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共服务 的性质决定了其合作提供的困境。我国农村社会资本雄厚,可促进公共服务的农民合作供给。文章对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用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 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农民合作行为选择及其机制,提出了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供给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农民合作;供给
公共服务是指一经产 生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和服务,这一性质决定了公共服务极易陷入投入不足或过度利用的困境,交易成本巨大、合作供给困难。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减少 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公共服务的农民合作供给。尤其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雄厚,对公共服务的农民合作供给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
(一)指标体系设立。关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设立不同,而且差异较大。普特南认为信任、社团组织、公民参与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1]
Lochner认 为社区社会资本指标由邻里互动、集体效能、社区竞争力、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凝聚力组成。[2]Harpham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应由网络、社会支持、信任、 社会支持、互惠等指标组成。[3]桂勇、黄荣贵总结了常有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社区信任、地方性社会网络、非地方 性社会互动、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互惠与一般信任、志愿主义等指标体系。[4]肖星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可设立为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规范三大指标 体系。[5]在综合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设立了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为信任、网络、自愿主义、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等指标体系,并设立了二级显变量 指标(如表1)。
(二) 获取数据方法及样本的构成。数据获取采取发放问卷方式,在学生和同事的协作下,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86份,有效问卷368份。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 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省,占到总数87%。在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问卷调查中,笔者使用了莱科标度(LikertScale) ,即对社会资 本测量由被调查人根据Likert七点量表,采用分数和评价正方向打分方法。从1表示“完全不同意”到7表示“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问卷填写者对该 项的同意程度越高。调查样本的分布状况如下:在性别上基本均衡,男性占51. 5%,女性占48. 5%。年龄呈正态分布看: 30岁—50岁之间占到总 数的66. 2%, 30岁以下占19. 4%, 50岁以上占14.4%。学历以初中为主,占总数85. 6%。所调查的村庄数目为85个。在收入水平 上,人均年收入大多集中在5000—7000元之间,占到总数91. 35%。这些被调查对象的情况符合农村状况,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 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表1右侧的“平均得分统计”一栏是将调查问卷得分平均加权得出的值,从这一栏可以看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较大。其中,除X1 的得分高低与其潜变量(信任程度)呈负相关外,其他得分高低都与潜变量呈正相关。从数据来看,X1(担心别人搭便车)与其潜变量信任程度成反比,其值仅为 1. 8,说明村民并不是很担心的公共服务中“免费搭车”行为。其他得分高低都与潜变量成正比,除对村(居)委会的信任度较低(X3低于分值4)之外,其 他各项分值都高于4。有的变量值高达6. 8(X9) ,此项说明了居民见面时会彼此打招呼,说明了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的现实。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我 国农村社区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存量仍然很大。这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极其有利的。但由于体制惯性和居民思维的惯性,对村委会组织的信任较低。(表一 见原文)
二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行为选择
公共服务是外溢性很 强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从理性角度分析,个体难以合作提供。很多学者在分析农民合作时,认为农民是原子化的、“善分不善合”群 体,进而得出农民无法通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学者们没有考虑到农民不仅以个人理性思考问题,而且也以道德、信任等为基础的集体理性思考问题,“乡土 中国”虽然通过市场经济的冲击,但是“熟人社会”本质没有改变,长期居住的农村社区仍然是农民的归属,其社会资本巨大。而“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 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其实,社区农民合作参与提供就业、道路、水利设施、体育娱乐设施、图书资料、农业科技等公共服务的案例很多。在此,根据 我国农村社会资本情况,用博弈理论分析在社会资本嵌入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合作提供中的农民行为选择。
(一) 社会资本缺乏下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行为选择。在相互不了解、社会资本缺乏的“生人”之间的合作,均衡结果是纳什均衡,即双方都不合作。因为双方是一次性 博弈,合作完成后就“撤离”,没有打算继续合作,加上双方不了解、互不信任,难以克服“囚徒困境”的缺陷。如表2,每一栏中的前一个括号表示参与者1的收 益和成本,后一个括号表示参与者2的收益与成本。括号中数值X和Y分别表示收益与成本,其中X﹥Y、X﹥2Y。在缺乏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没有社会规范、 互不信任、自愿主义不强的社会,即使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双方都担心别人搭便车、自己也想违约搭便车,致使双方无法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双方都没有收益,也 没有成本产生。表2见原文
(二) 巨大社会资本下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行为选择。从上部分的测量数据可知,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巨大。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社区既是自然形成的,也是 人为规划的,既有自发性,更有自觉性。农村社区具有天然自治优势,易于合作的进行。的确,在我国农村,居民长期“相互厮守”,经过长期博弈后相互了解,有 约定俗成的规范,社会资本充裕,深知合作的益处和免费搭车的后果。不劳而获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被边缘化,这有利于改进“囚徒困境”。同时,在向社会化生 产迈进过程中,农民相互协助是必不可少的。不守信用的方将不能得到帮助,在信息、借贷等方面将受到更多的直接损失,还有其他的无形资本,如信任等社会资本 的损失。如图3,每一栏的前一个括号表示农户1的收益和成本,后一个括号表示农户2的收益与成本;括号中的前一数值和后一数值分别表示收益和成本。其 中, X﹥2Y,N﹥X,M﹥0。N﹥X说明不合作者成本大于收益,使其受损;M﹥0说明不合作使得双方都受损。除直接损失外,不合作还大大影响了双方的 感情、信任损失等。经过多次博弈、具有丰富社会资本、“聚族而居”的乡土熟人社会最后的博弈结果是双方合作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克服了“囚徒困境”,实行双 赢。表3略
三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
中国农村社区社会资 本雄厚,是一个以血亲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 依靠“亲缘”、“地缘”与“业缘”关系,以及长期的交往,农村居民产生信任和亲密感,形成了相 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居民相互获得了良好的效应,支撑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它利用信任机制、“差序格局”、网络机制、声誉机制等具体形式,支撑着人们应付反复 出现的某种环境和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
(一) 信任与规范机制。信任是一切行动得以进行的基础,特别是对需要合作、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的公共服务尤为重要。而信任需要规范来保证,规范能促进信任产生。 人们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共享各种服务。[7]“在一个存在着囚徒博弈困境的社会里,互信合作的共同体将使理 性的个人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8]。农民长期居住在一个社区,经过了成千上万年的若干次博弈,相互交往中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形成的习惯、习俗和意 识形态可作为其行为的指导与规范,约束其行为,促使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形成。
(二) 社会网络机制。“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网络……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9]任何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网络,都被嵌入在一个主要由 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资源流动的方向及效果。农村社区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网络,社区组织和成员在本社区内利用网络 进行互利性合作,减少社区内的摩擦,使得交易得以进行;对外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加强交流———联系,引进资本与人才等,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改善社区环境、 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社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与消费指数。
(三) 声望机制。人类行为不仅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且还有寻求社会群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为了获得声望,人们会诚实交易、信守合约、真诚合作,由此 得到人们的信任,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如果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的经济激励缺乏时,大多数人所看重的朋友和熟人间的友谊和他们很看重的自尊、个人声望以及社 会地位可能会激励他们为集团利益而合作、出力。[10]作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农民把声望看得非常重要,往往是居民合作的基础。为了“面子”,农民 出资出力,共同提供公共服务
(四)社区激励监督机制。
在我国农村社区社会 网络密集,人们彼此了解,集体内部监督比较容易。农民一次危害集体的行为会得到团体的报复,从而使之“边缘化”。报复的形式,亦即激励监督机制可以分为正 激励与负激励形式:给受规范的成员提供非集体性的产品,使“背叛者”无法“免费搭车”、无法享受非集体性物品而受损,这是集体行动的积极措施;社区对“背 叛者”的处罚权,它是对集体行动的消极措施,这需要正式制度协助。它们都能有利的促进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
四,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公共服务农民合作供给的政策建议。
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证实了社区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强大作用。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村社会资本正在发生变化,现代社会资本还在形成之中。为此,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扩大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
(一) 激活农村社区传统性社会资本,重启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传统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传统的惯例、习俗、规则曾 经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激活和重建农村传统性社会资本,有利于重启农民的互惠合作精神,增强相互信任,为社区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为实 行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创造条件。政府应在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发挥政府强大的教育功能,激活农村传统社会资本。政府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农村传统性社会 资本重建最强大的影响是教育。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功能,传递社会规则、规范生产社会资本,增加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通过政府的 大力宣传、教育以及正确的舆论引导能促进社区社会资本是形成和农村传统性社会资本激活,从而促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集体活动和公共事务。其次,加强政治 文明建设,恢复农村社会的正义和信任。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信任在减弱,特别是针对农村社区对社区内外信任减弱,政府应加大政治文明建设的力度,建 立、健全制度以维护社会正义,在全社会提倡互信合作的风尚,恢复农村传统型的社会资本。再次,培育公民社会,构建社区互惠、合作精神。政府应给公民留出一 定的交往、联络及合作的空间,给农村居民充分的合法集会、成立相应合作组织的权力,并给以其相应的政策支持,促成公民的互惠、合作,促进公共服务的合作供 给。
(二) 创建农村社区制度性社会资本,激发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某些传统社会资本仍在不断流失,农村信任、规范等传统社会资本有所减少, 而现代社会的契约这一信任基础还没有建立。在恢复、重建传统性社会资本的同时,应创建农村社区制度性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时,政府的组 织、指导及其对社会资本的有效投资尤为重要。政府应加强农村社区制度建设,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来使社区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融合,培 育社区社会资本,遏制公共服务中的免费搭车,促进居民合作,减少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交易成本;培育社区组织,通过社区组织规范居民行为、培育集体意识,有利 于调解社区居民间的矛盾,形成社区居民间相互信任合作、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及社区成员共同遵守的的行为规范。同时,政府不能过度的干预农村社区具体事务, 其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契约、规则等的供给来实现的,制度、契约、规则具有很大的规范与约束作用,“制度是一系列的道德伦理规范,旨 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11]另外,建立有效的监督、评估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与农村居民的信任和合作。
(三) 营造扩大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增量的环境,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农民合作。社会资本对环境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优质的社区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增 加。政府要制度政策,改善农村社区环境,扩大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增量。首先,政府应加强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健全信息化设施网络,扩大农村居民的交往范围和 活动半径,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完善沟通渠道,维护自身利益,增加信任与合作;增强居民公共精神,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其次,提供安全 的社会环境。政府必须提供安全社会环境,促进社区居民的交往、使居民参与投票等政治活动以及居民间相互照顾,使社区对社区自己的事务有自由参与权、自主决 策权及监督权,增加对社区的认同感,以利于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和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最后,加强社区建设。在政府的引导与专家的参与下,加强社区建设,构 建良好的社区环境和参与平台,让农村社区居民真正成为社区建设主体,把解决农村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放在首位,促进居民的良性互动,增加公共精神与公共意 识,促进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
参考文献:
[ 1 ] Putnam, R. D. ,MakingDemocracyWork: 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Lochner, Kawach. Social Capital: A Guide to ItsMeasurementItaly[M ]. Health & Place, 1999
[ 3 ]Harpham, Trudy. The Measure2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M ]. New York:Springer, 2007
[4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2 - 142页。
[5 ]肖星:《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2007年版。
[6 ] [8 ] [9 ]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 ] [美]弗朗西斯·福山、曹义:《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第36 - 44页。
[10 ] [美]奥尔森著、陈郁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联书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