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昕:当前农村信任状况探析
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信任度较高的。传统社会的农民,由于受落后生产力、落后交通通讯工具的制约,世世代代生活在小山村里。这样重复博弈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对本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每个人的脾性都非常熟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土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然而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传统社会维系的基础是与生俱来的有熟悉带来的信任,而现代社会维系的基础是契约。他们信任本村村民而对本村之外的东西则非常陌生,对非本村村民则非常戒备,除非相互之间有了相当的接触、了解,否则根本不可能取得村民的信任。事实上,近年来,村民之间的信任也在逐渐遭到破坏。
笔者通过对陕西省内多个农村的调研发现,农村的信任状况已经不如从前。当代农村群众所呈现的信任状况,从根本上说,都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其思想动态、需求特点、道德状况和行为方式都是自身原因、社会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影响的结果。村民信任变迁的根源主要有:
1、 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开放社会的影响,村民间的交流很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进城打工,城乡人口流动开始频繁。调查的农村中大多村民全年的净收益只能在1500-2000左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何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加上有一个孩子在上学的话,基本是没有什么财富积累的。这样的情况下,大多青壮劳动力会选择出去打工。据我们了解,基本都能达到1500-2500元每月,他们省吃俭用,每年能为家庭带来12000-20000元的收入,这将是他们发展的重要资本来源。出外打工者除了春节很少回家,彼此之间甚至不认识,不熟悉,还没过完年又要出去继续工作,基本不存在日常的交往。
此外,人际信任水平下降很大程度归因于出外务工,经商带来的贫富差距,有的能力突出的打工者可以一两年成为领班或者包工头,他们自然比其他的人获得更多的报酬,有的甚至可以在外地买房并定居下来。贫富差距拉开后彼此更觉得不是一样的人,交往自然变得更少。
村内互帮互助的关系逐渐淡化,人们已经不再过问与之间没有关系的问题,把主要的经历放在发展经济上面,以前大家没事会一起聊天,乡邻间的互助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调查的农村中,很多事情诸如盖房子和红白喜事之类的,以前村民都会主动来帮忙,而现在好像需要请了,甚至有时候请也不一定来。以前还可以相互借钱支付农业生产,学费和医药费,现在几乎已经不再可能。
2、 获取信息渠道比较单一,没法与外界有更多的交流
调查中发现,村民主要通过电视获取信息,而且很少看新闻,大多是看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缓解一天的疲劳。现今,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仍是比较单调,看电视、打牌、打麻将、喝酒成了农村青年闲暇时的主要消遣方式,有些农民无事便打牌、搓麻将,对外来信息漠不关心。已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通过网络了解信息的屈指可数。中央颁布的许多惠农政策诸如: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实现了粮食直补,农村合作医疗等很多都无法第一时间传到农民当中,很多农民都是通过基层干部了解这些信息并且并不完整。村民外出务工信息也主要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自己独自出去的人很少,狭窄的沟通渠道使得他们对外面不甚了解,而且经常上当受骗,对外来人的不信任逐渐增强。一个村支书告诉我:“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了村民的信任状况,对村庄发展也带来很大的阻力。”确实,及时的政策信息对农村第一线的发展至关重要。
3、 主体意识日益显现,但集体意识较为弱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强化了一家一户的个体思想和农民的主体意识。很多人是在不损害自己利益情况下或是他人帮助了自己的情况下才愿意帮助别人。一些人把利益得失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维护自身利益成为其做人做事的准则。与主体意识增强并存的是集体意识的弱化,部分农民漠视他人、集体、国家利益,对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作片面理解,对自己享受的权利烂熟于心,而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却知之甚少。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最强烈的是沟渠不通、道路不畅等公共事业的问题,“村里原来农路是有的。分地以后,地给划到人家,农路都给大家占了。各家各管各的,种地的时候,一家一家地里不给路,不让别人家的车子过自己的地,什么车子也过不去”一位村民对我讲。但在问及是否愿意进行修建和维护时,一部分农民选择回避、沉默;另一部分人则以“那是公家的事”或认为“大家都受益,凭什么让我干”来回答。有一位村民讲“村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提出要把路修好的,但是始终统一不了意见,都不愿意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