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在近些年的私人生活,已经有许多研究,比如妇女引导着生活向私人空间转变,而男人们是不得不服从这一逻辑的,因为妇女当家,家庭权力由男子转向女子,新时代的媒体和各种“现代常识”都在强调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私密性。但是不可忘记,妇女的私密生活不仅是爱情和家庭生活,除开这些私密生活,在特定的场域中,她们还有许多社会交往和价值追求,尤其是价值追求的生活行为,深刻地表现妇女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世界的自我定位和角色扮演。


    “无主体”熟人社会中的主体


    妇女在集体时代参与到大生产劳动中,广泛地参与村庄生活,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获得了一定的解放,私密生活也开始有一定的空间。改革之后,在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下,妇女重新回归家庭,担任起了个体农户主要的农业生活和家务劳动角色,男子则在农业充当主要劳动力,并在村庄中担任主要的社会交往角色。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妇女并未首先外出务工,即使在近几年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退回农村和附近城市务工,妇女也并非如男子一样沉醉于挣钱的竞赛之中,在男子主外的角色优势之下,农村妇女在平时承担了主要的家庭与外界的往来事项。


    据笔者观察,农村家庭与家庭之间礼物的交换主要由妇女操作完成,而且在平时忙碌时也只有妇女暂时舍下时间来走亲戚赶人情,看望老人,在接待客人时,妇女是当仁不让的当家人,忙里忙外,给客人端茶倒水,煮面条和做饭,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也主要由妇女来负责完成。妇女担任这一传统角色,至今在担任这一传统角色。


    特别是在闲暇的晚上和年节,是妇女在操心诸多家庭事务。冬天,几个妇女坐在暖房里讨论得最多是家庭事务,她们感兴趣的事情许多,但凡离不开一个“家”字,比如对自己的子女的婚配尤其关心,侄子侄女的婚配也很关心,还有婆媳关系和农村的人情往来都是她们所关心的话题。在妇女还未外出的时代,早晨的洗衣场就是妇女们一边洗衣服一边闲聊的好地方,待妇女们都出去有自己的工作了,就只有年节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闲聊,期间有许多对家的操心。只要去观察,凡是聚在一起的,多是妇女最热闹。几个女人一台戏,你唱我和,出主意,拿意见。


    年节的人情往来是妇女们操心的一大事务,虽然人手不够时男子会帮忙,然而妇女记得最清楚,谁家在上次家里办事时来送了礼,送了多少,妇女决定还礼与否。妇女是在当家,她不得不当家,在社会交往方面,当家首要地要意味处理好人情往来的关系,社会交往中的亲戚部分全部妇女的操心来应付,除了男子自己喝酒吃肉打牌和务工时新交的朋友圈。除了在仪式性人情上安排之外,日常性的人情也主要由妇女来安排,并且表现除了更多的主导性,过年时给老人一点礼物,收获了一些特产和做了一些美味食品,都是由妇女带出去送给邻居和亲戚。哪一个老人和亲戚遇到了大病,妇女当仁不让地要去表示关切。妇女在农村很少有自己的交友圈,她的亲戚就是家里的亲戚,她要打理这些亲戚关系,这一点与男子不同,在工作上和娱乐上,男子可能混熟了几个朋友,互有人情往来。


    在男子普遍务工的背景下,村庄的社会交往主要由妇女来操心是属不得已,尤其是平时妇女有较多的闲暇时,妇女在村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如果在熟人社会里,男子忙于挣钱无暇村庄交往,那么妇女正好填补了这个角色,而且妇女还可以完成得非常好。农村妇女的社会交往,且只有在村庄范围的交往,其它的关系很难拥有,村庄的规范和结构也不提供类似给男子的机会,妇女是属于家庭的,而男子在属于家庭的同时还可以发展自己的私人关系。这样说,妇女在村庄熟人社会的维系中,已经起关键的作用,甚至比男子还要重要。他们也仅仅发展作为家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属于她和丈夫共有。当然有一点需要指明,在年代一代(新生代农民工)那里,妇女也可以获得自己的朋友圈,但在村庄半熟人化,即人们在一个村落范围内不再互相熟悉下,妇女获得自己的朋友圈既是妇女发展独立社会关系的表达,也是村庄熟人社会,以家庭为核心的村庄熟人社会的瓦解之时。


    妇女的社会交往一是宗族内妇女圈子的闲聊、交往,二是在家庭的亲戚之间走动,包括正式赶人情和非正式的往来,例如在娘家和姐妹家,这是妇女生活的一个社会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妇女的价值追求。


    妇女的世俗化的虔诚与家庭信仰


    妇女在作为家庭的代表与村庄和亲戚进行交往,是家的拓展,是家要在社会中获得一个地位和受人尊重的保证,而妇女在价值追求方面的信念和行动,则是一个在社会交往中寻找本体性价值的体现,农村妇女在这方面比男子在实践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这不是特定时代的特征,而是妇女一直以来的特征,可以认为是妇女这一群体承载了本体性价值焦虑的主要部分。


    笔者所在农村是一个南方村庄,传宗接代的思想非常牢固,至今村庄未出现主动的纯农户,而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纯女户也不过两户,在村里妇女和老人最热衷的话题无疑是某某家生了个儿子,不光是传出她公婆高兴,而且娘家人也是十分高兴,心里终于安心。在村庄里,“绝代”等于完蛋的思想十分坚固,而且村庄的修造坟墓和祖堂,举行集体祭祖的习俗也不断地强化人们这种生儿子延续香火的传统。95年之后的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一个儿子,那时确有许多家庭只生育了一个儿子就不生,但是近几年随着乡村计划生育的强制力减弱,乡镇也放水养鱼式地纵容,许多家庭生一个儿子还不罢休。也因此,生一个儿子在村庄是最令人喜悦的事情,在现在尤其明显。笔者还未结婚,就有老人劝一定要生一个儿子,舅舅在闲聊时也举各种例子和讲各种例子来防止笔者逃离这种传统的生育观念。父亲这方面就更加强调得非常多了。对于男子,如果结婚生了儿子,那么这一生命运就正了,对妇女而言,就如杨华对传统村落的妇女的意义世界的探究,这一生命运也就定格,她终于可以安下心循规蹈矩地过生活,辛苦一点不要紧,重要的是有一个辛苦的理由。一个家庭三口人,夫妻双方在年轻时齐心协力,挣钱供儿子读书盖房子娶媳妇,一生便在至少是可以预期的几十年内安然度过。由于儿子,妇女在家庭就可以安稳,就不会焦虑如果第二胎生的是男还是女的问题。在大冶调查的一个妇女躺在产房里所想的情景,也正是说明了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渴望。


    在传宗接代逻辑和保全子嗣香火的逻辑下,妇女对于男性子嗣和全家平安特别敏感,因此为了生儿子,一个妇女可以表现得特别虔诚,尽管是世俗的虔诚,而且婆婆在此时也会与妇女一起对神灵世界寄于了很大希望。在村庄里,有3座民间佛教庙宇,这些庙宇一般都是妇女来日常经营和操劳,虽然家里的男子也是支持的。


    妇女的人生意义在生儿子和养儿子,抱孙子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妇女期待通过虔诚的积累而换来香火绵延、家人平安,而且在紧急关头获得神灵的护佑。当这种虔诚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农村妇女在庙宇活动时便结构性地充当了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民间宗教的实践者。在建造庙宇时,是农村妇女动员男子拿出钱来上功德支持,在庙宇年节活动时,农村妇女一般带着媳妇和小孩到庙宇的神灵那里祈求平安。


    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村庄的宗教生活,基本都是妇女忙碌的身影,妇女作为行动者频繁地参与到庙宇重建、仪式和年节活动和日常活动中来,虽然有不少的妇女是由于自己的生病而越发虔诚,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妇女来说,为“家”是最主要是目的。她们不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对于民间佛教,这一点尤其明显。在田野观察和访谈中,笔者了解到老年妇女拜佛念经都不是为自己,“是为儿子儿媳妇、两个小孙子都好,一家老小都好”,一位老人说“自己不需求寿元健康”。老人给子代和孙辈祈求菩萨保佑,给子代上功德,在倾诉和祈求的过程中,也要说出小孩子和男人的名字,这是普遍的。


    在村落的民间佛教之中,除有一两个正式皈依佛门的佛教徒,大多数是在家弟子和未皈依的妇女。学界对于农民宗教有许多田野调查和分析,大多数都未关心信仰的主体是什么,虽然都是是农民,但是这太笼统,有少数研究关心到了作为行动者的妇女的特殊角色和日常角色。下面,笔者就来分析农村妇女在民间宗教中的参与和虔诚行动。


    从公私分野的角度看,在农村的民间信仰与宗教里,虽然男女都大量的参与,但是男子的角色更加类似于一个小公的角色,他们代表着村和组来参加宗教活动,为了是遵循一个传统习俗和在以村庙为中心的共同体中有自己的一份。按照一位山主的说法,—在村庄他们是类似了王铭铭笔下溪村的地方头人,他要出来组成山主委员会,理由主要是这个庙(岳公庙)有他们村的一份,他们不是为了敬拜菩萨神灵。还比如在举行大型游神仪 式的时候,一个男子有抬神出游的义务,是因为每一个村庄范围内的宗族都有村庙的资格权。


    庙宇作为一个村庄的公共事业,是要合“八保”(传统的庙宇辖区延续到现在)事业来完成的,男子担任面上的角色,组织和协调活动和仪式的举行,例如与基层政权协调保证活动的开展和权限。重建村庙的主观目的显然保护村庄平安,这也是老传统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相对于家庭的公的逻辑上,公的村庄共同体具有优先权。可以想见,在传统的农业村庄,和动乱频繁的时代,一个处于神秘和超越俗世地位的神灵对于村庄具有多大的作用,就如在靠天收的传统水利时代,风调雨顺,蝗虫不泛滥是农业丰收的保证,神灵在各处都护佑着整个农业的安全,这样人们的生存才有保证,在一个时时关照着生存的(糊口农业)传统时代,祈求神灵如龙王和岳王爷,也就非常合理了。


    但是妇女的行动逻辑不可用与山主和村组参与宗教活动仪式的逻辑来推导,乡村宗教生活的日常中,主要是妇女在行动,男子建立了庙宇之后,所有的宗教仪式和参与大多是妇女来完成的,那么妇女参与宗教生活的动机是什么呢?


    这里关键是妇女的价值追求,用杨华的话来说,传统村落里,妇女要安身立命就必须要生有男性子嗣,并抚养长大,为他娶妻,并抱上孙子。妇女要实现其人生意义,也就是在村落和家庭里立足,就必须为夫家传宗接代。但这是充满了神秘性和危险性的事业,过去是可以生很多孩子,生儿子的愿望容易满足,但是不好抚养,儿童死亡率高。现在是死亡率大大降低了,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要生育一个儿子更加具有风险。这时农村妇女必然紧张,在村落,庙宇的神灵给她提供了倾诉的去处,她在神灵那里倾诉自己的不幸或者表达自己的愿望,并许下愿望一旦实现如何回报神灵的诺言,当生育儿子的愿望完成之后,她又操心抚养儿子的事情了—没有当母亲就不懂得抚养的艰辛。在抚养的过程中,她真正成为一位农村妇女,操心子女,和她所担心的丈夫。她每次来到庙宇,不忘为家人祈福,一家平安,平安是福。在此基础上,为尤其是儿子求功名、财运和婚姻。 


    妇女天然地与神灵世界容易沟通,男子就没有这个习惯,大约是古来有之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村落社会和宗族社会的文化使然。这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是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规定这种功利主义,是一种“意义理性”。为了家庭,一家老小,虽然妇女见菩萨便拜,但是求的都是财富求孙子求平安,只要后人好。


    这不是一种目的-手段的最大化的工具理性关系,而是文化传统下的意义理性信仰—家庭作为妇女的信仰是妇女虔诚的或者日常地参与支持乡村宗教生活的动力。妇女不是寻求一个宗教归属,而是在宗教信仰和仪式生活中寻求一个对家庭的归属,她是在用一个人的虔诚去交换神灵对整个小家庭的回报,这种与神灵世界的交往表现了妇女在积累性的虔诚行动中完成自己的角色建构,在行动中体验了生命意义。就此,笔者以为在对民间宗教的研究中一定要关注特定行动者所处的村庄结构位置和其服从的文化体系,否则很快地抽离田野的生动现场,上升到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理论,就显得抽象异常而离真实太远了。


    2-16日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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