭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足以支付包括购房在内的各种支出,因而民工家庭具有在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

      情景设定与数据来源

    以下,分四种情况,分别说明情景设定与数据来源。

    四种情况的共同之处为:

    t=0年时,民工夫妻年龄均为25岁,独生子女年龄为1岁;

    t=0年开始,30年后夫妻两人同时达到退休年龄,即n=29

    假定S0=0,即在0时期开始时,民工家庭没有任何积蓄。

    假定r=4%

    1.基准情景

    在基准情景中,首先,假定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或最低生活保障。因而在达到退休年龄、可以享受养老保险之前,民工失业后收入为0,即Ys(T)=0。其次,民工子女只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由于身在异乡,民工每年需缴纳子女学习费用。一次性的借读费则不予考虑。

    基准情景中,模型各个自变量的数据来源如下:

    民工夫妻收入Yp(t)    2006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城市民工专项调查,共调查各类民工29425人。调查结果以《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简称《报告》)为题,于200610月公布。[3]

    《报告》表明,民工平均月收入为966元。其中,男性民工为1068元,女性民工为777元,男性民工比女性民工平均月收入高出了291元。

    《报告》所调查的民工中,平均月收入高的男性民工占64.66%;平均月收入低女性民工只占35.34%[4]如果按照966元的平均月收入来估算,会高估民工家庭的收入。在本文中,分别按照1068元与777元来计算民工夫妻的平均月收入。这意味着民工家庭中,夫妻的人均月收入为922.5元。用此数字乘以2(夫妻两人),再乘以12(月收入换算为年收入),就可以得出该民工家庭夫妻的年收入。

    民工子女教育支出Ec(t)Ec(T)    《报告》表明,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本文以此作为民工子女的年教育支出。

    民工家庭除子女教育开支以外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C(t)C(T)    《报告》表明,民工月人均支出为463元。显然,其中包括了民工子女的教育支出。《报告》同时还表明,只有17.21%的民工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但《报告》没有说明这17.21%的民工平均每人有多少上学的子女。需要进行估算。

    同样根据《报告》,民工子女的学费平均支出占有子女就读的民工家庭总收入的19.78%。假定就学民工子女的父母均在城市工作,且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068+777)×12=22140(),则该家庭子女学费年度平均为22140×19.78%=4379.3(元)。按照民工子女学费平均支出一年2450元计算,该民工家庭学龄子女为1.79人。换句话说,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的民工,平均每人有学龄就学子女0.894人。[5],[6]

    由此可以推算出,在民工月人均支出中,民工子女教育支出为2450÷12×17.21%×0.894=31.4(元),减去子女教育支出的民工人均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为431.6元。用此数字乘以12(月收入换算为年收入),再乘以家庭人数,(子女工作前为3人,子女工作后为2人)就可以得出该民工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民工子女交给父母的收入Yc(t)Yc(T)    《报告》表明,2005民工平均寄(带)回家乡的钱为4485元。但这一数字,是在一部分民工带着抚养人口(未成年子女或老人)进城的条件下得出的,因而是偏低的。假定民工子女的年收入相当于民工家庭劳均年收入(922.5×12=11070元),从这一数额中减去民工年人均日常生活消费支出(=431.6×12=5179元),所得差额5891元即为民工子女交给父母的收入。

    购买住房支出贴现值Cd    2006年,全国住宅销售面积为5.44亿平方米,住宅销售总额为17038亿元,(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7)由此得出住宅平均售价为3132.44/平方米。假定为了在城市定居,民工家庭需要购买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的住房,且房价保持不变,则他们购买住房支出为219271元。民工购房支出与Cd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购房的时间。即:Cd=民工购房支出÷(1+r)t

    2.中等职业教育情景

    在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接受三年的中等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这对作为受教育者的民工子女本人来说,收益是巨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工人工资水平比普通民工要高,更重要的是因为技术工人的工作年限大大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普通民工。技术工人的能力与工作经验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术工人的工作经验日益丰富,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或至少不会降低太多,因而使用中年技术工人对企业是有利的。所以绝大多数技术工人可以工作到退休。

    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绝大部分归他们自己的小家庭。而中等职业教育情景要分析的,则是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其父母经济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民工子女教育支出Ec(t)Ec(T)    按照有关规定,国家级重点技校学费标准为每年2200元。因此,笔者假定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时的年教育支出比他们接受义务教育时的年支出增加2200元。即:2450+2200=4650(元)

    民工家庭除子女教育开支以外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C(t)C(T)    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时,其日常消费开支需要由家庭承担,家庭每年增加支出5179元。

    民工子女交给父母的收入Yc(t)Yc(T)    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时,不能外出务工,民工家庭因此每年减少收入5891元。

    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其就业时的收入会增加。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统计数据,笔者用苏州工业园区的数据来估算。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熟练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19588元,非熟练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11168元。两者之间的差额为8420元。假定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其年收入增加额也是8420元,且在达到假设二所确定的年龄之前,民工子女将这部分收入全部交给父母,则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民工子女每年交给父母的收入为:5891+8420=14311(元)。

    3.免费义务教育情景

    在基准情景(即民工子女只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对民工子女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因而民工子女教育支出Ec(t)Ec(T)均为0

    4.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情景

    在免费义务教育情景的基础上,再假定民工家庭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中国各地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一。这里先按照2004年下半年东莞市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月人均300元)来估算。

    由于本文假定民工子女的平均月收入为922.5元,因而在民工子女达到假设二所确定的年龄之前,只要民工子女有工作,即使其父母都失业,民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也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而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当民工子女达到假设二所确定的年龄之后,其收入归民工子女自己的家庭所有,与其父母无关,因而失业的民工父母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分析结果

    在给定四种情景及相关数据后,笔者对模型左边——即 ——的累计收支贴现值进行了计算。对每一种情景,又分别假设了三种预期工作年限。即:⑴m=9,民工夫妻预期可连续工作10年;⑵m=19,民工夫妻预期可连续工作20年;⑶m=n=29,民工夫妻预期可连续工作30年,一直工作到退休。

    估算结果见表一。

     

    表一:不同情景、不同预期工作年限条件下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单位:元)

     

    m数值

    预期连续工作年限

    基准情景

    中等职业教育情景

    免费义务教育情景

    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情景

    9

    10

    -49080.88

    -51613.22

    -34108.19

    14985.44

    19

    20

    77086.30

    74553.95

    92058.99

    107372.47

    29

    30

    162320.32

    159787.98

    177293.01

    177293.01

     

    从估算结果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第一,预期工作年限长短是影响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超过对民工子女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与给民工家庭最低生活保障。

    如果民工夫妻预期可以工作到退休,则其四种情景下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分别为15.98-17.73万元,低于前面提到的现金购买70平方米建筑面积住房所需要的21.93万元。但由于Cd为民工家庭购房支出的贴现值,因而民工家庭只要推迟购房时间,Cd就会下降。当购房时间推迟到t=6t=8t=9年(即民工夫妻年龄为313334岁)时,Cd下降为17.33万元、16.66万元与16.02万元,与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大体相当。这意味着,即使民工工资维持在现有水平上,只要他们能够连续工作到55岁,民工家庭就能够具备在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

    如果民工夫妻预期可以工作20年,即工作到44岁,在基准情景中,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为7.71万元。如果民工家庭将购房时间推迟到t=27年(即民工夫妻年龄为52岁)时,Cd下降为7.60万元,这意味着民工家庭要到接近退休时才有能力在城市购房。由此可见,预期连续工作20年几乎是民工家庭具有在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的底线。

    对民工子女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或者再进一步,给民工家庭与市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措施对民工家庭城市定居是有正面影响的。表一表明,在免费义务教育情景中,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比基准情景高出17505.03元;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情景中,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又比免费义务教育情景中要高。在民工夫妻预期可以工作20年(即m=19)的条件下,民工夫妻在t=20t=23年间因子女有工作而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在t=24t=29年间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计。6年中,所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300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人)×12(月)×6(年)=43200元,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因此提高了15313.48元。在民工夫妻预期只可以工作10年(即m=19)的条件下,民工家庭在t=15t=23年间因子女有工作而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在t=10t=14年及t=24t=29年间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计,前5年中,所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300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人)×12(月)×5(年)=54000元,后6年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仍然是43200元,总计97200元。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因此提高了49093.63元。

    但是,与预期工作年限变化相比,免费义务教育与最低生活保障的影响又是次要的。根据前一部分给出的数据,如果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民工家庭在9年中需要为子女教育支出2450元×9=22050元,而民工夫妻一年的收入为22140元,换句话说,只要民工夫妻的预期工作年限延长一年,给民工家庭带来的收入大体上就相当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给有独生子女的民工家庭带来的收益。估算还表明,在基准情景中,民工夫妻预期可以工作20年时,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为77086.30元;而在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情景中,民工夫妻预期可以工作18年时,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为74568.88元。换句话说,只要民工夫妻的预期工作年限延长2年,给民工家庭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了同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与最低生活保障给民工家庭带来的受益。

    在以往发表的论文中,笔者曾经指出:在城市对民工需求年轻化的条件下,阻碍民工进城定居的最大障碍是他们的预期工作年限太短,(章铮,2006)即绝大多数民工都面临着中年失业的困扰。表一中,在民工夫妻预期只能工作10年的情况下,基准情景中的民工家庭累计收支贴现值为-49080.88元。这意味着即使不在城市购房,民工家庭整个生命周期仍然收不抵支。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与最低生活保障后,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上升到14985.44元,但这一数值仍大大低于民工退休前一年(即m=n=29年)的Cd70309.56元。这意味着该民工家庭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因而不具备在城市定居的最起码的条件。换句话说,只要目前城市对民工需求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民工在城市青年时供不应求、中年时(35岁以上)绝大多数面临失业的就业形势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政府针对民工家庭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与最低生活保障,中年失业的民工家庭仍然不具备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

    第二,民工父母连续工作到大约45岁,民工家庭才具备让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经济能力

    表一表明,与基准情景相比,中等职业教育情景中,民工家庭的累计收支贴现值是下降的,减少额为2532.34元。

    前一部分引证的苏州工业园区的数据表明,2004年,技术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比普通民工的年平均工资高出约75%8420元)。同时,与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在城市面临失业的普通民工相比,工作经验与能力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增长的技术工人绝大多数可以工作到退休。因此,对民工子女来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无疑是上算的。但本文所分析的家庭,是由作为普通民工的民工夫妻与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是全部由该家庭承担的,而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所带来的收益,却被分成两部分:24岁以前,收益归其父母;25岁以后,收益归成家后的民工子女自己的家庭所有,因而与其父母所在的家庭无关。根据笔者的估算,民工子女16-18岁接受3年中等职业教育,给其父母带来的经济负担为:学费每年4650元,日常生活消费支出5179元,在技校学习期间因不工作而减少的民工子女交给父母的收入每年5891元,合计每年15720元,3年总计47160元;而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19-24岁期间交给父母的收入每年比不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每年增加8420元,6年总计50520元。但由于增支在前而增收在后,按照4%的贴现率贴现后,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给其父母所在家庭的影响反而是收不抵支。

    累计收支贴现值下降,并不意味着民工父母不愿意为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支付成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成为技术工人,既意味着民工子女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又意味着民工子女彻底摆脱中年失业的困扰,从而使得民工下一代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在生活上可以向城市普通市民看齐。因此,只要力所能及,民工父母是愿意为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付费的。

    如上所述,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意味着其父母3年内支付47160元的费用。而民工父母是否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与他们的预期工作年限密切相关。

    表一表明,在基准情景下,如果民工夫妻能够连续工作30年,一直工作到退休,则其累计收支贴现值为162320.32元,而因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减少的累计收支贴现值仅为2532.34元,只占上述累计收支贴现值总额的1.56%。在所购住房价格与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下,民工家庭将购房时间从原来的t=8年推迟到t=9年,(此时,民工夫妻为34岁)由此减少的购房支出贴现值为6162.27元,足以补偿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其父母所在家庭累计收支的负面影响。

    同样在基准情景下,如果民工夫妻的预期连续工作年限从30缩短到20年,则其累计收支贴现值减少为77086.30元,因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减少的累计收支贴现值在上述累计收支贴现值总额中的比例上升到3.29%。同样在所购住房价格与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下,民工家庭将购房时间从原来的t=27年推迟到t=28年,由此减少的购房支出贴现值为2924.88元,足以补偿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其父母所在家庭累计收支的负面影响。但t=28意味着民工夫妻53岁(即退休前两年)时才有能力购房,此时民工家庭对城市定居的经济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

    在估算中,t=15t=17年是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年份。为保证民工家庭能够在城市定居并有经济能力承担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开支,夫妻连续工作到大约45岁应该是民工家庭城市化的底线。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预期工作年限长短确实是影响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在青年民工严重短缺、出现持续的民工荒的前提下,民工中年失业是影响民工城市化的最严重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希望推进民工城市化,就必须从就业政策入手,解决民工的中年失业、特别是45岁以下民工的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之一》,中国统计信息网,2006年,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61011_402358407.htm

    2.以及城市农民工生活与教育状况——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之二》,中国统计信息网,2006年,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61011_402358719.htm

    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增加》,《调研世界》2006年第5期,第7页。

    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2004年,http://www.molss.gov.cn/news/2004/0908a.htm

    5.盛来运、彭丽荃:《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及特点》,鲜祖德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75-81页。

    6.《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增加》, 《中国信息报》2007418日。

    7.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7期,第21-29页。

    8.章铮、李敬:《民工流动与乡村中年失业》,2007年,(待发)

    9.章铮、谭琴:《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效应——兼论“民工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第5-11页。

    10.            《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7年第2期。

     

    Expected Working Standing and Decisionmaking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Family for Permanent Urban Migration

    ZHANG Zheng[7]  XIANG Yinan1  WANG Jingjing[8]  WANG Lan1

     

    Abstract: With a life-cycle model, the paper analyses 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decisionmaking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family for permanent urban migration, esp. role of expected working standing. The conclusions are: first, expected working stand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decisionmaking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family for permanent urban migration, and outweigh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children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and offering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to farmers-turned-laborers’ family; second, only on condition that parents works continuously before they are 45 years old, farmers-turned-laborers’ family can afford expenditure of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general middle-aged unemployment of them, esp. who of 45 years old and below, should be eliminated.

    Key Words: Expected working standing,

      Permanent urban migration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Life Cycle, Shortage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Middle-aged unemployment of farmers-turned-laborers



    [1]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本文中来自《报告》的数据,均引自参考文献一与参考文献二。

    [4] 另一个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进行的调查——涉及全国7100个行政村6.8万个农村住户的农村住户调查表明,2004年的外出民工中,男性占66.3%,女性占33.7%。(盛来运、彭丽荃,2005)两个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5] 《报告》表明,民工学龄子女的辍学率仅为1.05%。故可以认为民工的学龄子女均已就学。

    [6] 同一个在城市就学的民工子女,其父母有可能同时被统计为“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因而只要民工人均学龄就学子女人数超过0.5人,就是合理的。

    [7]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8] School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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