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数以千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放下锄镰,走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步入大小城镇。他们或经商,或打工,或从事其它非农职业。这种现象最先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随后波及整个内陆。到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我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对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影响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对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生活总是以一定经济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从而使农民得以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提升政治参与质量。而整日忙于生计,挣扎在贫困状态中的人,是无暇顾及政治生活的。“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与公共事务的足够的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1]。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比在家务农更多的经济收入。如1992年,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省外出农民,共收入280亿元,人均1200元。江西省外出劳动力创收38亿元,占全省农民收入增加额的一半。整个四川省“每年多达600万的出省打工人员为四川赚回了140多亿的劳务收入,成为该省振兴本地经济的一大资本来源”[2]。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农民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而且有的农民把部分收入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壮大,对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二)农村人口的流动,开阔了农民视野,对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政治参与水平,提升民主政治质量,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农民传统性的减弱,现代性的生长,是一个与他们逐渐走出土地、摆脱乡土关系的束缚相伴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外流及其进入城市生活,为他们接触现代文明提供了较为快捷的途径”[3]。农民从农村走入城市,步入一个全新
的天地,逐步接受工业文明和新的城市现代文明熏陶。农民们在经商、打工、从事服务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术,学会了管理,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了商品观念和市场观念,从外表到心灵深处,都在经历由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这对摆脱几千年的旧传统束缚,克服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环境中养成的墨守陈规、不思进取秉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正如列宁曾指出的:“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4]。经过城市文明洗礼的农民,回到家乡后,带回的外来文明冲击了旧观念,对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言传身教,将城市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村民的生活。他们的见识和较高素质,使他们成为村里的新权威,成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或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承包者。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某种意义上缓解了干群矛盾,稳定了农村社会秩序,对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农村相对稳定,这恰恰得益于都市化从外部为农村提供了横向流动(都市化)的机会”[5]。我国村民外出打工以前,由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大部分村民生活贫苦,相当数量的农村需要政府救济。大量剩余劳
动力的存在,成为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上民主制度不健全,干群矛盾时有发生。不少农民家庭,因经济困难而发生纠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农村社区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人多地少矛盾得以缓解,剩余劳动力大大减少,干群关系得以缓和,乡村治安秩序大为好转。同时,由于外出打工者寄回家乡可观的收入,使因经济紧张而引起的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得以化解,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得到恢复,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而为全方位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农村人口流动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景观也是如此。它在发挥上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轨时期,各种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加上农民本身的缺陷,使大规模农民流动引发了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大量较高素质的青年农民外出,导致农村难以选出较高水平的村级组织领导人,直接影响了村内民主建设
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近年来突出表现为全面推进以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活动,让农民依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然而,近年来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构成中,以30岁左右、文化程度较高、个人素质较好的青年农民为主,这些人常年外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造成极大影响。致使留在村中的农民,很难选出大家满意的带头人,直接影响了村级组织建设。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不仅使流动在外的大量村中“精英”,不愿回村参加选举、承担公共责任,就是被选上的一些村干部,也不安心本职工作,想找机会外出打工挣钱。掌握公共权力的村主要干部流动在外、村“当家人”缺位状况,严重影响了村公共权力的运作。这已为一些学者的调查所证实[6]。
(二)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既严重影响了村内民主建设,也影响了流动人口民主权利的行使
村民自治是建立在广泛村内民主基础上的,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是农村人口在本村范围内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公共事务,本村村民享有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及影响公共权力运作的权力。从目前村民自治运作的现状看,现在都是根据户籍来确定村民的选举资格及应享受的民主权利。然而,大量有文化、素质高的青年农民长期外流,他们不可能在本应随时行使民主权利的村庄,行使民主权利,即使在村委会选举和换届选举等关键时刻,由于时空上的隔阻和信息不灵,许多外出人员也不能回村参选。尽管有些外出村民经常与家乡保持联系,也知道村内何时举行村委会换届选举,但由于城里工作繁忙及择业艰辛,使绝大多数外出村民放弃了行使权利的机会。这就产生了两方面负面影响:一方面村中因缺少大量有文化、素质高的青年人参与,使民主权利的行使大打折扣。因留在村里的农民,多数素质较差,且老人、妇女、儿童居多,有些人甚至不会写姓名,不懂行使民主权利的程序和意义,导致民主选举走过场。另一方面,这些高素质的农民常年在外,久居城市,且已习惯城市生活,对村里公共事务日渐淡漠,久而久之产生不关心、不过问的心态。如北京大学对东莞民工的调查显示,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只占61·4%[7]。这种不正常状况,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正常发展。尽管许多地方为外出村民参选,创造了“函选”、“委托选举”、“邮寄选举”等多种形式,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总体看,情况并不乐观。即使外出民工回村直接参与了村委会选举,但选举一过他们又马上返城,并不在村里久住,很难有效地行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使《宪法》等法律赋予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很难有效行使,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质量。
(三)大量农村人口自发流动,引发的其他负面效应,也深刻影响着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大量高素质青年农民的外流,造成农村现有劳动力素质下降,留在家乡的妇女、儿童、老人,很难担负繁忙的农业劳动,致使有些地区出现大面积撂荒现象。长期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有可能为乡村发展带来紧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需求,从而重建乡村,实现乡村的文明转型,但也有可能使乡村发展的紧缺资源进一步流失,从而陷入有流动无发展的‘空心’化困境[8]。大量农民的自发流动,也给城市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造成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加重了城市住房、就医、交通状况的紧张,增大了城市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引发城市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的矛盾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为新时期政府管理提出了新课题,也对农村社会持续发展提出了新挑战,进而影响着农村民主政治的顺利发展。
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刻反映,这种农村变革伴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将会长期存在。如何既推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又促进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是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迫切课题。正确处理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关系,成为农村民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恩.民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1.
[2]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252.
[3]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8,(5).
[4]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5]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55.
[6]卢福营.农民流动:嵌入村民自治的新变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2).
[7]北京大学东莞民工课题组.东莞民工状况调查[J].战略与管理,1995,(2).
[8]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2).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