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政治解决的乡村建设

     

    曹立新

     

    “三农”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中心问题。如何认识与对待“三农”问题,不仅在中国各政治党派之间表现出根本的不同,就是在同一派政治力量内部,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与对待“三农”问题,是决定各派政治力量能否取得政治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派系统地提出了独特的“三农”方案,并且大规模地付诸实践,不仅对当时的农村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关注——乡村建设派以这种方式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斗争的格局。

     

    作为政治分界标的农民问题:从乡村建设到农民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民国初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实行村治,被普遍认为是开其先河。翟城村的实验后来经该县县长孙发绪升迁山西省省长,演变为山西的村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教育界兴起下乡潮流。1919年,李大钊号召新青年走向农村,要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少年中国会也展开“新农村”运动[1]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教育机构纷纷创办农村实验区改进区。与此相应,一些有新思想的绅士开始思索如何从农村着手去根本解决中国问题。1923年,章士钊发表《业治与农》,鼓吹“以农立国”1924年,山东政治活动家王鸿一联合米迪刚、尹仲材、彭禹庭等华北绅士,先后创办《中华日报》、《村治月刊》,宣传村治思想,形成了主张村本政治的“村治派[2]”。“村治派”不仅在理论上第一次从农村的角度对中国问题提出了系统的阐述,直接启发了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理论,而且通过对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影响,直接促成了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立

    乡村建设运动真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之后。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提高了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共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1922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19231130日,《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其中对于农民部分提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192510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明确提出了组织农会的具体政治目标。

    动员农民参与国民革命,是共产党在第一次革命战争中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之一,这一策略及其理论得到了国民党的认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即确定农民运动的政纲,努力领导农工群众,从事解放运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宣称“本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会后,国民党各省执行委员会都专设农民部,作为指导农运机关,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全国农民运动经费,每月总数一万八千元,为全会各部经费之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先后办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对于农民的宣言,称国民本党要领导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192610月,中国国民党农民部报告称,从发源地广东开始,农民运动迅速扩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察哈尔等十六省区,已有组织的农民,总数达到一百万以上(其中武装农民约占二十万),全国各级农民协会,计有五千多个[3]。总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国民党指导之下,全国农民运动,都轰轰烈烈地抬头了。

    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协会的政治斗争,激发出农民惊人的潜在力量,既使得此前各种类型的乡村改革计划显示出新的活力,也引发中国各政治力量对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4]。同时,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深化,各种有关“三农”问题的方案之间的辩难和斗争也趋于激烈。于建嵘认为,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5]192311月,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农民运动的策略时,仍然强调“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斗争致召中农之反抗”,立场还是在该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所认定的,中国革命第一步“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是,192510月发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对于农民的要求,其最终的目标,是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农会运动”,由于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年的国内军阀战争和国际商品的倾销将中国农民逼到了生存的边缘,社会学家田野调查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6]。”作为一个农村社会,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中不断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必然体现为传统乡村社会遭受破坏、不断走向衰败的过程;同样,百余年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复兴民族文化而不断推进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也不能不紧紧围绕着“三农”这一中心问题。就像梁漱溟所说的,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是糊涂的[7]。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之外,以救济农民、复兴农村为己任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在三十年代发展到它的高峰。

    也正是在农民运动走向高潮,农民暴力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如何诊断和解决农民问题,如何引导农民,特别是如何对待农民暴动问题,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野的试金石和分界标。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转向“农民暴动”时,不仅国共合作走向了分裂,就连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也在这里分了手[8]。是支持好得很的农民运动?还是反对糟得很的农民运动?乡村建设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遭遇到复杂的难题。乡村建设派的中国道路及其与国共两党道路相区别的政治独特性和中间性,也由此呈现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三农”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

        相关文献表明,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各政治力量对当时农村问题的诊断,在许多方面是相当接近的。比如,梁漱溟将中国农村衰败的原因概括为,国内方面是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国外方面是列强侵略[9]。胡适的表述是所谓“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10]。张东荪则总结为四种病: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11]。国民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认为农村衰落的原因为:治安不良(包括内战与匪共)、政治不善(包括政变迭兴、赋税倍增)、交通不便、水利不修、农民知识浅薄、农技落后等[12]192211月,中国共产党分析造成中国一般农民痛苦的原因是,外货输入造成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导致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工或流为兵匪,加上水旱灾与兵灾[13]。当然,各家的表述和侧重点有不一致之处,即使在乡村建设派内部,也有细微的差别。比如,晏阳初提出了著名的“愚贫弱私”四字诀;章之汶拈出“贫、愚、弱、散”四个字[14],傅葆琛则用“穷、愚、弱、私、苦、衰、荒、腐、乱、逃”十个字更细致地描述了乡村的现状[15]

    诊断不同,开出的“处方”自然也不一样:有的主张地主与佃农合作而共同来保卫乡村,有的主张佃农雇农起来打倒地主;有的主张利用现有的政治势力,有的主张自己造成政治势力;有的主张只要增加生产量,乡村问题就可得解决,有的主张不但要增加产量,同时更需要调整生产关系,统盘筹谋,乡村问题才得解决;有的主张先从扫除文盲着手,有的主张先从整理县政着手;有的主张从教育做起,以小学为中心,有的主张从社会运动着手,以民众教育为起点;有的主张普遍的办合作社,用合作社的组织而组织民众,有的主张用民团等方式来组织民众……[16]归纳起来,现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可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内因外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连环的综合性问题,而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政治。李蒸曾指出,“因为政治的不安定,才发生了所谓治安问题、生计问题、教育问题等等[17]”。梁漱溟甚至认为,“天灾也是政治问题[18]。”

    “三农”问题的政治性,最集中地体现在赋税问题,特别是田赋问题上。田赋问题,之所以成为所有论者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因为中国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更由于这一负担之重、积弊之深,几乎被公认为造成农民痛苦农村破产乃至政府倒台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梁漱溟曾经指出,清政府倒台就倒在“新政”。实际上,不仅清朝政府倒于“新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到段其瑞,无一不是倒于“新政”。蒋介石之所以能在新军阀混战中击败各个对手,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税收、国债等现代财政手段、实现财政“现代化”的政府,拥有比较雄厚的财政势力[19]。尽管如此,与巨额的战争和建设费用相比,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以田赋收入为支柱的财政体系,无异杯水车薪。以1933年为例,中央财政,每月收入仅1000余万元,而每月军费就需1450万元,连同政务费350万,共需1800万元,月亏几百万元,再加上预算膨胀,公债增加,以及赔款金银比价的损失,每年亏损总在三、四千万元。至于各省财政,也都是入不敷出[20]

    政府的腐败加剧了赋税问题的严重性。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分析了从清末开始,历届政府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以及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的过程。他发现,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在担任国家赋税经纪人的同时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在赋税征收中,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杜赞奇称之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21]。据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调查,江苏一地,田赋附加税普遍超过正税,灌云、海门两县甚至超过20倍至26倍,各种摊派名目繁多,如崇明县,竟达23种之多[22]。正如陈翰笙所说,在当时的中国,“与其说赋税是公家财政的基本,勿宁说它是公开掠夺的代名[23]。”在193311月的一份通电全国的报告中,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是导致“农村破产,工商凋敝”的根源[24]

    杜赞奇正确地指出,赋税、土豪和贪污腐败是鼓动民众革命的重大议题,乡村的苦难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举例说,在山东莒南县,土豪和腐败是共产党打击的第一个目标,而减租减息仅列为斗争目标的第四位。但是,杜赞奇由此将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归结为“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并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25],却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因为土地成为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使得许多自耕农放弃土地成为流民;就像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因官民矛盾而非主佃矛盾的激化[26],现代中国农民暴动的主要目的也在反对苛捐杂税而不是地租。农民抗争是全体农民对政府的抗争,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因此,尽管严重的“三农”问题预示着社会的不稳定,却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必定要被推翻。此外,能够了解民间疾苦的,也并不只有共产党,只不过与包括乡建团体在内的其他了解并试图解除农民痛苦的政治组织不同的是,共产党在策略上将这种痛苦成功地渲染成革命激情,特别是转化为阶级仇恨和暴力斗争

    乡村一败再败,农民愈陷愈苦,乡村建设起于救济乡村,不能不说是可悲的。如果政府有办法,可以没有乡村建设。然而,更可悲的是,在财政紧缺的现代化中,政府不仅无力救济乡村,政府本身已成为导制和扩大乡村灾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当乡村建设派试图在政府无能的地方有所“能”时,将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某些禁忌,甚至面临某种危险。既不能像政府一样无能,又不能像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那样“能”,一旦超出有限的活动空间,乡村建设就可能遭遇它无法承受的冲突。

     

    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乡村建设派的政治迷思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冲突,乡村工作者被迫作出谨慎的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当“三农”问题化约为政治问题的时候,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关于“三农”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问题——的方案,显示出其本质上的不同性

    19304月,胡适在诊断了“五鬼闹中华”的病象后,当即提出“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的路呢?还是另有第三条路呢?胡适主张,“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他承认这是很艰难迂缓的路子,但他强调,“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27]”。表面上,胡适的态度很明确,可仔细分析,他的持论谨慎得近乎模糊:一方面,他将“真正革命”和“自觉的改革”相提并论,似乎两条路之间并没有冲突;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演进的路,似乎站在了政府的反面;但同时,他又强列反对暴力革命,从而与共产党划清了线。

    同样在193010月,梁漱溟也表示,他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是“将旧秩序——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因此是一种革命[28]”。梁漱溟和胡适对“革命”的赞同,乃是对乡村建设派与共产党农民革命之间内在关联的不经意言说。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就认为,乡村建设基本上是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的改良形式[29]。梁漱溟的“根本改造”显然是反对政府的,但他的反对政府又显然与共产党不同。梁漱溟是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出发,给出他的农民方案的。他主张,农民运动不能单从农民运动来做,而要放在整个文化运动里面,要从整个社会立场为全盘的规划和指导。梁漱溟承认,作农民运动的人喜谈农民利益,这本是应当的。但对于什么是利益,他认为不是“多得钱少做工”那狭窄意思,而是俗语称的“好处”,而根本好处,“就是能增进我们生命之活动的,有裨于生命活动的。”梁漱溟认为,人情和洽,最能增进生命的活动。所以,他反对那种不惜伤和气毁交情,领导农民专向人家争求现成的(土地、租谷、钱财)利益,造成嫌怨仇忌心理和侥幸心理。他认为那样领导农民运动,无异使农民都变成流氓[30]。梁漱溟甚至公开宣称,他的乡村建设是针对共产党的。不过,梁漱溟同时表明,他的乡村建设与其他改良派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不相同。在他看来,革命的、“伤和气”的农民运动与改良的、“枝枝节节”的民众教育运动,都各走极端,他自己则居中间兼有两者之长。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像是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出革命的口吻,态度颇似胡适的“模糊”。

    无论表述上如何“模糊”,有一点是肯定的,胡适和梁漱溟都要求改变“三农”现状,但方式只能是和平与建设性的——这正是所谓第三条路,也就是与所谓“顿”的方式不同的“渐”的道路。乡村建设派在对中国“三农”问题作出了政治性的诊断之后,却开出了非政治性的处方,它试图谋求通过文字下乡、科技下乡、民主下乡等方式,逐渐组织农民,改变农村,从而改变中国,取迂缓的道;而共产党人则主张采取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更直接的、激烈的、暴动的方式,颠覆原有社会秩序,重组乡村社会结构。与胡适和梁漱溟相比,另一位评论家说得更直接些,“一派主张用渐的改良的方法,即乡村建设派,一派主张用顿的革命的方法,即共产党……我们都希望现在的状况能用渐的方法改革下去,不过,用渐的方法之必要的条件,是得到当局的合作[31]。”蒋廷黻在一篇为平民教育促进会辩护的编者跋中也承认,“‘耕者有其地’根本是正当的,势所必行的。惟一的问题是,这种改革将由共产党拿杀人放火的方法来实行,还是由政府用调济的方法逐渐执行[32]?”

    胡适和梁漱溟的表述之所以较为委婉曲折,实际上恰恰更真实地表露了他们对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性的某种隐忧,或者是某种难以言说的尴尬。他们很清楚,蒋廷黻提出的两种方法都不可行。政府的方法,无非是“逐渐”通过赋税压榨和掠夺农民;共产党的杀人放火,正是将要设法避免的,避免的方法就是乡村建设。虽然反复强调自己纯学术性或教育的身份,公开宣称要以和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取代共产党的暴力;但是,乡村建设派仍然无法清楚地表达与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此外,改良,虽然在理论上常常被期待为革命的替代物,可在事实上往往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实践的发展将使乡村建设派面临更大的尴尬:乡村工作者一旦下到乡村,教育和组织农民,农民一旦被启蒙和动员,乡村建设运动就有可能脱离“和平与建设性”的轨道,走向暴力与破坏,从而导致农村的更加失序和更大冲突,而这种冲突可能毁灭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甚至中止乡村现代化进程。

    “政教合一”的两难

    19351025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著名演讲,“抱怨”乡村建设者的两大“苦处”: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同;抱怨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33]。如何处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具体说是乡村建设团体与当局政府的关系,在乡村工作者内部自来有两大派别:时人分别称为“隶属于政治派”和“超越政治派[34]”。简单说,前者主张乡村建设运动应与政府合作,甚至要由政府领导才能成功;后者主张乡村工作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为政府所利用。在乡村建设运动早期,持超越论者占绝大多数。梁漱溟自己在1929年第一次参观山西村政时,就批评那里“政府办理村政,督促提掣太重[35]。”另一位乡村建设的领袖人物晏阳初也一再宣称,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是一个私人机构,“政治是政治,教育是教育,吾辈不应借教育来宣传政党的政见,犹之乎宗教家不应借教育来宣传教派的信仰[36]。”

    乡村建设运动早期,参加者主要是一些社会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除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得到山东省政府的资助外,其他团体一般很少与官方发生直接联系,既不反对官方,也不主动与官方合作。有意疏离政府,固然保证了乡村建设运动名义上的纯洁性,却无助于解决乡村建设运动遭遇的实际困难。仅仅以学术或教育的身份,推进乡村建设,除了财力不足,动员有限,各地还屡屡发生政府驱逐乡村工作者的事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以民众教育为中心,在无锡周围进行了乡村建设实验,因为未能与政府合作,多年苦心经营的仅有成就,经不住政府的一纸命令而破坏于一旦[37]。有的乡村工作者,因不容于乡村的恶势力,被以共产党的罪名告发于政府[38]。据晏阳初回忆,平民教育促进会曾在定县倡导设立棉花合作仓库,棉农运销合作社,以帮助当地棉农摆脱当地银号高利贷和中间商的盘剥,农民很欢迎,可当地200家银号因此统统倒闭,绅商土豪等势力因此纠集许多民众围攻平教会,高吼“打倒平教会”的口号。就像陈独秀和胡适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面临过“文化与政治”的纠缠,晏阳初由此也体悟到“教育与政治”的纠缠,“我们本不想干政治,可是……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39]。”

    正当各地乡村工作者苦于教育力量微弱的时候,国民政府也有意将乡村建设运动纳入体制内。像大革命时期一样,国民党再次重视农民问题依然与共产党有关。所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与共产党合作,而这一次是在苏区围剿共产党之后,为了重建“匪区”,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40]1930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乡村教育案。19321210日至15日,中华民国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议实行县政改革。会前,蒋介石还专门召见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就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深入交谈。内政部长黄绍竑、次长甘乃光先后到定县、邹平实地考察。黄绍竑对平教会工作的评价是:站在教育的立场上,定县确有很多地方是相当成功的,但在现社会里,如果离开国家行政系统,想从旁得到政治上的成功,是不可能或极不容易的。因此希望平教会能进一步透过政府的关系,以期收到更伟大的效果。甘乃光也对晏阳初说,定县实验的社会改革工作,好像一个四条腿的桌子,现在只有教育生计卫生,还须再有一条,即政治,然后这张桌子才会安稳表明政府对于乡村建设的态度[41]

    由原来的不反对不提倡变成主动推动,政府态度的改变引发了乡村工作者内部态度的改变:有的人以为从此可以借用政治力量以推动运动;也有人担心政府的介入会使运动变得复杂化甚至会改变运动的走向。不过,总体而言,与政府合作逐渐成为主流意识。一位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的代表写道:“利用政治力量,以作有效的推进,此点实为到会者共有之认识[42]。”

    于是,“政教合一”的口号应运而生。所谓政教合一,就是乡村建设派借政府力量推行乡村教育;而政府则借乡村教育的工夫,推行政令。这种政教合一的典型体现,就是所谓五大实验县,特别是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定县、邹平、荷泽实验县。对于平教会接办定县实验县,华洋义赈会的领导人章元善认为是一个很不智的举动,他担心平教会将面临失去却独立性的危险[43]。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高践四也认为,“政教合一”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出于教育界,主张办教育的人须有政治力量,这种方式流敝最大,是“错误的”。他主张,“政教合一”只不过有时借用政治的力量供给经济上的便利或供给一些机会,至于事业的推进,还该用教育的功夫,是“教育政治化[44]”。梁漱溟也承认,乡村建设最初的意思,本是想用教育的力量,以民间独立的身份,既不反对政府,也不听命于政府,提倡一种风气,逐渐改造社会,最终目的是为了辟造正常文明。县政实验后,教育于政治之外的独立性不复存在了。而且,政教合一,使乡村建设者“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而这正是梁漱溟一直要努力避免的道路

    努力避免而终不能免,利用政府变成被政府利用,这对于高喊改造社会的乡村建设派,的确是一个挫败和矛盾。乡村建设派当初抱定不与政府合作,然而,运动的开展却逼得它返回到与政府合作,甚至依附于政府——乡村建设道路的艰难,到此也就完全显现。

    被遮蔽的政治与现代化的延误   

    作为理论代言人,梁漱溟只不过比大多数乡村工作者更早和更深刻地体察到乡村建设道路可能陷入的困境,实际的运动发展很快使他的预见变成一般乡村工作者的共同感受。193510月,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无锡召开。一位观察家注意到,乡村建设派在这次会议上承认乡村工作已经碰壁[45]。这种碰壁当然不是指政治上没有成功取得政权,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曾预期这种成功;勿宁说,这种碰壁正由于它获得了政权的认可和支持。

    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在救济乡村和改进乡村,其“建设”虽然也包括政治方面,但主要是文化和经济建设,所谓政治建设又主要是自治和公民建设,中心内容是唤起农民自我保护和彼此合作的意识,与共产党那种划分阶级、互相斗争的“政治”本质不同。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乡村建设派,政治上似乎模棱两可,身份模糊莫辨,立场上也显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它明显是民粹主义的,另一方面,它又带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政治、身份、立场的模糊相互关联,乡村建设派一直在这种模糊的纠缠中寻找道路方向。

    乡村建设派的政治暧昧性,一开始就遭到各方批评。费孝通认为,晏阳初以传教精神,悲天悯人地推行四大教育,开发民力,实际上是“低估了中国农民自动自发的革命力量[46]”。共产党人主办的《中国农村》杂志更是从“改造中国农村的两条不同的路线的斗争”的原则高度,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认为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的实际工作是从哪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就是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共产党尖锐地指出:以教育和技术来代替政治解放的人,其技术运动是麻醉群众的一种工具,其组织是反动性质的,其主观愿望是好意的,其实际结果阻止了中国农民大众的解放之路[47]

    对于乡村建设派的复杂理论和不同谱系,这种笼统的批评显得有些简化,但基本切中了乡村建设派的软弱面,因而是有力的。乡村建设派看到了中国农村“愚、贫、弱、私”的现象,却避开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最紧迫的原因——现代国家和强权阶层对农民的剥夺。乡村建设运动的顺利推行,其实需要一个政治民主和社会和平的前提条件,乡村建设派没有获得这个前提,日本人的入侵更剥夺了他们仅有的活动空间。从政治策略和政治技术上看,改良比革命,无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对普通公民——总之是对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性的要求——显然要高得多,乡村建设派同样不具备政治成熟性的公民基础。虽然理论上洞察到农民问题的政治性,乡村工作者实际上却将“愚、贫、弱、私”看成农民自身的原因,并不得不从精英的立场,扮演起启蒙者和救世主的角色,从事起经济赈贷和文化教育等更为缓慢的建设性工作。

    当乡村建设派从农民问题的政治性上退到教育和技术时,被丢失的不仅是乡村建设派自我身份的明确性,还有中国农民对公正、自由和民主终极要求的正当性。本质上是政府对农民权利侵害与剥夺的田赋问题,被转换为一个减负还是增收的经济与教育问题;农民为捍卫自己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而斗争的政治性,在革命与改良的激烈争论中,被选择哪种斗争方式、哪条道路的政治性遮蔽了。乡村建设派主张做缓慢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情势过于迫切,比起增收来,农民更需要的是减负;农民为捍卫自身自然权利的实际斗争,并不像知识分子的探讨那样徘徊与犹疑。像彭禹庭在河南镇平领导的自治运动,利用红枪会等武装组织自卫,作为一种农民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力量,它反抗包括来自土匪、政府和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外部威胁,这种暴力显然不是一种“伪劳农主义”,不是那种“煽动农民仇忌心理,以暴力去争求现成的(土地、租谷、钱财)利益的革命”,也没有变成一种“破坏型工作”;恰恰相反,它的目标是保卫农村安全,以为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的生存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乡村建设派深刻地预见到暴力可能带来的危害,极力避免以暴易暴,并积极地将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上;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夺取政权并非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无论改良还是革命,目的都不在于推翻某个政权,而是要在新的、民主的基础上重建一切政权的合法性。赋税之所以繁重,是因为它的征收根本未经被征收者同意。但是,乡村建设派从警惕和反对暴力出发,走向了以暴力“工具”的不合理性否定革命“目的”的合理性,其政治态度上的暧昧性,不仅体现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在这里也体现为与乡村的绅士和农民的关系上,结果是它遭遇了几乎来自各方的冷漠

    反对“农民革命”变成反对革命农民,而反对农民,也就意味着乡村建设派对自身使命的背叛。乡村建设派以教育方式救济农民复兴农村的道路,最终被农民以革命的方式实现自我解放的道路所取代。

    不过,乡村建设派留下的部份遗产,包括它将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在农村推行现代科技教育、以及实行各种经济合作等主张,都被1949后经过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所采纳。作为一种改良运动而失败的乡村建设,却又以一种理想宏图的形式在革命者那里获得某种延续的成功。遗憾的是,乡村建设派所具有的自由主义的信念,却随着该运动的结束,一起消失于历史之中。中国农民运动的根本要求——人格自由,并没有在新政权中得到实现;中国农民为实现全生活的彻底民主化的最终目标,至今也依然是一个现实目标。

     



    [1] 王光祈曾这样解释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新农村’的运动,亦是我们很注意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有一部分人自愿到农村活动。”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北京),第1卷第6期(19191215),页7

    [2] 王鸿一:〈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村治》(北京),第1卷第5期(19308月);参阅:王鸿一:《建设村本政治》,载《村治》月刊社编:《村治之理论与实践》(北京,1932),第一部“理论”,页1-10

    [3] 王仲鸣 译《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页293-313

    [4] 梁漱溟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梁漱溟于二十年代末终于“顿悟”到农民运动的必不可免。他认为,1926年的北伐,在民族自救运动,有很大的力量;乡村运动就是这时起来的,而开展却是北伐完成之后。“然实待共产党方启发了我们,对西洋人及其一切把戏的认识到最后一通透点,而后恍然,而后太息,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13

    [5] 于建嵘:〈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20021219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http://www.yypl.net

    [6]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236

    [7] 梁漱溟:〈朝话〉,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104

    [8] 田中忠夫在给他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一书中译的信中写道:“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核心问题,这是自孙总理始,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家大略一致的见解,而且在实际上,从南粤到湘鄂的中国革命势力的伟大的扩展,将农民问题推进到革命的前面,并通过农民问题使革命统一战线分裂了。田中忠夫 汪馥泉 译《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4),页1

    [9]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页150

    [10]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殴阳哲生 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353

    [11]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上海),第3卷第4号(19201215)。

    [1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业之改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17-18

    [13]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载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124-125

    [14] 章之汶:《建设乡村应取统一之刍议》,载 邰爽秋 编:《乡村教育之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编译馆,1937)。

    [15] 傅葆琛:〈乡村运动中之乡村教育〉,《中华教育界》(上海),第22卷第4期(193410月),页17

    [16] 张宗麟:〈乡村运动的联合战线〉,载 薛暮桥 冯和法 编《中国农村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657

    [17] 李蒸:〈中国之农村社会与教育〉,载 邰爽秋  编《乡村教育之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编译馆,1937)。

    [18]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150

    [19] 齐锡生 著,杨云若、萧延中 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页170

    [20] 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南京:中国农村复兴研究会,1934)。第一章“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页30

    [21] 杜赞奇 王福明 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51

    [22] 高践四:〈民众教育实验工作报告〉,载 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集》第2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63-4

    [23] 陈翰笙:〈中国农民的负担〉,载 汪熙 杨小佛 主编《陈翰笙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5

    [24] 徐正学:〈农村问题〉(南京:中国农村复兴研究会,1934),第三章“苛捐杂税与中国农村”,页3

    [25] 杜赞奇 王福明 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183

    [26] 秦晖:〈“优化配置”?“土地福利”?——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本文是秦晖教授向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三农问题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http://www.sile.org.cn/dis/qin_1.pdf

    [27]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载 欧阳哲生 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362

    [28] 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219-220

    [29] 艾恺    王宗昱 冀建中 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168

    [30]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410-411

    [31] 芝生:〈乡村运动之政治的意义〉,《独立评论》(北京),第60号(1933723),页8-9

    [32] 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北京),第74号(19331029),页10

    [33]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572

    [34] 邱有珍:〈政教民三位一体论〉,《教育与民众》(无锡),第2卷第2期(1930)。

    [35]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908-909

    [36]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载 宋恩荣 编《告语人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11-12

    [37] 陈礼江:〈民众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教育与民众》(无锡),第5卷第8期(1934428),页15-16

    [38] 符致达:〈乡村建设与地方政权〉,《民间》(北京),第2卷第5期(1935710),页20

    [39]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 宋恩荣 编《告语人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197

    [40] 1932年,蒋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兹幸各处匪区,次第收复,本总司令痛定思痛,毖后惩前,认为善后工作,当以兴复农村,发展农业,为当前之急务,亦即救济经济国难惟一之要图。” 蒋中正:〈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训令〉,载 宋其正 编:《农民常识》,(上海:华中书局,1935)。页2

    [41] 黄绍:《五十回忆》(杭州,云风出版社,1945年),页236

    [42] 徐宝谦:〈赴定县乡村工作讨论会之印象与感想〉,载 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492

    [43] 章元善:〈从定县回来〉,《独立评论》(北京),第95号(1934418),页8-9

    [44] 高践四:〈政教合一问题之研究〉,《民间》(北京),第2卷第1期(1935510),页6

    [45] 西超:〈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载 薛暮桥 冯和法 编《中国农村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273

    [46] 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观察》(上海),第5卷第1期(1948828),页7

    [47] 孙治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载 薛暮桥 冯和法 编《中国农村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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