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文军:中国农村现代化和城乡统筹、互动

    ——“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历史趋势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向城镇、城市和二三产业的转移,是一种历史的大趋势,同时中国的城镇(城市)化率达到怎样的水平,才标度着中国现代化的的实现,这一点,应该放在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特殊的国情下来考察。就是说,按相对指标来衡量(实现现代化的城镇化率指标为80%左右,高者达90%以上)现代化和按绝对总量指标(农业中的总人口数)来衡量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图景,将会有怎样的区别?如现在美国的600万农业人口和将来中国现代化实现后的近3亿的农业人口的经济社会图景的差别是什么?这种差别会导致怎样的经济运行规律的差别,从而又导致怎样的与之适应的城乡互动和农村农业的体制的机制的政策的差别,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我们不能只拿相对指标说事。也不能只拿单一指标说事,如一些国家城镇化指标较高,但人均收入和总量收入都低,其中就涉及到城镇化本身的比较问题,如各国城镇化本身带来的生产率不同的问题、城镇人口中的贫民窟问题即贫民化的比例问题等。只有多项指标才能构成现代化的基本标度,如,就总量来说,当中国还存在3亿多农业人口时,中国是否能称为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或者,是实现怎样的特色的现代化问题,或者,是区域实现现代化的不平衡问题,确定这几点何是何非不是没有意义的;也只有多项指标的对比,才能使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各国现代化的特色,认识其不同的优势和短处,从而有更好的借鉴。而各国现代化的不同特色,又是由基本国情特征(也可指标化)决定的,笔者把基本国情概括为人口总量、人口素质与教育、国土面积和资源丰度、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国家制度体制、国家战略、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产业分工地位等八大要素。下面,主要围绕城镇化率指标来探讨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最近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率46.6%。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到2015年达52%左右,到2030年达65%左右。蓝皮书指出,城市经济发展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是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这一时间大约在“十二五”中期,届时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都将是6.8亿人。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农民向城镇和城市的转移,是以年均提高0.8%1.0%的速度不断进行的,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作为一个二元经济体,作为农业人口占比很高的国家,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时间长度从现在算起,也需要40年,即,到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且到时候仍然有近3亿人生活在农村。这一点,正是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依据的主要的历史合理性,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有以人为本,让所有国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的执政的和伦理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着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遵循这个规律,会形成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位一体推进”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将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说,三位一体的推进模式具有重要的中国特色,特别是相对于英国这样的第一轮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国家土地等资源非常丰富,日本资源短缺,虽然它们都是人口大国,但和中国、印度比起来不是一个等量级,所以,美、日、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的都需要我们研究探讨,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的特色,以为我们进行三位一体的推进提供借鉴。一个总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导致城市乡村互动、和“工业反哺农业”,这是我们进行城乡统筹发展的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的根据。再就是,中国作为巨量人口大国其内部的产业演进、转移规律及其和当代世界条件下经济循环格局转变、产业演进和转移的规律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逻辑,其主要表现为富有特色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循环格局(应该从经济循环格局、向度视角建立打通微观经济学、中观结构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价值—价格理论,深刻分析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决定供求的深层次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因素,而不能只分析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供求这个层面的问题,从而全面科学地考察以循环运动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建立更具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说),即,由农村市场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巨大内需市场,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的独特增长路径,这条路径必然辅之对国际市场的利用,辅之以以对外资的利用和向外的投资。这个路径与英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对于殖民地国际市场的依赖是不同的,同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也是不同的,同美国的发战争财崛起和依靠金融霸权进行国际掠夺性崛起也不同,而同其一个阶段的依赖巨大的国内需求,如美国的西部开发,进行发展具有相同的地方,同其通过技术、资本、管理实力进行跨国经营而发展具有相同性。因着这些方面,形成中国现代化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特色将是必然的。这种特色,体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上,体现在我们的城乡统筹体制、机制上,体现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体现在由城乡二元经济社会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独特的城乡互动的宏伟进程中!

     

    二、一个悖论及其消解

     

    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悖论:现代化进程体现为城镇化、城市化进程(农民转移的进程),实质上是农村的高素质劳动力、资金等经济资源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也需要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和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投入,甚至是城市资源的投入。这就产生了两者的矛盾,笔者把之称为“中国乡村现代化悖论”。其极端表现为:一、大量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留下老人儿童、老弱病残人群;二、大批耕地撂荒,农业生产凋敝,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三、农村基层组织欠缺人才领导,组织资源被抽去经济社会基础,党支部、村委会没有管理的对象与管理资源,所谓民主管理更失去动力;四、农村各项公益事业欠缺投入来源,社会发展落后;五、留守村民无所事事,容易滋生不良风气。曾经的“乡官”、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对这方面有重要的揭示。

    这个悖论到底存在吗?起码在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和废除农业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前是存在的。它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一般规律在中国的体现。而以后是否仍然存在?另,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存在吗?

    最近,看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11月9日在世博会“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主题论坛上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只是阶段性现象,随着国内城镇化率突破45%,解决这一问题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李扬表示,他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是什么因素在促进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主要有五个:一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向城市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二是第三产业的崛起使得城市优势开始消失,在发展三产方面有时农村条件更加优厚。三是人口转移在某些地区接近尾声,已转移出劳动人口的收入会得到提高。四是追求绿色、亲自然的生活方式已成风潮。五是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

    李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涉及到资本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问题。而这个双向流动的问题,应是城乡互动的根本,实质上便是对我所谓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悖论”的消解,意味着在较高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个悖论将不复存在。这也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破解的重大课题。至于李扬的转折点和近来大家讨论的劳动力红利将近尾声、中国进入“路易斯拐点”的问题,都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有绿色发展问题、内需转型问题等,因为它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宏观环境的一个实质性变换,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拐点的到来,对国家经济管理、企业竞争和劳动者的经济收入、经济预测和战略规划等,都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乡村现代化悖论”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其体现为中国特殊的“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消解这一悖论,破解这一两难的矛盾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便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种“中国模式”。

    在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基本方略和主题,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其意义在于:一、保证农业的发展,保证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支撑;二、保证中国的内部平衡性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的市场对于内需增长的拉动;三、保证农村人口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保证农村社会的正常发展,保证农民作为当代人的现世的基本的人生价值和生存尊严的实现。

    新农村的最终形态是在农业人口减少的前提下,实现大村庄制社区化构建乃至于大村庄向小城镇的趋近,也标志着农民社会化和组织化的现代化形态。

    农民社会化和组织化的现代化形态,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意义重大,因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社会组织化——包括市场的组织功能的引导的规模化、效率化的力度,企业组织力、政府组织力、社区组织力——的提升,这种提升是在继承工业文明的组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是在价值观上和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上要向绿色生态化进行根本的改进,而这更需要组织力、引导力的提升。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是在经济社会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背景下提出的,它牵涉到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事关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发展的内部平衡问题。内部平衡,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需要;二是牵涉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化的实现问题。在城乡的良性互动中追求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及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城镇化过程形成的巨大市场,是实现内需增长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需要;三是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联系紧密。所以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就是使乡村和城市的发展实现互动,实现两者的互相促进,并在这一进程中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现代化。

    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的问题,在于取得“乡村现代化悖论”的消解。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研究,以及李扬的研究,都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悖论消解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和一般规律,即,如李扬的研究,城镇化达到45%以上后,可以实现城乡收入的缩小,而这应是由劳动力、资本和相关资源在城乡间的相互流动的加强而实现的。对于这一点,应该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城乡统筹建立在这个经济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具有可行性;二是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以适应这个规律并促进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更好更快地推进和发展。在这种又快又好的推进中,防止空心化、农业衰败化的“乡村病”和防止贫民窟、城市过度膨胀的“城市病”,是其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这应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重要特色。

    就是,在城乡经济资源的流动中,要建立一种倾斜性扶持的体制机制。所谓倾斜性扶持,就是国家通过财政扶持、产业政策等,以“反哺”的方式,对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实施一种带有补贴性质的资金、资源方面的扶持,在一些方面它可以是均等化的普惠的直接给予的扶持,在另一些方面,它是和市场机制进行对接的一种扶持,并且后者应占主要。所谓均衡,是其根本,就是在经济方面,通过大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农业技术的提升普及,通过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等,保证农业经济在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经济效率和收益的提升,积极促进经济资源向乡村配置形成可能性。在此体制机制(上面对统筹体制机制的阐述是简单的、抽象的,但视角是着重于“双向均衡”的实现)基础上,利用好城乡经济资源配置双向流动的自然规律,其根本在于促成城乡间经济资源配置的灵活性、高效性和对单向流动的杜绝。笔者认为,这是保证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的体制机制安排,其实质,是保证农业经济与二三产业在利润率上的某种“平均化”(马克思等古典经济思想家的利润平均化理论——应分为社会整体资本利润的平均化和一个产业中资本利润平均化两种形式——是对竞争过程的一种趋势的论述,而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也应如是,只是马克思关于必要时间的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和一个产业中的利润平均化过程相联系的,同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也可以同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一个经济体总体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时间的概念,这能为国际经济学价值-价格论提供基础——容易引人误解,有人认为找不到这个平均数,要知道,它不是数学的“统计前提条件数”后由数学算式计算的平均数概念,而是竞争的均衡性和平均化趋势本身形成的平均数,是统计竞争过程本身诞生的“市场计算”的平均数,市场会诞生“数学模型”计算出这个平均数,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和提炼这个模型。市场调节具有多个环节和维度,产品价格、产业利润、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信息与预期等,新的价值-价格论,应全面综合之)论述时有差别的保证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在投入与收益上的比较优势上的一种“均衡”。其实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这种“平均化”和“均衡”。只是,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实现这一点的应有的“中国模式”,即,统筹城乡发展的“三位一体”的推进模式。2010916日,******************在出席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问题,认为科学发展观包含这样的涵义。笔者认为,这是对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充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对解决民生问题、贫困问题的认识上的再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因应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应着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必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形成重要的国际示范性,形成重要的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李扬指出,政府的行动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土地为核心,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二是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最终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提出,单纯用所谓的户口制度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身份的市民化,更重要的是生活水平的市民化。要从三个方面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生活水平。第一,保障农民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第二,拥有基本的住房;第三,解决好子女教育的问题;第四,享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

    以上两位学者的政策建议涉及两方面,一是针对农村、农民的体制机制安排,一是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制度性安排,都是这个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另外,要特别提出的是乡村治理、农民经济组织重建和县乡改革问题。这是建立城乡统筹发展体制机制的第三方面的体制机制安排。第三方面,也可视作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的运行基础!而这三个方面,便是构建这个体制机制的三个基本向度,我们要把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位一体推进”,从而走出一条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富有特色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形成被称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中,使中国模式走向成熟。

    最近,重庆的推进农民入城的城镇化的实践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突进,值得特别关注!在这方面,要解决“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的问题,各地要看到这种推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综合效益和长远利益。有人提出“重庆模式”,作为全国城乡统筹发展综合试验区,重庆的探讨,将为“三位一体”的推进提供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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