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时期的新方略“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 化”,简称为“三化同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三化”要“同步”,而不仅仅是“协调”;而且这个提法是在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指导下提出的,这就可 能把“三化”中的城镇化提到一个中心位置上来。把城镇化提到中心位置上来,存在着脱离工业化人为加速城镇化的危险。而且,将城镇化与发展农业现代化同步起 来,也有可能在执行中助推了“圈地运动”式的激进发展方式。

    以下,笔者将努力学习关于扩大内需的有关政策演变,梳理扩大内需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思如何更好地做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或同步地发展。

     

    一、在工业化时代,创造内需是农村的使命

    在 工业化的时代,生产力发展迅速,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就成为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国际市场体系的内核是国际分工体系。在一个已经稳定了很多年的国际分工 体系里,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生产与销售的是分工链条最顶端的产品,中国等若干国家生产与销售的是中低端的工业制成品,其他国家只是销售农产品、矿产资源和 某些产量很小的当地特产。在不同层次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换。某个国家想要改变这个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站到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将是极其困难 的。即使在中低端的工业制成品市场上,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金砖四国、东亚和南亚地区的那些富有进取心的国家,都希望能够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而且,中国 是一个有可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国家,受到的限制和压制就更多一些。那么,如何整合内部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好在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巨量的内需,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的发展更加依赖内需,这是我们立国的基本方略。19548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也说:“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那么,农业与农村必须既要搞好农产品供应,创造和提供农业剩余,也要为扩大内需做贡献。但是,农业与农村究竟应该以何种形式为扩大内需做贡献,在当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毛泽东认真地调查和思考了集体化与生产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越来越相信集体化不仅对于农业增产是必需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也是必需的。这就是19557月 所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核心观点。如同斯大林在为集体化辩护的立论一样,毛泽东首先是强调了合作化有利于农业增产,要提高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 的生产水平,必须合作化;其次,他强调要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工业化的成果“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 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他还严厉地批评了有些同志,老是站在资产 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大概就是农业和农村 应该为扩大内需做贡献的最早的理论阐述了。但是,真正让化肥和农机大规模地进入农村,是要到七十年代才发生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对于化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农机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原来认为非得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才能发展的将工业化成果运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设想,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也得到了实现。

    改革以来,我们采取了改革开放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但总体上仍然是更加重视内需的拉动。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体制性、结构性障碍,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饱和、消费需求乏力、内需潜力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等现象,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减弱。同时,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全球化趋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前,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被正式提出并逐步确立为一项战略方针。1998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应对危机的指导方针和 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强调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现有公开的文献看,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政策提出 来。1998127日,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对于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有所增加,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世界经济减速这样一个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背景下, 扩大内需方针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就更为凸显。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根据形势需要实施 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形成的“十二五”规划中,扩大内需是首要战略。

    要 扩大内需,就必须立足国内市场,着眼和着力于解决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突出矛盾和问题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 此,扩大内需的方针与后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与以工补农和以城带乡的方针是一致的,因为农村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薄弱环节。农村对于内 需的贡献,既可以通过生产性消费来体现,也可以通过生活性消费来体现。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于农村政策的重点,从抓农业生产转向了生产发展与内需扩大并重; 国家对于农村拉动内需的能力,从关注生产性消费转向了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并重。

    这个转变与农业与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也很有契合性。1998年国家做出判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到2000年国家做出判断,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它们是我国的农村政策从注重生产转向农业生产与扩大内需并重的基本前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一 历史性跨越,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为解决温饱而主要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生产,就可以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 上突出质量和效益,向多样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过去由于短缺而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就可以将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发展畜牧业 和各类加工业,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过去迫于生存压力而过度开垦的土地,就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 逐步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创造更加适合于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过去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就可以加快步伐,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 镇,更快地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在这个文件里,支持农民加快流出农村 到小城镇,这是我国城乡关系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转折点。从城乡分治到推动农民城镇化,从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到越来越鼓励和推动农民离开土地。

    国家一直重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在对粮食安全没有充分的把握之前,国家政策一直侧重于在农业和农村内部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在2003年 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采取更加直接、更加明确、更加有力的措施。”提出:“既要把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做足,又要继 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既要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又要重点抓好粮食主产区、纯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既要充分调动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 极性,又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既要立足当前采取见效快的具体措施,又要努力建立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主题就是农民增收,指向的也是扩大内需。认为在税费改革后,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在2006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内需的意图就更加显明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受阻的背景下,中央出台的2009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

     

    二、依靠农村扩大内需的战略为什么会走向了“三化同步”

    农 业大发展奠定的基础,以及扩大内需的急切愿望,使得国家超越了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转向了“三化同步”发展的城乡统筹的思路。这意味着工 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将要发生很大的转变,从依靠农业来发展工业,转向了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三农问题,这将使得减少农民和拆并村落的做法从普遍的地方实 践更加明确地升级成国家战略。

    我 们知道,如果国家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心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供应和食品质量安全,那么国家会努力将农民与土地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会导致反 城镇化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用户籍制度和集体化的方式来结合是最紧密的结合,在改革后,这种结合就被逐步地部分地打散了。农民大量流出农村,土地开始通 过流转趋于集中。在2000年的时候,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耕地的面积从不断减少转为增加。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国家既没有采取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也没有采取措施来鼓励和保障农民离乡离土。比如,在上世纪90年 代初出现民工潮之后,我国并没有为这些民工的技能培训、就业指导、住房问题、小孩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提供帮助。我们并非没有关于农民进城的制度安排,但 我们更鼓励的是小城镇建设。因为,工业化有它自己的规律,它具有向规模集中的趋势,向区位条件好的地区集中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会因为政策的鼓励而有明显的 改变。基本上,在2004年以前,是一个自发城镇化的阶段。

    2003年以来,沿海出现了民工荒,同时,沿海地区长期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发展工业的模式也到了必须调整的状态。2004年 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强有力的助推。近几年来,由于沿海工业向内地的梯度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大批地返回家乡附近 就业,甚至于在沿海和内地同时发生了民工荒。工业的布局变化为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了一个契机。所以,在近几年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均衡的协调正在 成为可能。所以,近期的农业和农村政策转向了支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体现为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现代农 业,为地方政府在辖区范围内进行耕地的占补平衡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也许可以认为,我国的小城镇建设战略从自发城镇化进入了主动城镇化的阶段。

    农 民非农就业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又推动了农民的非农就业。本来,城镇化是被动的,它是工业化的结果,不应该作为与工业化并 列的变量。但在我国,城镇化具有主动性,因为城镇化建设含有扩大内需的目标,很多地方都全力推动城镇化和房地产经济,这很难说没有拔苗助长的成分。工业化 和城镇化必须占用农民集体的建设用地和农用地,而且,城镇化开发的房产主要由本地农民居住。所以,要求农民进城,并占用农民的土地,是必须同时推进的。由 于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是可以在全县甚至更大范围内实现的,所以,这种政策甚至可以导致偏远地区的村落被拆除。由于小农的村落既是生活空间也是生产空间,要 改变农民的居住形态,也就意味有必要和有可能改变农民的生产形态,也就是发展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以前已经在发展,但是主要是在农业开发的 名义下发展的。但是现在,土地规模集中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交织在一起来了。这三方面的交织首先出现在东部发达地区,苏南在2003年最早提出了“三个集中”,也就是工业向开发区集中,耕地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三个集中同步推进。在新的形势下,这三个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有了可能性。中央在2010年底对这种新形势作出了一个总结,在2010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化同步”战略,要让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因为,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农业现代化若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或者被忽视,就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停滞,造成“三化”都难以为继。

    提 出“三化同步”方略有必要。但要警惕的倾向是过于偏重了城镇化。偏重城镇化来扩大内需对于国民经济将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过于偏重大城市建 设,拉抬了这些城市的房价,进而带动了全国房价的上涨。人民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企业不思进取,房地产经济实际上已经绑架了国民经济。那么,是否发展了小 城镇建设就是拉动内需和限制房价的两全之策?恐怕未必。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区域布局不是人力可以明显改变的。偏重小城镇建设也可能是拔苗助 长。而且换个地方发展房地产同样会抑制其他消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子,还不利于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投入。

    还 要警惕“三化同步”会鼓励圈地运动式的发展。如果是自愿拆迁,那么对于农民也是个好事。但强制农民上楼,这种做法从法理和情理上都是站不住的。而且,对于 耕地的破坏也是长期的。至于同步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鼓励了资本农业的发展道路,也容易走过头,毕竟,资本农业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而雇佣农场也未必符合 农业的发展规律。这次“双汇”事件,也告诉我们,并不是大企业生产出来的食品就更安全。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但很少有人提出的事实是,农民与龙头企业之 间签定的租地协议,其实是以政权的信誉作为抵押和担保的。政权为什么要做这个担保呢?

     

    三、要保护和扩大农村的自主发展权

    扩大内需的最关键应该是帮助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或者最短的短板发展起来。比如,在社会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应该帮助弱势群体提高他们的收入,自然就能够扩大内需。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扩大内需最终要靠激发企业和群众积极性”,要“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笔者认为,一心想让农民离开土地,瓦解农民自主发展能力的做法,其实就违背了这个讲话精神。

    人 们公认,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是农村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城乡差距比较小,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而且,社会充满了活力。之所以能够做 到这一点,关键是因为农村组织的有力。所谓的活力,主要是组织的活力,而不是少数能人的活力。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组织的活力严重衰减了,共同富裕的道 路走不通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迅速扩大。

    相 比较而言,在欧美国家,能够将土地增值收益让渡给本地居民,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让农民组织垄断本地的金融业和农资购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尝试一下呢? 我们常常说农民组织不起来,其实不是农民组织不起来,而是组织起来没有多少好处。我们说“多予少取放活”,实际上,少取做的最好,多予的跑冒滴漏很严重, 而放活主要是放活了少数人。我们一直提“先富带动后富”,这么多年看下来,“带动”和“带动”少数人增收是可能的,但要通过带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 真正要做到内需的全面调动,就不能只是少取和多予,更要放活与赋权,放手发动农民组织起来。把被城市拿走的发展权还给农民,这样做对于减少分配不公和扩大 内需也许效率更高一些。

    在 “十二五”规划里,有一段“完善农村发展机制”的内容,提出“坚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按照节约用 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社区银行,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笔者很赞同这些方向上的探索。所以要提出警惕三 化同步方略在执行中走向激进化,就是担心在执行中过于偏重城镇发展,而忽视了农村发展。

  • 责任编辑:sxh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