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分化的村庄实践:发达地区农村妇女的角色调适
——基于浙东鹅村的考察
王 会*
摘要:浙东调查发现,农村妇女性格内敛且在村庄公共领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妇女作为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突出;并且,妇女以丈夫的成功与否以及夫妻关系的好坏进行角色调适。究其原因,一方面市场化的进程带来的职业的性别分化造成男性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权,女性劳动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远远低于男性使得女性无论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还是在村庄公共领域都难以真正具有独立性;另外,村庄的经济分化还带来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分化,男性主宰的村落文化实践着性别角色的再生产机制。可见,要实现妇女地位本质性的提高,妇女群体自身积极的主体性建构迫在眉睫。
关键词:农村妇女 性别分层 社会分层 角色调适 再生产
一、 问题提出与村庄介绍
传统社会分层的理论有三种代表性论述,马克思从阶级概念出发,以社会分工和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分层标准;韦伯通过市场地位和职业声望分析社会分层;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强调不同的职业位置和专业分工呈现的社会分化。21世纪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呈现出新的综合,它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E.O.赖特(Wright)强调阶级不能简单地依靠职业来定义,还应当从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进行分析,以个人与资本、决策、他人工作等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定义阶级。上述种种研究皆缺少性别视角,只有赖特强调了将家庭纳入分析中,特别要分析性别分工的作用(E.O.赖特,2002)。
社会分层理论关于劳动力市场与性别分化吉登斯(Giddens)早有论述,他指出:“性别本身是分层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范例。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有社会的男性都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现代社会中,由有关性别与分层的研究提出的这一重大问题,听起来简单,但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阶级分化来理解性别的不平等。”(吉登斯,2003)
费尔斯通(Firestone)试图通过性别分化来理解阶级的不平等地位,认为“性别之间差异的自然再生产,直接导致了在阶级产生之初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并且提供了一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范例。”(费尔斯通,2005)
不少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将性别变量加入分层研究时,要关注家庭要素,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丈夫和父亲相关联,同时丈夫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体制中无疑从妻子的无偿劳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蔡禾、吴小平,2005)。
性别差异、家庭要素、角色分工的纳入无疑是对社会分层理论的有益尝试和深化。如佟新将性别因素引入社会分层的研究,建立理解转型社会的中国性别分化的理论框架,分析已出现的性别间和女性间的分化。她从性别比较的视角,认为两性间的分化是明显的,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和女性化职业的贬值。从劳动力市场看,劳动力市场因性别、阶级和城乡身份等带来的多元性,产生了性别内的分化(佟新,2010)。然而,在一个特定的村庄场域中,性别社会分化是如何实践的依旧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浙东地区调查发现,村庄里的妇女性格内敛且在村庄公共领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妇女作为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突出;并且,妇女以丈夫的成功与否以及夫妻关系的好坏进行角色调适,妇女甘愿呆在家里依附于男人。对于发达地区这种“妇女回家”现象,学界也有关注。已有的研究及数据也表明,浙江两性对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价值定位的认同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之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妇女经济自立的意愿较弱,尤其是农村妇女。同时,两性之间的差距较之全国水平也更加大(高雪玉,2004)。对于浙江地区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有学者将之解释为男权文化的引导和女性视角的主动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父权制视角未能从根本上解释妇女地位的区域差异。经济学视角认为市场化通过利用妇女的使用价值使得妇女地位有所提高,这一过程中妇女的内在价值并未得到相应提升,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妇女地位的悖论(王金玲,1999)。这种解释颇有启发意义,即市场化并不是女性主义运作的结果,也不是性别公正的产物,它不可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目标指向。但这种经济哲学的宏观解释未免过于抽象,反而淹没了女性作为主体的生活场域及其复杂性。笔者认为,农村妇女地位深嵌在村落社会结构中,农村妇女地位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并非“提高”二字所能概括,单一的解释视角或研究路径都将掩盖农村妇女地位的复杂性。
鹅村地处浙东,距离市区
二、 鹅村妇女的性格特征及被动的角色调适
鹅村的妇女的性格可以用内敛、贤惠、消极来概括,表现出内向、独处、不善交际,对村庄公共事务缺乏参与等一系列特征。笔者结合案例从四个方面阐述:
(一)保守与消极:鹅村妇女性格特征
首先,就家庭角色而言,鹅村妇女贤妻良母的角色突出,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只要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角色。可以说,在传统农村社会,女人是家庭中的女人,家庭角色是农村妇女的永恒角色。建国以后,妇女逐渐从单一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农村妇女则自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无论在家庭的私人领域还是村庄公共领域都积极扮演起多重角色。鹅村妇女的角色相比起来则明显多样化不足,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颇为突出。在鹅村,很多妇女都颇感自豪的跟我们说,“家务活都是我干,老公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连煮饭都不会。”问及原因,村民回答说“女人要像个女人,这就是女人的事情。”男女平等意识倡导了这么多年突然听到这样的说法,感慨鹅村的妇女真是“好女人”(李银河,2005)。 这在很多中西部农村是无法理解的,随着全国妇女地位的提升,男人会干家务活是很多地方妇女觉得值得炫耀的事情,如果谁家的丈夫不会干任何家务活那不仅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更是妇女难以启齿的事情。农村妇女普遍意识到女人跟男人一样,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家务活不仅仅属于女人,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才是天经地义、合乎情理的分工。而在鹅村,不管普通家庭还是富裕家庭,这种“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已经为妇女普遍接受。余巧是鹅村的普通村民,她说“在我们这里,家里的任何事情一般都不要老公操心,老公只要处理好外面的事情就行了。”
案例1:徐女士是村里周书记的老婆,家有千万资产,可以说是全村最有面子的家庭。周书记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承包集体工厂到后来自己开办工厂,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她一直默默在背后支持、分担。据村民讲,徐女士为人低调,在村里从不张扬,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书记在外经营企业、管理村庄,她主要负责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徐女士不会开车,从不打麻将,相夫教子和家务劳动几乎是她的全部生活。只是闲的时候,到杭州、宁波等附近的寺庙去烧香拜佛。
其次,鹅村的夫妻关系与一般地区农村很不一样,显然是丈夫主导。在全国多数农村地区,流行这样的说法,“娶个媳妇当宝贝”,“娶个媳妇要当观音菩萨一样供着”,湖南调查期间,遇到一位刚娶进门的年轻媳妇要求丈夫把她从村口背到家里,颇为内向的丈夫虽觉为难但不敢不从。随着婚姻市场的女性优势地位的逐渐凸显,农村的丈夫对妻子显然是言听计从,年轻夫妻们不仅在家庭内部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亲密,在公众场合也大胆秀恩爱。笔者在苏北农村还听到一位近五十岁的丈夫在村里说要买婷美内衣送给在外打工回来的妻子,他说这些的时候流露自己是“好丈夫”的荣耀。京山农村还流行“媳妇是媳虎”的说法,妇女的家庭地位可见一斑!而在鹅村,男性主导的行事风格是不会在公开场合秀感情的,而贤惠的妻子也不会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正如案例1中,周书记的妻子然是全村妇女的模范。
再次,在社会交往上,鹅村的妇女社会交往活动相对男性而言可以说很少,无论是村内的交往还是村外的交往,她们无从建立自己的朋友圈也没有建立自己朋友圈的意识。在村内,男人常常聚到一起闲聊或者打麻将,村小店、村水库边上、大树底下等公共空间常常见到男人活动的身影;而多数妇女空闲时间情愿呆在家里,“女人最重要的是要把家庭搞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鹅村的男人有不同的圈子,除了工作、生意上的朋友圈,还有如钓鱼群、打猎群、旅游群等业余活动圈子,他们积极参加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生活可谓丰富多彩。不少访谈对象提到鹅村的男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从来不带自己的妻子,“男人的活动带老婆干嘛?”“大家都不带老婆,这是我们的习惯,谁要是带了老婆还让人觉得很奇怪。”访谈对象
而作为妻子她们对此都持理解的态度,“老公的朋友比较多,常常一起去钓鱼,我们女人呆在家里不插中间。男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女人要相信老公,我老公带回家的朋友越多越好,我家大门开着,随便谁来都欢迎。我老公平时很忙,但我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呆在家里陪我,一步也不离。老婆对老公有孝心,老公对老婆也有孝心。人做的了几年夫妻呢?吵架不好,吵过还是要好起来,不如不吵。做女人,关键老公要好就行。”(YXL,访谈实录)
“现在都平等,老婆上班、做家务。我们挣钱,我们更自由,我们男性朋友都比较多,经常聚到一起,没人带老婆,都习惯了。”(HLF,访谈实录)
案例2:
案例3:
第四,鹅村妇女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缺乏积极性。鹅村村委班子总共有十多个人,只有一位是女性,这位杨姓女副书记被鹅村人称为杨家将,因为她干练、厉害的作风跟村里其他妇女实在不一样。另外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妇女代表,主要协助计划生育工作。陈平与陈巧都是所在自然村的妇女主任,她们说其实平时也没什么事,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根本不用管。但尽管这样,她们并不愿意干这份工作,不是因为工资低,也不是因为工作累,而是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抛头露面。近期的新农村建设中,村里号召跳健身舞,要每个自然村的妇女主任负责每天去活动室开门。这让她们很烦恼,因为每次跳舞的人不到五个,女人从工厂下班后一般都呆在家里不出门。陈平说“自己性格内向也不能带动大家跳,因为每天负责开门又不好不参加跳舞,觉得非常麻烦。”陈飞也是所在小组的妇女主任,她平时沉默寡言,被选上当妇女主任很无奈,访
描述到这里,可以将鹅村妇女性格角色与一般地区农村[1]妇女的性格角色作个简单的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浙东农村与一般地区农村妇女性格角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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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区农村 |
浙东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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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 |
多样化,多能干、泼辣、积极 |
单一化,多内敛、消极、保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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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
家庭角色、工作角色、村落角色 |
家庭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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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 |
有朋友圈子,闲聊,串门,跳舞 |
以丈夫为中心,闷在家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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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 |
积极,认为与男性一样 |
消极,认为已不如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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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 |
妻子主导,可在家庭或公开场合秀恩爱,也可冷战、热战不断 |
丈夫主导,仅在家表达感情,即使面临离婚妻子只有无奈隐忍 |
(二)家庭还是男人?主体性缺失的角色调适
在普通家庭,妇女的收入能够构成家庭日常开支的主要来源,妇女就会在工厂上班,担负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双重角色。丈夫没本事,她们在村庄里也没有面子,没有参与村庄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更加低调、内敛;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妇女会回到家里当起
(1)以家庭为中心的调适。可以说,妇女的主体性囿于家庭,在家庭内部,她们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事实上,鹅村的妇女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并非表明妇女的地位低下,如村民所说“老婆的地位都很高,男人挣的钱都会上交给老婆,基本上百分之百的家庭都这样了。”但妇女无论是掌握家庭经济还是承担全部家务都是为了家庭,为了照顾家庭她们可以放弃工作,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发展的个体的主体性意义并未得以展现。当然妇女的本质力量仅仅体现在家庭中,与家庭、村落、社会作为妇女发挥能动性的场域性对象的性质不无关联,这构成了决定妇女主体性发挥的客体尺度,这在后文将详细分析。
(2)以男人为中心的角色调适。妇女会根据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即丈夫挣钱的多少进行选择性的社会交往。首先,富人家庭的妇女比穷人家庭的妇女在村庄里要活跃一些、张扬一些,这种活跃表现在富人家庭的妇女在村庄公共领域出现的频次较高、话语较多[2]。村民说,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妇女如果在村小店里看麻将会被人瞧不起,村民背地会说这家人怪不得穷,女人这么懒。当然穷人家庭的妇女也很知趣,公共场合少发言,那不是说话的地方。“看麻将,输的人心里说身边站了个穷鬼手气能好吗?赢的人心里说再看好运气就被看跑了。”所以在村公共领域富人家庭的妇女说话就理直气壮,穷人家庭的妇女说话都要谨小慎微。
其次,富人家庭的妇女的社会活动相对而言比穷人家庭妇女的社会活动要多。周大宝做花卉生意挣了不少钱,年收入有20-30万左右。家里有两辆二十多万的轿车,一辆周大宝外出用,另一辆周大宝的妻子主要用于平时逛街、买菜。据详细调查,周大宝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排前十名。周妻常常与朋友一起开车出去逛街、买菜、烧香拜佛,偶尔辅助丈夫做生意,也常常在村小店里打麻将。这是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妇女的生活模式,妻以夫荣,她们脸上有光也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富人家庭的妇女会一起开车出去烧香拜佛,也常会聚到一起聊聊自己的家庭、聊聊自己的老公,有时也会聚餐;而普通家庭的妇女一般在村附近厂里打工,下班回到家里就很少出门,过着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工厂、家庭、孩子构成她们生活的全部。空闲时间更多在家看看电视、打打毛衣,偶尔跟工厂里的朋友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据她们自己说,逛街需要花钱,在村里又不是有面子的人,因此,最好呆在家里。长期形成不善交往也不喜欢交往的偏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
概而言之,鹅村妇女的角色调适是以家庭为中心、以男人为中心的被动调适。
三、 性别社会分层的村庄实践及角色再生产机制
与一般地区相比,浙东农村妇女的保守、内敛可见一斑,这种消极的性格还在不断地延续和再生产。下文将从村庄生活、实践的角度加以分析,揭示妇女角色调适的村庄社会基础及男女两性的心理分化过程,试图构建一个性别社会分化的村庄实践的解释路径。
(一)劳动力、市场进入与村庄社会分层
通过详细的访谈及查阅资料,笔者以经济收入为主要标准对村庄的各个自然村村民的职业、经济收入进行了粗略的统计[3],可以划分为四个阶层:第一阶层多为资产百万以上富翁,甚至有少数千万富翁,年收入超过20万的阶层,主要为经营企业、承包绿化工程的农户。第二阶层以自己种植一些苗木并以做花木中介生意为主的阶层,他们资产一般也有几十上百万,年收入一般在6-20万,主要在10-20万之间。第三阶层是以种植自己承包地的苗木并辅以做花木工为主的阶层,多数人年收入在3-5万,一年收支少有结余甚至有点紧张。第四阶层中,其年收入在0-2万,这一阶层基本上都是年纪较大的老年户,其中真正属于中壮年劳动力户数不到10户,故单独列出,如表2。
表2 鹅村的经济分层及职业性别分化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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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 |
家庭年收入 |
户数 |
收入来源 |
创收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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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层 |
20万以上 |
16 |
做生意、办工厂、承包工程等 |
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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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层 |
10-20万(6-10万所占人数极个别) |
32 |
花木生意、货车运输等 |
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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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层 |
3-5万 |
161 |
工厂打工、小工、泥水匠 |
男性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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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层 |
0-2万 |
61 |
工厂打工、小工 |
男女皆宜 |
显然,市场化过程中职业的分化及劳动力价值的分化使得男性特质的优势充分得以显现,男性是家庭经济建设的主力军。男性可以办工厂、做生意、跑运输等各种方式挣钱,而女性只能进工厂或者做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劳动力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内容,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分层决定了“女人挣不到钱,必须依靠男人”。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鹅村已经分化出不同的职业,并逐步形成不同的阶层。职业的分化不仅带来村庄经济的分层,也带来了性别间的分化。女人职业选择的有限决定了她们的经济收入非常有限,当家庭需要她们工作的时候,她们会毫不犹豫的承担起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双重角色,当家庭或者丈夫需要她们在家的时候,她们会做起
再来看村庄政治层面,位处第一阶层的男性在村庄政治中是主导角色,这种富人治村显然使得女人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其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富人治村实际上就是男人之间的游戏。富人必然是村庄中的能人,而要在村庄中成为能人,不仅要能够带领全体村民致富,还要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及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就像前文中提及的几个负责小组妇女工作的女性,“在公众场合讲话都容易脸红”。妇女根本没有参加竞选的意识,当然即使参与村庄竞选也不可能有胜出的机会。另外,在经济标准主导一切的评价体系下,妇女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妇女在村庄政治领域不可能有地位。
(二)角色再生产机制的实践:村落生态中的两性心理分化
村落职业及经济的两性分化还带来两性心理上的分化,男性更加主动独立,女性更加被动消极。市场化带来村庄经济激烈的竞争,男性在这一竞争中的优势使得男性自觉的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正如村民所说的“这里的男人都向上看”,男人的积极性很高,“连年纪大的人都抢着做小工,谁没抢到活干,心里还生气呢。”男人有机会在竞争中胜出使得男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村庄公共领域中都是积极的、主导的。男人都“向上看”,女人连管的机会都没有了,也不需要女人厉害、能干,女人只要温柔贤惠的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就足够了,“男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女人只要有个好老公就足够”。
在这种村落生态结构下,女人围着家转的选择或许已不是女性视角下的主动选择,而是有力无处使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鹅村调查期间问及夫妻会不会吵架的时候,村民总会反问说“有什么架好吵呢?”继续追问,村民就会说,“现在经济条件都好了,人的文化素质都高了,自然就不吵了。两口子反正很少吵架,大吵更没有,一点儿小矛盾很快就化解了。”村民讲的“文化素质都高了”一方面指农村妇女不泼辣、不大吵大闹了,另一方面主要是意指村庄里的男性都“向上看”了,即都积极投入到经济竞争的大潮中去了。农村的吵架多是从女性的抱怨开始,既然没有可抱怨的,大吵大闹也就没有了。不仅热战没有,冷战也没有。其实冷战是经济地位平等的夫妻关系中常见的“沟通”方式,而在浙东农村,男性自有了“向上看”的意识以后,成为家庭经济生产的主要贡献者,妇女依附于家庭、依附于男人,以男人为中心充当贤内助,冷战自然就不复存在。而当丈夫在外面赚了大钱找了更年轻的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她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平静,多数通过争取房产、财产、孩子来获得活下去的勇气。她们只能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没嫁到一个好老公,运气不好,老公做生意碰上了意中人。这种命运观[4]显示,女性已经从心理上彻底接受了这种性别文化格局,无从反思。我们显然不能假定身体可以完全超越于既定的关系结构,也不能无视施加于行动者身体之上的各种社会暴力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更不应当认为身体充当着生产实践的自因,要知道身体的能动性总是在构造和强化某种支配关系的轨迹上发挥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女性已对此深信不疑:即男女的性别差异、社会对男女的区别对待是很自然的,是天经地义的,她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权力、男性的权威在其中的本质作用。女性在各方面提高了,但基于性别的政治的统治不可磨灭。实践的权力是可能性的权力,是能动地选择着、产着,同时又规范着、制约着的权力,它具有实践的一切理所当然性、模糊性和松散性,它不从属于任何政府或机构的设置,与统治权不同,它既不需要暴力手段的支持,也不需要有意图地加以分配和实行(布迪厄,2005)。
显然,在浙东农村,这种经济的性别分化促成了男女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还进一步导致两性间的心理分化,形成了“男性向上看、向外看,女性向内看、向家看”的普遍心理文化,妇女的能力难以体现,潜力也无从挖掘。在生活世界中行动者以身体的方式存在并实践着,生活世界是身体的世界,是身体得以成为身体的世界。同时生活世界又无法脱离身体,生活世界通过身体而成为生活的世界。在此实践发挥着核心的作用,通过实践身体在世界之中存在着。然而身体并不仅仅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它不可避免地生存于社会之中,因为身体终究是在社会之中的行动者的身体,生活世界也从未独立于社会而存在(郑震,2003)。男性活跃在村庄政治、社会舞台上,整个村落的文化是男性主导的文化生态。面子竞争、权力斗争、党建工作、公共设施的建设是村庄文化的底色,男性在朋友圈子中,在村落中摆酒炫耀,女性则默默打点家务;男性在村落政治中拉帮结派,甚至上访告状[5],女性只能在家中说说闲话;鹅村的党建工作均由男性主持开展,女性党员十分少见;公共设施建设也是男性策划,公路建设、水库建设、公墓规划均为男性参与。身体正是通过实践而进入世界的关系结构,并与生活世界之中的其他身体和事物处于实践的联系之中,从而又建构着生活世界的结构本身。这无疑已经表明了实践的重要性,然而实践着的并不只是个别的单个的身体,我们首先是在一种存在样式的意义上来理解身体这一称呼的,它代表着人的一种生存的可能方式,因而身体并不优先地指向个人,而是指向生成着、共在着的人,指向社会性的群体存在。男性与女性的身体成为截然二分的两个群体,在村庄生活实践中,则体现的更为明显(布迪厄,2005)。男性宏观的主导着一切,妇女根本插不上手,因为在村落经济政治中胜出的只有男性。在这样的村落中,女性无时无刻不浸润在男性主导一切的文化生态中,最终,女人的自我实现要靠男人,女人甘愿依靠男人,女人只能通过更好的扮演家庭的角色,做一个贤妻良母来体现自我价值。并且,在村落社会的正规与非正规结构、习俗及实践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性别不对称。
对比而言,在半工半农的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妇女对家庭经济生产各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男人。在改革之后,妇女对家庭的贡献更大,所以妻子自然就当起家来了。男人不断到城里打工,所有农活再加上家务事和带孩子都一股脑儿地落到了妻子头上。女人能单独养家糊口,男人就做不到,一个家没有女人根本就不像家(阎云翔,2006)。在皖中、豫北地区的农村调查,笔者多次问及为什么村里的妇女那么能干且厉害,总会听到妇女这样回答“不是我强,是我不得不强,我不强家就搞不好,也富不起来,他(指丈夫)指望不上。”妇女常常因为经济原因或者丈夫赌钱在家里甚至村里大吵大闹,大吵大闹其实是妇女管理家庭、威慑男人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手段能够起到正面作用需要离婚自由及高价婚市[6]来保障。“不吵不闹没日子过,没日子过能不吵能不闹吗?”在这种状况下,妇女的心理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妇女的贡献与丈夫相当;其次,妇女“闹”是为了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再次倘若丈夫不听的话可以离婚。如此,中部农村妇女的性格就凸显出能干、厉害甚至泼辣的一面。在半工半农地区的村庄,一方面妇女的收入构成家庭收入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妇女在家庭中并不低男人一等。另外,在不少农村地区,男性的优势不仅没有得到体现,男性的一些不利于家庭健康发展的嗜好,如好赌、爱玩等更为常见,而女性细心、勤劳、节约的优势更为实用,在家庭里,女性需要“管家”,女人不仅在家庭领域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在村庄公共领域也有话语权,从而具有很高的积极性。村落中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心理,“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当然也能做”和“家里离了我(女人)不行”。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于一切,婚姻圈的开放和扩大使得一般地区妇女较男性而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打工经济的兴起,又保证了妇女在家庭中的显性经济贡献率大大提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地区农村,无论在夫妻关系、代际关系、村落社会交往中,都以女性为标准。夫妻关系中,妻子说了算,“耙耳朵”现象在当下农村十分常见;代际关系中,代际剥削史无前例,父母借债娶媳妇,“好处归媳妇得,债务归父母还,孙子归爷奶带”;男性在公开场合不敢行侠仗义,必须以小家庭的利益为核心,女性的当家甚至还带来了村落公共生活和孝道的衰落。在村庄日常生活实践中,社会对由于男女性别差异而做出的强行分等,是身体的政治实施符号暴力的体现,“女人依靠男人”成为男女两性的共谋。不难看出,男女两性的身体早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人们经验的知识是性别化了的。这一根本上的差异经过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生产,内化为生活本身,得以再生产并深入人心(Smith,1987)。父权制的衰落,市场的改建并未改变女性被剥夺的经历,她们深深地陷入另一种性别秩序下,在这一秩序下,男性权力依然不可避免地控制着女性的生活世界,男性权力通过控制和统治女性的身体来实现其统治(布迪厄,2002)。女性通过角色调适进一步丧失主体性。
综上所述,浙东地区的经济分层使得男性在家庭经济贡献率上远远超出女性,男性有更多的机会在经济中胜出,这种经济性别化分层带来男女两性的心理社会分化,在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中,妻子以丈夫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进行角色调适,在村落社会交往中女性更有力无处使,村落中形成了男性主导的文化生态,浸润其中的妇女只能选择相夫教子的被动角色。女性缺乏社会地位的建构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最终导致整个村落中表现出来的女性的消极与保守,女人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女人以男人为中心进行角色调适。
四、结论及讨论:农村妇女主体性问题探讨
中国社会是家庭本位的伦理社会,这必然要求男女双方以家为中心,当家庭需要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会做出让步,但事实上女性作出的让步是巨大的。妇女地位的表面提高并不意味着妇女主体性的发展,或者说妇女地位的提高不是妇女主体性发展的结果。妇女地位的提高带来妇女主体性的相应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不彻底的。中国的女人依旧是家庭中的女人,核心家庭中的女人,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公共领域女性的力量和潜能远远未被开掘出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妇女地位的无以复加的提高更多的是婚姻市场和打工经济带来的,纵观全国,会发现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呈现出分离的状态,妇女的经验是一系列她们所感受的现实与“正式”知识之间难以对应的联系,也就是说,她们生活在一个双重的经验与知识相分离的知识体系中(Smith,1987)。
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女人是生育的工具,女人如衣服,女人的依附是彻底的。在传统的制度文化下,农村妇女的角色可以说是固定的,妇女丝毫没有地位。建国后,农村妇女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农村妇女地位受村庄传统、村落文化、国家与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笔者认为,从建国后开始,农村妇女地位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话语主导性建构时期:建国始至改革开放前夕,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下,人们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能够做与男人一样的事,应当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在这个时期,农村女性开始广泛地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接受教育,在各个领域中展示和培养自己的才能。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均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自主抗争时期:八九十年代。也可称作男性话语建构时期,这一时期,农村妇女自杀率、离婚率非常高。妇女的这种抗争不是为了争取个体权利,而是为了“过日子”,为了家庭,当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妇女无奈的选择离婚或者自杀。这种抗争形成了这样的效应,即男性普遍意识到“不听女人的话,家就搞不好。”第三阶段,打工经济兴起时代,即市场化改建时代,这一时期农村妇女地位可以说有了颠覆性、压倒性的变化,农村妇女地位的非均衡态势也逐渐显现。经济欠发达地区,女性与男性一样打工挣钱,婚姻高价市场的女性优势更抬高了女性地位。发达地区农村,男性的创业发展优势使得女性在市场中无所适从,普遍的低水平上的平等日益为残酷的竞争所取代,女性在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升迁机会上与男性相比的劣势地位逐渐显现。由此,父权制秩序逐渐过度到市场权力秩序,然而,基于身体差异的性别秩序从根本上说似乎并未得以改变。
无论是国家的建构、妇女的自主性抗争、男性话语建构还是市场的建构,妇女自身的主体性发展都远远不够,妇女不自觉地以家庭为中心的进行相应的角色调适。简言之,男女两性的不平筹差异的缩减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产出,而不是女性有意识的作为,农村妇女的主体性还囿于家庭。农村妇女的地位的非均衡性发展是国家和市场力量非均衡性作用的结果,女性作为主体的自主性建构远远不够。当前,女性的主体性问题未能得到充分的阐释,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关涉女性的内在价值问题,这需要女性对主体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需要市场、社会为男女两性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充分发挥女性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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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农村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区域比较与治理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40008)的成果之一。写作得益于与贺雪峰、郭俊霞等师友的讨论,特此感谢,文责自负。
[1] 指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
[2] 富人家庭的妇女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度并不多,只是在村庄公共领域中比其它家庭的妇女更有面子,从而相对活跃。
[3]此外,村庄现在已有不少年轻家庭将房子买在县市,但家庭中只有个别人户口依然在村,故会出现总户数与实际在村户数的差异较大,该统计也排除了这部分的农户,本文的统计资料主要是以在村住户的家庭年经济收入状况进行大致的统计。
[4] 据不完全统计,鹅村近年来有10例离婚案例,笔者访谈过程中,不止一个访谈对象提及这种命运观。
[5] 见陈峰、袁松《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10年3/4期。
[6] 据调查,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湖北、苏北、江西等农村,当前结婚花费包括建房、彩礼等最低要1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