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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和元:中国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

     

    摘要: 特定于中国,如果要谈国内市场的建立,这必然就涉及到农民和土地政策的问题。毕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活方式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对于农村土地问题,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跟城市土地平权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安排里有明显的加剧小生产者破产——暨去农民化的诉求。所谓的“去农民化”,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指出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关键词:

    国内市场 土地改革 去农民化 社会分工

     

    正如去年36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所刊发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名文章《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所指出的那样:“全球收支不平衡是结构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面对危机,虽然中美先后公布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与美国再次致力于“刺激消费”一样,中国也再次寄托于“投资拉动”。文章认为这只是两国对短期忧虑的习惯反应,而长远来看,美国必须着手刺激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拉动内需。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只是一味利用国外的廉价资金来刺激国内消费,那么悲剧必将重演。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也还只是一味的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并且还只是寄希望于出口,那么悲剧也必然将重演。

    同样,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必须改变其收入分配。实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证实,如果国民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国民收入增长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正如熊彼特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所论述的“开动(市场)的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新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

    一、土地改革是结构改革的重要部分

    特定于中国,如果要谈国内市场的建立,这必然就涉及到农民和土地政策的问题。毕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活方式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于国内市场建立的问题,都不得不从这个问题出发。

    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予以土地的私有化。虽然我们并不赞同给予农民土地的永佃权,我们认为可以考虑的政策是将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平权化,所给予的年限亦为70年为限。而同时我们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的实际需要,(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认真的对待某些民粹主义者的担忧,那就是在社会保障体现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农民破产而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破坏),我们也并不认为上述的土地应该免费划转到农民名下。我们的建议是将全国18亿亩可耕地和其他不可耕地在现有承包制的基础上,以农民自愿认购的形式向政府购买,只有该承包人自动放弃对该土地的所有权后,政府方有权就该地块向社会公开招标拍卖。而因为全国各地所存在的地差级租的差异,我们不认为购买价可实施全国统一价,我们认为农民所购地价以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当地土地实际生产率水平予以确定。

    根据有关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当前土地存量资产高达33万亿这一数值。我们以市价对折的方式匡算,政府可从土地私有中得到15万亿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对于当前中国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建议是,一方面政府可对农民实施分期付款制度,农民在交付占总额30%的首付后,余下部分可以10年期分期支付。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更可借鉴,企业MBO时,企业为员工提供融资的方法,而独立开设一家政策性银行,该银行成立的目的就是旨在于给那些差钱的农民提供地贷融资。

    考虑到城乡的差异的实际情况,对于所集合到的这笔庞大的资金,我们的建议是,其中的70%10万亿,单独划开,成立一只单独的,有别于城市标准的,目的旨在于覆盖农村居民,符合于农村居民实际情况的涵盖养老和医疗及教育的初级社会保障基金。

    另外政府应将其剩余的5万亿中的2万亿成立数家农业产业化基金,扩大对农村农业的基础措施的建设,和产业扶持,旨在于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产业注入,从而将中国的农业真正意义的打造成为现代意义的农业工业。

    另将2.5万亿划入城市增容基金,为可能的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而必然加剧的城市廉价住房提供保障。余下的0.5万亿,则划入新农村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其中的0.3万亿作为对大量低端农民工技能的培训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就在于,对大量需要从农村向城市及纯粹的传统农业从业者向现代农业从业者转移的农民,提供基本的技能的培养,为现代工业(包括产业化的农业本身)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为进一步提供生产率而服务。同时余下的0.1万亿则作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培养,这方面可借鉴当前政府对师范生培养模式,凡是愿意在今后回到农业农村岗位去的大学生签定合同,予以免费培养。同时加大与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以色列、法国和美国等农业产业发达国家的农业方向的教育合作,为中国的农业的产业化提供包括农业科学(包括节水、基因等)、市场营销、生产管理等方面合格的领导性人才。另外的资金则成为包括农业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项科研的扶持资金。

    二、小生产者破产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列宁如斯说

    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跟城市土地平权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安排里有明显的加剧小生产者破产——暨去农民化的诉求。所谓的“去农民化”,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诚如陈志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到答案。列宁在他的那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的第四节里,他针对于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尼.—逊的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这一糊涂观点时指出的那样:这些民粹主义者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

    特定于当前的中国,对于列宁的上述论点应该是具有共识的,那就是在国外市场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必须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以建立国内市场来予以代替。关于这点,可从政府发表的谈话和学界的论述得到证明。而现在真正困扰中国的问题或许更在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是在于社会分工和土地政策关系的内在联系上。

    在学界一直有一种论调,固执的认为,将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平权化,不仅会让整个社会为之动荡,更可怕的是,如此也会让整个并不太大的国内市场,因为农民的失地破产而进一步萎缩。这也正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新问题了,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解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第778页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

    正如当年列宁有纠正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理论错误的必要,看来今天我们也有老调重谈的必要了。正如列宁当日在回击那些无知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时所论述的:“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分析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也有从简单商品经济来聊起的必要了。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特定于中国则是家长制的农民家庭)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而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主要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构成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而且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第177-178页)。由此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而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学界的认识显然都是与此相矛盾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仅仅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政策也确乎使得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制度无疑是在延续甚至强化了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反动就反动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却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较起来,在不断的减少,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设想的。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它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他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显然忘记了如下一些事实,那就是当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以下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教诲,譬如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第778页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

    的确在原有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从结构改革上着手,还只是习惯性反应,那么就端乎没有中国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对于当前中国确乎需要以一种“不怕痛苦,不畏触及既得利益,不为老经验束缚”的“三不”精神,来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结构改革,或许惟有如此,方可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起一场消费者革命,并以此成为其经济起飞的真正基础和转折点。

     

     

     

    作者: 研究员

    单位: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628号北楼1308

    邮编:510620

     

    参考文献: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1912

    马克思 《资本论》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选集》第二卷 1960

    Robert.B.Zoellick、林毅夫 《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 华盛顿邮报 200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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