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税务场村为例

    宋丽娜

     

    摘要:面子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笔者认为,支配农民面子行为和面子观念的规则发生了变化,面子的个体性和公共性是理解这种变化的核心。村庄中的面子成为了个体的面子,面子与村庄社会分层产生了互动,所有的村庄成员不再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个体化的面子不仅再造了个人权威,也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

    关键词:面子  社会分层  权威结构

     

    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中国的农民更是讲究面子。面子之于农民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对农民来说,面子承载着“实在”的内容,以至于有些农民终其一生为面子而奋斗。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对“面子”已做过大量的研究,但多集中在对其概念的本质探讨上,把“面子”当作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加以逻辑演绎,缺乏实践内容和生活经验的支撑,从而将一个十分经验性的主题哲学化和抽象化。

    华中学者试图在大量调查和区域比较的基础上对“面子”做经验性的追述,希望将当前我国农村的“面子”及“面子竞争”呈现出来。正面积极的“面子”及“面子竞争”是维护村落共同体和集体感情的一种常规有效的方式。陈柏锋认为面子竞争的内容和层次是背后的村庄社会结构决定的,他主张对地方性共识和地方性规范来理解农民的面子行为,并且在此基础上理解面子现象的区域差异。进而,陈柏锋在另外一篇关于面子的文章中把面子的三层社会结构呈现了出来,分别反映了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村落社区与基层市场区域之间的关系。而杨华则在论述了湘南农村“三位一体”的面子观,以此来说明面子行为的价值观基础。

    无论是从结构还是从价值观上,面子研究都是回应社会功能的问题。然而当今农村社会急剧变迁,面子的社会功能虽然也在发挥作用,但是这却不足以解释面子现象在村庄中的变化。他们并未关注村庄面子发生机理的改变,也就是支配农民面子行为的规则的变化。笔者以浙东税务场村的经验为例,试图在本文中证明,村庄面子发生的机制已经改变,而今村庄中的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密不可分。面子在村庄的社会结构中也具有了自身的结构。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和同伴,于2009926日至1012日在浙东地区税务场村的社会学调研。税务场村位于浙东地区的西坞街道,地属山区,有155户,469人,有水田370亩,旱地200亩,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山林1150亩,整村地域面积1.2平方公里。税务场村分为六个村民小组,所有的村民小组都聚集在一个自然村中,人口较为集中。税务场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花木[1],或者与种花木相关的产业。目前,本村农民共在村庄之外租种3500亩土地用于种花木,户均租地20亩左右。

     

    一、个体的面子

    面子是在与他人的相互比较中产生的心理感受,所以笔者曾经认为面子必然与竞争联系在一起。在别的地方的经验事实上也证明了笔者以上的想法。比如在河南农村,农民之间在住房上有激烈的面子竞争,他们盖“高大空”,却不实用的房子,目的只是要向村民证明自己在村庄中是有面子的,自己是不比别人差的。

    而税务场村的经验却推倒了笔者以上的判断。税务场村的面子竞争并不激烈。大约在90年代前后,税务场村兴起了一场兴建楼房的高潮。据村民介绍,80年代末期,税务场村的多数农民已经通过种植杨梅、桃子等水果致富了。他们手中的余钱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楼房建设上。当时村庄中80%的房屋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全部更新换代,当时一般花费2万元左右,盖两层楼。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到现在,税务场村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建房的热潮。农民说,最近这几年也偶尔有人家建房,但是一般都是特别有钱的人家才建。

    90年代前后建房高潮兴起的主要理由是农民手中有余钱,余钱被农民用于投资自身的生活。这时候的建房高潮与面子竞争的关系并不大。90年代中后期开始,税务场村的农民又逐渐兴起了一场装修房屋的高潮。如今,80%的房屋已经装修。农民注重住房的舒适度重于重视住房的外貌。税务场村农民的观念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建起漂亮的房子和进行很好的装修,农民宁愿把手中的钱投资到装修之上。所以,最近几年,除了村庄中特别有钱的富人之外,农民一般都不愿意重新建房。39岁的王道达在1991年时候建起了两间楼房,2006年时候他用了14万元装修自己的房屋。当笔者问他为何不干脆重建的时候,王道达回答说,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如果重新建房要20万元,再加上装修至少要有30万元。当自己的钱不够多的时候,农民更愿意把钱投资到房屋的舒适度上,而不愿意投资到房屋的面子上。

    税务场村农民注重实用而不愿意花费面子功夫,这个逻辑同样可以从农民的汽车消费中看出来。税务场村共有15辆左右的轿车,这与村庄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富人的数目基本相同。普通农民认为,买汽车是富人的事情,而富人则认为自己买汽车就图个方便。据了解,除了办企业的村支书戴某的汽车需要100万元左右,其他那些汽车的价值一般都不超过20万元。一位有车的富人这样向笔者解释:自己买汽车就是图方便,家离田地几十里路,以前用三轮摩托,现在用汽车舒服一些。不用买太好的,因为农民用汽车用不好的,汽车要下地,还要拉些农具。农民的汽车消费也注重实用而少有面子上的考虑,在汽车消费上并没有形成面子竞争。

    面子竞争不太激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税务场村农民不注重面子呢?

    其实不然,在税务场村也出现了一些大讲面子大讲排场的事情。比如村支书戴某就是典型。戴某是村子中最富裕的人家,他开有两家工厂,资产近亿元,他家中共有五部车子。2009年国庆节时候,戴书记的女儿结婚。他共办了130多桌酒席,邀请各级政府部分的领导共200位参加婚礼,其中有40位是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戴书记女儿的婚礼豪华隆重,排场很大,共花费50多万元。戴书记大讲排场的行为逻辑其实就是面子的逻辑。戴书记说自家办喜事“亏”了20多万元,而一般农民办事都是要有些盈余的,但是他自己认为“亏了好,不亏我还睡不着觉了。”

    至此,税务场村农民在关于面子上的行为似乎杂乱无章,他们到底是看重面子呢,还是注重实用?该怎样来理解税务场村农民的面子观念和面子行为呢?

    其中的关键是,税务场村农民的面子是镶嵌在他们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村庄社会地位之上的。税务场村农民同样注重面子,但是他们的面子有一个“实在”的载体,就是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能量。当戴书记有极强的个人能力,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自然要通过女儿的婚礼来显示。戴书记女儿盛大的婚礼确实为戴书记挣足了面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戴书记这样身份的人更加倾向于用“金钱换面子”。这种面子也确实可以得到其他村民较高的评价。这时候戴书记的面子就不仅是面子了,戴书记想要通过面子的展演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而在一个固定的村庄结构中形成关于他个人稳定的社会地位。而其他农民的面子则不同。因为经济实力有限,农民的面子只求满足自身的生活适应度。用面子来呈现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是村庄社区给予农民内在的心理观念,因为经济实力的重要性,农民不必要争取一个“虚面子”而“活受罪”,税务场村农民所要的是“实面子”。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税务场村农民的面子可以说是“个体的面子”,面子掌控在个体手中。当个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突出,个体的面子也随之会凸显出来;而当个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突出的时候,个体的面子就不会凸显。因为面子有个体性,所以即便是在一个熟人社会圈中,农民之间的各种行为也并不会产生面子上的压力。比如,经济条件好的,社会地位高的人,他们有条件来彰显自己的面子,弱势者自然不会攀比。而当弱者的行为不足以构成他们面子的时候,作为强势者也不能笑话。这便是村庄中对于面子的意识形态。

     

    二、经济社会分层与面子

    而事实上,面子作为村庄中的一种现象,必然是与村庄联系在一起的,面子并不能抽象的谈论。上文已经涉及,村庄中“个体的面子”与个体自身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关系密切。从村庄的层面来看,村庄中面子现象的呈现就与村庄经济分层相连。甚至,经济分层就是影响农民面子观念和面子行为的基础性因素。

    以税务场村为例,70%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花木或者与花木相关的销售、绿化工程等产业。农民收入上有差距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个是种田的亩数,种田越多投资越大,收入也越大,相当部分的农民都在周围的村庄中租种别人的土地;另一个是花木的销售渠道,社会关系越广,客户越多,花木销售好了收入自然高。而事实上,种田的亩数与花木的销售渠道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村庄中的能人敢于投资,他们首先是种植大户,由于社会关系广泛,他们可能建立广泛的客户群,他们也可以做花木的销售生意。

    表一:税务场村的产业分工与经济分层

     

    工作的类型与分工[2]

    户数

    年收入

    第一层次

    种植花木30亩以上、做花木生意、绿化工程

    22

    10万元以上

    开厂

    3

    第二层次

    种植花木2~50亩、打小工

    92

    3~10万元

    外出务工和运输

    15

    第三层次

    种植花木3亩以下(老人、光棍、离婚者等边缘群体)

    23

    3万元以下

     

    经济上的分层对于农民的面子观念影响巨大。对于第一层次的农民来说,面子的含义更高一些。比如第一层次的农民多数都有车,相当部分在城市中买房,或者在村子中有新建的小别墅。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可以明显的表达出他们在村庄中属于“上层”,家庭条件较好,面子也更大。然而,第一层次的农民所追求的面子往往不止于此,他们想要在物质性的表达之外也获得一定的精神上的享受和道德上的高位,在村庄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税务场村现任8个村干部中有6个人的家庭条件都是第一层次,富人参与村庄政治在当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其原因是摆脱了物质困扰的富人想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实现自己对于村庄的个人理想,干部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面子,如果能在任期间做出一些让老百姓记得住的事情,那是他们更大的面子。第二方面,第一层次的农民多是种植大户,社会关系广泛,这在客观上为他们创造了一种优越感。这是因为普通的农民虽然也种植花木,但是客户较少,销售是问题。第一层次的农民收购普通农民的花木帮助他们销售,或者直接给他们介绍客户,这些行为都使得第一层次的农民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进而成为了他们在村庄中面子的一个来源。第三方面,第一层次的人因为较好的经济条件,往往在办事的时候并不按照村庄传统的习俗来看,“推陈出新”就成为了他们面子的来源,比如说上文介绍过的戴书记嫁女儿时候盛大的场面就是典型。

    与第一层次的农民相比,第二层次的农民显然不同,他们的面子更加保守和封闭。简要的说,第二层次的农民多数是按照既有的村庄规范来行为,能够“好好过日子”就是他们的面子。一般情况下,第二层次的农民如果勤劳肯干的话,年均收入是3-10万元,这些钱对于支持农民的日常生活是足够了,于是,好好过日子,不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某种困境,或者要保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水平就是他们面子的主要标准。第二层次的农民的面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收入上能够衣食无忧。房子虽然不一定高大豪华,但是一定要经济舒适。第二,在生活上要完整,具体来说就是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老人健康,夫妻和睦,收入稳定,社会关系也较为稳定等。这些其实是农民“好好过日子”的条件。第三,农民的多数行为要按照村庄中的习俗和规矩进行,比如办理红白喜事的时候按照惯有的规矩进行,与富人和干部处理好关系等。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能够衣食无忧,房屋舒适,家庭完整和睦,顺利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喜事就是面子,他们并不求高于其他人家的排场和面子。在第二层次的农民看来,居无定所,收入不稳定,或者打牌赌博,这些不好好过日子的人(即第三层次的人)才是没有面子的。

    第三层次的人包括两部分人群,一部分是单过的老人,另一部分是离婚者、光棍等家庭生活不完整的人。单过的老人一般情况下已经丧失收入来源,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不如年轻人强烈,所以如果不是儿女支持,单过的老人一般是“凑合着过日子”。他们不仅是身体上和经济上的弱者,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弱者。而离婚者、光棍等家庭生活不完整的人则是村庄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多数有吃喝嫖赌的习惯,家庭生活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他们在村庄中是没有面子的人。税务场村有4个中年男人,他们以前就有吃喝嫖赌的习性,并且因此离婚,离婚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农民对于这几个人多有评价,比如很多农民都向笔者讲述其中一个人老是借钱不还,还有偷东西的习惯;而另一个人则总是没事的时候到村委会“喝茶”;他们几个都好赌,今朝有酒今朝醉,从来是有多少钱花多少。农民对于这些人的讲述带有道德色彩,他们认为这些不好好过日子的人自然是没有面子的人。有农民说,“他们要是真有面子就应该找个老婆,勤劳致富,好好过日子。”

    不同层次的农民有不同的面子观念,面子竞争只能产生在层级内部。同一层次的农民经济基础相似,社会地位也相似,他们共享同一套面子观念。比如,第一层次的人多数都买车,富人参政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等。因为有共享,所以他们之间才可能有面子竞争。不同层次的农民之间经济基础往往相差较大,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他们并不共享同一套面子观念。第二层次的农民是不会向第一层次农民的物质消费看齐,也不会向第一层次的农民一样有“推陈出新”,打破既有规矩的决心。

     

    三、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

    面子与村庄经济社会分层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其中的实质就是因为村庄经济条件的分化,以及随着经济因素作为最主要的人际评价标准,村庄中的不同人群不再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面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个体性的。这个逻辑甚至延伸到了村庄权威结构上。下文笔者将用税务场村的经验证明,面子不仅再造了个人的权威,而且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

    税务场村的戴书记不仅是个有面子的人,而且是一个有威信的人。在2002年之前,戴并没有做村干部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村庄中的首富,个人拥有两个工厂,资产近亿元。当时的戴书记就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人,但是因为他忙于工作,并且很少在村中居住,农民对于他的了解并不很深入。2002年时候受当时镇党支书记的邀请,戴愿意回村做干部,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村庄的面貌。

    戴回村工作之后就立即着手建构自身权威的工作。2002年时候当时的税务场村没有村部,时任村主任的戴某个人带头捐款了5万元支持建设村部,并且戴书记介绍自己的一个朋友也捐款5万元,受此影响,其他村干部和村庄精英也纷纷捐款,村委会办公楼很快就建成了。2008年戴某继任村支书,他开始了更加系统的权威建构工作。他首先组织修建了“税务场祠堂”,使得农民办喜事的时候有了一个宽敞卫生的地点,后来他又组织修路,如今他正重点搞“旧村改造”,也就是通过征地建设新居来改变农村面貌。戴书记的个人形象为村庄权威的再造制定了新的标准。

    具体来说,戴书记通过三个方面来建构自身的权威形象。首先是“不报销”。为村子工作而吃饭、跑车、打电话等都不报销,戴书记说自己一年因为村子里的工作要贴进去20万元。“不报销”建构了戴书记个人的道德形象,为群众津津乐道。其次是为村子里办事。戴书记上任的几年来,一改以往村庄治理“保稳定”的理念,他具体实践“发展”的路子。村子里修公路,改河道,进行整体规划,村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些都是群众切切实实看到的福利,无疑为戴书记的工作增加了合法性。最后,戴书记注重对于村庄中弱势群体的扶助,过年时候私人为每个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200元钱。对于一些老党员、老干部,戴书记也有特别的福利措施。村庄中有人有事要求帮忙的时候,社会关系广泛的戴书记往往也能摆平许多事情。

    因为有以上三方面的具体事件,戴书记的个人形象异常高大。戴书记用“不报销”来表明自己的私人品质,用“扶弱”来表明自己为官对于群众的关照,这些都为他个人在群众中确立道德合法性创造了有力的条件;而为村庄谋“发展”是基层政府对于富人治村最津津乐道的地方,政府对于村级组织的要求已经逐渐从“治理”和“稳定”逐渐转变为“科学发展观”的大话语之下了,可以说,为村庄“办事”建立了戴书记在基层政府体系中的合法性。

    通过以上各个方面的运作,戴书记不仅是有面子的人,而且也是建构了个人威信的人。如今,戴书记的个人威望在村庄中如日中天,远远超过其他几个村干部。“旧村改造”和村庄整治中有不少向农民征地的项目,因为面对千家万户的不同情况,征地工作对于村级组织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相当头痛的问题。税务场村也有这个问题。在征地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钉子户,他们给村干部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戴书记让其他干部先做工作,剩下那些难做工作的人家自己再出面。其他村干部说,“戴书记的面子大,他一出面,农民立即同意,事情办成了。甚至有农民专门指明让戴书记来做工作才同意。”这样,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征地工作很快完成了。

    如今的税务场村,戴书记不仅有面子、威信,还有权威,而其他几个村干部则主要是配合和辅助戴书记工作。税务场村有8个两委干部,其中6个干部的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这些村干部的家庭条件在村庄中都是上层。可是,他们与戴书记的经济实力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因为戴书记远远在上的经济实力,以及在群众中如日中天的个人面子、威信和权威,使得其他几个村干部都非常仰仗戴书记,戴书记的个人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村主任王某就感叹,戴书记的权力太大了。为了能够做通一些钉子户的工作,戴书记私自提高苗木移栽费;某些河道修建工程,在其他几个村干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了。因为个人的面子、威信和权威并没有结构性力量的支撑,要想维持必须不断的“推陈出新”,也就是不断做好事情,不断刺激农民的社会心理感受。身陷其中的戴书记必须要不断的做成事情才能把个人的威信和权威延续下去,所以他宁可违背一些民主决策的程序也一定要办成事情。对此,其他的村干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戴书记的个人权威是以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在金钱主导价值判断标准的时代转化为个人的面子,而当个人运用自身的面子做一些公共性的事务以附和农民普遍的社会心理的时候,面子很快就转化为了个人的威信。当个人的威信不断强化,并且受到基层政权认可的时候,权威就建立起来了,权威结构也逐渐固化。然而,这种权威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权威,是一种需要不断刺激和激化才能向前发展推进的个人权威。其他几位村干部虽然也处于村庄经济分化的上层,但是他们独立建构权威的能力显然不够,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戴书记的个人权威,并且在村庄公务上对戴书记负责。

    除了戴书记和几个村干部之外,按照村庄中人群的政治性质,村民还有以下几个群体:村民代表与小组长、多数村民、钉子户、边缘人(离婚者、光棍)。其中,村民代表与小组长的性质与除戴书记之外的村干部的角色是相似的,他们都要为戴书记的个人权威负责人;而村庄中大多数的村民在村庄公务上都是沉默的,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少数的钉子户是村庄权威重点要对付的对象,但是税务场村的钉子户多数是要求自身利益的满足,当他们的要求满足之后,钉子户就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离婚者、光棍等不仅是村庄日常生活中的边缘人,也是村庄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他们是村庄权威利用和打击的对象。表二集中表现了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

    表二: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

    村庄政治结构

    村庄中的面子与权威

    戴书记

    面子再造个人权威

    其他村干部、村民代表、小组长

    分享戴书记的面子与个人权威

    沉默的大多数

    保守、过日子的面子

    钉子户

    索要利益,少有面子

    边缘人(离婚者、光棍)

    没有面子,没有权威

     

    四、结论

    村庄中的面子与村庄中发生的政治社会现象紧密相关。税务场村的经验就是理解村庄面子现象一个完美的范本。税务场村的面子具有个体性,它与个人的生活境遇有较大的关联,村庄面子竞争并不激烈。面子的个体性凸显是因为村庄经济社会分化使得不同的农民群体并不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不同层次的农民有不同的面子观念,面子竞争只能产生在层级内部。当面子的运作逻辑发生在公共事务中的时候,面子就可能与权威结构相连。

    1、面子的个体性与公共性

    面子的个体性成为了理解税务场村各种面子现象的基础。面子具有个体性,使得面子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当面子具有公共性的时候,村庄社会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农民的面子或者是价值性的,也或者是社会性的,还或者是享受性的,但是总之村庄内部有一套关于面子的完整的评价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是面子的主体,每个人都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带给自身的价值,这时候面子竞争就容易发生。河南农民在住房上的面子竞争就是典型,每个人都不希望在住房竞争中落后于人。面子的公共性表明农民的社会行为都发生在同一个价值系统中,农民的行为相互约制也相互促进。面子竞争虽然容易发生,但是当它发生在一个稳定且封闭的村庄中的时候,面子竞争发生的作用是良性的。它可以增进所有村民的精神福利。

    而今,一方面村庄本身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面子运作的逻辑也改变了。现今的村庄,流动性增强,村庄边界不再固定,经济社会分化明显,整个社会中以经济实力作为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村庄经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影响到了面子在村庄中的运作逻辑。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面子从公共性转变为个体性,不同的人群并不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

    2、面子与权威结构

    当个体的面子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面子就有可能影响到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

    如税务场村的经验所呈现,村庄中极少数具有个体面子的经济能人通过运作很快获得了个人威信和对村民的支配性权力。这种个人权威在村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笼罩性的作用,村庄精英和村民都在这种笼罩性的权威之下行为。这种个人权威既可以形成对于其他村民的支配性权力,也是规约村庄秩序的结构性力量。重要的是,个人权威有着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支持,如果有某个人胆敢对于这种个人权威怀疑,社会评价和村庄舆论能发挥巨大的社会排斥作用。

    因为参与村庄公务,也因为权威具有巨大的村庄社会效应,个体的面子和个体的权威也能成为形塑村庄权威结构的力量。税务场村五个政治群体,在村庄整治舞台上不同的表演和不同的社会评价就是村庄权威结构的展现。然而,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村庄权威结构虽然也能形成,但是这时候权威的运作和延续具有自身的特征,即要不断满足农民的社会心理感应,也即不断的推陈出新,强化农民对于这种权威结构的认同。如此,这种权威结构并不稳定。

    通过面子的个体性来理解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这提醒我们,要形成稳定且可持续性的权威体系,建构一套作用于整个村庄社区的稳定的文化系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5).

    [2]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

    [3]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4]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3).

    [5]陈柏峰.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赣南版石镇调查.广东社会科学,2009(1).

    [6]陈柏峰、郭俊霞.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区域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7]杨华.湘南宗族性村落的面子观.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

    [8]杨华.湘南宗族性村落的面子及其价值观基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7(1),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3)转摘.

    本文发表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6)

    * 2009925-1012日,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一行13人由贺雪峰教授带队赴浙江奉化农村进行例行集体调查,参加人员有贺雪峰、陈柏峰、赵晓峰、宋丽娜、刘燕舞、袁松、王会、郭俊霞、陈锋、耿羽、王德福、桂华、林辉煌,本文是小组调查的集体成果,文中若干观点也受小组和大组讨论的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1] 花木是当地农民的称呼,即用于绿化的苗木。

    [2] 工作的类型与分工中,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农民各有两类工作,在户数中做了分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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