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期报告 六
气候变化与中国:
技术、市场和其它
文佳筠 著
2009年9月
2009年9月印刷
关注全球南方
4th Floor CUSRI
Wisit Prachuabmoh Building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10330
THAILAND
气候变化与中国: 技术、市场和其它
为关注全球南方撰写
文佳筠 著
本作品采用创作共用协议
在署名為原作者以及關注全球南方的情形下,您可以复制本作品
發布非屬於关注全球南方的數據,請向原作者請求允許。
不定期报告 由关注全球南方出版。部分报告之作者为关注全球南方工作人员或访问学者,同时也向个人或组织开放征求稿件。此系列报告的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化的过程,以及抵抗和另立发展的制衡力量,针对关键议题,出版新的研究和政策分析。此系列报告的观点为作者所有,不代表关注全球南方的立场。
关注全球南方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政策分析、研究和倡议组织。它的工作层面包括国家、区域和国际的结盟和倡议,在全球南方国家面对的关键议题上,与社会运动及草根组织一起工作。关注全球南方于1995年成立,係附屬於泰國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社会研究所,并且在菲律宾和印度有国家项目。
更多关于关注全球南方的信息,以及其它出版品,请见网站http://www.focusweb.org,或寄电子邮件到info@focusweb.org
序言
在正在进行时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作为七十七国集团的一员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中最重要的排放国,国际义务要求中国削减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中国也要担负其国内的责任,满足数亿人口的人类发展需要, 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据估计,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7%到14%是为了供应美国消费市场。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购买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包括衣服、鞋子、日用小工具、计算机等。一轮又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地带。
本文意在配合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争论,并期望有助于全球性的对气候正义的寻求。2009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会极为重要,将使人们重新将眼光聚焦于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的问题。问题本身极为复杂,切实可行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和民间都做出巨大的努力。当前的经济危机既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同样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为动员足够的政治意愿以实施战略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施加了进一步的困难。但是,若没有这些政策,我们就无法回应来自气候、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方面的挑战。
这篇报告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环境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的生计影响。 作者分析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且列举出中国目前采取的措施,以及它保证执行的承诺和具体目标。文章尝试理解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它的观点和考虑,这些都涉及到它对国际共同体所承担的角色和地缘政治;同时也会谈到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内压力时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经济危机、全球贸易和相关技术问题。
中国的许多人士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恰恰为中国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契机。也有些人,看到了有必要将气候问题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发展道路问题联系起来。本文作者也描述并分析了专家和公众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看法、中国国内的市民社会团体的种种立场, 以及他们用来告知民众气候变化议题、并且倡导动员意见的各种计划。
关注全球南方将透过一系列出版、教学、会议和对话,促成中国在气候及能源议题角色的地区性与国际性论述。我们将聚集专家和感兴趣的民众,一同探讨气候和能源正义回应气候变化挑战并扭转灾难性过程的可能性。
Dorothy Grace Guerrero
中国项目协调人
关注全球南方
气候变化与中国:
技术、市场和其它
气候变化已经作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浮现出来。2007年大气中二氧化碳 (CO2)浓度增加到383ppm,比起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浓度(大约是280 ppm)增加了37%。现在的浓度是过去六十五万年,甚至可能是最近两千万年以来最高的纪录。每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均成长率也在增加,2006年每年增加1.8 ppm,在2007年成长为2.2 ppm。过去二十年的每年平均成长率大约是1.5 ppm,但是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的平均值为2.0 ppm。二氧化碳浓度增长加速的趋势显示出,我们将走向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在2007年报告描绘出的最糟糕情景。如果要避免气候灾难,就不能再一切如常:发达国家必须要大幅度减少排放量,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置身事外。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很快地就要超越俄罗斯,成为第三大排放国。由于中国和印度拥有几乎是全世界五分之二的广大人口,所以当国际能源署预估,这两国在2030年以前将占去全球能源需求增幅的45%,也就不足为奇了。国际能源署也预估,两国将占煤炭需求增幅的80% —这也不令人意外,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会先青睐煤炭这一最便宜而且最污染的化石燃料。我们如何将发展的需要和权利同一个行得通的气候未来的正当要求结合起来呢?这篇报告将讨论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已经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冲击、政府响应此项挑战的努力,关于此议题的各种观点,和一些关于争议性主题的分析,例如边境调整税和技术转让(这是人们讨论中国和气候变化时经常提及的两项议题)。本文也将针对现今各种市场和技术取向的提案提出质疑。
第一节 中国的能源与碳排放趋势:加害者兼受害者
过去二十五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急遽,平均每年九个百分点的经济成长率,在当代史上无可匹敌。尽管能源效率得到提升,中国的能源需求还是快速增加。尤其自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需求增速超越了GDP增长速度。在年均能源消耗方面的大幅度增长,甚至频繁超越了中国政府及其规划机构的预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因供电短缺造成的停电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比先前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提早数年。
表一: 中国自 1980[i]年以来的排放成长
黑线: 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的数据
红线: 荷兰EPA的数据
表二: 2007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荷兰 EPA估计)[ii]
在累计性排放上,中国从1904年到2004年间因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只占世界同期总排放量的百分之八,而人均累计性排放只居世界第九十二位。必须强调的是,即使中国的排放量大增,它的人均排放也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欧盟的百分之六十而已。
表三: 2007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荷兰EPA的估计)[iii]
促成中国碳排放量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更确切地说,是“一座被全世界所拥有的工厂”。众多公司,包括一些污染严重的公司,都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分包人或者是其直接的下属公司。他们正为西方的消费者生产着越来越多的廉价消费品,同时,大部分的利润由这些跨国公司拿走,因为他们控制着品牌和营销渠道。在本质上,中国成了厨房和下水道,而西方国家成了餐厅。
表四: 和其它主要排放国比较下,中国出口造成的排放量[iv]
据萨塞克斯大学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所廷代尔中心的王韬估计,2004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达到了1490百万吨,同时,由于进口而得以减免的碳排放量是381百万吨。这表明,中国有23%的碳排放量来自净出口。一些政府官员和研究者的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中国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来自净出口。
2007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问题发表了如下评论:“发达国家把许多制造型工业迁移到中国……你们吃穿用的许多东西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一方面你们要增加在中国的产量,你们却在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在削减碳排放量问题上努力不够。”下面的图表表示出中国的碳排放量是何以从2000年开始连同出口一起飙升的。这不仅提出了“谁是中国碳排放的真正拥有者”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表明了精英环保主义者的那种“只要不在我家后院”做法的失败。确实,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非常成功地将制造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与之相伴的,则是碳排放和其它污染被外部化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我们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只要温室气体无法外部化到月亮上去,这一问题就必须面对。
表五: 碳排放量随着出口量一并成长[v].
第二节 气候变化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影响
碳的排放者和受到气候变化冲击者,在地理分布上呈现相当不均衡的状态。由于发展阶段、技术能力以及富裕程度的不同,各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差距很大。2000年,全球碳排放中有百分之二十八来自北美地区,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九来自中非地区。然而,气候变暖却在中非招致最惨重的人间灾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这一进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在2000年,气候变化已经在每百万人口中招致40—120不等的额外死亡。
表六: 2000年国土大小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的世界地图[vi].
在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已经在某些地区清晰可见。以青藏高原为例,许多当地人注意到,“冰川在融化,温度在升高,雨季变得难以预测。”对当地的一些城市居民来说,一个更温暖、更舒适的气候可能是值得欢迎的,但对当地的生态和经济来说,这却是不祥的预兆。青海玛多县是黄河起源的地方,因为有上千个高山湖泊从前号称千湖之县,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不超过300了。湖泊消失的罪魁祸首,根据我最近采访的一个当地环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气候变暖。据他说,“许多这样的小湖泊都是季节性的、不稳定的。它们的来去取决于当地的雪量和雨量。随着季节和年份变迁,一些湖泊会消失,另一些则会随之在另一些地方出现。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今天的湖泊数量已经远远少于30年前了。现在的天气更热了,雪量更少了。”高原湿地的消失以及草地的退化,已经使一些游牧人群丧失生计。在玛多县,据估计,已经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牧民成了生态难民,他们不得不接受重新安置,并完全依靠政府福利度日。
表七: 2000年气候变化死亡人口数, WHO估计[vii].
青藏高原的人口本就很少,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为生态难民提供救济。但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情况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喜马拉雅地区拥有仅次于南极的冰川储量。它们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的冰塔或者水塔。亚洲最大的七条河流,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湄公河、长江以及黄河,都发源于喜马拉雅的冰川。这些河流为亚洲大约三十亿的人口提供了灌溉、工业以及日用之所需。喜马拉雅冰川群也是世界上消失速度最快的冰川。许多冰川的消融速度之迅速达到了每年15-25米。“珠穆朗玛峰的平均气温上升速度是中国平均速度的两倍,几乎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三倍。”一位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言人说。IPCC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全球变暖的速度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喜马拉雅80%的冰川都将融化。受害者将不仅仅是居住在周围地区的那些人口。如果这些冰川融化并消失,水资源的减少以及降水变动性的增加,将对世界一半的人口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这将进一步恶化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表八: 1981到2005年之间Halong冰川的比较, 绿色和平中国的照片.根据中國科學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做的分析,1966到2000年之间,冰川后退超过四百公尺。
中国正面临世上最严重的缺水问题之一,每个人只能享有世界平均淡水资源的百分之三十五,而且水的分配也是高度不均衡。这个国家被区分为两个区域:干燥的北方,意指所有长江盆地以北的区域;以及潮湿的南方,包括了长江盆地和所有以南的区域。北方有三分之二的农田和五分之一的水;而南方有三分之一的农田和五分之四的水。气候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衡,气候模型预测在2040年以前,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中国北方更少的降雨,以及中国南方更多的降雨。这项预测得到了近年来观察数据的支持。黄河花园口观测站的数据显示出流量正在以每十年5.7%的速度减少。自198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就一直经历着持续的干旱,而洪灾在南中国的发生频率则趋于高涨。19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除了水资源危机之外,气候变化也危及中国的食物安全。如果科学家们最糟糕的预测成真,那么全球变暖将在未来的20到80年间造成中国水稻、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下降20%到37%,这是200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的。在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者提出警告,温度升高、水资源短缺以及可耕地的减少,将在2050年造成中国的食物总供应量减少14%到23%。
2008年,一连串的冬季风暴事件影响了中国南部与中部的大多数地区。大雪、冰雹和低温导致重大损失。这是近半世纪以来中国最凄惨的冬天。2009年初,被视为中国面包篮子的北部逢大旱,将近百分之四十三的冬麦作物受灾。预期小麦歉收,已经推动世界小麦价格上扬。以上所有的事件都和全球暖化的趋势一致:更多极端气候条件、在干燥北部有更多的干旱。这些都预示了一场动荡的气候未来。
第三节 中国政府立场和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些持续的影响以及预测中的中国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地位,并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200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动议。其中,政府规划各种举措,包括法律、经济、管理以及技术等方面,目标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让整个国家做好减排和适应的准备。2008年12月,政府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白皮书,书中总结了中国政府为同气候变化作斗争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同时也澄清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
由于中国和美国同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常常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借口,表现消极。但与西方媒体通常的宣传相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内容广泛而且积极的能源政策,以应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下面总结了中国政府在面对气候问题上的一系列目标和举措,但并不完全。
2010年国家能源密集度(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
由于工业部门是目前最大的能源消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者,政策的一大重心是大力强调提高工业效率,以减少排放量。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寻求新的化石燃料之前,首先应注重能源的节约和提高利用效率。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确认了1008家最大的能源消耗企业(占中国能源消费33%),并且运用种种措施以提升他们的能源效率。计划目标是减少中国的碳消耗达到一亿公吨,大约占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5%。该计划是一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契约,也是经过所有参与方协商后的承诺目标和时程表。许多政府部门和组织参与这个“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促进节约能源)、国家统计局(汇整并管理中国企业统计信息)、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貭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viii]。
中国正以最先进的新机组淘汰老旧无效率的电厂及工厂。2007年最新的十一五计划中,政府发布十三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分地区、分年度计划。2007年关停小火电机组1438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吨、落后炼钢产能3747万吨、落后水泥5200万吨,关闭了2000多家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化工和印染企业,累计关闭各类小煤矿1.12万处。
表九: 比较不同国家的燃油效率标准规范[ix](不包含自行車或電動腳踏車的燃油效率,但是當我們考慮交通選項時也需要將它們納入)。
中国政府最近改革了汽车消费税,以鼓励生产和购买小引擎车辆,并且撤销了高排量的休闲越野车(SUV)的优惠税率。机车的燃油效率标准愈来愈严格。如表九所示,虽然中国的统合平均燃料效能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CAFE)落在位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和欧洲之后,但却是远远优于美国。
政府正在为照明系统的能源效率设立目标并采取行动。得到财政补贴的5000万只节能灯被分配到全国各地;近三年将推广使用节能灯1.5亿只以上。
绿色建筑方案正在进行中,在2007年十月以前,全国97%的都市新建筑符合设计阶段的节约能源标准;71%符合建筑阶段标准,和2006年比起来分别增加了一和十七个百分点。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也在实行中。1.5亿平方米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任务分解到了各地区。
初级能源供应方面,在2010年前提升可再生能源百分比(包括大水电)达10%,2020年前达15%。
2005年,中国设定了两项风力发电目标-2010年前达到5GW及2020年前达到30GW,但是它持续超越所设目标。500MW的新风力产能在2005年被导入,到了2006年更加快了步伐,增设1.3GW的风力发电设施,相当于此前二十年来的总量。到了2007年中国已经达到了5GW的目标,并且将2020年的目标拉高到了100GW。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五大风力发电生产国。
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也正在快速成长。中国制造的太阳能光电占世界供给的比率,从2006年的20%,上升到2007年35%,大部分外销到其它市场。中国生产及使用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已经占全世界产量的70%。
在可更新能源的生产能力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袖,2005年达到42GW产能(不包括大水电)。2005年,中国用于可更新能源(不含大水电)的投资,与德国并列全世界第一,总额高达七十亿美元。这笔投资主要用于小型的水利发电工程以及太阳能热水工程。
其它政策目标包括在2010年以前增加20%森林覆盖率,并且比2005年增加五千万吨年度二氧化碳的碳汇量。
中国不是唯一采取具体行动对抗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西方读者通常不知道,即使和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的承诺相比较,当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单边措施被执行时,其减排量也是相当显著的。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清洁空气政策中心在2006年发布的名为《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温室气体减排:近期的努力与可能效果》[x]的报告中说:
“中国和巴西从2000年到2005年底之间采取的单边政策和计划,在充分执行的情况下,其预期减排量在2010年将超过美国自愿减量目标,大约是十五个欧盟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目标下40%的国内减量。如上讨论,这些国家在2005年底之后又增加了许多措施,因此将进一步减少排放量。和发达国家在不同承诺或提案中的减量相比较,这些减量是相当显着的。”
报告进一步指出:
“在充分执行先前报告中指出的政策措施以及后来这些新措施之下,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加起来的年度温室气体减排量,可达到2,100MMTCO2e(二十一亿公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京都议定书(排除美国)的年度减量、欧盟2020年的减量承诺,以及美国主要立法提案在初期几年的预期减量。”
.
第四节 法定义务的减排承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地缘政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勾勒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中国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指导原则之一。2008年十月出台的政府白皮书中,中国强调以下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是《气候公约》的核心原则。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责任,但是由于各国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和贡献方式不同,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率先减少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尽可能少排放,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但是我们要如何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上来诠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呢?在2008年十二月波兹南气候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了“人均累积排放量趋同”的概念,以之强调平等原则。77国集团加中国强调,发达国家一直无法兑现他们的财务承诺,并且在技术转移上裹足不前,这些方面必须要看到显着的成果才行。他们向发达国家施压,唯有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财务和技术转移承诺,否则拒绝进一步讨论发达国家所欲推行的其它议题。
然而,由于中国身为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并且在过去二十年来有惊人的经济成长,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无条件单方承担减排的压力愈来愈强。中国社会如何看待这个议题?
北京清华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应当接受国际目标的约束力,无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应该以国际减量目标自我约束,无条件地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08年九月路透社报导,在提交给领导人的建议和最近发表的论文中,胡鞍钢认为,如中国承诺减少工业、农业和交通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可成为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赢家。“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不仅符合国际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根据他在当代亚太期刊的最新论文,中国的温室气体污染将持续增加到大约2020年,然后将会大幅度减少排放,在2030年之前将之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再减少一半[xi]。
胡鞍钢也承认,自己的立场在中国属于少数观点。在研究气候议题的中国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活动家当中,我还没有遇过任何人赞成他的观念,即使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应该极力减少排放并且尽早探索低碳发展路线。差别起因于他们对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解。在路透社的同一则访问中,胡鞍钢显示了他如此倡议的另一层原因,他说:“与加入世贸组织类似,这应该被视为一种国际压力,来促进我们自身的改变。”他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加入世贸是一个很大成功,但这一点并非毫无争议。
中国加入世贸时,在某些部门做了很大的让步。例如,关税减让完全执行时,中国的农业部门将会比日本和南韩还要开放。2000到2002年之间(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42%乡村人口的实质收入下降。愈演愈烈直到现在还看不到出路的中国大豆危机,也和加入世贸紧密相关。由于入关对农业冲击等社会经济因素,中国必须将经济成长率维持在八个百分点以上,才能控制失业率。
由于这些因素,难怪关于中国入世的争论仍持续不断。除了国内的辩论,中国入世的国际影响也不容忽视。根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第三世界贸易专家说,欧洲、美国和日本时常在近期的WTO会谈上,拿中国为范例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更多的让步。常听到的论点是:“如果中国可以同意这个和那个,为什么你们不行?”
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许多学者和NGO人士认为,中国在国际气候会谈中应避免重蹈加入世贸时的错误,而不是再上演一次胡鞍钢所认知的“成功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气候变化的学者和NGO人士在这一问题上相当认同官方立场。在国内层面,他们同意胡鞍钢的意见,认为若不大力减排,中国将成为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们大力支持政府正在进行的各项减排措施,许多人也在推动更为积极的行动。在国际层面,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应该采取坚定立场倡议发展权以及平等原则,为全体发展中国家争取政策空间。甚至,中国应该运用它的力量,要求发达国家实行现有的以及更进一步的承诺。毕竟,发达国家仅占20%的全球人口,却贡献了75%的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美国作为最大的累计排放以及人均排放国,却从目前所有的气候协议中抽身;尽管有《京都议定书》的减量承诺,欧洲和日本的排放还是持续增加。如果无法扭转这个趋势,就算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消失(这样将减低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至零),未来的气候问题仍是无药可救。
第五节 大众舆论及“公民社会”的声音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鼓励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政府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公共教育方面的空白,并有助于使整个国家面对紧迫的环境问题。非政府环保组织迅速进入了新开放的空间。如今,环保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非政府组织。许多国际环保组织,比如自然保育协会、保护国际、国际自然基金以及绿色和平等等,都在中国建立了工作机构。
环保NGO在能源效率的倡议工作非常活跃。比如在2007年七月,四十家NGO共同发起“节能20%公民行动”,响应政府在2020年以前提升20%能源效率的目标。2007年三月,包括自然之友、香港乐施会、绿色和平、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北京地球村、世界自然基金会、绿家园志愿者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八家NGO,共同启动“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识与策略”项目,此项目的目标是提升中国公民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探索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共同立场及策略,并且呼吁共同以行动对抗气候变化。超过两百家NGO参与了问卷调查,三十多家NGO参与了多回合的讨论和工作坊。
这个项目产出两份报告:卷一《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可行性研究报告》
摘要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对于国际气候谈判的观点和立场,以帮助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基于中国现实条件的气候变化立场和策略;卷二《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及中国公民社会的思与行》,试图为中国公民社会建立一个在此议题上的共同视角。在卷二中,参与的各家NGO对全球变暖的共识立场容下文详述。
中国公民社会的立场
为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各国应立即采取行动。中国公民社会就此重大议题作出以下呼吁。
立场一:各国政府应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制订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立场二: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所负的责任。
发达国家必须率先采取行动,大幅度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并通过有效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全球的低碳型可持续发展。
立场三:中国政府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在维护国家发展权的同时,承担全球气候保护责任。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结构改革,切实落实节能目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立场四:依据社会公平的原则来制定、实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提高弱势群体和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条件。在采用应对政策、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的同时,应预防和缓解对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立场五:
中国政府应鼓励并保障公众和民间团体参与应对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的监督。
这些环境与发展组织的行动应该被赞扬并鼓励,但我们也必须理解到他们在公共领域中所抱持的模糊立场。一方面,环境意识在增强而且环保NGO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常被指控为阻止中国发展的外国代理人,在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的时候特别会出现这样的指控。这样的指控只有少数符合,甚或根本无稽,但是对国际资助的高度依赖,使许多环保人士难以为自己辩护。当这样的指控来自一些民间时,则是在严肃地提醒我们:非营利组织只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公民社会的代表。
像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这样的用词在许多语境中经常互换使用,人们也总是倾向于认定非营利组织代表了非政府组织。另一个常见的假设是,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将助长一个更有责任感、以及更开放的公民社会,然后将社会带往自由民主的体制。不幸的是,这些假设不一定成真。一位中国教授曾经幽默地评论,“并非所有来自公民社会的组织都是良善或者进步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黑社会也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形式。”
中国的公民自我组织案例的确是快速成长。上述气候联合宣言,是代表着公民社会中较良善而且鼓舞人的例子,但是也有中产阶级组织的负面案例。最近的一例,就是有关汽油价格问题所引发的争论。2008年下半年随着油价下跌,讨论已久的燃油税被提上日程。这个倡议在日渐成长的中产阶级内部,惹得怨言四起。许多人认为,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天赋的权利,就像是老布什总统在1992年地球高峰会上所宣称,“美国生活方式是不容讨论的。”2008年11月,一家北京的法律事务所组织了1773名私家车主向政府递交了一封申诉信,信中抱怨说,目前的汽油价格不像美国那样便宜,并且游说反对计划中的燃油税。他们要求油价也应当“同世界接轨”,这是改革年代经常使用的标语,意指中国应当复制西方的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们的偏见把西方等同于全世界。而这些车主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等同于世界。他们并不把汽油价格同日本或者欧洲进行比较,尽管从人口密度和其他资源限制的角度,中国同日本或者欧洲更有可比性。以2008年12月为例,被车主们抱怨的北京油价只是德国油价的一半左右-当时北京油价大约是每公升5.15人民币;在德国相似等级的油价大约每公升1.10欧元。他们也没有提到2008年初的中国油价比美国低得多。当每桶原油价格从70美元飙升到140美元的时候,零售油价也才涨了两成。这是因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缓和冲击,包括透过直接补助以及国有企业的亏损营运,才有办法做到的。
这1773位车主的团体只是冰山一角,但他们组织良好,足以对政府施压。另一方面,据我所知,只有10名教授和个别能源专家站出来支持燃油税,没有任何环保组织表明立场,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冒犯私家车主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英阶层,尽管他们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五。正是因为这种精英地位,私家车主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共领域中最有组织和最具发言权的部分。随着私家车主阶层当中众多媒体专业人士的迅速加入,他们成为随后持续的燃油税争论中最具压倒性的声音。而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这1773位私家车主往往被描绘成捍卫公共利益而对抗“邪恶”国有石油公司的英雄。网络上有许多人批评这种以汽车为基础的成长,有些博客作者甚至提议征收百分之百的汽车购买税,并以此补贴大众运输。但是在平面媒体上很少刊登这样的意见。
考虑到这一切,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2008下半年《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一书成为该主题的畅销书。该书出自两个美国作者登尼斯·阿弗里和弗雷德·辛格,其中弗雷德·辛格是一名气象学家,而登尼斯·阿弗里是保守派智囊机构哈德森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该书的英文原著是两人合著,但在该书的中文版中,作者神奇地变成了弗雷德·辛格一个人)。他们声称,全球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或者全部是出于自然循环,而这并不那么危险,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中产阶级很高兴读到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相反,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需要知道的现实。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城市精英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充耳不闻,对他们来说,这顶多意味着某种不方便,甚至不过是阴谋论而已。
一旦人们意识到已经有多少中国人遭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一压倒性的消费主义精英集团所抱的忽略态度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青藏高原的大量牧民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生计,成为完全依赖政府救济的生态移民。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人们正被干旱和入侵的沙漠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在经历着更多极端天气状况以及更为不稳定的降雨状况,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农业生产。不幸的是,许多农牧民并不懂得将他们的当地问题同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大问题联系起来,更别提在公共媒体上发表他们的看法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看成环保运动的可能对象。迄今,大部分非政府环保组织,尤其是那些总部设在北京的组织,都将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精英阶层身上,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观念。如果他们能够跳出中产阶级舒适的小圈子,和正在承受环境变化之灾难性后果的真实草根阶层有更多的互动,他们无疑会加深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理解,并得到更多来自底层的支持。
第六节 边境调整税
当前美国政界的气候压力集团,主要是绿色运动环保团体和工会的松散联盟。其核心要求之一便是主张采用单边的边境税或关税调整,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他们大肆宣扬,制造业工作正在从美国流失,而这些岗位都去了中国,“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首先审视一下这种说法的前提。没错,确实有大量的制造业被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迅猛增长的主因之一便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平台。但是与许多人想当然的看法相反,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由于严重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相反,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失业。相关统计表明,至少从1995到2002年,中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15%,从9800万减少到8300万[xii]。这一表面矛盾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机器取代了劳动。比如,从前中国自主发展的纺织机械,与西方类似的机器相比,要使用10 倍还多的工人,但所需的原初资本投入要少得多,能源密集度也相应地小得多,这是极为适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技术。但在最近时期对效率和利润的无情追逐中,外国机械,尤其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机械,日益得到青睐。1997年,前总理朱镕基主导的砸碇运动对劳动密集型的本土纺织机械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作为这样一场转型的结果,中国纺织品在全世界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大量纺织工人却下岗了。同时大量机械制造业破产,相关行业工人失业,因为它们原有的市场份额被德日占领。
第二,劳动条件的恶化。在从前的国有企业中,八小时工作日是标准,工人每周的休息日都有保证。现在国有企业的比重大大降低,血汗工厂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沿海地区,12小时工作日成为标准,工人们如果幸运的话可一个月休息一天。在职工人若超时工作,大规模失业也就在所难免。
在1996年到2002年这段时期,制造业工作岗位在全球减少了2200万,而中国在同一时期的损失量达到1500万,占全世界总缩水额的2/3。除大规模的工作岗位净损失之外,中国转型为世界的制造业平台,为跨国公司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尽管许多制造活动是在中国进行的,但收益大头却常常被西方公司拿走。不妨再以所谓“极具竞争力”的中国纺织工业为例,中国的生产厂家所获取的利润额不足10%,超过90%的利润流入了控制着品牌和销售渠道的跨国公司手中。我们不能怪罪中国偷走了工作岗位,相反,我们应当多去了解依据新自由主义原则而进行的全球产业重组,了解这样的重组是如何摧毁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的工作岗位的。依据这一思路,中国就不应当被视为当前发展模式的替罪羊,而只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参与者:一小部分的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全世界范围的精英集团,而劳工阶层则正如全世界各处所发生的那样,被边缘化了。
为了愚弄大众,美国的主流媒体常常把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归罪于中国,但是,美国的统治精英完全清楚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2005年5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中,来自保守派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亚洲政策研究主任William H. Overholt承认:“中国迅速的全球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严酷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数减少了4400万。中国已经损失了2500万的制造业岗位。”他列举的数字甚至要比上面我所引用的中国政府的数字还要高,因为他的数字所指的时间跨度更大。
可悲的是,美国劳工组织不是仔细审查这些事实并分析全球化系统究竟在哪里出了错,相反,他们频繁地听信主流的误导,不是把枪口对准老板和政府,而是对准了其他国家的工人,认为是他们偷走了自己的工作。中国的一位工会组织者如此评论这一悲剧性的事实:“全球大资本学习马克思比任何人都学得好,他们知道团结的重要,通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团结在一起制定有利于他们的规则,而各个国家的工人则经常被他们挑动起来自相争斗。” 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工会组织所倡导的边境税调节举措只不过是又一次被资本所操纵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
如果碳关税的目标是防止就业外流,那么指望这些保护主义的举措在不触及上述全球化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必然是治标不治本。事实上,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保护工作岗位。比如,美国工人大可以支持中国改变政策,减少和消除跨国公司的优惠待遇。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实施了许多倾向性优惠措施,比如较之国内企业的低税率,大量的出口退税。削减或者消除跨国公司在许多部门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的呼声在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美国工会组织如果能够支持这样的努力,这将是太平洋两岸的工人的双赢。中国减少税收优惠,减少了跨国公司将工厂转移到中国的经济刺激,美国劳工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工人而言,一个更大比例的利润份额将留在中国本土,而不是被跨国公司吸走。关键是全球劳工阶层要找到办法,进行通力合作,向资本问责,而不是被挑动去鹬蚌相争,使渔翁得利。
如果碳关税的目标是防止碳外流,也同样存在问题。首先,如何定义外流?实际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新建的能源密集型设备,比如钢铁、化工、水泥等方面,都比发达国家现有的设备更有效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这些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毫无道理。
其次,关税调节措施摧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感受中,这将成为某种暗箱操作手段,以迫使他们也接受同样程度的减排。这将有害于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信任的建立。有聪明得多也持久得多的方法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碳密集型或能源密集型工业加入减排的国际共同行动。
自2005年起,诸如焦炭、钢铁和水泥这样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强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先是取消了这类产品的出口退税,接着又开始征收出口税,并逐步提高税率。中国政府采纳了来自环保部门的建议,主动采取了这一关税调节举措,大幅度降低了相关产品的出口额,比如焦炭2009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比去年同比下降97%。现在,环保部正在研究各种绿色税收的可行性。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充分的鼓励去实施这样的减排举措。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发达国家所担忧的公平竞争问题;另一方面,长期来看这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得益。毕竟,就人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基础要比发达国家脆弱,因此资源的大批量出口以及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哪怕在某种狭隘的经济意义上,这些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更有效率。不过,在一段时间框架内,这些举措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性的,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政策空间以便自行决策,而不是被迫过早承担同等的减排责任——正如在蒙特利尔保护臭氧层协议中,允许发展中国家有更长的缓冲期淘汰破坏臭氧层的化合物。进口国所采取的关税调节措施只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而采用。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拒绝承担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他国家将有权对美国产品征收碳关税;如果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在规定的宽限期后仍然拒绝采取主动措施减排,其他国家有权考虑对其征收碳关税。然而,现在欧美提出的碳关税或边境税调节,只是发达国家的单边行为,这非常不利于国际间共识的达成。公平而有效率的边境税调节体系,应该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下进行谈判和实施。关税调节举措所获得的款项应当纳入一项联合国监管的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不幸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所倡导的碳关税政策,名为促进减排,实际上是贸易保护的借口。这一点在近期的一个世贸争端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2009年6月欧盟联合美国在世贸指控中国对包括焦炭在内的工业原材料采取出口税等限制出口措施;而仅在2008年3月份,欧盟还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焦炭征收为期五年的正式反倾销税。在欧美不需要更多焦炭的时候,他们指责中国倾销;在他们需要廉价焦炭的时候,就指责中国限制出口。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本国提出征收碳关税(进口税)的同时反对发展中国家用出口税调节高能耗产品的出口,表明欧美政府更多是欲使用碳关税作为贸易保护和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借口,而不是真正关注减排。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可以更加积极地与西方进步人士互动,讲清事实,挑战西方政府的双重标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
第七节 气候的开源运动在何方?关于智慧产权与技术转移之议题
知识产权体制的倡导者们宣扬,知识产权将为革新提供动力,同时也为人们采用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提供刺激。但事实上,有大量的例子显示了相反的结果:知识产权成为技术创新和传播的障碍。蒙特利尔保护臭氧层协议就是一个例子,尽管该协议在国际环境条约中是相当成功的。当前,不破坏臭氧层的新一代冷冻剂技术专利,由杜邦等西方大公司所垄断。蒙特利尔协议没有规定强制许可(所谓强制许可,是指在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强制征用专利,所付费用将由征用者酌情决定,而不是由专利所有者决定。美国其实是使用强制许可最多的国家,但其一贯持双重标准,在国际谈判中尽量阻止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使用强制许可),相反,西方公司可以继续为其专利产品索要高价,而这样的价格是发展中国家出不起的。同时,作为妥协,发展中国家被给予更长的缓冲期,以换取对西方公司专利的无条件保护。比如,就氢氯氟碳化合物(HCFCs)来说,发展中国家仅需在
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障碍而受到伤害,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就是Enercon,它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风力能源公司之一,也是世界第三大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在过去几年里都是德国风力发电市场的领袖。它的重要发明之一是一种无变速箱直接驱动的风力发电机。在传统的风力发电机中,变速箱故障最为普遍,是造成发电机停转的最大原因。因此,这项新技术大大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维修需要。然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裁定,Enercon公司被禁止在2010年前向美国出口其风力发电机,因为Enercon被控侵犯了Kenetech公司在美国申请的5083039号专利技术。Enercon声明,是Kenetech公司盗取了他们的专利权,抢在他们之前在美国注册了专利。在欧洲议会就此进行的专门调查中,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披露说,关于Enercon的详细信息是通过美国情报网络Echelon传给Kenetech公司的[xiii]。2008年早些时候,Enercon公司同它的竞争者通用电气公司达成了交叉专利协议(通用电气公司拥有7397143号美国专利,该专利部分基于5083039号专利)。在这部国际间谍和法律斗争的长剧中,无论是Kenetech公司还是通用电气公司至今为止都未建造或者安装任何以争议中的技术为基础的直接驱动风力发电机设备,其中Kenetech公司于1997年宣布破产。简言之,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专利法则的作用,就是至今为止阻止了这一对减排极为有利的技术在美国的应用。再一次,环境成为输家。
知识和观念之美,其一就在于它们是非竞争性的、非排他性的,这使它们不像大部分物质材料。如果你有一只苹果,我有一只梨,我们做个交换,那么我就只有一只苹果,你也只有一只梨。如果你有一个想法,而我有另一个想法,我们作个交换,那么结果我们就都有两个想法了。我使用一项技术,这并不阻碍你也使用同一技术。但是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把知识作为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资源来使用:如果我为一项观念申请了专利,那么别人就无法再运用这一观念了,除非他们付得起专利垄断价格。有更好的办法去刺激发明创新,犯不着以这样的方式把知识商品化并将其垄断。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IT产业的开源和免费软件运动。开源运动拥有的数百万追随者,自愿并无报酬地贡献了他们的时间。这一运动所造就的一系列技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Linux和公开办公室。这些产品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了成本极低或者干脆零成本的消费选择,为不愿意或者无力承担微软公司等垄断企业的高价软件的人们提供了可行的替代产品。与传统的版权或者知识产权相反,免费软件遵循“开放共享版权”(Copy Left)的原则,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
1. 自由地使用和研究有关成果;
2. 自由地复制并同其他人分享有关成果;
3. 自由地修改有关成果;
4. 自由发布分享修改后的、因此也是衍生性的成果;
5. 所有衍生成果都应当在同样的或者对等的“共享公共版权”原则下进行发布分享。
此运动提倡思想与知识的的自由分享与发展,而反对对知识的垄断。
笔者在和朋友们的讨论中,常常试图说服他们气候变化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而不是富有的国家用来阻止发展中国家开发经济的阴谋。结果虽然经常让人感到沮丧,但也有一些回馈。这样的讨论中有时候会浮现一些尖锐且让人深思的问题。一位在IT产业工作的朋友就曾给了我一个相当有力道的看法,以下就是他的论点节录:
“如果全球变暖真的如你所说,对人类文明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那么,为了气候而进行的开源运动在哪里?我是自由软件运动相当积极的参与者。跟其它散居世界各地的科技人一样,我每星期花超过10小时的时间在这档事儿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协助创造与分享的自由软件可能伤害整个IT产业的利润。但是,我们也了解,生活中有比不惜一切代价去赚钱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投入这个运动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个世界更好与更公平。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除非我看到一个可以跟自由软件运动相比拟的运动,不然,我还是会怀疑你们这些人只是另一个利益团体,至于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东西,都只是某种贩卖西方知识产权的伎俩罢了。”
我没办法针对他的怀疑进行辩解:IT领域的开源运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而大部分关切气候变化的人仍只是坐而论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的技术转让机制,至今为止没有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任何一项科技。一些跨国公司确实建立了一个“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拥有大约200个会员公司,专门处理商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2008年上半年,该委员会启动了一项环境专利共享项目,号召跨国公司捐献一些对环境有利的专利向公共领域开放。任何公司只需捐献一项自行选择的专利就算加入该项目,并获得相关的好名声。迄今已有七家公司参与其中,包括IBM、诺基亚、博世、施乐、杜邦、Pitney Bowes、索尼,但是这些公司捐献的专利大都无关紧要,称不上有什么大的技术突破,也不具备大的潜在销售市场。与此对比,在2008年12月波兹南谈判期间,这个委员会的代表称,“产业界完全不能接受”在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协定中包括任何强制性的专利扩散条款。他们要求技术转让仅仅在跨国公司所参与和主导的体系内进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怀疑该委员会的环境专利共享项目的初衷并不是真正推进可持续发展,而是仅仅用一些漂亮口号和表面行动为跨国公司做公关;甚至可能更糟糕,该项目其实是跨国公司们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意图防止实行强制许可。
“关于气候问题的开源运动在哪里呢?”这足以成为对所有参与环境问题的人们的挑战,无论是政府部门、商业界还是非政府组织。希望有一天在气候领域也出现Linus Torvalds(Linux 创始人)这样的开源运动领袖,有更多的环保技术能够向全世界开放。全球变暖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挑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创造来消解危机。“开放共享版权”原则所体现的观念互惠性更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相反,目前的国际专利体制所推行的进一步将知识和科技商品化垄断化的举措,只能妨碍这一点。
除了国际专利体制所设置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误解也阻止了人们就气候和技术问题进行更有建设性的讨论。这一障碍就是,有太多的人误认为值得全球推广和共享的环保科技只能来源于跨国公司或者具有利他心理的高科技人士(比如Linus Torvalds那样把时间和精力贡献给开源运动的人)。事实上,值得推广和共享的观念和技术并不一定就是高技术,他们大可以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各个社区:印度河谷的农民有一套令人赞叹的不依赖于化石燃料的传统灌溉系统,巴西农民正在着手恢复并推进他们的混合农业,英国草根的过渡城镇(过渡意指从全球化的高碳经济过渡到当地化的低碳经济)运动正方兴未艾,等等。
再以中国为例,国内太多人被洗脑落入西方话语陷阱而不自知,一说起新能源就只是高科技风能,光伏发电甚至生物燃料之类,却不知道其实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在不止一个方面全球领先的:第一,太阳能热水器,最环保的供热水方式,中国的使用量占全球2/3。第二,农村沼气池,中国无论是技术还是推广,都是全球第一。这其实是集多功能为一体的先进技术:农村粪尿处理,改善卫生,同时生产有机肥,减少直接烧柴草造成的植被破坏和室内外污染,减轻江河湖海的富营养化问题。现阶段很难找到比这更环保的科技了。
只要打破了对所谓“土”科技的歧视,中国其实可以在这些方面更大有所为:第一,在中国进一步提高和推广太阳能热水器、沼气池、节柴灶等低价高效的节能减排科技。比如沼气池技术,在推广层面仍然有许多问题,有相当的潜力可挖。第二,帮助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这些科技,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双重目标。第三,某些科技可以向西方进行有支付的技术转移,或者技术互换。比如西方用粮食造生物燃料,引发了粮食危机;相比之下,沼气池技术是真正的变废为宝。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风能、光伏发电这样的高科技新能源,只是不能忘记: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同时,发展高科技新能源的时候一定要从国情出发,以我为主,真正的高科技是买不来的,市场换技术的教训还不够多吗?
回到技术转让问题,在国际谈判中目前的问题是人们往往忽视和边缘化节柴灶、沼气池等切实可行的观念和技术,而过分专注于西方跨国公司所拥有并希望以垄断高价出售给他人的高科技。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农民当然没有为他们的技术申请什么专利,因此他们的这些科技都可以免费获取并以相当低廉的费用大规模推广。然而,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在内的国际气候机制,常常边缘化这些科技,而不是促进它们的分享和推广。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让这些基于社区的知识和技术服务更多的人们呢?支持将这些技术纳入目前的知识产权体系能够促进这些技术的普及吗?对此,不妨同传统药用植物的遭遇进行类比。相关知识产权化的尝试往往以生物海盗行径而收场:西方医药公司将传统药用植物和相关知识注册专利,剥夺当地人分享利益甚至继续免费使用这些知识的权利,尽管是当地人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发现并积累了相关知识。如果我们希望阻止基于社区的生态技术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我们要推动“土”技术与“洋”技术的全面普及,就必须挑战现有的知识产权垄断体制。
第八节 超越技术改良——美国梦仍然值得向往吗?
探索低碳经济的真实可能性
相较于其它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正采取更为具体的行动来发展干净的能源与提高效率。这样的努力值得赞赏,而我们只能期待美国也会如此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问:这样的技术改良是否足以应付气候变化这种大挑战?让我们检视一些事实。
全球变暖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因此,必须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中国对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能源以及科技定位上的强力关注,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其意识形态是根源于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种来自斯勘地那维亚的理念。这是一种乐观的,以改良为取向的(reform-oriented)环境论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与科技创新抱持信心─借着提升能源与资源的使用效率,科技革新能够解决环境危机,且在同时间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部双赢的变奏曲。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就可以期待,发达国家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不幸的是,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很明显,美国并没有遵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在2006年发布了一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报告,根据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人们可以作如下的推算,假如中国人以美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需要的星球就不止这一个。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我们恐怕得需要5个这样的星球。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的“生态足迹”(指为了维持某一地区人口的现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一定面积的可生产土地和水域)已经超越了地球的生物承载力,到2003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5%。我们已经在透支不可再生的资源。像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正是过度消耗资源的典范。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国家范围内确实维持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们的生态足迹要小于他们的生物承载力。不过,一大原因在于他们的低人口密度以及很高的人均生物承载力。这些国家的人均生物承载力在5.8地球公顷(指全球具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等于一公顷土地)和7.6地球公顷之间,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8地球公顷,更远远高于中国人均的0.9 地球公顷。如果我们都达到瑞典的消费水平,则我们还需要三个这样的星球。因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复制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很高的人口密度。尤其是中国,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所以中国的环境压力极大。
下面的图表,明白显示了可持续发展所要面对的诸多挑战。可持续发展是对“在生态体系所能容纳生物的最高容量(carrying capacity)中促进人类生活质量”之承诺(UNEP,1991)。一个被广为接受测量“幸福”的指标是UNDP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而生态足迹则是测量我们对生态空间之需求的指标。HDI值超过0.8,被认为是发展程度良好。于此同时,生态足迹低于全球人均的1.8地球公顷,亦即低于地球上每个人所拥有的平均生态承载力,便意味全球层次的可持续性(此处所用的假设省略野生动物对生态空间的需求)。一般来说,成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满足这两个判准的最低值。从下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的,欧盟与美国的确跨过高度发展的门槛,不过,却是以耗用比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更多的资源来达成的。唯一一个满足可持续发展最低指标的国家是古巴。
人类发展指标与生态足迹,取自2006年“我们生活的星球”报告
在2008年12月的波兹南气候会谈中,中国表示,发展本身就是应付气候变化的伟大贡献。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与权利应该被保障。但是,主流的发展讨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关键问题。以生物燃料为例,目前在生物燃料讨论中的用语及选项,相当清楚地显示了西方和消费阶层的偏见。关于生物燃料,我们所听到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工业规模的生物酒精或生物质能发电发是否可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方消费人群一直想当然的视电力为必需品,而不是一种当其它生活需求获得满足后所拥有的生活改进品;而酒精被设想用于替代石油用来发动汽车。相反,很少有人讨论使用生质能源的其它方法,例如,直接燃烧生物质(biomass),或沼气池。全世界超过3亿的家庭(或约20%的人口)仍然依靠燃烧生物质(多数是烧柴)来烹煮食物。他们绝大多数使用明火或用石头搭建的简单三角灶,但是,这种烹煮方式非常没有效率。每年约有160万人间接死于这种烹煮方式所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在许多地方,例如,海地,对燃料的需求也是让森林消失和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然而,快速改善的科技其实早已经存在。节柴灶能够减低燃料的消耗达80%,并大量减少烟雾及有机性挥发气体(organic volatile)的排放。当我们言及生物能源的发展,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的材料和人力资源,把节柴灶这样的科技大面积推广。这样,世界上20%最穷的人口能够更好地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他们的发展需求。然而,当人们想到发展与科技进步时,很少人会想到节柴灶、沼气池之类的科技。相反,一个关于发展的通常印象是,更多的电器设备、消费品与汽车等。
关于汽车的问题,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中,中国已经抛弃了它以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和自行车的关注,转而鼓励私家车导向的生活风格。古巴在199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数百万辆的自行车和数条自行车生产线,这部分是为了应对前苏联解体而造成的能源危机,但无论如何都与当前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在同一时期却从西方进口了数百万辆汽车和多条汽车生产线。2004年,中国成为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私家车拥有者的数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着。
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温室气体排放也日益增加,除此之外,私家车消费的大规模爆炸也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受害最深的还是穷人。公共汽车由于交通堵塞而变得越来越慢。北京公交车在1980年代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在1990年代,这个数字减小到8公里。今天则进一步减小到4公里,差不多是在爬行。即使我们一夜之间拥有魔幻般的技术,使所有汽车变得无限节能,也就是说,零燃油、零排放,也仍然存在另外的制约:围绕汽车而建立起来的城市交通网基础建设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建设摊大饼已经吃掉了如此多的可耕地,造成了四千万到七千万的失地农民,同时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让我们想想,假设有50%的中国人开车,其余50%的人还会有地方走路与骑车?我们是否会有足够的土地来种植粮食养活全国人?同时,北京人均单向通勤时间现在已经高达97分钟,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生活?技术改良,比如节能和减少单车排放,确实是重要的,不过人们还是有必要去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想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拥有怎样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想要怎样的交通系统和能源系统?如果没有发展模式的转变,技术改良的空间是有限的。毕竟,最最高效的小汽车,其能效还是远远低于自行车。
下面这张照片,是于2006年夏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附近所拍摄。之后,在中国的许多演讲中,我一直使用这张照片,请听众猜测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与什么地点所拍摄的。没有人猜得到。两个最常听到的答案,是20年前的某个中国城市,或当今某个东南亚的城市。即使我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关心社会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人,他们仍在这方面被洗脑了:现代化城市应该是一个有很多汽车的地方,而自行车则被视为落后。这个问题颇有启发性,如此多的中国听众认为今天的阿姆斯特丹是二十年前中国的某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没错。正如同今天的阿姆斯特丹,回到二十年前,城市是为行人和自行车设计的,在大部分城市的道路设计上,自行车道和汽车道一样宽,甚至要更宽一些。这种结果,不是偶然造成的。一些西方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太穷买不起汽车,但是人均的低收入并没有能够阻止马尼拉或者曼谷在数十年前就成为汽车横行,交通堵塞的地狱。
在1970年同美国进步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xiv]的一次访谈中,周恩来总理提到汽车在某日本城市所造成空气污染的问题,并表示中国不会发展汽车导向的都市计划。当时,他可能不知道石油危机或气候变化,但他有足够的信息去了解,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与资源的限制,私家汽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无法买单的奢侈品。所以,政府决定把发展焦点摆在脚踏车与大众运输系统,以服务大众。有个与此相关的观察,韩丁发现,在首都北京与山西村落张庄之间的物质差异相当小,这进一步表明了那一时代“服务人民”而非“服务精英”的政策导向。遗憾的是,39年前中国总理的智慧,已经被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与许多人民所遗忘。今天的中国,特征是快速扩张的贫富差距,而城市规划越来越以汽车为中心。所以,中国最近的汽车狂热,是一个好的发展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复制西方所犯下最坏的错误?同样的问题,应该要问中国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对消费的狂热。
第九节 当前的经济危机:绿色希望或黑色恐惧
美国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中国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由于美国国内的需求下降,在中国沿海的出口地区,许多出口导向型的工厂因而关门。关门工厂的数量,还会更多。在许多案例中,工厂老板直接在暗夜中溜之大吉,留下数百位不知如何索取薪资的工人。据2008年底的估计,约1千万位民工回到他们的村庄,另有2千万民工继续漂浮在城市中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为了对抗经济衰退,中国宣布了高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也遵循这一思路而制定了各自的刺激计划,投资总量高达十万亿人民币。绝大多数的投资将用于基础建设。
危机一词在中文中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遇。持续的经济危机,尽管糟糕如斯,却也能够提供中国机会,重新审视出口导向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增长战略。迄今,来自中国政府的信号是非常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应当抓住油价降低的机会实施燃油税规划,这将有助于遏制燃油消费,并在长期内鼓励向清洁能源的转移。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在鼓励消费者购买汽车,以便刺激经济。如此的混乱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市场导向改革的提倡者和实施者们都抱持着某种没有明示的信念,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复制美国体制。如今,面临这场源自美国这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心的暴风雨,许多人开始在痛苦的挣扎中尝试去理解、去应对。
在政府所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许多基础建设工程是能源或者资源密集型的,重复的仍是1997年中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老路。基础工程建设本身并没有错。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以走出贫困和破坏性的环境问题,就象世界上最穷的那20%人口仍然是在用明火,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更为节能的炉灶和沼气设备,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居住在中国。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基建工程?太阳能、风力发电、智能电网,虽然需要一次性的大规模能源和资金投入,却可能替低碳经济的未来立下基础。另一方面,愈来愈多的高速公路与汽车,城市规划继续摊大饼,可能不利于此未来的实现。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所居住的乡村来说,有许多可能的计划能带来长期的环境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利益。许多灌溉水渠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严重破损。修复这些基础建设以及发展新的水利设施可以大大地改善农村和农业对干旱与水患的应对,为气候变化作出更好的准备这样。种植树木、复育防风林以保护农地免于土壤侵蚀等,也具有同样的效果。过度使用化学肥料与杀虫剂(中国单位面积所用的化肥农药,是世界平均的三倍左右),已经造成严重的土壤破坏,并且威胁食品安全;同时,日益上涨的化肥农药价格,由于生态破坏要用越来越多化肥农药才能维持同等单产,也造成农民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现在,随着上百万民工因下岗而返回家园,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去推动更为劳力密集却更加可持续的有机农业。如同许多专家所指出的,有机农业是一个有效的减排与适应措施,以对抗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这样的单子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只要人们愿意放开眼光并摆脱当前发展范式的思维局限进行思考。许多这样的项目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和人民可能因此不愿意采纳这样的工程。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已经如此深长地浸润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文化氛围当中了。然而,当前持续着的经济危机难道不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去质疑这种文化吗?
正如斯特恩爵士在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是市场最大的失败。”事实上,与当前经济危机中金融市场的失调相比,这确实是更大的市场失败。我们处身两种危机当中,正是因为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在这个全球环境、社会与经济危机的交会处,我们迫切需要提问:“我们希望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发展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发展?”
[i] Figure from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heirs or ours?” by Jim Watson and Tao Wang at http://www.wilsoncenter.org/events/docs/jim_watson_presentation.pdf.
[ii] Ibid.
[iii] Ibid.
[iv] Ibid.
[v] Figure from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heirs or ours?” by Jim Watson and Tao Wang at http://www.wilsoncenter.org/events/docs/jim_watson_presentation.pdf.
[vi] http://www.sasi.group.shef.ac.uk/worldmapper/posters/worldmapper_map295_ver5.pdf
[vii] http://www.who.int/heli/risks/climate/en/climmap0906.pdf
[viii] More detailed info about the program can be found at http://ies.lbl.gov/iespubs/2007aceee.pdf.
[ix] “ICCT Releases New Report Comparing Global Fuel Economy and CO2 Standards.” Green Car Congress. July 31, 2007.
[x] http://www.ccap.org/docs/resources/64/Developing_Country_Unilateral_Actions_2007_Update.pdf
[xi] “China government adviser urges greenhouse gas cuts”, by Reuters News on 08 September 2008, By Chris Buckley,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reutersEdge/idUSPEK19898020080908
[xii] China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xiii] ECHELON is a name used in global media and in popular culture to describe a 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network operated on behalf of the five signatory states to the UK-USA Security Agreement (Australia, Canad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bove case regarding ECHELON is documented in a EU Parliament investigation, and its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REPORT+A5-2001-0264+0+NOT+XML+V0//EN&language=EN
[xiv] Appendix 1: interview with Prime Minister Zhou Enlai, in “Shen Fan”, William Hinton, 2008 Chinese edition.
关于作者:
文佳筠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学者。她在2030研究所担任中国项目研究员,这是一个关注可持续发展的NGO机构。这篇报告由关注全球南方委托研究。关注全球南方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设有办公室,该组织集政策研究、倡议、社会行动以及草根能力建置为一体,针对企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及军事化等主题,提出批判性分析,并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辩论。
文佳筠要感谢在本文撰写期间,Larry Lohmann和Joshua Farley 关于技术转让, 以及Joshua Muldavin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讨论。她也感谢Dorothy-Grace Guerrero和Nicola Bullard,花费不少时间进行编辑。
文佳筠的联络方式为dale.wen@gmail.com
关于譯者:
苏毓婷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学系财经法学组、新闻研究所。2005年起先后服务于绿色阵线协会和荒野保护协会。2008年加入浩然基金会国际NGO工作伙伴计划,派驻泰国曼谷参与「关注全球南方」的工作。
关注全球南方中国项目
“关注全球南方”的中国项目于2005年发起,这是该组织最新成立的国家项目。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项目和主题团队,藉此达到与各项倡议和项目工作的完全整合。
由于中国在国际和区域中持续扮演着重要和有力的角色,在各种领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关注。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全国性和国际性)愈来愈意识到与中国互动及应对的必要性,“关注全球南方”透过提供信息、协助及合作,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关注全球南方的中国项目持续进行关于中国发展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出版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