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飞:新农村建设语境下对文化教育事业价值的思考
摘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做好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各地纷纷从硬件着手,从村庄经济、村容、村貌上下大力度,但仍有些差强人意。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寻根探源,挖掘硬件背后的因素,指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农村 文化教育事业 价值 新农村建设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被党中央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只能说刚刚起步,许多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厘清。而其中毫无疑问的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乡村治理问题。乡村治理的状况不仅直接关系着数亿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而且关系着国家的治理,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为了解决好乡村治理问题,我们相继推出了村民自治、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措施。但实践的效果却参差不齐。有些村庄在这种治理实践中,脱颖而出,如在长三角地区的部分农村,尤其是江浙地区运作良好的民主恳谈等村民自治措施;而也有些村庄则收效不大,乃至几无影响。为什么同在一国家、制度背景下,会出现这种不同呢?我觉得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摒弃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等治理制度的好与坏、功与过,而应深入到村庄内部去看乡村治理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范瑜,贺雪峰,2002),即研究构成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就是要研究构成乡村治理基础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贺雪峰,2006)。就是研究与村庄类型决定的村庄自组织资源、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挖掘制度背后的社会资本。
何为社会资本呢?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社会资本虽然是无形的,但是有许多载体,比如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信任和互惠的方式、惯例等。它的基本特性是:①它是一种隐形资产,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谁拥有较多的关系,谁就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本,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②它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对于组织来说,社会资本表现为一个团体所具有的维持团体存在并增强其成员生活机会的集体资产(Nan Lin,2001,P.8),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因而具有不可转让性(科尔曼,1999,P.369)。③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指行为者的活动对他本身以外的人产生了有益或有害的影响,但行为者不会因此而得到补偿或支付代价的现象(燕继荣,2006,P.107)。它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外部性。[2]④自我强化性。“团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收益是团结的基础,而团结又使收益成为可能(Bourdieu,1985,P.249)”,“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也是自我增强的。……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也就是所有社会),往往都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帕特南,2001,P.208)。”[3]
对于一个转型社会来说,社会资本的意义重大。对于现阶段处于大的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从发展村落经济、开发村庄自组织资源、村庄认同感的塑造等方面来开展。如何对待旧有的社会资本,使其发挥有利作用,避免不利因素。如何引导村民的价值取向,形成健康文明的新的社会资本。它的建构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现有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二是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对于其经济、自组织资源等硬件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现只就其软件方面展开探讨。
二、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资本困境
1.关系网络新旧脱序
(1)村庄传统亲族关系式微
建国以来,传统社会的解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强烈震荡,使原有的“差序格局”发生了变化。强烈追逐经济利益。出现了李沛良教授所谓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即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自我和利益,亲属与非亲属都被纳入到有利可图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中心的格局向外看,格局中的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渐递减;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的亲密关系: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黄兴国,1993,P.35)。这种社会格局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关系性质的改变。社会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人们的行为准则、伦理规范不是重义轻利,社会关系网络成了个人获取资源的手段。这就相应出现一种趋势:没有利益诉求的亲族间交往减少,而那种没有稳定性、不太“可靠的”关系盛行。
讲到这里,笔者将在暑期调研时期看到的一个事件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从中你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村宗族的实力。事情是这样的,西村[4]一马姓村民马上要翻盖新房。但在铺设地线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马的亲弟弟出来阻止,理由是马sh的房子必须与他的房子平齐。由于马左边邻居[5]的房子比较高,按照乡村传统说法,马sh要盖房子的话,那就要与其这个邻居的房子平齐,否则不利于马自己家的风水。而其与自己的弟弟仅仅是偏对门,根本没有要与他平齐的说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值得一提的是,两家一直虽然关系不怎么好,但表面上还过的去。就因为这件事闹得你死我活,动刀动棒。而遗憾的是,其间没有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族内权威人士存在,从而使矛盾一直存在到现在。从政治到村民的日常生活,我们很难感到宗族的有力作用和宗族内部成员的亲密信任关系。这就是西村这样的村庄的特点:在缺乏宗族精英的同时,宗族也失去了应有的共同意识和彼此的强有力的紧密关系。宗族尚且如此,村庄内村民的合作和集体行动又将何去何从呢?
(2)现代关系网络尚处于初创阶段
在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一个相当狭小的私人朋友圈子里,人们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很难信任那些处于这个狭小圈子之外的人。与原来比较盛行的血缘、地缘和姻亲关系网络相比,现在农村比较盛行的是业缘组织,如经济组织网络。再加之,即便是现在的姻亲网络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姻圈的变化造成村庄的外张力增大的同时,[6]带来了村庄内部关系的不稳定,村民间的不信任。
亲缘关系网络是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现象,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和角色以及传统人际关系都对现代农村治理产生了影响。在90年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中,传统社会关系:亲缘、地缘与业缘等的变化都对社会运作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力。村里人际关系和权力地位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运用好这些传统资源,成为当下我们搞好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2.信任危机
在自然村庄,由于累世聚居,“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1998,P.6-76)村民之间彼此了解和熟悉,而成为“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村民间彼此了解,谁怎样大家都了然于心。同时,对于自然而然形成的信用与规矩,没有谁会越出这种信用和规矩,因为机会成本太大。
在当前的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大量的农民离开曾经世代耕耘的土地,走南闯北。他们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许多变化,各种习惯和认同一起冲击着村庄的原有规矩。一代代受传统影响较深的老年人的逝去,将村庄原有习俗逐渐也带走。一批批从未有过耕种经验的孩子从学校直接步入外出的道路。传统的东西能够尚余几分?由于不熟悉、不了解,信任又何谈?村民间成了只知道彼此过去,而完全或者几乎不知道彼此现在和将来怎样的关系。这就造成村民对村庄预期的降低,进而使彼此间的合作难以达成。每个村民都清楚自己的利益,但这些不同的利益个体集合起来后,却出现了个人理性促成了集体的非理性[7],造成合作效用的降低直至无效。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村民们能有几日共处的岁月?[8]他们相互间打交道的机会变的越来越少,重复博弈的机会越来越少。在传统村庄中,村民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通过反复的博弈,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当经济和政治交易是在密集的社会互动网络中进行时,导致机会主义和胡作非为的激励因素就减少了……这些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李惠斌、杨雪冬,2000,P.158-159)。”
3.村庄内聚力减弱
内聚力的获得需要许多条件的成熟。它需要有权威人物、成员间的信任和互惠原则的畅行以及规范。其中,只有村庄的精英人物才能把村庄人组织与发动起来。
田翠琴、齐心者在《农民闲暇》[9]一书中,论述目前中国农民的特点时,其中指出一个特点就是正在分化,农民中正在不断地产生工人、商人、军人等几乎所有的非农职业人员。并总结说,不同年龄的当代农民特点也不同:四五十岁以上的一代农民经历过农业集体化,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有明确的意识;现今三十左右的农民,文化素质大有提高;尤其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大多在二三产业兼业,在全国流动,寻找各种机会,不再是闭塞的村民。“他们受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影响很深。”村民自身的分化直接造成了村庄内聚力弱化。
另外,对于外部联系这种对一个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的资源,农村并不是没有,但谈不上强有力。这些人才对村庄的作用几近于无,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还不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比不上村庄内部的能人对村庄的贡献。村庄的村民没有公益心,对村庄没有感情,一旦出去就斩断了与村庄的联系。这是村庄没有内聚力的重要表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经说过“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因为不使用而枯竭”,社会资本无论是作为人际关系资源,还是作为组织资源,越是经常使用,它的供给越是丰富;利用的越多,其价值就越大(曹荣湘,2003,P.239-240)。
4.村庄内部社会资本自觉投资乏力
(1)经济上的富裕,使人们忽视社会资本的投资
“高薪对社会资本投资具有挤出效应。社会节奏的加快、生活条件的改善,改变了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密切程度(燕继荣,2006.P.161)”,进而影响了人们在组织内的社会资本的投入。在农村,伴随着人们经济上的富裕[10],身在其中你能深刻感受到村民们社会分工的深化,如各种雇佣劳动兴起:瓦匠班、红白喜事的经营者、农活的受雇者等等。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是个体和集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一个人在村庄中没有社会资本,说明这个人众叛亲离,他就会寸步难行,如遇到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将很难得到人们的帮助。因此,在过去,每个村民都十分注意在村中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你闹吧,到时候你死了没人抬你,让你烂在家里。”[11]这句在以前被认为是最恶毒的诅咒的话,在现在看来似乎是空气,没有以前的重要意义了。“只要你有钱,花钱雇人,什么都会做的不错,甚至比那些遵照传统处理丧事的人家更体面。”“只要你有了钱,不怕没有朋友。”等等这些观念侵蚀着村庄的庄户人家。
(2)对村庄未来预期的降低,使村民不愿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
“在一个社区里,今天相互作用的成员在未来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推动人们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行为而避免未来遭受报复的激励机制(燕继荣,2006,P.167)。”因为有再次合作的预期,使其成员在行为时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利益,还会顾及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影响。在农村,现在的村民的流动性大,“在这里混不下去,可以迁往别处。”这就是现在村民的想法。
其实亲族关系式微、信任危机、村庄内聚力减弱等等均影响人们进一步的社会资本的投资。它们的现状造成了社会资本的贫乏,使得新农村建设陷入困境,并进一步影响到村庄的未来发展。
三、解决之道的探讨---在于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那么,像中国农村这样社会资本匮乏的社会要完成新农村建设任务,必须要进行社会资本的建设。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进行社会资本的建设问题。对于社会资本贫乏的村庄治理的社会资本的建设,笔者以为应该以其重要载体为切入点,依托新农村建设,在发展村落经济、开发村庄自组织资源等等之外,应着力于软件方面的建设,如村庄认同感的塑造等方面。而文化教育恰恰为这些任务提供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
社会资本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存量是我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社会基础,而不断改善的乡村治理又有利于社会资本存量的不断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地区,社会资本呈多样化特征。如何处理好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取长补短促进村庄社会资本的增加,这一切有赖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刻: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化,从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转型是在社会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抗衡、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逐渐得以完成的。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而造成村庄社会的变化。与之而来的就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较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都十分注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轻视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短期的交易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实现现代社会生产与市场关系所需要的经济体制(燕继荣,2006,P.185)。”因此,在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问题上,我们应该在保持社会资本既有存量发挥其合理性的基础上,还要致力于现代社会资本的建构。促成信任机制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社会自组织的建设,以及各种网络关系的扩大与巩固。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这些亦依托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许转型期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暂时的震荡可以为农村社会资本带来新的因素,为村庄治理建立新的模式。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搞好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新思维的公民,力争创造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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