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学者的治水路(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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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乡村水利设施现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接13版)
交易
2003年,一夜之间,彻底化的水利市场改革一度让长丰“先锋”起来,却为改革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2010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水利方面的精神递到罗兴佐的手里。那时他刚从荆门回到重庆,在当地的6个乡镇做考察,对江汉平原的整体水利情况做了60万字的报告。
本来,这篇冗长的报告将作为罗兴佐继续“上书”的材料。但新的水利精神给了他一点兴奋,那天他仔细地读了两遍,并做上标记,随即给贺雪峰打电话。
电话里,罗兴佐说官方对于水利性质的提法有所更改——公益性、基础性、 战略性——这是之前表达中从未有过的。因为这个看似细小的变化,却可能改变农村水利作为商品的性质。
这个文件“精神”的新提法让他眼前一亮,不过罗兴佐用简短的话做了总结:有新精神,缺少新办法。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认为,通过他与贺雪峰等人数年来的“发声”,高层对农村水利的看法已悄然转变。
这种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2005年,当时财政部农业司的曹司长到湖北调研农村水利,专门找罗兴佐谈话。那时他给出的建议是,水越是作为商品存在,越不断进行高额补助,其进展就越缓慢。
当年,罗兴佐这样大胆的建议在大刀阔斧的改革步伐中更像是一种预测,并没有获得太多成效,财政部农业司带着怀疑的态度离开了湖北。直到2009年,罗兴佐在安徽长丰县考察,那里的状况才给他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
在2003年,长丰县是中国最早进行水利改革的地方。一夜之间,水成了商品,彻底化的市场改革一度让长丰“先锋”起来,却为改革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罗兴佐在当地看到,所有的水利单位突然被企业化,瞬间自负盈亏了。这让延续几十年的供水变成卖水。而有卖就有偷,一座“人民公社”时期修缮的大型灌电站,为了防偷水,到了耕种季节直接开闸排水,将主渠人为地干涸;而更甚一步,直接由泵站把水从主渠抽回河里,临近的村庄,都变得“无水可用,非买不可”。
实际上,农民并不是买不起水,只是靠天吃饭的传统,让大多数人觉得“买水”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于是偷水成风。在罗的记录中,2003年到2006年,当地农户用潜水泵和手扶拖拉机偷水,严重的是,十几公里的引水渠周围,每段落都有几十台到上百台拖拉机。偷水管被埋进地下,插到水渠,电机发出的轰鸣声成了水利市场化改革最为讽刺的一幕。
2006年,偷水严重的长丰县再次改革,方向不变,但由个人购买,变成乡村组织团购,并将买水变成一种硬性指标,对村干部实行考核。
于是在当年的长丰,乱象频出。一方面村干部忙于应对考核,强行施压于农户;另一方面,农户对新政策的排斥直接转化为集体抗议。
而这种改革方向,随后由长丰县被推广到中国其他省份的村庄,当一个县的问题成为一个国家的问题,前者仅仅靠钱和强制来维系的水利灌溉,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赌博
在罗兴佐经验里,农民参与到一场与人斗、钱斗的赌博当中,而这里的胜负,往往真的要靠天来决定。
罗兴佐将长丰县的“经验”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考虑了水带来的利润,却未考虑多元化的用水方式。在安徽省小岗村旁的一个村落,罗兴佐发现当地的农民自己挖堰塘蓄水,虽然占用3分耕地,但他们却认为比买水合适。
“没人买水,水站不赚钱,水利设施就没办法修复。”大部分农村,并不像吕集、贺集那样幸运得到资金成为一个实验项目。在“两工” 取消,义务劳动消失后,无钱修水利几乎成为农村的普遍问题,即便是国家拨款,在“一事一议”的民主化农村,“拿钱干什么”也成了诱发村庄矛盾的主要由头。
一切好像趋于停滞,罗兴佐将水利的破坏归结到改变上,“‘人民公社’时期,各种水利设施配套完善,上游是大水库,然后由电力提灌站输送到主渠,下面还有很多的排放站和小水库,可如今这些水利被破坏了。”
2006年7月,长丰县大旱,春夏滴水未进。罗兴佐在那里,观察拒绝买水的农户怎样渡过旱灾。那时,上游泵站的管理员告诉他,因为旱灾,今年会发点小财,农户实在没水了,只能通过买水解决问题。
泵站的心情可以理解,因为卖水难,有几年他们基本没钱赚。眼看大旱已至,农民焦头烂额之际,居然在8月7日赢来了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农田全部救活。
买水在这年成了笑话,大雨救活田地,却浇灭了泵站赚钱的希望。在长丰县,因为赚不到钱,泵站工人每年只领到千元的微薄薪水。
大雨或许是一种偶然,却印证了农民的投机心理,有了雨水,既不需要买水,更不需要偷。之前农户只要每亩地交给泵站50元,就可以解决一年的农田用水,但没人情愿这么干,因为一旦风调雨顺,交出去的钱就等于打了水漂,作废了。
罗兴佐的经验里,老天时常开这种玩笑,“实际上中国这几年的旱情,最终都以下雨缓解而结束。”罗兴佐的话里透露出另外一个意思是,农民就是这样参与到一场与人斗、钱斗的赌博当中,而这里的胜负,往往真的要靠天来决定。“包灌不是方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罗兴佐说。
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迄今,在中国水利的难题下,理想化的解决方式仍然在探索着不同的乡村道路。而这些故事,虽然只是罗兴佐行走在中国乡村的一些范本——他们并不极端,反而呈现出一种普遍的趋势。
在“华中乡土派”,罗兴佐从田野里获得了中国水利的症结,但如今,他能详述这些症结的因果,却无法为中国水利的未来作出非理想化的“打保票”式解决方案。
回望过去,2005年,罗兴佐离开华中师范大学,那里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至今仍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主力。他来到华中科技大学,与贺雪峰、吴毅等教授创办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迄今,这两个对立学派仍在中国三农、水利研究的问题上摩擦出争鸣与分歧。
但或许有着一种共同的责任感。中国变化太快,在城市繁荣和对粮食需求增长背后,不难发现农村水利灌溉和乡村社会的忧虑。而无论罗兴佐还是他人的著作成果,都呈现出一种“成长的代价”——这是需要面对的共识,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