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基础
——基于浙东J村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人情作为村庄内部的一种互惠机制,历来具有货币储蓄和面子积累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情的传统机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浙东J村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庄的人情圈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以J村的经验个案为例,本文着重分析了人情的进入与退出规则,从中可以发现,东部农村的人情规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人情机制在实现自我变迁的同时,促成了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成的转化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机制实现了自我维系。
关键词:人情 人情运作机制 人情规则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Renqing
——Based on the Survey of Village J, Zhejiang Province
Lin Huihuang
Abstract: As a reciprocity mechanism in the village, Renqing has the function of currency saving and Mianzi accumu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Renqing has changed a lot. Through the deep survey of Village J, Zhejiang Province, we found that the circle of Renqing in the village had chang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is the rule of in and out of Renq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to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Key word: Renqing; Operating Mechanism of Renqing; Renqing Rule
一、导论
“人情”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情的功能、人情的机制和人情的异化三个方面。人情首先具有经济功能,它是一种互助机制,人们可以将伴随着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办大事的压力,较为均匀地分布到日常生活中去。而“人情”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互助机制,原因在于村民的生命周期有所差异(陈柏峰,2009a)。其次,人情具有表达功能,传递一种社会感情(朱晓莹,2003;顾伟列,2001;阎云翔,1996)。第三,人情具有社会功能,它是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对于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护有着重要意义(陈柏峰,2009a;朱晓莹,2003;顾伟列,2001)。因此,从功能上讲,人情消费是指在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他人遇到人生重大事项时,为表达祝贺或同情等心意而以实物或金钱的形式对他人进行的馈赠,其目的是为了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得所需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文化心理上的满足(包括象征、仪式、价值观、自尊等)(刘艺,2008)。这些功能使得人情成为凝聚村庄社会的润滑剂,可以说,村庄共同体是由人情在维系和巩固的,“自己人”的范围和界限也因人情而更加明晰(杨华,2008)。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人情功能,有的学者把人情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杨华,2008;陈柏峰,2009a)。
关于人情的运作机制,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人情亏欠的逻辑,“人情亏欠感”是人情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情感纽带,它建立了人们的“偿付意识”,促发人们不断地、循环往复去“偿还”人情(杨华,2008;翟学伟,2004;费孝通,1985)。二是人情不对称的逻辑。人情的亏欠使得人情双方维持互惠的偿还,但是在双方地位、财力不对等的状况下,互惠行为很难维续,因此必须通过不对称的给予才能保持人情链条的循环(阎云翔,1996;胡双喜,卿秋艳,2008;顾伟列,2001)。三是人情吸纳与排斥的逻辑。由于人情在村庄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以前没有出礼或受礼关系的人, 有时也会身不由己地建立起人情关系。而一旦建立, 一般来说就难以中断了, 由此人情圈中就出现了不少一般关系者, 甚至较远关系者(朱晓莹,2003;黄玉琴,2002)。传统社会里的人情排斥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评价(陈柏峰,2009a)。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发达的农村里,人情排斥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上。仪式性人情不但充当了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还最终在不同阶层农民之间制造了隔阂(陈柏峰,2009b)。
一旦村庄的社会基础被改变,原本良性的人情往来就可能发生异化,即人情不再是温情脉脉的社会支持,而成了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农民对于村庄生活丧失了长远的预期,今天支出的人情费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回、能不能收回都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农民只能边个法子赶紧办酒席,将支出的人情费用提早收回来(陈柏峰,2009a)。
本文将立足于东部发达农村的经验素材,进一步解释人情运作的机制,尤其是人情的进退逻辑以及人情在实现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层的转化和固化机制,从而展现人情规则的变迁及其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人际往来,它表征着整个村庄社会的特征与内涵。这一些是已有的研究经常容易忽视的。
二、人情的变迁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情的门槛也逐渐增高,尤其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J村里的花木种植迅速增值,人情越发涨得厉害。1979年结婚时只需要送30元,86年娘舅送最多只要130元,94年就涨了一倍,娘舅要送260元,90年代后期的人情涨得最快,几乎翻了四五倍。2001年表兄弟就要送1200元左右,到了2007年,小姨得送2280元。爷爷辈、娘舅家、姑妈家、姨妈家、叔伯要给茶礼。村民说,送婚礼人情,舅舅必须给的最多。吃酒席的时候,娘舅不到,是不能开酒席的。第一杯茶,新人要倒给娘舅。舅舅是娘家的象征,他的人情对于新婚的人是一笔巨大的资源,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更愿意娶本地媳妇的原因。
今天,村民每年花在人情上的费用是1-3万。需要送人情的项目包括:考取大学、建房子、生孩子、婚丧、做寿、满月、大病等等。人情越来越重,酒席的规格也越来越高。十年前,一桌酒席只要500元,而现在办酒席至少都要十桌,每桌花费1500元左右。其中,每桌12盘凉菜,12盘热菜,这些菜要1000元左右;中华烟两包,160元;酒水300元。因此,办一场酒席至少得花费15000元。这还只是基本标准,有钱的人都会办个二三十桌。隔壁村书记的女儿刚出嫁,办了120桌酒席,宴请所有村民,这也算是一个大手笔。当然,也有个别家庭连基本标准的酒席也办不起的,他们是村里的少数穷人,在J村大概也就十来户。办酒席,要从结婚的头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共有五顿。所有亲戚吃五顿,朋友吃两顿。娶媳妇时,结婚当天晚上是正餐,办的最隆重。嫁女儿时,结婚当天中午是正餐,因为下午新娘就被迎到夫家了。
吃喜酒是要请的,丧礼和其他酒席就不用请了,朋友关系好的,会自己送上来的。请吃喜酒,要送一包糖和请柬。给娘舅送请柬要送200元,一包糖,一箱苹果。给姑父、姨妈送请柬只送100元和一包糖,其他人只送一包糖,一个请柬。
随着人情数额的增长,人情圈也开始发生变化[2]。首先是老亲的链条逐渐斩断,退出人情的循环。老亲的链条太长了,人情的负担就越重。村民说,以前是要请上几辈的人来吃酒席的,现在就只请同辈和上一辈的人。比如A结婚,就请他同辈的兄弟姐妹以及A的父母那一辈的兄弟姐妹。在村民看来,请上几辈的人来吃酒,会太花老人的钱。其次是邻居的人情圈断了。80年代结婚要请很多好邻居,到了90年代后期就逐渐不请了,除非是很好的朋友。村民说,同一生产队一般只有一两户需要送人情。第三是朋友的圈子扩大了。人口的流动,交往的频繁以及价值的多元化使很多非邻居的朋友加入了人情的圈子,而且人情的数额也是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而定。本村的朋友少了,现在请的朋友多了,而且主要是有生意来往的朋友。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暂且引入两个概念,以此来将人情类型化。第一种是继受型人情,它是与身俱来的,是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如娘舅家、姑妈家、姨妈家等血缘人情和与父母交好的邻居等地缘人情。这些人情圈是由父母或更早的长辈结成的,后人是无从选择的。第二种是原始型人情,它是由后人自己结成的人情,主要就是朋友圈,它是可选择的,超越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30年的人情变迁表明,继受型人情的圈子正在逐渐萎缩,而原始型人情的圈子则不断膨胀。八十年代以来,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等他们的孩子结婚时,就没有娘舅家、姑妈家和姨妈家的人请往来。到了那时候,继受型人情也就不存在了。可见,在村庄中的人情循环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链条,总是有几个缺口存在,使得人情不断地进入和退出。
三、人情循环的进入与退出机制
人情的变迁过程表明,继受型人情在不断式微,而原始型人情则不断扩张。因此,考察人情循环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继受型人情的退出机制和原始型人情的进入机制。
在J村,继受型人情的退出方式有两种,一是不还礼,一是不出席。村民说,如果不还礼,意味着连人情都看不起,这个亲戚就不要走了[3]。因此,礼尚往来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只要进入这个循环,就必须不断地偿还礼金。关于这一点,村里流行着一句俗话:“人情逼如债,铁锅拿去卖。”就是说为了保持人情往来,家里再穷,卖锅也得去还礼。穷人家实在支付不起人情,就可以通过不还礼来斩断人情链条。而老亲和远亲也常常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过长的人情链条。
第二种退出方式就是故意不出席。人情往来遵行一定的规则,送礼的人必须在被邀请之列,另一方面,一旦被邀请了就必须来吃酒,否则就是不给邀请人面子。邀请人也会把这种故意不出席的行为看作一种人情断裂的暗示[4]。有个村民告诉我们,她的二伯很有钱,看不起她一家。她儿子结婚时,二伯只送了三百元。当他儿子去请他们吃酒时,二伯说:“请我吃什么死酒!”后来就没来吃酒。从此两家就没有来往。在人情交往中,如果一方送了人情,即使送的很少,另一方也必须邀请他来吃酒席,否则就必须承当终止人情的责任。而如果已经邀请了,对方却不来出席,那么责任就落在对方身上。所以这种人情退出方式显得更加委婉,主要出现在关系比较近的亲属间。而不还礼的退出方式非常直接和粗暴,一般出现在远亲和地缘人情间。
人情的退出往往会减轻相互间的负担,但事实上它却造成了面子的减损。主动斩断人情链条的人要承担面子减损的责任,因为他伤害了人情的另一方。退出本身就是对村庄交往规则的破坏,尤其是不还礼的退出方式,这被当做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而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那些破坏村庄共同规则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在以后的生活中往往会遭到排斥。所以,人们要尽量地维系人情,这使得人情的退出一直都是件困难的事。有趣的是,它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困难了,继受型人情的式微就是一个例证。
与人情的退出机制相比,今天的人情进入机制显得很容易,尤其是在原始型人情上。村里流行一句话:“千错万错,来的人也不错。”结婚时即使没有收到请柬,也可以主动送礼。即使之前吵过架,对方也要收下人情。当然,如果家里穷,不想增加人情,也可以拒绝收礼,请送礼的人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因此,人情的进入是可选择的,而且是双向选择。只有那些具有或者可能具有利益关联的人才会彼此选择。可见,人情的进入机制并非普遍的容易,它往往只发生在那些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接近的人群之间[5]。
从人情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看,其发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村庄经济的明显分层,人情的变迁被刻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反过来说,人情的进入与退出也固化了村庄的社会格局。
四、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层:人情的转化与固化机制
在今天的农村,之所以继受型人情的退出机制和原始型人情的进入机制都显得容易,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分层的出现。经济分层将人们置于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等级之间很少有交往,原本存在的人情也会逐渐退出,即使是血缘人情和地缘人情。在村里,朋友的条件都差不多,亿万富翁和做农民的不会是好朋友,即使小时候是朋友。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差距会迅速拉开。
【案例1】两个人曾经是很好的邻居,后来A上大学,B干农活。A开了宝马,来看B。A丢包中华烟给B,而B自己口袋里只有五元一包的烟,就不好意思拿出来请。久而久之,两个人就走不到一块了,原本的人情也就断了。
可见,维系人情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性,能够礼尚往来,如果双方差距悬殊,人情交往能力就会不平衡。能力低的人往往会主动退出人情循环,因为承担不起人情的负担,这就显得很没面子。在人情交往中,人情的标准是由能力高的人决定的。上面那个例子中,A不可能丢包五元的烟给B,否则B会觉得A看不起他。A丢一包中华烟给B,B会觉得很有面子,但是当B还不起这个人情时,他只好选择退出。经济分层导致一批人情的退出,而人情的退出就使经济分层转化为社会分层。人群被划分为走得起人情的和走不起人情的,抽得起中华烟的和抽不起中华烟的。正是人情的退出机制,斩断了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人情,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层。同时,人情循环的不断运作,固化了不同阶层的对立,每个人只能归入与自己相匹配的社会阶层。
在经济分层嵌入社会分层的过程中,人情的进入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处于同一经济分层的人们迅速整合,形成属于本阶层的人情运作机制。有个抽中华烟的村民跟我们说,他每年都要交十几个朋友。这些朋友基本上都是些生意场上的伙伴,将他们纳入自己的人情圈,就是扩大自己的商业链条,同时也使整个阶层连成一片,有利于资源共享。如果没有人情机制将相同阶层的人整合在一起,社会分层就很难实现。它使每个人积极寻找自己的归属,整个社会的人各就各位。同一阶层的人情循环是保持高度开放的,每个人只要达到标准都可以进入。因此,人情就是一个社会吸纳的机制。
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层的转化过程,体现了人情的棘轮效应[6]。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情消费不断上涨,而且很难退下来。因此,人情能力高的人引导社会的人情标准,从而将整个社会的人情标准不断往上顶。上面例子中,B如果要保持人情交往,就必须遵循A的人情标准,改抽中华烟。而A一旦抽起了中华烟,就不可能再改抽大红鹰,即使他的消费水平突然下降,否则将非常掉面子。那些抓不住人情棘轮的人只好退出高端的人情循环,下降到低端的循环之中。所以,抽不起中华烟的人就干脆不抽烟,这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但是总会留下嫌疑。当社会分层一旦形成,人情的棘轮效应就只能存在于同一阶层的人情循环之中,在不同阶层之间则体现了人情的梯队效应。人们逐渐认可了自阶层的分化,遵循本阶层的人情规则[7]。这种梯队效应也体现在烟的消费中。在村里,有的人经常要跟几个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因此身上就准备了几个不同等级的烟,遇到什么等级的人就分派什么等级的烟。这样的人不见得是受欢迎的人,但却是最精明的人。他对于人情的梯队分化了如指掌,并且在不同阶层中遵循各自的人情规则。不同阶层的人抽不同的烟,烟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济分层往往也造成了人们的心理分化,穷人的心理变得更加脆弱,更加敏感,因此他们经常会主动退出高端的人情循环。社会分化不仅重组了人群,而且为不同阶层的人群刻上了烙印。社会分层给不同阶层的人们造成了不同的身体呈现,甚至仅仅根据外貌特征就可以辨别谁穷谁富。穷人被认为是比较笨拙的、不灵敏的、畏畏缩缩的,而富人则是比较聪明的、体态匀称的、信心满满的。
【案例2】A很有钱,A的表姐B很穷。每次B来A家做客时,小辈们都不理她,她觉得是看不起她,以后就不来往了。A的另一个表姐C经济条件也不错,她到A家做客,虽然小辈们也不理她,但她还是保持人情往来。
其实小辈们不理客人,不见得就是看不起,但是同样这个行为却在B和C两个人身上发生不同的反应。穷人是更脆弱的,因为原本面子就比较小,所以更敏感。这种由于心理分化造成的人情断裂,很快就形成一种规则,穷人是不能跟富人交往的。
其实,不仅人情能力低的人会主动退出高端的人情循环,人情能力高的的人也会主动斩断低端的人情循环。村民说,穷人没有高档朋友,富人也没有低档朋友。富人们经常会找各种借口来退出人情循环。
【案例3】A请他姑姑的女婿B来吃酒,B很有钱,看不起A,找了个借口说没空不来吃酒。过后,B反而说A没请他去吃酒,A很生气,从此两家没来往。
在这个案例中,B就是借这个机会甩掉了一个低档亲戚,他运用的就是不出席的退出机制。保持低端的人情往来,不仅是没面子的,而且无法获得任何资源,反而经常要牺牲自己的资源来支助对方,这被认为是很不理性的。
【案例4】A很有钱,她的堂姐B很穷,B的儿子C到了32岁还没结婚,而且做什么工作都想睡觉。去年B找A借钱要给C娶媳妇,A说自己欠债三十万,没有能力借钱给她。B就说是A不想借她钱,从此两家没有来往。
估计B找A借钱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对A来说,继续维持这份人情已经是一种无益的负担。富人们为了固化自身的基层利益,就必须义无反顾地断绝低端的人情往来,从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高端的人情中。因此,人情既是一种屏蔽机制,又是一种吸纳机制。
【案例5】A在人才市场工作,很有钱,看不起一切穷人。村里有两个人都在读书,B在上海,C在武汉。B很有钱,C没钱。毕业后,B、C都去找A帮忙介绍工作。C给A送上咸螃蟹,这对于C来说已经算是高档的,但是A说他们家不吃这种东西。最后A只帮那个有钱的B找工作。
帮助一个富人,也就是进入了一个高端的人情循环,这对于A来说是很有利用价值的。而帮助A,不仅很难获得回报,甚至会因此被穷人黏上,脱不了身。人情的运作越来越理性化,这也促成了社会分层的固化。
通过人情循环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经济分层嵌入了社会分层。作为一种屏蔽机制,人情将不同阶层的人群分离开来,从而形成不同的交往圈子。村民说,不同层次的人与不同层次的人交往。因此,结婚办酒席的时候,穷人请的朋友跟富人请的朋友就不同。一个村民告诉我们,他哥哥请的朋友就会多一些有钱人,因为他哥哥要比他来的有钱。每个阶层都遵循其内部的人情逻辑,并且将这种社会分层视为理所当然的。富人们可以办150桌酒席,每桌2000元以上,请全村的人来吃酒。穷人们请客可以不叫朋友,只叫亲戚,可以只办10桌,每桌500元。人情规则不再是铁板一块,随着阶层的兴起,逐渐呈现私人化的趋势。
五、人情规则的公共性与私人化
当村庄社会处于比较封闭的时代,继受型人情是人情的最主要类型,如果不是唯一类型的话。这种人情是建立在村庄的差序格局之上,遵循着统一的运作规则。因此,人情数额是规定好的,什么样的身份送什么样的礼,多一些少一些都不行,否则就是僭越礼制。这就是人情规则的公共性。在婚礼上,娘舅必须送最大的礼,其他人就不能超越他。因此,亲戚都要事先通气,决定送礼的数额。身份相同的亲戚也必须保持一致的礼数,送多少都是统一的,否则送少的一方就很没面子。比如有两个舅舅,一个能出5000元,一个能出2000元,其他姐妹会私下给第二个舅舅3000元。
随着继受型人情的萎缩,原始型人情大行其道。后者并不遵循人情规则的公共性,而是趋向于私人化[8]。村民总结得很好:“亲戚有亲戚的规矩,朋友有朋友的规矩。”在朋友的圈子里,只要有钱,送多少人情都可以。在这里,送礼仅仅是一件私人的事,别人无权干涉。而在继受型人情中,送礼是整个村庄共同的事,谁该送多少礼,大家心里都清楚。今天的朋友送礼就不好说了,没个定数,既可以送两千,也可以送一万,谁都不知道谁送了多少礼。村民说,每个圈子的人情都是有谱的。不同的圈子就有不同的谱,因此,人情规则也就碎片化了。
在经济分层的大背景下,人情循环受到强烈的影响。随着继受型人情的式微,人情的运作模式及其规则必然发生重大转变,具体表现在人情公共性的衰弱和私人化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人情是如何自我维系的?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是否正在发生某种变迁?
六、人情机制的自我维系:从伦理价值到市场价值
继受型人情的圈子越来越小,最后留下来的仅仅是至亲的圈子。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再过几十年,也许这种类型的人情就会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继受型人情维系了很长的时间,它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伦理价值。虽然之前的社会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层,但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异始终都有,邻居之间有,亲戚之间也不例外。为了维系这些人情,不使经济能力较弱的亲戚被迫退出人情循环,人们采取一种暗中互助的方式来填补人情的鸿沟,尤其是对于那些至亲,保持人情交往就是一种义务。这就是人情不对称原理。村民说,在婚礼上娘舅是必须送最大的贺礼,如果他实在没钱,他的兄弟姐妹就会提前暗中给他钱,让他能够风风光光地参加外甥的婚礼。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掉面子的。对于那些没钱的好邻居,在请他吃过酒席之后,主家必须得退还她送来的贺礼,使对方不至于陷入生产和生活的危机而退出人情循环。
可见,继受型人情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是因为它遵循一种朴素的伦理价值。人情是不能被随意抛弃的,每个人都要尽量去维护。穷亲戚是必须加以扶持的,保全他们的面子就是保全自己的面子。社会互助是村庄共同体的基本诉求,人与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农耕社会,只有通过频繁的人情互助才能使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顺利进行。而且农耕社会面临着无常的风险,突然的自然灾害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经济状况。紧密的人情互助网为村民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活下去。
正是这种伦理价值的推动,村庄内部的经济差异一直保持在最低的限度。资金通过礼物的交换在村庄内部流动,缩小了人与人的差异。可以说,继受型人情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分层,使人们长期保持较为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当市场经济进入村庄之后,村民互助的伦理价值就开始松动了[9]。八十年代以前,村民都是互帮互助的,八十年代以来,帮工慢慢少了,而且开始要付工资,因此,人情味也就少了。
【案例6】村民A有两个房子,老房子是1968年建的,当时的生产队成员一有空就来帮忙。新房子是1985年建的,当时已经很少有帮工,直接包给别人做的。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村里就大面积不请帮工了。
在J村,1996、1997年左右发生了一场种植结构的重大变革,花木种植全面取代了水稻种植,因为前者能够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本的人情互助网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按市场价值计算的帮工。好邻居不再提供免费的帮助,一切都要进行理性的计算。村民说,这时候村里就不再流行暗中给钱的做法。随着花木市场的扩张,村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分层逐渐明晰。于是,一批穷亲戚逐渐退出了人情循环,继受型人情不断缩小。
另一方面,人们结识的新朋友越来越多,原始型人情不断扩张。村庄的资金流动突破了封闭的体系,在外部的市场中找到了更多的接点。村民的职业不再局限在村庄内部,往往要借助外部的市场才能创造经济价值。因此,人们更喜欢结交市场上的朋友,这是更有利用价值的平台。原始型人情之所以如此风行,是因为它以市场价值为导向,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在人情的市场中,伦理价值不仅难以创造经济效益,往往还要面临损失。因此,人们在人情市场中寻求的是可以相互利用的朋友,而不是相互给面子的穷亲戚。
在分层社会中,富人治村往往会建构起高耸的道德门槛,通过贴钱办公与救济穷人来获取对垄断村庄政治市场的合法性。这一点表面看起来与均质社会中的人情互助相似,然而其背后的机理完全不同。富人们拿自己的钱接济穷人,并不是要维系两者的人情循环,而是要收买权威和面子。穷人们根本无法进入富人的人情世界,他们仅仅是作为低等阶层受到怜悯。经济分层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富人们每年拿出几万元的资金来换取政治资本,根本不会缩小他们与普通村民的经济差距,却使富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富人们只在相互间确立人情,就像普通人只能在彼此间交换礼物一样。只有那些相互具有市场价值的人群才能走到一起。因此,与继受型人情相反,原始型人情促进和固化了社会的分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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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社会,2003.9
[1] 林辉煌,福建漳州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手机:15527038228
地址: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2] 有学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人情圈,认为村落社会中的“随礼”网络有两类:第一类是亲属集团内部的网络,这个随礼网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不公开、迂回等价;第二类是非亲属者的随礼网,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公开和直接等价。村落中的随礼现象具有普遍性、等价性和互助性三个特点(尚会鹏,1996)。
[3] 显然在“ 有往” 的双方中, 谁先破坏了人情的平衡, 谁就得承担欠情不还的责任。在人情往来中, 谁都不愿意成为欠人情的人(朱晓莹,2003)。
[4] 有学者将这种人情的退出机制称为非正常终止,从而区别于因为死亡或搬迁所造成的人情断裂。这种非正常终止往往采用一种集体策略而非个体性策略,即通常是和亲缘关系相同的几家同时断绝人情关系。并且,在人情的终止过程中,人情双方都表现出一种默契行为,比如人们把不来参加生日仪式理解为一种希望终止人情关系的暗示,人们领会这种暗示,双方达成一种默契(黄玉琴,2002)。这些解释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笔者在J村的观察,但是所谓的集体策略似乎并不明显。
[5] 陈柏峰(2009b)对“人情的自由选择”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无论富裕农户还是贫穷农户,在人情交往中都是自由的,他们在别人办事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与,也可以在自己办事时自由选择参与的客人。当然,这种选择是双向的。但是,这种自由选择却建立在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只有富裕的农户才能将仪式性人情场合办大,才能广泛参与仪式性人情。正是这种进入和退出机制的微观层面的主动性,才让贫穷的农户有一个台阶可以自己下,否则他们的家庭经济将被仪式性人情彻底拖垮。那样,作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工具的仪式性人情也将不复存在。但是,在当前村庄文化情境下,缩减仪式性人情规模、退出人情交往意味着默认自己的经济状况不行,默认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低端。最终,富裕阶层就掌握了村庄的文化主导权。富裕阶层要控制的并不是某一次具体的人情交往,而是要在村庄社会交往舞台上占有控制权,而贫穷阶层只能“自由”地选择退出村庄社会交往的舞台。
[6] 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这一效应是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针对这一观点,杜森贝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生理和社会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经历的后果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
[7] 陈柏峰(2009b)将人情视为确定社会分层的一种仪式。他认为,在仪式性人情的互动场合,农户在选择行为时意志表达是自由的,采取行动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这种自由是非常虚伪的,恰恰是这种微观的自由选择在宏观上最终导致了阶层排斥,这种自由是在既定社会结构下的自由,是在不利于贫弱阶层的文化支配下的自由。正是在这种文化支配下,村庄经济分化所导致的仪式性人情场合的各种尴尬才可以轻松化解。当所有村民都认可了既有社会分层的机制,不同阶层的人就会各安其分,村庄经济分化才可能平静而成功地嵌入到社会分层中。也就是说,仪式性人情的社会阶层确认和排斥机制有着一套精微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贫弱农户的自由选择最终确认了阶层排斥。
[8] 陈柏峰(2009,b)认为,人情公共性消失的原因是村庄内生结构性力量的缺失。在有内生结构性力量存在的村庄中,仪式性人情场合的礼金金额和酒席标准不会毫无原则地飞涨,进而最终将贫弱农户排斥在操办能力之外。而在宁波农村,村民之间关系较为原子化,村庄中几乎不存在任何内生的结构性力量,村民之间关系高度原子化,个体农户办事时,宴请的客人、送礼的金额等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可以完全根据个人情感好恶来决定一切,决定是否请某一位客人,决定是否与一位远亲继续保持人情关系,决定具体礼金该送多少。所有这些都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并不受来自外界的任何约束,仅仅受到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
[9] 杨华(2008)认为,在市场逻辑的冲击下,村庄人情社会的凋敝经历了以下两道程序:首先是人情链条的断裂,因为市场逻辑是“不亏钱”逻辑,交易是一次性的,之前亏钱的人情可以在仔细核算之后一次性偿付完,互不亏欠,绝不留下人情的尾巴。这样人情就不再有持续的可能,人情的亏欠感因为利害的精确计算而慢慢消失。紧接着是之前由人情来做的事情都交由市场来解决,人情开始慢慢退出日常生活的领域,只留下一些特殊的、仪式性的人情节目。
原文发表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