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学者的治水路(图)
     
    来源: 新金融观察报    关键字:罗兴佐;水利研究   作者:郝博闻    2011-02-14 06:28

    2011-02-14     新金融观察报
      罗兴佐
     

     

     

    “1号文件”对农村水利的关注,在旱灾普遍的年头,成为学界的焦点。

      改革怎样拯救水利?

      旱灾轮流转,今年的焦点是罕见的山东大旱。

      140天基本无有效降水,秋冬春三季连旱。在缺水与播种之间,中国农村水利再一次捉襟见肘。

      “1号文件”对农村水利的关注,在旱灾普遍的年头,成为学界的焦点。

      但没人能忽略正发生在中国农村田间地头的改变——罗兴佐、贺雪峰、吴毅等倡导“改革回归”的“华中乡土派”教授们,正试图搭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农村问题链条——

      这最终牵涉到乡村治水的改革隐忧。

      这里有真金白银的交易买卖,乡村信任危机争端,水利市场化症候群。他们期望通过身体力行地剖解中国乡村,来展现一个与“大民主”、“大改革”完全相悖的乡土局面。

      这是夹杂着旱涝保收、利益争斗、乡村宗族、国家改革角力的故事。

      然而他们发出的声音终究微弱地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在中国乡村民主态势正呈现出一幅令人迷惑又令人激动的图景时,农村水利正成为一种工具,或许不只是治旱,更是衡量三农改革最为基本客观的一把标尺。

      改革

      如果要为这些风格直白的叙事赋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相当鲜明地概括为“水利改革的焦虑”。

      47岁的罗兴佐花一天的时间和客人聊农村水利问题。从办公室折腾到饭桌,最后他喝了4瓶啤酒,有些微醉。

      这时他在重庆政法大学位于沙坪坝的校区,从那里往前走一些,过了嘉陵江,就能见到雾气遮蔽的梯田农村。

      在聊天的酒馆里,电视上播放着春节期间的节目预告,一换台,就是山东大旱富有震慑力的画面。残酷的消息比任何事情传播得都快,人们都抬头看新闻,好像重温了2010年西南大旱时的重庆枯水。

      罗兴佐默不作声,有生之年,他经历过的真正旱灾足以抵消人们现在的惊诧——2000年和2001年,滴水不下的天气导致中国多个粮食产区遭遇绝收。而从此之后,无论多大的旱灾,最后都会以“及时雨”的到来而侥幸收场。

      这让罗兴佐觉得,旱灾有时候是一种作秀,它传达了政府在田间地头最为基层的关照,但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在2003年,他准备了一些材料,跑到水利部的农田水利司,试图说服官员,参考他们的研究报告,将乡村水利治理的懒散局面重新规划。

      但官员没听进去,他们拿着报告对罗兴佐说,你们才做了几个农村的调研,我们全国都跑过。罗兴佐反对,最有力的回击是:你们都是有陪同下去的,看的是典型,不是问题。

      或许是说话有些“冲”,那次“鲁莽”的北京之行并没产生什么效果。

      早年,罗兴佐不过是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授。2003年时,他有一段时间呆在湖北的荆门,在那里的一个农村实验激发了他对水利的研究,而彼时,中国水利在改革之路上正在经历着行左转右的颠簸。

      从那时起,罗兴佐开始在中国的村庄田野之间奔波,他记录了大量的农村社会问题,并由此延展到农村水利。这些乡野调查,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刊发,字里行间的触目惊心,直指中国水利改革的弊端。

      从遍布全国的乡村和城镇里,无数的水渠、机井近乎荒废,排水沟、堰塘分割着农田,成为大地上的经脉,人们也许会为航拍时它们产生的壮观效果所倾倒——但实际上,干涸充斥着这些灌溉设施。

      罗兴佐抱怨1998年税费改革后的“两工”逐步取消,他坚持认为农村义务工和积累工每年不记酬的劳作,是维护公社时期水利设施的最好方式。

      两工的取消,伴随着民工潮的鹊起,在那些年轻人奔赴城市打工,在田地几乎无人耕种的乡村,没有了义务修缮,水利设施形同虚设,一些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和绝望。

      “两工取消后,农户可以不去义务干活了,但你需要交钱,交钱就代表你干了,”罗兴佐耸耸肩,“显然这并无逻辑可言。”

      农户并非没有过抗争——从上访、邀请媒体曝光、诉诸法律乃至暴力,都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并不多见。少数几次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每一次都是以闹剧结尾的话,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让人绝望的。本地居民就这样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如果要为这些风格直白的叙事赋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相当鲜明地概括为“水利改革的焦虑”。

      它们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情节从公社时期兴建水利开始,接下来是农村宗族和集体被逐渐分化,继而税费改革和农村供水商品化齐头并进,最后的结局是一套完整的水利设施因为人为和自然的破坏而变得支离破碎。

      派系

      会议并没有在规划中“和谐”地展开,当不同的意见最终变为分歧甚至是争端时——开会,本质意义上成了村民派系间的战争。

      但这样的结局没有给后来人敲响警钟。

      在湖北沙洋县,2001年因自然灾害严重绝收,2002年生产有所恢复。2003年,罗兴佐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了他最为深刻的一次实验。

      如果时间退回到那一年,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有5个村庄像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击中,突然慌乱了起来——罗兴佐与贺雪峰带着从日本使馆争取来的利民工程款,给这几个江汉平原几乎颓废的村庄带来了生机。

      5个村庄,每个村庄各分4万元,由村里决定这笔钱的投入项目。4万元对当地不是小数目,起初罗兴佐认为村子最主要是修路,但结果令他意外,5个村庄最后都决定修水利。

      即便到今天,罗兴佐仍在思考,当年他像一个满腹经纶的理论家一样带着钱冲进田野,却被一套无厘头的丛林法则所束缚。他曾臆想通过基层民主来分配每个村里的钱,但最终击垮民主的是乡村社会里被瓦解的社会体系——人们像跳跃在鼓面的散沙一样各自跃动,很难聚集在一起。

      那时,他在一个叫贺集的村庄组织村民开会,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出7个人组成委员会,在选举制度中,明确规定了村干部人数不能超过3人。罗兴佐相信由制度改变现行自上而下的强制安排,会让村民发挥更多主导作用。

      会议并没有在规划中“和谐”地展开,罗兴佐目睹着民主变成闹剧。唯一让他欣慰的是,每组成员都在踊跃发言,但这样的结果是,当不同的意见最终变为分歧甚至是争端时——开会,本质意义上成了村民派系间的战争。

      贺集是沙洋县最为干旱的地区之一,近千亩的农田大多无法浇灌。2003年,距离国家逐步取消“两工”决策5年后,贺集的水利工程基本荒废。罗兴佐曾沿着长满荒草的引水渠行走两公里,最后看到上游的灌电站已经成了养鸡场。站内的人告诉他,“转产是因为没人维修设备,灌电站当然也无法赚钱,只能走这条路。”

      灌电站无法使用,机井成为田野灌溉的主要设施。在会上,4万元钱通过成本核算,最终确定只能打4口2寸大的小井,每口井最多可以灌溉30亩地。这样杯水车薪的效果,让所有参与决策的人都“不大知足”。

      罗兴佐和当地人商议,希望每组凑一些钱,打一些比较大的井,扩大灌溉面积。但这个看似理所应当的提议却惹来了讥笑。普遍的共识是,想找村民要钱,什么都搞不成。

      那时罗兴佐才如梦方醒:这不是电视剧里那个嬉笑怒骂都和谐一片的农村,由于宗派和大家庭的消失,村庄下达命令的“精神领袖”——长者和权威人士已经不存在了,想组织起零散的个体,天方夜谭。

      于是,不停地变通成为专家和村民周旋的主题。罗兴佐提议,集中现有资金先给一个小组打一口大井,其他小组依次排队。但村民给出了啼笑皆非的否定理由:“谁会同意排在后面,谁知道明年会不会有钱。”

      另一个小组则认为缺水严重的地方,打井没用,只有找旱情不严重的田地,打一口小井。经过权衡,罗兴佐几乎要同意这个勉为其难的提议,但作会议记录的村会计,因为没有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一听就火了:“当代表的不能太自私吧,只想自己组的情况!”

      信任

      在成都平原,“信任危机”几乎不存在,村民和村官闲时在一起打麻将,很多村里的问题自然在嬉笑间谈话解决了。

      

      在贺集组织的实验,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谈资。两年后,罗兴佐根据实验的得失,将一篇名为《税费改革之后农田水利困境与对策》的文章投向水利部官方刊物《中国水利》。

      这篇文章在投稿后不久戏剧性地被退了回来。时任《中国水利》主编给罗兴佐打电话,简单阐述了退稿的理由:“你这个文章是对我们现有的水利制度提出质疑和批评,如果我们发了你这个文章,我们这个政策怎么执行?”

      文章最后还是发表了,只不过是在其他的学术刊物上。罗兴佐到头只能“认命”:“ 因为《中国水利》代表水利部的主导思路啊……”后半句他没有说,但“主导思路”几个字却掷地有声。

      那几年,唯一让他感到“能有交代”的,是贺集旁边的吕集村。

      因为吕集村有自己的水系,村民决定将以前的土坝改为石坝,预算约需2万元;另一项是将引水渠用砖砌起来,预算也是2万元左右。

      这个村子成功的原因在于村支书吕池良的威信很高,他全票当选了项目小组成员,却自愿退出。但在决策时,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于是,这个2000多人、近5000亩耕地的大村庄里,每天都有村民到现场去“监督”施工。

      即便是工程占用耕地,在村民“涉及全村的利益,作点牺牲”的舆论“围攻”下,户主也作出了退让。

      一个月后,吕集的水泥灌水渠修缮而成,但问题也拍到了罗兴佐等人的脑子上:“为什么吕集可以形成舆论场,而其他村就不行?”

      这个问题当时困扰着罗兴佐,直到几年后,他调到重庆政法大学,考察了成都平原的农村,问题才迎刃而解。

      在成都平原,农村“信任危机”几乎不存在,罗兴佐惊讶于当地村庄的传统保持,而信任这样的问题几乎可以从麻将桌上找到答案——村民和村官闲时常在一起打麻将,连钱的输赢都置之不顾,很多村里的问题自然在嬉笑间解决了。

      而成都平原乡村的宗族与家庭关系也并未随着时代的过渡而招致严重破坏,村官一些决议,最终还要靠长者来审核,即便在取消了“两工”后,村里仍自发组织对水利设施进行修缮,这使得“人民公社”解体至今,当年兴修的水利设施仍能正常运转。

      这是他喜欢的、和善的农村。罗兴佐更习惯和这里的农民打交道,他欣赏“麻将桌议事”,并对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着近乎天真的想象——总之,他眼中的村庄,应该没有政治,没有阶层,也没有利益关系,就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罗兴佐这么认为。

      他的发现,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两工”取消后,农村的义务工作日,从1998年的超过100亿个工日,缩减到2003年的47亿个,2004年已不足30亿个。“公社时代”那股大兴水利的风潮戛然而止后,原先的3万多座水库和配套工程如今大多都处于瘫痪状态。

      而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在乡村宗族和社会体系完善的成都平原成为现实。

     

     
     
     
     

     

     

     

     

     

    中国部分乡村水利设施现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接13版)

      交易

      2003年,一夜之间,彻底化的水利市场改革一度让长丰“先锋”起来,却为改革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2010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水利方面的精神递到罗兴佐的手里。那时他刚从荆门回到重庆,在当地的6个乡镇做考察,对江汉平原的整体水利情况做了60万字的报告。

      本来,这篇冗长的报告将作为罗兴佐继续“上书”的材料。但新的水利精神给了他一点兴奋,那天他仔细地读了两遍,并做上标记,随即给贺雪峰打电话。

      电话里,罗兴佐说官方对于水利性质的提法有所更改——公益性、基础性、 战略性——这是之前表达中从未有过的。因为这个看似细小的变化,却可能改变农村水利作为商品的性质。

      这个文件“精神”的新提法让他眼前一亮,不过罗兴佐用简短的话做了总结:有新精神,缺少新办法。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认为,通过他与贺雪峰等人数年来的“发声”,高层对农村水利的看法已悄然转变。

      这种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2005年,当时财政部农业司的曹司长到湖北调研农村水利,专门找罗兴佐谈话。那时他给出的建议是,水越是作为商品存在,越不断进行高额补助,其进展就越缓慢。

      当年,罗兴佐这样大胆的建议在大刀阔斧的改革步伐中更像是一种预测,并没有获得太多成效,财政部农业司带着怀疑的态度离开了湖北。直到2009年,罗兴佐在安徽长丰县考察,那里的状况才给他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

      在2003年,长丰县是中国最早进行水利改革的地方。一夜之间,水成了商品,彻底化的市场改革一度让长丰“先锋”起来,却为改革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罗兴佐在当地看到,所有的水利单位突然被企业化,瞬间自负盈亏了。这让延续几十年的供水变成卖水。而有卖就有偷,一座“人民公社”时期修缮的大型灌电站,为了防偷水,到了耕种季节直接开闸排水,将主渠人为地干涸;而更甚一步,直接由泵站把水从主渠抽回河里,临近的村庄,都变得“无水可用,非买不可”。

      实际上,农民并不是买不起水,只是靠天吃饭的传统,让大多数人觉得“买水”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于是偷水成风。在罗的记录中,2003年到2006年,当地农户用潜水泵和手扶拖拉机偷水,严重的是,十几公里的引水渠周围,每段落都有几十台到上百台拖拉机。偷水管被埋进地下,插到水渠,电机发出的轰鸣声成了水利市场化改革最为讽刺的一幕。

      2006年,偷水严重的长丰县再次改革,方向不变,但由个人购买,变成乡村组织团购,并将买水变成一种硬性指标,对村干部实行考核。

      于是在当年的长丰,乱象频出。一方面村干部忙于应对考核,强行施压于农户;另一方面,农户对新政策的排斥直接转化为集体抗议。

      而这种改革方向,随后由长丰县被推广到中国其他省份的村庄,当一个县的问题成为一个国家的问题,前者仅仅靠钱和强制来维系的水利灌溉,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赌博

      在罗兴佐经验里,农民参与到一场与人斗、钱斗的赌博当中,而这里的胜负,往往真的要靠天来决定。

      罗兴佐将长丰县的“经验”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考虑了水带来的利润,却未考虑多元化的用水方式。在安徽省小岗村旁的一个村落,罗兴佐发现当地的农民自己挖堰塘蓄水,虽然占用3分耕地,但他们却认为比买水合适。

      “没人买水,水站不赚钱,水利设施就没办法修复。”大部分农村,并不像吕集、贺集那样幸运得到资金成为一个实验项目。在“两工” 取消,义务劳动消失后,无钱修水利几乎成为农村的普遍问题,即便是国家拨款,在“一事一议”的民主化农村,“拿钱干什么”也成了诱发村庄矛盾的主要由头。

      一切好像趋于停滞,罗兴佐将水利的破坏归结到改变上,“‘人民公社’时期,各种水利设施配套完善,上游是大水库,然后由电力提灌站输送到主渠,下面还有很多的排放站和小水库,可如今这些水利被破坏了。”

      2006年7月,长丰县大旱,春夏滴水未进。罗兴佐在那里,观察拒绝买水的农户怎样渡过旱灾。那时,上游泵站的管理员告诉他,因为旱灾,今年会发点小财,农户实在没水了,只能通过买水解决问题。

      泵站的心情可以理解,因为卖水难,有几年他们基本没钱赚。眼看大旱已至,农民焦头烂额之际,居然在8月7日赢来了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农田全部救活。

      买水在这年成了笑话,大雨救活田地,却浇灭了泵站赚钱的希望。在长丰县,因为赚不到钱,泵站工人每年只领到千元的微薄薪水。

      大雨或许是一种偶然,却印证了农民的投机心理,有了雨水,既不需要买水,更不需要偷。之前农户只要每亩地交给泵站50元,就可以解决一年的农田用水,但没人情愿这么干,因为一旦风调雨顺,交出去的钱就等于打了水漂,作废了。

      罗兴佐的经验里,老天时常开这种玩笑,“实际上中国这几年的旱情,最终都以下雨缓解而结束。”罗兴佐的话里透露出另外一个意思是,农民就是这样参与到一场与人斗、钱斗的赌博当中,而这里的胜负,往往真的要靠天来决定。“包灌不是方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罗兴佐说。

      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迄今,在中国水利的难题下,理想化的解决方式仍然在探索着不同的乡村道路。而这些故事,虽然只是罗兴佐行走在中国乡村的一些范本——他们并不极端,反而呈现出一种普遍的趋势。

      在“华中乡土派”,罗兴佐从田野里获得了中国水利的症结,但如今,他能详述这些症结的因果,却无法为中国水利的未来作出非理想化的“打保票”式解决方案。

      回望过去,2005年,罗兴佐离开华中师范大学,那里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至今仍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主力。他来到华中科技大学,与贺雪峰、吴毅等教授创办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迄今,这两个对立学派仍在中国三农、水利研究的问题上摩擦出争鸣与分歧。

      但或许有着一种共同的责任感。中国变化太快,在城市繁荣和对粮食需求增长背后,不难发现农村水利灌溉和乡村社会的忧虑。而无论罗兴佐还是他人的著作成果,都呈现出一种“成长的代价”——这是需要面对的共识,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们。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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