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制造的谎言之五:“中国威胁论”

      2007年8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的文章,文章放大中国两位学者的个人言论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这一“误读门”事件如同投下一枚震撼弹,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为此强调,“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当然,北京方面的波澜更多是因为“友邦惊诧”。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滥用强势话语权的又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不断以武力欺负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时常威胁中国,中国偶尔怒目相向,或作些声音微弱的申辩,于是便有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对于历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多年来中国要么是疲弱无力的回击,要么是闭目塞听的沉默,可是在西方看来沉默就等于默认,这便助长其肆无忌惮的喧嚣。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能数得上的“大块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也实属必然。“鲸鱼出水的时候,目标太大,而它对水面上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时候最脆弱,很容易受到偷猎者的攻击”,智者之言当引以为鉴。
         2007-2008年的世纪金融大危机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实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脱颖而出,迅速进入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的“中地带”,举手投足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9年终,中国国家统计局根据最近全国经济普查,调升了2008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一时间有关“日中经济逆转”、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报道被西方媒体不断爆炒。“山雨欲来风满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的贸易战、货币战与投资战,“中国威胁论”正以更大的声势与更险恶的行动令中国全力招架。
        中国人一贯勤劳守拙、忍辱负重。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公众视线,经常以中国为靶子,肆意加以歪曲、丑化和攻击,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家常便饭,尤是在美国大选期间,部分政客、媒体对中国的傲慢、偏见与无知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长期“威胁”美国

        最早主要渲染文化意义上的“威胁”,集中体现在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冲突。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淘金”的华人视为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华人成了“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
        渲染政治意义上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朝鲜与越南战争后,美国视中国如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红色威胁”,担心中国的“红色革”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竭力围堵中国。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之后,美国媒体形容中国为“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1970年《外交》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有的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面对现代世界的睡美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它是个将要吞噬掉亚洲或半个世界的怪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美国“反华”追随者说不出一二,倒是中国的百姓可以历数美帝国主义从“门户开放”、“八国联军”、“一二九运动”、支持中国内战、阻止中国统一等等一个接一个地胁着中国的安宁。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力迅速上升,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又一次得到验证。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贞在《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应算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办刊物《政策研究》秋季号上发表了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撰写的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基金会为此还专门发表了新闻公报,指出中国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有评论认为,这应是吹响美国“中国威胁论”的第一声号。美国媒体借机推波助澜,“中国威胁论”由此汹涌成潮。
        炒作经济意义上的“威胁”。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论文《谁来养活中国?》,一年后出版成书。布朗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
         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掀起了第二波“中国威胁论”。《时代》周刊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的集中体现,该书也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全面、代表性阐述。1998-1999年间,以《考克斯报告》出炉以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为代表,美国内掀起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报告》渲染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似乎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廷珀莱克,在他们合著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中,大肆渲染“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001年以新保守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与敌意,中美南海军机擦撞事件发生后,美国内充斥“中威胁”与“遏制中国”的言论,一时间,颇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状。“9•11事件”使美国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第四波“中国威胁论”就此暂告段落。2004年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杂志和《商业周刊》等一些重要媒体纷纷报道,指责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以似乎耳目一新的言辞再次热炒“中国威胁论”的滥调。2004年3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出了一篇题为“中国正象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对美提出经济大挑战”长篇报道,文章认为,目前的中国犹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占据优势,但是与日本同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几乎是无止境的,而且国内市场巨大、善于外交手腕以及无需美国保护的军事实力。因此,相对日本而言,中国必将对美国构成更大、更久的经济挑战。
        如今突出战略意义上的“威胁”。2007年8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的文章,文章放大中国两位官员(实际只是两位学者)的个人言论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一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贸易措施向人民币施压,中国可能会大量卖出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其实,这只是《每日电讯报》过度渲染的“误读门”事件。但是,对于处于惊弓之鸟的美国,如同投下一枚震撼弹,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当天,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即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威胁是徒劳而危险的”。一直摩拳擦掌想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参议院议员希拉里则措辞强硬地宣称:美国应该采取更加严谨的立法措施,防止美国成为北京、上海和东京经济决策的“人质”。一系列舆论压力下,美国总统布什也不得不站出来发话:“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当然,北京方面的波澜更多是因为“友邦惊诧”。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爆发后,多年来不断向世界推销与扩张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华盛顿共识”遭遇重挫,美国的意识形态与“软实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国际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倾向多元,越来越多世人愿意了解甚至欣赏“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独特魅力。这给习惯了惟我独尊、乐于霸权的美国真正领略到“中国威胁”的来临。2010年新年伊始,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经在2007年到2009年陷入崩溃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明显优势。尽管美国制造业占美国国民经济这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是美国服务业极其发达,给中国“贴标签”也是美国强大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美国除了制造“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外,也与时俱进制造了“中国责任论”。

                                 政治需要“中国威胁”

        布热津斯基曾坦率地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过去,美国长期用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凝聚盟友,发号施令。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黑老大总需要为黑帮制造一个对手。苏东巨变后,美国的冷战思维越来越捉襟肘,盟友们越来越注重实际利益。近年来,尤其是对伊拉克入侵、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民主与自由的旗帜无可避免地滑落了。越来越多的世人意识到,美国才是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源头,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于是乎人们看到,美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很难成为整个西方或其盟友的敌人与对手,在经济上尤其如此。因此,对中国的打压,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近年来,美国热炒“中国威胁论”通常是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总统大选或国会选举时出现的。上一波炒作人民币率低估问题,1是在美国经济经济遭遇网络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重创美国经济恢复信心之后出现的。当时,美国抛出一个国际金融恐怖平衡理论,称中国通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经由“中国制造”,将本国的通货紧缩输送给世界,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此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但失业问题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这时又有政客与媒体抛出怪论,美国之所以出现了“无就业增长”,是因为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于是,美国又借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指责中国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而谋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美国国会议扬言要通过法案,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家”,要求中国在规定的时间(6个月内)、按规定的幅度(25%-40%)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就应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依照美国政客的分析,人民币升值可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与就业,减少美国外贸逆差,但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纯属无知妄说。首先,当今国际分工中,中美两国产业处于两端,美国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据优,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见长,互补性最大,而竞争性最小,何来对美国构成威胁?其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美国制造业集中于知识密集型,国民经济中服务业超过70%,部分技术行业外包主要为印度占据。中国没有抢美国人的饭碗,相反仅在2004年,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中至少获利600亿美元,为美国国内创造了400-800万个就业岗位。第三,美国对中国的外贸逆差主要由美国过度消费需求以及对中国出口管制2导致,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这两大要素,只会将对中国的进口转移到其它更低成本国家。
        对于美国的歪理邪说与无理要求,就有良知的美国人仗义执言:美国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已经从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失业加直接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容易让感情模糊了理性视线。华盛顿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格里斯沃德指出:“人人都说,美国的资金都投往中国去了,也把美国的工作吸引走了。可真实情形差得太远了。美国本土制造业每年的投资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投资还不到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从1999年到2002年这最近四年中,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每年只有12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公司在欧洲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160亿美元。中国和印度的投资环境远远比不上欧洲富裕国家,美国公司主要的资金都去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和印度。”对于布什政府支持美国制造业人士向中国施压,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指出:“显而易见,布什政府的决定完全是大选前的政治决策。”
        最新一波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样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学、媒还有部分商界意识到,金融危机纯粹是美国企业家贪婪、当局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等因素所致。在奥巴马上台初期,从白宫到华尔街,一度弥漫要总结危机教训、约束资本、强化监管的氛围。但是,在强大的集团利益面前、在美国积重难返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面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失业率不降反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无踪无影。在这种情况下,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挽救日趋滑落的支持率,奥巴马政府不惜以中美关系为代价,频繁制造对华贸易摩擦,高调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在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一些国会议员也有意借人民币问题大做文章,为自己赢得选举铺路,因为长期以来敲打中国业已成为美国政客最便捷、最廉价、风险不大且总有一些收益的政治工具。2010年3月15日,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
        针对美国政学媒“三合一”对中国人民币高调、频繁施压,中国商务部部长指出,日本和德国以及中国本币升值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十分有限。1他指出,2005-2008年人民币已经升值20%多但中国的贸易不降反升,2009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贸易顺差下降了30%多。其实,近乎所有政治门外汉都知道,人民币问题很显然被美国政治化。美国政客不需要中国任何辩驳,因为强权就是真理。
        美国擅长国际博弈,用“大棒+胡萝卜”的手段设法将对手拖入讨价还价的对话过程。一旦进入讨价还价就会有让步,而管对手让步多少,美国也是全赢。因为表面上互有让步,但是美国实质上只不过是压缩自己的无理要求,而对手的任何让步都是实质性的。美国不断高压人民币升值、频繁制造贸易摩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排除要中国在持有与增加持有美元债券、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等重大经济问题、伊朗拥核与朝鲜半岛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向美国让步。近年来,美国看准中国要“始终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软肋,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断向中国施加无理要求而最终总能得到中国让步的做法屡试不爽。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一大政治“怪象”,即美国国会动辄要对两个主权家举行相关听证或通过相关议案,这两个权国家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感叹中国越来越易于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的同时,也应当深刻检讨中国对美政策,以免不断为美国的无理要求埋单。

                               “威胁论”背后的“玄机”

        在美国的人眼中,没有“比较优势”,只有“绝对优势”。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加速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全球化别称“美国化”,是美国执意推动的,美国从中获取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显示:若全面增进世界的福利,应当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如同欧洲统一大场那样,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在不断推动商品与资本的自由化的同时,严格限制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揭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会损害其它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有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再配置,才能从根本上优化中国资源配置状况。因此,中国必须将国际流动性差、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变为流动性强、价廉物美的工业品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技术与资本,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迫于政压力又不愿放弃国内劳动密集产业,而且为了本国无穷无尽的“国家安全”需要,长期以来对技术密集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加以严格管制,美国的举措背离了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作茧自缚,由此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美国却以一贯霸道的“牛仔作风”,一股脑地将问题症结全部栽到中国头上。这样,在美国人自己编撰、供自己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似乎只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
        争抢乞丐钵中每一个铜板。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政府职能可归纳为四点: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平衡收支,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应当再加上一点——安逸生活,最起码对美国政府就是如此。美国倡导、鼓吹自由化,但是始终限制作为国际最重要资源——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居民的安逸生活,防止落后国家居民入境而降低或影响他们的优越生活。
        中国人很辨证也很务实,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时,往往舍鱼而取熊掌。美国人则不然,不仅是技术与劳动密集产业,就连五大目标它也要“通吃”。而且不仅吃自己的,还要吃别人的,甚至于乞丐钵中争食。为此,它可以漠视世界众多嗷嗷待哺的饥民(美国对外援助在发达国家中占GDP的比重最低,而且援助通常总要附加政治条件)、置联合国《禁止使用地雷国际协议》于不顾,撕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单方面废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埋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独步天下,翻云覆雨,一意孤行。为了本国利益(实际更多是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全球耀武扬威,甚至不惜让他国人民肝脑涂地。
        就拿IT领域来说(美国新一波“中国威胁”产生于IT业务外包),美国在该领域占据明显优势,一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大公司将一些工序外包给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家,美国人就受不了,惊叫就业机会大量流失。为此,要求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消除不正当手段,提高工资,减少对美国的竞争。这无异于乞丐钵中争抢每一个铜板,来维持自身安逸生活。事实上,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越来越富可敌国,从国际分工中赚得脑满肠肥,正确的做法是眼睛向内,改革分配机制,而不是盯着乞丐钵中最后一个铜板。
        从中国人身上剥下至少“四张皮”,还叫嚷中国威胁了美国。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描述帝国主义的凶狠与贪婪时,讲到“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当今的美国远胜过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悄无声息就从中国人身上剥下至少“四张皮”,还叫嚷中国威胁了美国。
      “第一张皮”:美国在中国投资设厂,加工生产美国市场所需求的产品,中国从中所赚取的只是工人微薄的工资与一再减免和优惠的税收,美国从中走拿走了80%以上的收益。
      “第二张皮”:中国将本国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与美国经由印刷机印制的纸币相交换,美国从中抽取大量“铸币税”。
      “第三张皮”,中国换得的数千亿“绿背”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和公司债,支持美国巨额赤字,为美国的经济增长融资。近年来,中国在美国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率在5%左右,考虑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实际年收益率不超过2%。实际上,这等同中国向美国发放贴息贷款,因为中国政府不断以较高利率发放国债借取民间资金,国内机构则以更高的利率向境外举债。
      “第四张皮”:储备美元资产不仅收益低,而且面临因美国通货膨胀以及美元汇率长期大幅贬值而严重缩水的风险,还有可能遭遇美国冻结的威胁。
        如此这般,美国非但不感谢中国,反而一再宣称,中国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利用其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资产,向美国要挟——威胁美元汇率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环球视野》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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