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农业,就有农民,有农民,就有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既具有时间特性,也具有空间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农民问题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在生产的要素结构等方面必然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会导致农民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点。
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农民问题根本应是经济问题。说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或说农民问题是制度问题,或说农民问题是技术问题,等等,其最终落脚点都是经济。经济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变量,经济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
但经济本身也是一个结构系统,其中生产要素所有权结构是最为关键的。而在生产要素系统中,核心生产要素又是最关键的。谁掌握了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经济生活中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而权力的生产和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掌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所以,从根本方面看,农民问题是经济问题,但最关键是核心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
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农民问题呈现不同的特征。
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问题可以说是土地问题。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掌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地权的实现问题。
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这时,加大资本投入,让农民真正拥有发展的资本,是工业经济时代解决农民问题的主要手段。所以,在工业经济时代,农民问题实质是资本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应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问题。
在未来社会,农民问题是什么问题,最终取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取决于未来社会的生产要素结构,这里关键是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特征。
从终极意义看,农民问题实质也是幸福问题。幸福是人类社会整体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农民群体追求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寻找通往幸福彼岸的路径。
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要落实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所有权收益。但在现实社会,核心要素的所有权结构不可能是十分均衡和理想的,这时,就存在一个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一方面,要在核心要素的所有权结构上做文章;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定来弥补其不足,如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各种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利益再分配的力度,依此解决农民收入分配低下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完善的有关农民的保护制度。在中国,党和政府也在不断采取措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切实提高了对农民的保护力度。
在中国,由于内外环境的不同,解决农民问题任务比其他国家将更为繁重。从内部看,长期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特定的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农民问题内部解决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里不仅要进行经济的改造,也需要对沉重的历史人文精神进行改造,而且改造后者更需一种韧性和持久精神。从外部看,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背景是别人先进我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难度,也加大了农业本身发展的难度。
目前,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应采取多种手段。一是要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尤其要加强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要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二是要加强农村的各种合作组织的建设。三是要加大对农民性的改造力度。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五是要加大对农村在技术和知识方面的投入。六是要进一步健全农村的民主制度,切实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七是要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大力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八是要注重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推动农村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