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近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当代接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提出的一个旨在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其直接目标在于谋求“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使乡村社会呈现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面貌。

      如果拓宽视野,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时程加以审视则不难发现,当下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所试图解决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长达上百年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是一个新问题,又是一个老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说它是个老问题或者历史问题,是因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各种社会力量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其中的社会团体、组织和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中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梁漱溟主持下的邹平模式。梁漱溟以“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为认识前提,认为中国只能走农业立国、建设乡村的道路。为此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以乡农学校为平台,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并在河南和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实验。二是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基于中国乡村最基本的问题是“愚”、“贫”、“弱”、“私”这一基本认知,晏阳初提出了一个以“平民教育”为核心内容、以“乡村科学化”为目标的乡村建设方案,并且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他试图通过民众教育,引进农业科技,改造传统经验,建立先进组织,实现农民素质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等社会各个层面的改进,进而实现农村以至国家的现代化。三是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卢作孚主张用工业化解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把乡村建设的目标确立为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乡村现代化。自1927年起以巴县北碚乡为中心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修建铁路、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建立农场、组织科技服务,在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四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根据地(解放区)模式。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基本认知和对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分析,中国共产党以根据地(解放区)为基地,以阶级为纽带重新组织农民,以变革农村地权为切入点,重构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最终成功改造了中国乡村社会,并在乡村的支持下实现了民主革命目标。

      总体来看,这场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和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以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为旨归,前后持续数十年,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来,尽管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三农”问题仍是困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未因时过境迁而稍有减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解决的仍是近代以来就持续存在着的“三农”问题。因此,当下全面铺开的、以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大背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近代以来连绵不绝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接续,既有全球视野下的思路借鉴,也有近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香火传承。

      这就决定了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既要立足时代条件和客观实际来探寻建设路径和制订相应的方案,又要学习借鉴历史上乡村建设实践的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传统资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因此,系统梳理近代乡村建设实践,从中提取和凝练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组织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路径

      把农民组织起来,重构或再造乡村社会结构,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共同着力点,是乡村建设的组织者们基于对三农问题本质的准确把握所作出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与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原子化状态,“一盘散沙”状的中国农民无法适应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归结起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体现于两个方面:在特定资源条件的限制下,一是分散的小农与市场对接的成本太高,表现为小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紧张;二是分散的小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太高,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这两种紧张关系自清朝末年、民国以降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严重战略问题的历史根源所在”[1]。由于极度分散的小农形态与近代以来中国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紧张,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活动说到底都是试图解决这种紧张状态的实践过程。尽管这些探索和实践的最终成效大小各异,但所遵循的基本路径却是如出一辙,即把农民“组织起来”。

      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正是以组织农民作为出发点的。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始终是贯穿在他们乡村建设活动中的一条主线。晏阳初认为:“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2]梁漱溟认为,进行乡村建设事业,就必须从建设新社会组织入手,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具体实践中,梁漱溟试图通过乡农学校,把乡村组织起来;晏阳初也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试行自助、仓储、抵押、放贷、运购销等合作组织。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都因为没有办法使农民在一种强有力的关系纽带连结下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而未获明显收效。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农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土改中“启发阶级觉悟”、“划分阶级成分”,灌输和培育农民的阶级意识,“发展党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建立起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群众集体性团体,以阶级关系为纽带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原子化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超越了血缘、地域的限制,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这一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成为改造乡村社会、改造中国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在于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联结纽带——阶级关系。在它的链接下,本是一团散沙的中国农民成为一个庞大的、无坚不摧的阶级队伍。

      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分散的农户越来越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这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3]由于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很难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很难以集体的方式创造和提供依靠单家独户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无法清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和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达到预期目标必然困难重重。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路径仍然是提高农民合作的能力与组织水平,摆脱原子化的状态。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使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相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

      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类政权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组织、民间社会文化组织等四大类组织。这些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共同目标下能够协同作用而成为一个发挥合力的完善组织体系,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有效形式,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代表着农民共同利益和需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想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当前,如何既允许、引导,又规范农民组织发展,有效整合农村各类组织资源,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是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最具挑战性的大事。

      三、重视农村教育,培育新型农民

      近代乡村建设都把教育放在根本地位,治穷先治愚是乡村建设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共识。他们认为,要实现国家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农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农村,而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教育。他们都主张将教育与社会改造相结合,教育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以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教育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梁漱溟力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新型农村组织大力发展乡村教育。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的四大病症,晏阳初提出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主张综合运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对农民进行“四大教育”,以开启民智、培植民力,实现农村的根本改造。卢作孚认为教育乃立国之本,“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4]。他主张各乡镇联合起来,增加教育经费,培养合格教师,选择适宜地点,兴建学校,普及教育。据1930年统计,定县总人口为397000人,7岁以上的人数为330300人,其中文盲为274150人,占83%,12—15岁的青少年有95800人,其中文盲为70890人,占74%。到1934年6月,全县14—25岁的青少年82000人中,文盲32550人,约占40%,比1931年减少34个百分点,其中男青年文盲4406人,约占10%。到1935年,男青年文盲基本消除。到1937年1月,邹平全县有各类在校学生计27257人,几乎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5。[5]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卢作孚和晏阳初还十分重视对农民的科学技术教育和普及。卢作孚把科研机构办到了乡村,并大力开展科学文化普及活动。晏阳初则提出“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口号,特别注意如何把农业科学的研究成果,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推广制度普及民间,使其达到既可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逐渐培养农民的科学头脑的目的,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研究——典型示范——普及推广”的有效途径。

      中国共产党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和根据地(解放区)建设的主力军。针对自私、狭隘、散漫、缺乏变革精神等阶级弱点和文化水平低下的特点,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并力图通过教育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科技文化水平。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各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全民识字运动,利用农民空闲时间,采取开办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冬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农民识字和学习。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开办冬学1801所,有73824人入学,占边区文盲总数的235%;1941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冬学9668所,学员626324人。[6]陕甘宁边区则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按教育层次分,有大学(主要是培训干部的)12所,国民教育高校有6所,中等学校13所,1937年边区设小学545所,在校学生10396人,到1945年已有小学1377所,在校学生34004人。[7]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各根据地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接受教育后的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和根据地(解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整体而言,农民素质还普遍偏低。在一些地区,农民文化生活缺乏,思想空虚,封建迷信、非法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政策法纪意识薄弱,排外思想严重,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观念仍普遍存在,农民素质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建设新农村需要培养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需要通过教育帮他们从观念上、素质结构上、综合技能上摆脱“传统农民”的束缚,改造为内涵更丰富、层次更复杂的新型农民。因此,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扎实推进仍要以大力发展教育为先决条件。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培育新型农民仍然是当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路径,这与70年前的乡村建设没有什么两样。

      为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加快培养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那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通过教育等手段来持续地培育农村发展的内部力量,企图依靠大量的投入等外部力量在短期内创造奇迹,制造大跃进式发展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把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把培育新型农民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始终,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农村教育摆到整个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加快发展步伐。具体而言:第一,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要用科学理论、先进文化教育广大农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二,大力开展农村基础教育、普及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丰富农民的文化知识,开阔农民的视野。第三,要注重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使农村大批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达到新型农民的培养要求。

      四、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长期的实验中,乡村建设工作者的共同感悟是: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乡村建设运动中谁是主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晏阳初始终都有明确的认识: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是平民自己,他们是社会改革的主力,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需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

      晏阳初还一再强调,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组织者要“与平民打成一片”,“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问题”,“我们要从心底把他们看作是与我们一样的平等人”,要深入民间,拜农民为师,向农民学习,与农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乡村工作者一定不能把自己当作救世主,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只能是协助农民解决问题。在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晏阳初积极倡导“平民自治”,以定县经验为蓝本,以乡村改造学院为依托,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鼓励当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并利用他们已有的知识技能,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社会性质出发,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8],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力量。

      近代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调动农民靠自己的双手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目标,这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

      广大农民是推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要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取消一切束缚农民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亿万农民创造社会财富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要鼓励广大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美好家园。

      五、新农村建设需要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

      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呈一时之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大批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心和民族复兴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献身于乡村建设事业。其中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他们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把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广大农民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成为乡村建设的骨干,如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黄炎培、陶行知、陈翰笙和薛暮桥等人。

      梁漱溟认为,“在城市过剩的知识分子,挪至乡村,即有伟大的作用”,可以为乡村“添喉舌,添耳目,添脑筋”。如此,“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中华民族的前途便有了希望”。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晏阳初在1920年回国后,就立即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博士下乡”热潮。仅以平教会为例,1926年到定县工作的人员是66人,以后随着平教会在定县工作的开展而年年增加,1928年82人,1929年204人,1930年224人,到1935年时达到500人。[9]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仅研究部和训练部培养的学生留在实验区工作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在整个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当民众学校的老师,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上课,扫除文盲;或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种植优良品种;或任农民医院的医生、护士,为农民看病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在改造乡村的实践中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用武之地。如参加定县实验的农业工程专家刘拓博士,发明了一种经济方便、深受农民欢迎的新水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陆燮钧博士,到定县后负责农畜改良工作,培育出了定县自己的优良种鸡种猪,直到今天仍是定县农民饲养的主要鸡种和猪种之一。这批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实践的知识分子尽管最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但他们执着的追求和无私的奉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面貌,为推进乡村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环境、人口、教育、卫生等多领域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具体说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村经济水平需要知识分子的科技支撑;推进农村民主管理需要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建设乡村文化需要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入城市,而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的各类人才却无从寻觅。因此,知识分子在新农村建设中开辟用武之地、开展创业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是主客观两方面的要求。因此,中国所有有良知、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责无旁贷地来关心中国乡村的建设,为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

      六、因地制宜,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代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内展开的,领导者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原有基础,根据自身的优势,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提出了众多方案,形成了不同的模式,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以教育为中心,有的以自治为中心,有的以经济为中心,有的以卫生为中心,有的以农事为中心,有的以自卫为中心,形成了众多派别和模式。无论是具体途径、方式方法,还是技术手段,均各具特色、不拘一格、多姿多彩、精彩纷呈。正因为如此,近代乡村建设才开展得有声有色、广泛持久,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非均衡特征仍极为明显,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例如,发达地区农村和大城市郊区农村,应依托良好的经济基础,重点提高产业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大村容村貌整治力度,积极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民主建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则应该重点解决农民生存困难和致富的问题。总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千差万别,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各地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模式,切不可脱离本地实际,搞一刀切,盲目模仿,生搬硬套。

    注释:

      [1] 王立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从“社会基础”概念的角度》,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8期。

      [2]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3]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4] 卢作孚《〈教育月刊〉发刊词》,载于《教育月刊》1922年第1期。

      [5][9] 转引自郑大华《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载于《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6] 杨圣清《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7]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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