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次硕博论坛综述

     

    王会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20091030下午2点半至晚上10点半召开了第十五次硕博论坛。参加讨论的博士、硕士共达三十余人。此次论坛主要就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三日在浙东地区的调查发现进行交流、讨论,论及四个方面的主题,即富人治村、村庄里的人情、农民的意义世界和农村纠纷调解。这四个方面的主题看似分散,实则息息相关,是村庄生活、村庄社会结构的一体多面,均源自不同地区村庄(主要是浙东奉化)的实地调查经验的思考与凝练。中心此前的调查多集中在中西部农村,浙东调查的视觉冲突已经使得每位调查者灵光闪闪,而在讨论中更激起火花四溅,激烈的讨论深化了对村庄社会性质及村庄社会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第一节:富人治村问题

     

    这一问题是此次调查关注的新问题域。税改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推出了以“双带”作为选拔新任村干部队伍标准的导向性政策,积极推动着农村的先富群体加入并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浙东农村可以说是富人治村的典型代表,几位发言人的观点引起了大家关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问题的大讨论,争论激烈。

    赵晓峰关注的是富人治村及基层民主走向问题,他认为有必要在村庄实践逻辑中深度阐释富人治村的民主政治命题,通过详细阐释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在乡村治理的逻辑中深入讨论富人治村的权力合法性命题和民主政治命题,进而探求富人治村语境下的乡村基层民主的走向。他通过先锋村富人治村民主政治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指出“富人”、“能人”治村实践中乡村基层民主发展走向的关键。并提出在新乡绅阶层的崛起条件下,如何规范、引导“富人”、“能人”治村能够适应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需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桂华同样关注的是富人治村的政治形态与基层民主走向,他在2009年暑假的湖北大冶调查中就开始关注基层民主走向问题。农民的一句话“共产党现在当官的都是有钱人”刺激了他思考的神经。他提出的问题是,革命消退之后,富人是如何走上村庄政治舞台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建构其合法性和权威认同的?富人治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村庄为何呈现出这种政治性?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阐释、推演,论证了富人治村实际上导致了村庄政治性的丧失和村庄公共性的消解,进而导致基层民主的萎缩。

    陈锋则通过考察富人治村背景下的农民上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层化村庄中的农民上访图景。他以浙东地区较为发达且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峨村的农民集体上访为案例,呈现了其上访作为一种特殊的“出气”方式,主要是基于社会情绪的表达而非群体利益的表达。从村庄的内部视角出发,考察了“气场”形成的基础是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日益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气”的累积。而在村庄的政治场域中,“富人治村“表现的“专断”式民主、讲求效益、有形无形的自我道德优越感及其强硬的工作作风与底层群体讲求道义、渴望平等的期待形成强烈冲突,引燃了“气”的爆发。这里的农民集体上访实质上折射出了在经济分化导致的再度等级化的社会中,被甩出来的底层群众从平等走向不平等所面临的巨大阵痛。

    针对赵晓峰、桂华提出的富人治村的民主政治命题,欧阳静从村庄治理的角度提出问题,认为富人治村只是一种简约治理的方式。与赵晓峰、桂华的观点不同,她认为,富人治村的权力合法性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是否认可这样的治理方式?中国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第二节:村庄里的人情

     

    乡村社会的人情问题在前几次的硕博论坛中已经讨论多次,此次讨论更从人情的性质、人情的功能异化、人情交往规则的变化以及人情与村庄社会分层、村庄社会结构的关系等给予深层次的解读、阐释。

    陈柏峰的发言主题是两湖平原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结合湖北荆门、洪湖、湖南汉寿等地的调查,以两湖平原生动鲜活的人情案例讲述人情如何由传统意义上的互助、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支持功能走向异化的作为财富聚敛手段的现代人情。在这一过程中,人情的道德排斥功能已经完全丧失,经济功能、社会功能都已经异化。他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细致阐述这一过程,认为在不断原子化的村庄中,村庄无结构性的力量约束,人们的生活预期变短,以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为预期的人情走向短预期的“不吃亏”逻辑,这种“不吃亏”的逻辑已经成为村民普遍的生活共识,在这一共识下,收回人情变得可以理解,人情的短期平衡逐渐走向赤裸裸的赚钱。在原子化的村庄中,由于无结构性力量的依托,缺乏天然的关系,个人不再是熟人社会中受“礼”、“仪”规范的个人。人情成为一种建构社会关系的手段,个人随意主导自家的人情。

    如果说陈柏峰从人情的功能异化的角度解释乡村社会的人情怪圈的话,宋丽娜则从人情规则的角度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她的发言主题是论圈层结构。圈层结构这一概念是她对以东北为典型代表的原子化地区的人情怪圈的思考和提炼。东北调查有很多人说“朋友多了,人情就大了。”这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相对于传统的人情而言,个人具有主体性,个人能够主导人情的规模;第二,乡村社会中,交往的规则不再单单是血缘、亲缘,在交往中朋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显然这种重个人理性的交往规则与村庄经济社会分层息息相关。这种规则之变是由差序格局主导下的依托于血缘、地缘的结构性力量并受其制约的传统人情的结构性规则走向圈层结构主导下的个人主体性的现代人情的建构性规则。

    袁松通过细致的考察研究发现,在村庄社会分层中,人情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他所论述的是村庄内部视角下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他首先批判了目前国内已有的分层单位、分层标准研究,认为以往的分层研究固态、僵化,忽略了人的能动性,他通过村庄里的具有互动性、公开性特征的人情讲述经济分化如何带来社会效应,人情如何为富人绑架,人情的加剧分化和确认分层这一隐性功能是如何发生的?

    郭亮则进一步提出,货币哲学横行乡里的现代性后果已经带来村庄秩序的重构。其中,人情作为村庄最为普遍的交往方式被现代性裹挟、利用,异化的人情并不具可持续性,不能增加村庄社会资本。市场的消费主义淹没了温情脉脉的人情,最终带来的是村庄社会资本的无尽流失。

     

    第三节:村庄公共生活与农民的意义世界

     

    这一节内容广泛,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问题,公共空间的公共性问题,妇女性格角色问题等都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张世勇论述的是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问题。即农民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劳动力是有价值的,在人情和可以货币化的劳动力价值之间,农民不得不做出选择,人情被农民发现劳动力价值后的理性算计所稀释。他发现,以理性计算为特征的劳动力价值观和在熟人社会中换工与互助表现出来的人情观念,是在不同性质社会中存在的观念,而一旦农民发现了自身劳动力价值可以立即兑现成货币的时候,农村社会熟人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被瓦解,撕裂了由亲缘和地缘所构筑的社会联结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农民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货币的积蓄和流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货币的特性是可以将一切东西均质化,抹杀所有事物的差别,也是进行理性算计的有效工具。依靠熟人之间的信任与情份和对人情的长远期待来支持的换工与互助,在较长时间段内才可能达致均衡。而用一定量货币来兑现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付出,具有即时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特点,抹杀了人情所包含的特殊关系与丰富的情感内容。乡土社会中人情往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为纽带的,一旦货币代替了人情,也将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抹杀了,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等距离的。这是对以亲缘、血缘等特殊的、非等距的社会联接方式的消解。同时也是农村社会资本流失的一种表现。农民已经发现了劳动力的价值观,这是市场经济嵌入农民生活和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瓦解的一个方面。

    王德福对公共空间问题的阐述颇有深度,他论述的是公共空间的公共性问题。他认为,公共性对于村庄共同体整合及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从功能的角度将其操作化为四个维度:(1)聚散信息并维持基本的熟悉感(2)满足村庄成员表情达意的需要(3)提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可能和途径(4)生成和维护共享性的地方规范与价值,基于对浙东地区S村的考察他提出了村庄公共性不足的表现,认为经济分层后村庄社会关联的重构、村庄社会分化、政治垄断以及农民生活意义去村庄化合力造成了公共性的缺失,也即村庄不具备内生公共性的能力,进而建议新农村建设要发挥国家和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重建农民公共生活。最后他针对农村公共空间研究中的理论先行取向提出经验研究要“在村庄里面提问题”,深刻理解当下农村变迁和农民生存状态,唯此才能真正实现本土化的社会科学。

    郭俊霞论述的是妇女的尴尬角色及其主体性。她对比考察皖中地区的妇女角色和浙东地区的妇女角色,发现发达地区的妇女性格内敛、贤惠而不善交际,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而经济落后地区妇女却非常积极,能干、泼辣。经济发达地区,以浙东为代表,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收入远远低于男人的收入,男性在职业分化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村庄已有的职业分化恰好迎合了男女两性的特质差异,女性明显不具任何优势,所产生的等级序列中,女性仅能谋得一职,即在工厂里打工,而男性可以做生意、跑货车运输、承接工程等创收。职业的性别分化带来经济收入的性别分化,当家庭中需要女性时,女性会主动选择回到家做家庭主妇,对男性的依附使之丧失一系列的主动权,如社会交往被动、参政意识薄弱、“妻以夫荣”的心态等。而在皖中地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和打工收入。妇女能够发挥与男性同样的作用甚至比男性更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妇女在家庭中的积极,使得家庭中的妇女具有非常高的决策权,在人情中,姻亲关系更为重要,妇女有自己的朋友圈,甚至妇女还具有非常高的参政意愿。在村庄中能够说得起话,抬得起头,而不用觉得低男人一等。然而在这样的村庄中,一个家庭中的妇女必须足够泼辣、足够强悍。性别界限除了在生育的男性偏好上有显著差别,男女两性同质化。妇女难以摆脱尴尬的角色。

    王会则从两地妇女的性格对比和妇女的尴尬角色出发,她发言的主题是妇女的角色调适及其非主体性——兼论妇女地位变化的逻辑。她以区域比较的视野批判国内已有的妇女地位的评价测量体系,认为妇女地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妇女地位提高抑或降低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妇女地位是他者建构的领域,妇女在其中只是不断的调适自我,以更好的适应家庭、适应男性。在经济发达地区,妇女更多的为了家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不是女性视角的主动选择,而是经济性别分化的被迫牺牲;在经济落后地区,妇女打工、养殖、种植、照顾孩子还要管理家庭、管住男人,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她们能干且张扬泼辣,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一切。在打工经济占主导的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妇女的家庭地位高得无以复加,甚至妇女具有较高的参政意识,妇女的这种积极角色一方面来源于对家庭的绝对贡献带来的女性自信心、自主性的提高和婚姻市场的女性绝对优势带来的男女“两性共谋”。同时,妇女的这种积极性显然受制于打工经济结构的限制,即当女性无法通过打工对家庭经济收入做出与男性同等贡献的时候,这种积极角色和主体性是难以保障的。沿海地区农村的妇女回家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无意识就是例证。建国以来,妇女地位经历了国家话语建构、男性话语建构和市场建构的他者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的出发点不是女人,而是家庭、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同时,这种他者的建构是有特殊的时空条件限制的,当这些条件不在的时候,妇女地位将走向哪里?

    在对上述观点进行评述中,杨华认为张世勇对农民劳动价值观的阐述,实质上是在微观上为我们展示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进入农村,又是如何发挥作用,它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当外界的市场价格、劳动力价值进入农村后,农民就有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因此就会对身处其中的人际关系进行理性算计,而且在市场能够提供农民之前需要互助合作来完成的诸多事项之后,他就会首先选择市场来解决问题,而非人情。当然,张世勇的劳动力价值观要远此丰富。

    在谈到农村的公共性问题时,杨华回顾了他与林辉煌、程国锋等人在大冶调查的讨论,认为农村公共生活不仅有阎云翔的经典阐释,即公共生活的形态因私人生活的兴起而萎缩的问题,还有公共生活的性质问题,即由之前人们交往所具有的公共性——讨论的是公事,援引的是公共的规则,产生的是公的效应,逐渐变成私人性了,即交往完全成了私人之间的消遣,而不再有公共的效果。公共生活与交往性质的变化,实质是由以前的说事逻辑向现在的隐私逻辑转变。村落交往的私人性的兴起,其结果是村落道德萎靡、公力不张,公的规则越来越不彰显,私的规则越来越浮出水面、招摇过市。当然,于此同时,因为公共性话题带来的诸多摩擦也因公共性的终结而消失,农村似乎由此进入和谐状态。对公共生活的形态与性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开启了公共生活与交往研究的新方向。杨华还有公共生活与交往的性质变迁,引申至村落归属问题,即当公共生活性质变化之后,村落作为人们的精神归属的属性也就不复存在,村落的进入与退出都依据个人的偏好而不再需要条件。

    妇女问题是本节讨论的重点问题,我们之前对农村妇女的研究多集中在北方、中部和南方省份,农村社会分层不十分明显,可以说还多属于传统型农村,因此农村妇女也多是带些传统的特色,虽然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共性仍然占主导。本次郭俊霞、往回给我们呈现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内部分化十分严重的村落的农村妇女,并从村落的内部视角揭示了当地妇女的“尴尬”处境。杨华在点评时充分肯定了两位发言人的论点,即妇女“地位”这个似是而非的词汇,在中国农村既无法用指标趋衡量,又没有展示中国农村的本土经验,因此应该另辟蹊径。在中国农村历来就有“老佛爷”式的女性权威,也有悍妇之类的妇女,她们这些人在家庭中都是当家作主的“角儿”,但是能说她们“地位”高吗?

     

    第四节:农村纠纷的调解

     

    这一节的发言人以纠纷的性质、表现形式、处理方式来透视村庄社会性质,以小见大,足见调查者深刻的洞察力和敏感度。

    狄金华关注的是社会整合变迁与盗贼治理问题。通过对从建国以来到集体化时期再到分田以后的盗贼的构成、盗贼的性质、偷盗行为以及村民对盗贼的惩罚方式长时段的考察,揭示了村庄对盗贼的防御由道德约束到意识形态规范再到村民普遍对贼感到畏惧、不敢得罪贼的无约束状态的变迁过程。最后,当村庄内部整合丧失、村庄共同防御功能丧失的时候,村民“宁可与贼做亲家,不愿与贼做冤家。”

    刘燕舞的发言主题是乡村社会的纠纷与矛盾。他根据纠纷的关系结构、性质、表现形式与处理机制的不同,将纠纷区分为自己人纠纷和外人纠纷两种类型。他认为,从纠纷的关系结构来说,自己人纠纷主要发生于自己人内部,纠纷主体之间是一种等级关系,而外人纠纷则发生于外人之间,纠纷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从纠纷的性质来说,自己人纠纷主要是因情感焦灼或情感期待不能获得满足而致,而外人纠纷则主要因利益冲突或利益侵害所致。从纠纷的表现形式来说,自己人纠纷更注重统一性,而外人纠纷更注重对立性。从纠纷的处理机制来说,自己人纠纷调解主要采用“和”的办法与“模糊处理”的策略,而外人纠纷主要采用“分”的办法和“清晰厘定”的策略。自己人纠纷通过将自己人外化可以转换成外人纠纷,而外人纠纷通过将外人自己化可以转换成自己人纠纷。自己人纠纷离法律的进入边界更远,外人纠纷离法律的进入边界更近,送法下乡遭遇困境的实质并不在于法律文本本身,而在于法律进入了本不应进入的自己人纠纷所发生的领域。

    林辉煌关注的是村庄纠纷的表演逻辑及其社会基础。他认为纠纷的表演逻辑折射的是村庄的价值变迁以及人与人交往的规则的变化。他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述争执的过程、纠纷的本质以及纠纷的调解方式等,由此论述村庄纠纷的表演逻辑及其社会基础。传统社会中,纠纷往往引发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客观事实难以再现,争执是对认知事实的博弈,争执的过程就是举证的过程,就是面子竞争的过程。他认为在传统的均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接触点更多,同时存在抽象正义和平等诉求,争执很多并遵循“沉默有罪”的表演逻辑;而在分化社会中,不同层级的人接触变少,弱者保护逻辑置换了争执表演的合法性。

     

    总结与讨论

     

    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在方法上,得益于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的积累,我们已经能够不自觉的运用区域比较的方法和长时段的历时比较的方法,“在村庄中提问题,在现象间找关联”,立足经验事实,提炼真问题,开拓理论以解释巨变的图景。

    其次,关注的问题上,论域更加丰富,富人治村、人情与分层、上访、妇女角色、纠纷、公共空间、劳动力价值等多个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富人治村问题、妇女角色问题等都是针对浙东经验新关注点。

    在对问题的推进上,尝试性的提出了对乡土社会转型的多个有意思、有启发的解释框架。前几次硕博论坛更加注重对村庄与市场的关系、变迁中的乡村治理与乡村关系以及转型期乡村治理与伦理的变迁等话题的讨论。如同前几次论坛一样,此次论坛依然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然而不难发现,这种转型期社会性质的讨论已经由强调对变迁过程的透析转为对几已成定时态的变迁结果的分析,或者说沿海地区的转型已经初具结构化的特征,此次讨论更加注重对这些结构化特征的分析、探讨、解释。如更加注重变迁带来的经济分化产生的社会效应,如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分化、心理分化,社会性别适应问题,公共空间的去公共性,纠纷性质的变迁等等,从而对乡村社会结构之变有了更好的质性把握。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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