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围绕着三农问题展开的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三农问题也被证明是为决策层、社会各界认识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诸如村民自治、社区建设、惠农政策、林权改革等等。
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在现代化这一大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化前行的动力。可从这一视角透视乡村民主的产生背景、定位与走向。
安东尼·吉登斯区分了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传统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不能进行现代意义的 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而只有现代民族国家才能成功地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 来。
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内部实现了政治一体化,在统一的中央权威下联系成有机的整体,对外获得了独立的主权。对于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发生的民主实践,必须在这广阔的视野下进行考察。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常常被人误读,在有限理性的作用下,人们凭借自己掌握的“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去裁剪历史总难免会遮蔽各种认知死角, 历史是可以被建构的,复线历史观告诉我们,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
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以来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吗?就权力的专横程度而言可以表述为专制,但是说集权就不那么妥当,集权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资 源整合、分配,但明清以来的政府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不是集权在发展,而是不断地被削弱。常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 治靠乡绅,乡绅靠伦理。”仿佛这成为了传统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而实际上对于宗族,汉唐采取的是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国家一直管到一家一户,由国家来管理、 支配。一直到唐代,基层政权是设到乡一级。而到了宋代,政治权力才往上收缩,州县成为空架子,乡村基层政权不复存在,从而为宗族自治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土 壤。而这些肩负着推广宗法伦理和儒学教化的地方宗族势力,也在不断地利用、增添政府赋予的象征符号,国家权力也在人们的膜拜、仪式化中获得正统性和文化霸 权。
民族国家的建构,内部实现了政治一体化的要求,就不得不重视国家权力在乡村场域上的作用,“政党下乡”、“政权下乡”、“政策下乡”等等都是近 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下一种现实的选择,经过试错,不可避免地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 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但它同时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政治权力全面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 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这也便是自由与权威的深刻冲突。是发展、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活力、能力、创造力优先,还是重 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优先。
伴随着民族国家构建任务的初步完成,虽然存在着分离主义势力,但是民族国家认同感愈来愈强,逐渐超越小共同体认同;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制度的健全,个人利益意识觉醒,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态度从盲目依附逐步转变为独立自主。这一背景
也便为乡村民主的破土重生提供了可能性,因为民族国家解决的主要是调适国家与社会、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却相对独立的任务,用民主的方式使得强大的国家权力确保运行要以人为本,构建国家制度结构的基本精神。
乡村民主是国家权力向上收缩而出现了社会自治,而这种情况在传统中国也有过类似情况,要使得国家权力集中合理化与国家认同感确立的任务实现,而不是往回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