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摘要:“三农问题”的提出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已有十年了,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深刻,对它的分析较多地停留在政策研究与经济学剖析上,很少有人对其做社会发展分析。然而,三农问题的破解似乎所需要的恰恰是宏观社会发展把握,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制度等综合角度认识三农问题的动态演变、基本矛盾或核心问题、社会宏观因素与问题实质,这样或许才可找到破解三农的门路。
  • 杨洲   中国“三农问题”的社会发展分析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提出已经有十年时间了,进入新世纪,三农工作被定为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方针,这一切均说明三农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因来自于三农问题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难题与主要制约因素。但现实中人们更多的似乎还是对三农问题无动于衷,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方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没有多高的积极性,生活生产与往常一样。学术界与政府方面对三农问题的分析侧重于经济学解释与政策制定研究上,而不能进行全面的宏观社会把握并将其放入现代化进程中去认识。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也就引不起重视、找不到方向、想不出办法、燃不起激情。

         社会发展分析的内涵与特征

     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环境等因子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发展是由人组成的整体社会在前进,而不是经济或技术单方面发展。如果出现了问题,从宏观上来概括,要么是社会发展停止或倒退;要么是社会发展畸形或不协调。前者往往与政治腐败、战争和自然灾害相连,是古代社会的常态,后者一般产生并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环境发展的不协调上。而人类社会从近代开始尤其到了当代,发展成为最大的时代与社会主题,掠夺与扩张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改革与现代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旋律。时代已不允许某个民族或国家停止发展,更不允许倒退。因而可以说,当代各国的问题包括国际性问题并不是发展与否的问题,而主要是怎样发展,各个社会因子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只对经济、技术等单个因子进行调整或推动,可能只会导致社会发展更加畸形,问题更加严重,使发展本身成为制约发展的问题,碰到更多的发展难题。

    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问题分析时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环境组成的有机整体,并将其放入动态的历史演变中思考,寻找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因素与怎样才能实现协调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达到分析思考的目的。

      所谓社会发展分析指从社会有机整体的角度分析研究怎样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方式,具体包括动态历史演变过程描述,基本矛盾分析,宏观社会解析、社会问题实质概括等。

     社会发展分析的特征有:

    1)承认发展的主题潮流,而不能停止,更不能倒退。认识到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与方向。这是社会发展分析的前提。

    2)追求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反对畸形发展与片面发展。在认识到停止与倒退等于死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片面、畸形与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努力探寻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研究的灵魂与基本原则。它把每一个社会问题都看作是片面与畸形发展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实现协调发展。

    3)动态历史地研究视角。把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放入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并做历史性描述,分析研究问题的形成过程即社会畸形发展的过程。以使对问题有较全面的把握,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4)矛盾的分析方法。万事万物都有矛盾,任何一个或一类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几个关键性的矛盾组成,分析把握住了这几个矛盾也就掌握住了问题的实质。找准社会基本矛盾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这是社会发展分析的关键。

    5)宏观社会的解析方式。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即可以说是个微观具体问题,又是个宏观抽象问题。问题的出现或产生必然有其关键的与主要的宏观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是矛盾之后的矛盾,是对问题的更深把握与最高理解。这是社会发展分析的根本。

    6)问题的综合实质概括。在对问题做了动态历史描述、静态矛盾分析与宏观社会解析后,问题的实质就应当大白于眼前了。这是社会发展分析的目的。

         通过以上对社会发展分析的说明可以发现,这是一种现代社会即发展社会中科学地、全面地探寻问题实质的研究方法。而当前针对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往往是为经济而经济,为经济而政策,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这种分析思路是片面的,导致分析研究泛滥但千篇一律,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的局面。下面尝试性地对中国的三农问题做社会发展分析。

      中国“三农”的社会发展演变 ————“三农问题”的形成过程

       这里将三农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来农村社会变革中的重点政策与重要现象进行宏观性的描述,勾勒出一幅三农演变图,使我们能大致看清其中的矛盾变化,明白三农成为问题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年的艰苦奋斗,最后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真正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投入到发展建设的世界大潮中,发展进步成为社会的总体价值规范。而这个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所经历的风雨波折与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在农村有最生动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经过四个阶段一直走到今天,内部的矛盾不断变化,形成现在的三农问题。在详细说明六个阶段前,需要表明两点:(1)分析评价一个时代或阶段的政策措施与发展状态要以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解决、发展状态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为标准,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发展中制约社会和谐的因素与问题。(2)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等左的总路线错误,农村社会发展出现严重扭曲,而改革开放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基础之上的问题。因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阶段,对前两个阶段尤其是第二阶段只略做描述。

    (一)第一阶段:良性协调的社会发展起步期。时间为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业产出增加,经济得以恢复,生活得以改善;推翻地主阶级政权,确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同时扫除各种封建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精神风貌大为改观。此后,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合作运动,适应了当时的形势与发展规模农业的要求,同时开展相应的互助合作教育动员,启动以“扫盲”为主题的农民学习活动。这一时期整个农村社会实现全面质变与进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可以说是和谐发展。不过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简单。

    (二)第二阶段:逐步恶化的社会发展扭曲期。时间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确立没多长时间,左的思潮就逐步泛滥,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相继爆发。违背了客观规律,抛弃了时代与人民的要求,动乱与饥饿成为社会的特征,社会发展停止或严重畸形。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此时尤其是前期左的思想相对较轻时,农村还是取得一些成绩的,包括基本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农业机械与科技的推广应用,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也为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三农”中提取资本积累,因而“三农”为社会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总之,此时农村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左的错误泛滥,各方面受到破坏与制约。

    (三)第三个阶段:经济巨变的社会发展黄金期。时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克服了“两个凡是”思想,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至1984年农业全面高速增长、粮食大丰收,之后农业结构调整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人们称之为“黄金阶段”。 这一时期又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1978年—1985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增加为4亿吨,解决了长期“供给短缺”问题,温饱问题不但解决,而且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 主要原因有:1)是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到在边远与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形式”,到“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发展”再到“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最重要的因素。(2)引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投产,提供了大量化肥。(3)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品种。(4)是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包括“大跃进”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以及农业学大寨修筑的农田基本建设。

    后期(1985年—1988年),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亿亩的背景下,调整产品结构,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增加畜牧业、水产业同步快速发展,市场供应大大改善;社队企业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转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均纯收入在两位数以上,增幅甚至超过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为  1.91 ,农村呈现繁荣景象。这一阶段农业高速发展和农村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走出计划经济与文革,市场上大部分商品奇缺,商品只要生产出来根本不用愁卖。而粮食产量大增以至出现买粮难的问题,农业劳动力也获得解放,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第一次调整,面油等经济作物种植与产量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遍地开花,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

       这一时期实际上就农村社会而言,发展的仅仅是经济方面。之所以高度评价这一阶段,原因在于这一阶段建立的前提是贫困与饥饿,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是社会发展的短板因素,经济这一基础性的社会因子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农民在生产上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地抑制,因而社会发展需要先解决农村经济问特别是温饱问题。实际上结果我们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制约社会发展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为社会的进一步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使得小农经济的局限性需要农民组织化、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停止甚至倒退;环境破坏、生态退化等问题显露不出来,农业规模集约化生产要求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均衡可持续发展也没有今天这么重要。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农村社会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不过,正常发展并不意味着良性协调发展,也就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后“三农问题”产生与社会断裂非均衡非和谐发展的根基。因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在设计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只不过后期遭到严重扭曲;实际运行上是一个均衡发展的社会,只不过水平低与后期发展畸形了。比如合作社的成立与生产上的互助、农村文艺教育活动的有组织进行,农村基本生活卫生医疗的全面保障、农田水利设施的集体修建维护等,这些在今天很难看到。而正是在80年代发展的黄金期合作社陆续解散,集体主义与集体活动瓦解,社会公益事业被人们遗忘。最大的失误在于人民公社解体后,由于受到“谈合作色变”的影响,未能及时地把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起来。虽然提出“统一经营与分户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但社队企业薄弱的村成了“空壳村”,集体瓦解;同时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一家一户的农村经济缺乏有力的支撑与保护,由此导致后来出现小农经济阻碍农村发展,而农民组织不起来这一“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社会以瓦解旧体制的方式换来发展的自由空间,解决了迫切的经济农业问题。

    (四)第四个阶段:波荡起伏的社会发展转折期,时间为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城市改革与对外开放成功启动,城市发展与工商业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角,农村社会逐步融入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发展大潮中,非均衡的市场社会发展模式确立,社会结构、关系与特征趋于复杂化,农村发展步入下坡路并一直跌到谷地,农村各个方面走向危机,三农问题被提出,新农村建设成为时代需要。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1)前期(1988年——1992年)  农村经济的波动期。在经济波动的同时社会问题开始显现。

    这一时期,农业大丰收;乡镇企业地竞相发展和城市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改变了商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农业生产中出现“买粮难”与“打白条”现象,首次碰到“增产不增收”与“谷贱伤农”的问题,农业生产趋于稳定,经济效益增长能力到达极点。农业产出尤其是粮食产量出现下滑,粮食安全问题首次出现,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开始暴露。

    商品市场趋于饱和,乡镇企业产品积压,并且面临城市商品的竞争,乡镇企业的管理、技术与体制弊端暴露,经济效益下滑。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之后乡镇企业推行承包制改革,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发展,个别村庄尤其是东部沿海农村利用区位优势,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依靠集体力量或农民自己的闯荡意识,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开始出现大棚、温室等反季节与新型农业生产方式,这些农村与农民逐渐走向富裕,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拉大。

        社会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开始流行,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未受到足够重视,犯罪率上升,社会稳定受到影响;政治腐败严重,干群关系紧张;人际关系逐渐功利化,公益与公德意识减弱。教育乱收费,乡村乱集资等出现。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农村社会文化事业没能在经济黄金发展之后得以恢复和发展。

       总之,虽然市场经济尚未确定,但以自由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开始暴露出不协调、不和谐的问题。

    2)中期(1992年—1995年) 农村经济短暂恢复期   这一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的认识问题,党的十四大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对粮食两次大幅度提高价格,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1996年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国基本消灭饥饿,解决温饱问题。也就在此时,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各种开发区建设形成高潮,拉动数千万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增加了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流动,缓解了农民买粮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吸引农民进城打工,增加了农民现金收入。这虽然是全面市场改革时普遍收益的一段时期,但收益不均衡,各个方面的收入差距也从此拉大,并且收益原于外界拉动刺激并非内生因素催生,中国开始进入非均衡发展时代,农村趋于边缘化,农民进入生产生活的被动状态。由于市场经济的实现,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致富发财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行为规范,教育文化变成为经济服务与致富的工具,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文化素质没能提高,农村社会风气变差。农村只破不立的,只放活不建设的改革路径弊端开始集中爆发,官员的市场经济意识增强,做事功利化严重但缺少相应的制度制约,农民负担加重。

    3)后期(90年代后期)农村社会发展危机爆发期。市场经济建设初步成功,全社会成功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与主导价值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进入世界统一标准当中即市场经济社会。城市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东部沿海成为社会发展的重点,资本成为社会发展的纽带,利润财富成为社会发展的导向,汽车、金融与房地产等成为主打产业。农村成为边缘区,丧失自身发展的主动权,农业完全成为弱质产业。于是问题成群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臃肿,为维持自身运转和追求部门利益,乡村税费增加并达到农民承受的极限,农民税费负担加重,干群关系极度紧张。粮食产量趋于稳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全面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粮食减产,国家粮食安全成为问题。农业收益饱和并达到极点,乡镇企业夕日辉煌不在,进城打工受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全社会教育医疗价格上升,超过农民承受能力,出现“看不起病”与“上不起学”等社会发展问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生活品价格都上升,农民生活日益紧张。农村社会文化事业长期搁浅,无人问津,这与急待提高全民素质的要求不符,如果说原来为解决温饱问题而集中时间精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农业而将文化暂时放放情有可原的话,到90年代后期是该重视与开展相应工作的时候了,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仍然是空白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扩展到农村,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唯一选择。

    到此三农问题形成,农村社会出现政治(干群矛盾增大)危机、经济(收入)危机、社会文化危机、粮食与农业生产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学界、民间与政界相继提出“三农问题”这一综合提法并很快达成共识,开始取代原来的“农业问题”单一提法。这也就意味着不仅看到农业方面的问题,而且把所有问题归结到社会发展的综合角度。进入新世纪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方针,也是将“三农”看作一个社会来规划的。

    三农问题”中的基本矛盾分析

    如上所析,当中国实行改革二十周年并确定市场经济后,三农问题产生,经过思考剖析,我们会发现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且危机化,原因在于市场

    改革导向的农村社会演变中产生了以下五对基本矛盾;

    (一)        小农经济的实际与农业经营产业化规模化要求之间的矛盾。

    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生产机械化与规模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当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仅靠土地使农民有了金收入,中国人民的生活在八十年代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实现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毕竟是“小农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小农经济的弊端逐步显现并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与核心问题。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形势、国际农产品竞争的压力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都要求我们实行规模化经营。从国内讲,也只有规模化统一经营才能保证农作物的稳产与高产,原因在于:(1)随着总体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费用必然上升,而农业单产达到极点,现在这种单家独户的小规模生产总有一天会“收不抵本”即种粮收益小于成本,就可能出现大面积撂荒,必然影响农业产出,以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制约社会的持续发展。(2)小农经济阻碍科技的推广应用,现在的小农耕作尽管产量不低,但投入的人力过多,且产量不平衡。我们各种最新的稳产高产的优良品种因为小农分散经营而得不到推广应用。而实际上分散单独经营也制约了当前农民自己的收入增长,因为土地过于分散,“这儿三分、那儿五分”,使农民无法适度规模化经营与调整种植结构。收入的会科学院       村社会经过五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

    (二)        农民收入与支出的矛盾,农村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近三十年来,农民的收入绝对量增长不少,且每年都在增长,但相对量却下滑且“收不抵支”。农民生活日趋紧张,并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变得宽裕。因为农业生产效益下滑、乡镇企业萎缩与进城打工的制度局限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但农民的支出却“不由自主”的快速增加,两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农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附庸,城市拥有经济发展的区位交通优势与历史基础,农村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金与土地等被城市抽走甚至抽空降低了农村的生产能力,进而导致农村经济疲软衰弱。但在市场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农村消费却逐渐走高,消费档次被“引诱”或被逼向高档化,商品价格提高,医疗教育费用增加,婚丧嫁娶成为吸钱的“无底洞”,消费上并不次于城市。于是形成农村生产衰退与消费增强的反差。农民收入与支出之间、农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两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成为一切矛盾的中心,是当前农村“经济问题”与“农民收入问题”的本质所在,是农村社会断裂而不均衡、畸形而不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现,照此下去,必然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并最终会瓦解传统农村。

    (三)        农民组织化、农业合作化的要求与农村社会的分裂、价值导向的自由化、个人化之间的矛盾。   

    中国三农问题的出现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借助自由市场瓦解农村,分裂传统,减少农民的自然性的社会变迁过度。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农村与传统农民都必将消失。但人是有自觉性、目的性与组织性的社会动物,任何社会变化都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尤其是未来社会更需要突出人的主导性与主动性。因此,农民应当主动面对历史演化,争取主导这一过度过程与自己的身份命运转化。共享发展收益,同付过度成本。这就更需要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组织起来对抗市场与资本并由集体有组织地解决自己的身份角色转化问题。这在经济上就表现在农业生产组织化,尽管规模化大生产是历史趋势,但有个过程。在一定时间内我们可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就需要对生产要素进行有组织地调整,结束“这儿三分地、那儿五分地”的分散生产状态,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还可以依靠农民组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生产链条,还可以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及商业。同时也就实现了农村自我“瓦解”与农民身份的转化。然而实际情况是,农民集体意识与合作意识减弱,组织难度很大,农民心理更多的是“自己顾自己致富,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原因在于:

    1)我们的改革路线始终遵循的是“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与“保护个人积极性,鼓励个人先富”的逻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批判计划经济与人民公社(合作社),尤其是整个80年代人们“谈合作社色变”,直到今天人们仍一谈到“合作社”就联想到人民公社(合作社),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直提倡“自由化、个人化”的社会运转形态。

    2)一谈农民组织或农民协会人们就想到解放前的革命与国外农民的游行示威,因而社会特别是政府担心农民协会与农民组织化。这势必导致农民组织缺少社会政府与政策法律上的支持。自由与分化反而得到政府社会的默认与纵容。

    3)地方既得利益阶层形成,惧怕农民组织化,必然设法阻碍与扼杀农民组织,纵容农村社会与农民分化、自由化与个人化,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冲击。

    4)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原有的农民组织而又建立不起来新的组织形式,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瓦解农村而不是建设农村的,同时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瓦解了农民的合作与组织意识,推广“自由化与个人化”的思想意识。总之,在一个农民大国里,推动农民组织化是理想的选择与农民主导自己命运的出路,但现实中农民却一盘散沙,农村社会继续处于分裂当中。

    (四)        文化社会事业空白与农民全面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

    社会发展应当是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文化同样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与基本内容之一。而我们的农村三十年来文化一直在衰败,大部分农村一直是空白,没有图书室、没有活动室与娱乐场所,更重要的是没有组织者与管理机构,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农民在思想与行为上没有科学导向,于是“赌博”猖獗起来,农民道德素质下滑,这点可以从农村儿童的素质上看出来,小孩说脏话的年龄越来越低。当一个社会二十年以上文化建设上没有变化时,这个社会肯定是很不健全的,相应的会出现很多社会与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毒瘤并导致社会变态畸形发展。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发展时代后,问题可能更多的表现在文化与人上,而畸形与变态发展更多的就是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不协调和文化自身的变态,最终出现人的畸形与变态,问题将极其可怕。三农不是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更多的更危险的是社会与人的问题。

    (五)        农村生态屏障功能与农村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

    我们已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没有任何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是要求人类尽量保护既有环境与生态,尽量恢复原生环境与生态,有能力控制并治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能通过人类自身居住生存的环境而不是靠原生环境保障生态平衡与化解已经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样,广袤的农村就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屏障,如果农村遭到污染与破坏且无法治理恢复,人类必将“万劫不复”。我国是人口大国,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而几十年的发展造成生态极大破坏,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通过农村缓冲与化解。然而,现实中这个人类的最后屏障却也遭到严重破坏,势必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后果也将是极其可怕的。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三农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政策问题,而是伴随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宏观社会解析

          好多人可能要问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三农问题为什么在今天而不是在以前出现?外国有没有三农问题?我们能否避免三农问题?通过前面对三农问题形成过程的分析和内在基本矛盾分析可以隐约发现: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农业、农村与农村各自的独立问题,也不是三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涉及到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社会发展问题。那么更深的实质在哪儿呢?下面就通过对相关的几大宏观社会因素的解构来解析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并对上面三个问题做出解答。

     

    (一)        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人多地少的国情常识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但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程度可能好多人理解与感受不到。先看下面世界主要农业大国的人均耕地统计表:

    国家或地区   2002          2003           加拿大       1.46      1.44

    世界                 0.23            0.22            美国           0.60      0.60

    阿根廷             0.74            0.73            墨西哥       0.25      0.25

    澳大利亚         2.46            2.40            日本           0.03      0.03

    巴西                 0.33            0.33            印度           0.15      0.15

    德国                 0.14            0.14            中国           0.11      0.11

    法国                   0.31           0.31        以色列       0.05    0.05

    注:  单位:公顷/人。

           从上表我们看出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非常少的,不足世界的1/ 2。一般人均耕地数量对农业有以下几个影响。(1)影响劳均耕地量,是决定劳均耕地量的自然基础,进而决定农产品的商品率与自给率。人均耕地少,大部分产品用来自给,很少往外卖,容易形成并巩固小农经济,农民的市场意识与现代化薄弱。而耕地多了,商品率高,有利于农产品的市场化经营,容易形成开放灵活的商品农业,农民的市场与现代化意识较强。而我国农村人均耕地不到两亩,农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形成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农民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发展之外。(2)影响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世界大规模的农场性农业主要出现在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人均耕地较多的国家,而规模化生产是决定农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与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基本条件。而我国人均耕地少,农业不具有规模化生产的自然条件,因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差,农业现代化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农业与农民就不能分享社会发展的平均收益。(3)影响土地的社会功能。人均耕地多了,耕地更多的功能是商品生产功能,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自然就具有融入现代经济的直接条件。而人均耕地少,耕地承担更多的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很难直接较快地融入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中。我国的人均耕地量不多不少,对于农民恰恰刚够生活所用,这在世界上很少见,一方面生产自给性的农产品,另一方面较少的一点点商品性产出也仅仅换些“零花钱”,承担的基本是社会保障功能。总之,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使中国的农业不具有参与现代化的条件,形成稳定的现代社会中的小农经济,既稳定了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与现代化的尖锐矛盾,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对农民、农村与农村都有巨大影响。

    (二)        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双重制度下的农业与农村社会。

    正是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仅够保障基本生活,且中国历史一直都是这种情况,于是在农民中形成强烈的平均主义观念,否则无法生存,社会必将动乱。经过几千年,平均主义长久不衰,并且极端化,使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但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现代农村社会两次大变革都是迎合了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一次是土地革命与改革,实现了“耕着有其田”;一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按户均分土地。迎合平均主义有必然性与必须性,平均是社会公平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社会确定之前,把事关生存的土地均分没什么错,并不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能保持稳定,推动经济发展,这在历史中随处可见,而错的是将产品均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极端平均主义,中央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是“集中联片承包”、“生不增,死不减”、“三十年不变”等,而现实中很多地方实行的是“按人均分良中差土地”“生加死减”“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于是每户五六亩的土地分散在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地方,零散细碎。问问农民,都会说这么种地太费劲,管理麻烦,效益差。但又不想调整集中土地,害怕自己分到差地,别人分到好地。这就是平均主义在作怪。三农问题部分的实质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制度加速社会发展进程导致三农无法适应并引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调混乱与方向的迷失。极端平均主义的小农经营是制约“三农”适应市场社会变化的直接因素,如果各家各户的五六亩土地在一起,可以进行“小型规模经营”,加大投资,调整结构,采用新技术,发展小型特色商品农业,增加农业产出效益,就可以与市场“对抗”一阵子,或缓解、或推迟、或避免三农问题的出现。但眼前极端平均主义导致土地零散细碎,阻碍了任何形式的“规模经营”,因而对抗不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必将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与农村经济社会的紧张程度。

            经济矛盾是一切矛盾的中心,而土地矛盾又是农业经济矛盾的中心。按上面所述我们本来有条件减轻现代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这就是摆脱平均主义,打破小农经济,发展规模经营。为什么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仍有小农经济这种形式呢?平均主义为什么没被彻底摧毁呢?原因在于我们现代化进程的方向与制度规范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一个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形态,它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理由就是“资本主义不公平”,同时社会主义要求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特别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面临人口80%都是农民且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只能也必然选择搞尊重农民意愿,公平分配土地的现代化,而不能搞“圈地运动,驱赶农民”似的现代化。可结果是国家将土地所有权授给村集体,农民却将其平均分了,并且平均的非常极端。由于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与人民性,当时国家刚刚调整好路线,农产品供应紧张,农民生产积极性需要调动,又要进行城市的改革开放与现代经济建设,国家默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形成“土地公有”的基本制度,除国家为了建设与公益事业征用外,任何人与组织都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中国现代化的开始是以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归农民所有为基本前提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在,社会主义还极力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没有走西方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最终导致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且非常巩固,于是80%以上人口为农民的情况一直无根本改变。而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实现了城市化,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剧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程度;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确定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维护了土地的私有化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集中连片,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大量人口被迫迁往城市而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形成畸形的城市化,标志就是大量贫民窟的存在与城市病的产生,还有饥饿问题。而我们没出现贫民窟,也没有那么严重的城市病,较好较快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于是世界上就形成因急剧现代化而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1)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问题、贫民窟问题与贫困饥饿问题;(2)我国的三农问题。

    (三)        发展时代被动急剧现代化下的三农问题。

    近代尤其是二战以来,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与时代主题,成为历史的潮流,人类进入发展时代。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的规模化,社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开始追赶发达国家,即开始现代化进程。就现代化本身论,它既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又产生很多新问题并制约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均衡的竞争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必然伴随工商业排斥农业以至使农业成为弱质产业、资本排斥劳动力以至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人类掠夺资源,破坏自然以至生态不断失衡的过程,因此发达国家付出了巨大成本,而这些成本一方面让农民承担,一方面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生产集约规模化与市场化的发展任务,破于发达国家巨大的竞争压力,加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客观上加大了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程度,还有发达国家资本产业的扩张与市场意识制度的渗透,所走的是一条被动的、急剧的现代化道路,即争取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农业的规模化,结果引发好多“急性病”,必然产生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正是发展时代被动急剧现代化的产物。

    1)从宏观上讲;发达国家现代化已实现,过程中的成本已经融入到历史中了,由全人类共同承担。这其中的很多就落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头上与农村地区。现在发达国家继续发展的成本不断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与霸权地位往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农民承担。而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急速现代化过程产生的成本更是由本国的农民承担。承担成本的结果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出现危机,社会必定问题丛生。需要注意的是:一切社会发展成本最终都是由人来直接承担的,因为是人的社会在发展。而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对外全面开放,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对内全面改革,加速现代化进程,农民要承担的成本有多重可想而知。

    2)具体讲:现代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工业商业服务业成为社会的主体与主导产业,而农业沦落为必不可少的“基础产业”。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是私有资本借助技术扩张与增值的结果,因工业生产很少受自然限制、产品多样化符合并吸引人们的广泛需要,因而成为产业资本增值的有利手段与主要载体,并成为相对于农业的强势产业。工业化一启动很快就主导了人类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结构与生产模式,也决定着社会的消费趋向,消费结构与消费模式,于是当全球化一实现,全世界的生产与消费形成均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内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形成工业城市主导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局面。并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国家主导的赶超发达国家的被动过程,需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里程,缺少资本,缺少资源,缺少市场,咋办?不能外向掠夺,只能内部解决,从农业中提取积累,从农民那里截留剩余价值,从农村掠夺资源,把产品销往农村,于是形成传统上的“剪刀差”与现在的“三农问题”。当前,工业城市仍在继续提取资本积累,而资本又有必须增值的天性,造成“三农”在生产与消费两方面受剥夺:一方面抽取农村的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导致人才与资金信贷流向城市和工业,导致农村生产能力下降,提取进城农民工(甚至一切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鼓动刺激农民消费,拔高其消费水平。 “三农”沦为被主导的、被支配的地位,这就形成前面说的“生产与消费”,“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农民走入“挣钱难,支出多”与“钱永远不够花”的境地,经济生活走向“被动挣钱”的轨道。

     当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后,小农化的农业必然在生产成本与生活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冲击下走向崩溃。规模化成为农业从业者唯一的选择,只有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在单位产出很低的情况下提高总产出以分享到社会平均收益。同时,工业化导致小农经济“收不抵支”与生活费用增加加剧小农破产,大量农业劳动力被迫流向城市,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但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被动的急剧的工业化,为在短时间内追赶上发达国家,往往采用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的办法开展工业化建设,这就导致一方面排斥劳动力,阻碍农业劳动力的流入,使农民的收入无法提高;另一方面资金本来就缺乏,大量的资金投入工业生产,势必减少文化社会事业的投入,导致文化教育医疗事业发展缓慢。于是城市市民的文化社会资源紧张,难以容纳吸收外来人员,形成限制农民进城的“框框条条”。而在农村,农民的生活福利保障空白,生活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自然形成中国这种现代性的小农经济,即急剧工业化的历史条件下,保障70%以上人口基本生活的农业经营方式。

       当一个社会全部人口甚至政府都处于发展的被动地位时,社会走向分裂状态,人人被迫为谋生而奔走,文化社会事业自然被人遗忘,根本无暇顾及。文化社会事业滞后又何止是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因为都处在被动的工业化状态中,经济成为头等大事,政府一方面不重视,另一方面无能力顾及。而生态环境问题基本类似,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发展,而被动的工业化过程注定是一个不协调的过程,很难顾及环境生态,根本做不到统筹兼顾,除非停止发展或降低发展速度,而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

          问题的实质出在当前的这种发展脱胎于资本主义并有资本主导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竞争性的发展,资本天生追求高额利润,始终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流动,导致分布不平衡,引起社会发展的非均衡,社会发展演变成单纯的经济增长,城市兴旺而农村衰败,工商业发展而农业萎缩,各种危机矛盾自然在农村积聚。

    (四)        自由资本市场化改革下的三农问题。

    我国为什么80年代出现农村的黄金发展期,而90年代转入农村发展的衰败期呢?我们三十年改革的主要精神是自由放活,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农业生产,人民公社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开始时农村最需要的是自由,  国家当时实行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放活”,政府尽可能的减少干预,甚至不惜解散合作社,并废除人民公社,实行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与生产自主权。 这一招后来证明十分见效,说明找准了当时的主要矛盾, 符合当时形势需要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总之,这一国家政策主体就是“自由放活” ,打破束缚,符合农村发展要求。

    但到了80年代末小农经济经济的弊端开始显现,人们发现单干的局限性。于是邓小平在90年代初说道“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与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这时形势需要适时调整指导农村发展的政策,引导农民合作互助,靠集体的力量发展农村经济,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我们对旧体制心有余悸,一谈合作社就认为是恢复旧体制,且当时形势还没有恶化,社会也比较简单,所以除了领袖说了句具有先见之明的话外,政策方针一直沿着自由放活的路子走下来而没有适时及时调整。之后的中国进入明确的彻底的资本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与工业完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与核心,中国社会真正迈入“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资本化”的时代,资本不仅是中国发展经济的要素,而且成为社会演变的支配因素,在强大的国内外大资本面前,地理区位差,基础设施差与人的素质差的农村只能被边缘化,农村的经济发展停止甚至破产,而政府始终没有调整涉农方针,扶持农民合作化与集体化,使农村走向主动协调的现代化变迁之路。反而“深化改革,为资本扩张与私营经济开辟道路”,继续“打破传统体制”,持续了不到十年,小农经济与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一场没有硝烟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与工商业瓦解农村社会的战争爆发了。

      三农问题的问题实质概括

           通过以上对问题的社会演进过程、基本矛盾与几个宏观因素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三农问题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中国,在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制度约束下,在被动急剧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并由自由资本市场化的改革方式直接导致的以经济矛盾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失调的社会发展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制度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是中国所特有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问题。如果说,农民变成市民,社会城市化,农业规模化这些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符合人类发展价值规范的话,怎样协调实现这些目标是需要我们尤其是政府特别注意的问题,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是政府的根本职责。

      而对于民间,不要再一谈农村问题就认为是资金或钱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周沛著,  《农村社会发展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8月第一版

    2    温铁军著、《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7月第一版

    3    陆学艺主编、  《“三农”问题读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月第一版

    4    孙津著    《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8月第一版

    5    宋圭武著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月第一版

    6    熊吉峰著、《制度变迁与历史命运—转轨时期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4月第一版

    7    李云才、刘卫平、陈许华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2月第一版

    8    张啄、马福云著、《发展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月第一版

    9    吴忠民、刘祖云主编、《发展社会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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