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零年年初,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此后一年中,随着富士康跳楼与全国罢工潮的爆发,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认为:“在中国将自己转变为世界工厂并使自己逐步实现工业 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再次激活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常见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是在进城工作的农村工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发生 的事情。”以下是专访潘毅摘要:


    你怎么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跟第一代农民工的区别?


    第一代农民工工作条件更差,九十年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远远比现在严重。但是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的劳资矛盾没有今天严重,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自己的身份认同 还是“农民”,以农村生活作为参照点,打工钱都是用于解决将来回乡后的生活和再生产,比如修房子或者供养孩子教育、医疗费用等。而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生活 已经不是农村,虽然他们的工资比父辈已经增加了几百块钱,住宿条件改善,劳动时间缩短到十到十二个小时,周末也有休息时间,可是这些管理方面的改善并不能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城市工人”而不是“农民”,但“农民工”这个结构性身份却把他们卡在中间,没有办法搞清楚自己是“农民”还 是“工人”。第一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更多是工人,可是目前的劳动关系及城镇体制还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身份,于是他们需要用一种 集体的行动来发出声音。


    新生代农民工要在城市中“安家”,最大阻力是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现在还太年轻,“安家”最大阻力是工资。城市所设定的“最低工资”,其实是农民工的最高工资。比如富士康比“最低工资”高一百元,农民工已经 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企业了。城市的“最低工资”,划定标准是一个城市贫困户口的生活水平。今天的农民工就是生活在这一条线上,基本上没有在城市生活的机会。 所以我们提倡“生活工资”的概念,以当地生活水平来发工资。如果在城市里按照“农民”身份发工资而不是以“城市工人”身份发工资,在深圳哪有生活的机会? 不可能有家庭生活,也不可能长期定居。而且,目前大部分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生活设施,大部分城市规划按当地户口来进行,所以在制度上也没给他们提供安家 的机会。


    如果农村无法再源源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工人地位会不会有所改变?


    农村在八十年代土地改革以后,劳动力就涌出来了。今天的农村,已经不存在因为土地或制度问题还卡住的劳动力。工人最低工资近几年不断往上提,背后的原因就 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及工人力量通过不同的集体反抗的形式给资本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其实,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从二零零三年之后幅度就比较大了。


    类似“富士康跳楼”这类事件,未来还有无可能出现?


    肯定有。今天富士康是用一种补救式的方式来处理,包括内部改整,比如拉铁丝网,加工资。但是根据我们调查,有机会加工资的比例其实很低。四月一日进厂的工 人做满半年才有考核的机会,考核过后加工资是加三个月,三个月后还要重新评估,七月一日进厂的工人要七个月以后才有考核机会。而且学生工不在加工资范围里 面,没有考核机会。他们是通过物质上的刺激,来缓和这种自杀。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就此解决问题。


    欧洲工人阶级从一八四八年开始爆发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运动,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出现的工人阶级,是否有可能重演欧洲工人的历史?


    有同样的结构性因素累积在背后。中国工人阶级最后以什么面目出现,还比较复杂。中国和欧洲不同,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步伐比较一致,所以农民转化 工人比较顺利,工人运动通常在工业区内展开。而中国却没有在工业区内展开工人运动的必要条件,据我们的调查,富士康大半工人半年就会离开,流动率太强就会 影响到力量凝合,再加上工人阶级没有属于他们的组织,而且话语权也很弱,他们的“论述”能不能发出来都是问题。今天的资本很害怕讨论阶级问题,地方政府也 不高兴,学术界对阶级的分析也非常排斥,这些都跟我们的历史有关。当阶级的对立已经存在在那里,但大家都不愿意以阶级的话语来理解,那么阶级调和越来越看 不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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