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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为力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张维为力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作  者:张维为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图书购买地址: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1005560&ref=search-0-mix

    另,张维为老师此前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也是极其精彩的作品,推荐大家找来阅读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383681&ref=search_page-recobar-dp。张维为老师的介绍及其更多网络文章,参见http://xinu.jinbushe.org/index.php?doc-view-1752.html

    编辑推荐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以其大国的韬略与智慧、以其超大型的体量和超丰富的传统,其崛起不可阻挡,其道路注定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原创性的贡献。

    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 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等学术专著。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媒体评论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教授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

       《中国震撼》之所以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在于它引导人们去思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类每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不仅走向现代的路径不会相同,而且,现代性应有的内涵,也不可能相同。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人也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性也好,现代化路径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文明国家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都必须是文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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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四、GDP悖论
    五、迈向第一


    第二章 中国的1+1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三、新的视角
    四、重新认识中国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三、重返匈牙利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结语 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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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1 15:43:00 来源:易文网 作者:张维为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非典”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图书正文摘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 “9·11”和伊拉克战争。虽然这个机构检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但作为当今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英文检索也许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特别关注。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 1979年以来,中国的 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 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 7倍。
    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 2008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和东欧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为什么不和纽约比?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接着说: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在“软件” 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经济主要掌控在史学家称之为“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个观点:“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也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美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总之,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


    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 5 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中国环境污染得这么厉害,能算崛起么?环境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不要太悲观。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 1952年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欧洲的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连游泳都不行。但后来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还是走到了世界环保的前列。中国只要下决心治理,可以后来居上。其实,西方现在也开始发现中国模式在环保领域内的优势: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一旦认清了目标,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几年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5,甚至0.47,这能算崛起么?中国贫富差距确实比过去要扩大了很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除了贫富差距本身扩大外,我们国家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否则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贫富差距的问题。比方说,人们经常引用的基尼系数,它只计算名义收入上的差别,而不计算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事实上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穷人的处境比中国要悲惨得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化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


    我自己曾多次说过一个观点: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 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在那些国家,你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但了解一点世界房产情况的人就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更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咱俩加在一起,都快 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 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展示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飞快速度。不过,某些国际惯例恐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比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能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启动某种形式的“全民最低保障住宅制度”(如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全面实现现代化确实不容易。但是总体来看,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在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不愿意说自己崛起,结果却赫然崛起;中国讲韬光养晦,结果却有不少作为;中国说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实际上今天世界到处都可以兑换人民币;中国总是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相信这个话的外国人似乎在不断减少;中国人不太愿意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以静制动,但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崛起还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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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1 11:44:00 来源:易文网 作者:张维为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有感于此,我于2008年完成了《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随后,我开始了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与《中国触动全球》一样,我力求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与世界;我尝试以平铺直叙的风格来与读者共同探讨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话题。
        本书初稿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环球时报》《学习时报》《社会观察》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使我受益匪浅。谨借此机会向这些报刊的编辑和热心的读者道一声“谢谢”。
        写作期间,我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论坛”、“文汇讲堂”以及海外许多研讨会上演讲。这些活动,特别是准备演讲的过程以及与听众的互动,使自己书中的不少观点得到了深化。谨向这些讲座的主办方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与朋友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李世默、金仲伟、沙烨、史正富、陈平、黄仁伟、潘维、王绍光、姜义华、秦宣、王文、沈丁立、王群、殷存毅、萧思健、季桂宝、黄砥石、陆小潮等。我向他们真诚致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家父张子嘉,他虽已92岁高龄,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与写作。我也深深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对我的理解和帮助。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昕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文景公司的编辑蔡欣也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我谨向他们热诚致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春秋综合研究院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我有时也想究竟如何才能把中国崛起的模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我想起了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我有什么专业的话,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邓小平知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它有自己的军魂,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取人之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精髓吗?这种模式指导下的中国能不崛起吗?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也献给所有关心世界未来的人。

    张维为
    2010年11月16日于沪上  


    清醒的自信 亲和的解疑编辑本段回目录

    ——读《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感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的文章时常研读。近日又翻阅其新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中有五个新观点引起了我的兴趣和重视。

        首先,提出“两大板块”概念。作者认为中国存在“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前者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这个板块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并在人均预期寿命、基础设施水平、商业繁华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人均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教育水平、住房自有率等方面,均已大体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及其城市。而中国的多数欠发达地区均呈现为充满活力和优势的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很快的重庆属于其中突出的增长极)。这一描述有新意,因为从区域角度划分与西方学者习惯于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角度来划分的“二元经济结构”有所不同。不过,依我所见,中国经济可以综合区域和部门而细分为发达板块、新兴板块(发展较快和较先进板块)与落后板块(发展较慢和较落后板块)这“三大板块”或“三元结构”,则能更全面准确地描述当前整个中国经济社会。

        其次,阐述“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作者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并由此衍生而来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书中客观地指出,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确实如此,在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石上,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较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而且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总体上优于任何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


    再次,分析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全书用大量篇幅阐述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发展模式特征,认为这些特点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据作者的深一步探究,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作者的分析是深刻的。目前,中外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概括存在不少歧见,书中观点属于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其所言特征的内容均能成立。但倘若要完全廓清和科学诠释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内涵,可能还要作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界定和抽象。以中国经济模式为例,一是要区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还要分领域和部门来概括,如新型工业化模式、新农村发展模式、出口创汇导向型发展模式等。经济体制模式也要分领域和部门来概括。二是要区分经济发展目标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模式、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具体还可以细化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书中所说的混合经济)、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等;而书中所说的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等,则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

        第四,梳理出八大中国理念。作者提出,虽然中国理念有很多,但如果能够把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理念的提出和深入讨论极有必要,它可以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核心价值观等一起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话语。


    第五,揭示民主和人权的真谛。作者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分析最为精彩,最值得品味,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应该说“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质化;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并进一步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度,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几乎都是投机政客,没有优秀政治家;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科学地批评“民主教条主义”,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强调实质民主就是民主的内容和价值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关于人权,书中客观地评析了西方人权体系的四个缺陷,一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美国人权概念中就没有后者;二是存在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问题的法条主义;三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四是人权体系中优先顺序的概念。在我看来,目前中国以人为本、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等人权理念和总体状况都要比西方国家要好些,况且我国改进和提升人权的速度是超过西方的,这只要对比《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和《美国的人权纪录》(2009年)就一清二楚了。

        简言之,《中国震撼》一书,以清醒的自信,确凿的事实,较强的逻辑,亲和的解疑,展示了一位长期在发达国家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心声,值得一切关心中外大事的读者翻阅。

        (作者程恩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中国震撼》的思想震撼编辑本段回目录

    2011年04月11日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对《中国震撼》的评价。对于这个评价及其提出的问题,我非常赞同。

        张维为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前几年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国际研讨会。当初,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后来又知道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在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记得2007年,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些文章,要我提提意见。我读了这些文章,感到内容相当精彩,文笔也好,就萌发一个念头:在我们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在征得他同意后,这组文章就在《学习时报》上连载了。果然不出所料,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先睹为快,还要求我们把尚未发表的文章送他们看。后来,他在媒体发表的言论,我都十分关注,也为他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感到高兴。

        正由于这个原因,今天这些文章经过系统整理,以《中国震撼》为书名由世界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格外高兴,一拿到就把它读完了。

        他长期生活在外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有没有?他接触到的外国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这都是人们希望了解的。他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盼,一五一十地把他所了解到的事实和观感告诉了我们。因此,他的著作中精彩之点比比皆是。

        我不需要写什么评论,只要摘几段话就可以使大家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

        比如,他在“世界变化真快”一节中,引用了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参加北京奥运会后写的《中美这七年》一文,并写了一句点睛之笔:“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又比如,在“重新认识中国”一节中,他劈头一句话就引人入胜:“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

        这部著作,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是用生动的事实回答了国内外许多人关注的“中国问题”。比如,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情况后,又以亲身的经历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 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又比如,有人说,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他写道:“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咱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

        这部著作,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这部著作既保留了他那些“原生态”文章的风格,又把他那些一以贯之的观点进一步逻辑化了,可以说已经成为“张维为中国观”的集大成之作。我注意到,这部著作有一个副题:“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在这里讲的是“文明型”,而不是“文明”。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摆脱了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能够把这两类国家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这是他的创见。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认为,这个见解对于深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破解我国发展的难题,思考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维为先生的这部著作及其阐发的观点,本来是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在同外国人讨论怎么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也值得读一读。

        这几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本来是一个好事,说明中国又要往前走了。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已经走过的路及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总要向前看一看前进的路上会有哪些困难和风险,这一前一后一看,各种各样的议论包括质疑就随风而起,有的人的头脑里甚至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念头。对于这样的社会心态,既不必过度解读,也不能疏于引导。读一读《中国震撼》,对于我们怎么样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样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怎么样认识中国的前进方向,是有好处的。

        古人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陈平教授说“《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我没有受过多少西方教育,观感也同他一样:《中国震撼》震撼国人的思想。

        (作者李君如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中国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编辑本段回目录

    ——读《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世界许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确,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魔力在哪里、奥秘在哪里?这是个“时代之谜”,揭示谜底就像魔法一样吸引着所有关注和瞩目中国的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下简称《中国震撼》)一书,给出了自己探究中国崛起之谜的答案。对于这个答案或许会有不同看法和评说,但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冲击和热议则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在对中国的发展持有种种顽固偏见和肤浅短视的议论那里,也不失为一个“震撼”。

        “中国震撼”首先来自中国的崛起。《中国震撼》一书,开篇之首,就是以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事实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客观实在。尽管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约束、权钱交易腐败等种种问题,尽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想法,尽管抱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的声音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来自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读完《中国震撼》一书,会很自然得出以下三点感悟。

        一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振兴和崛起,无疑是一个时代前沿的大课题。这个课题本身就具有难以比照的巨大吸引力。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用说是始于当代,但作者分析探究的眼光并不固着于当代的几十年、也不固着于近代以来的上百年,而是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置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因而有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着没有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而又在现代发展崛起的国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作者所讲:“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那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什么方式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崛起。这是产生中国震撼的第一个冲击波。该书在阅览古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史实确实如此。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哪一个不是充满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是不光彩的、血与火崛起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外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对内是倾力建设和谐社会,这不就是当代文明的最重要内涵和标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但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文明历史传统。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和平发展的崛起,是一种发展文明的崛起。所以,“中国震撼”首先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

        二是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中国震撼》一书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把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强调“这些特点是我对30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显然,在作者那里,中国模式及其八大特点指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在这里,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指代称谓。应该讲,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和凝聚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创立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的成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概括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科学凝练的总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的鲜明显著的区别。蕴含其中的主要原则、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尽可以开掘和丰富,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解读,但其核心和精髓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比如:书中用“实践理性”来表述的实事求是,以及政府作用、社会稳定、注重民生、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等等。这些原则和经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境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就不断地被提到、被阐述。为什么用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中国经验的基本原则所概括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竟那样的相同相似、大同小异?原因就在于研究立场的公正客观、理性良知,就在于受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制约和决定。只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就会走到一起,就会形成较多的共识。比如:讲到政府的作用,作者说:“中国的超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样的论证应该说是有力有理,令人信服的。其实,春运还不是最大最难的事情,中国的底子薄、基础差、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人口13亿多,又处于转轨变型的深刻变革中,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哪一样事情不大不难!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洪灾、旱灾等,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更是具有挑战性的难事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组织,要办大事、难事、喜事、急事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此外,作者也指出,不能把中国模式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要作为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待,这和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中国震撼”又是中国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还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也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念的崛起。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确实如此,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我们也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只要不是无知,只要不抱偏见,就会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人权观、自由平等观,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难以抹杀的。但问题是,总有些人格外钟情偏爱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其价值观念绝对化、神圣化,顶礼膜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坚定不移的。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和实际。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机械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行不通的。正如作者写的:“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这些关于良政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民主实质的论述,是富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尤其作者告诫:“不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作为走过100多个国家、专注研究现实政治的作者,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给某些国家带来“散、软、短、泛、粹”的民主综合征以及经济社会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告诫和论述是在比较鉴别中选择,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显而易见,“中国震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

        (作者张晓林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中国震撼》:奥巴马受到中国模式的震动编辑本段回目录

    April 10, 2011

      核心提示
      “中国模式”是现在世界上最热的话题之一。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尽管批评中国的人总说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绩,但未能提供大的理念,而对于邓小平资深翻译、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张维为来说,“正是中国的大理念带来了中国戏剧般的崛起。”

      今年年初,张维为在走访百国的见闻基础上,以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入掌握,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该书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将“中国模式”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等八个基本特点及八大理念,对其做出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并精辟而透彻地阐述了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张维为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另一方面,中国仍然面临着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普遍遭遇的严峻挑战,包括消除腐败问题、减少贫富差距、保护环境等。张维为认为:“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在今后,中国还会继续沿着数千年历史演变积淀下来的独特政治文化理念,基于中国民情国情,创新制度,而绝非“拆掉故宫建白宫”。

      “中国会继续向西方学习,但西方今天也许应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了解一些中国理念。”张维为说,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再次对中国这个重要国家做出意识形态驱动的误判,也是为了丰富整个世界的集体智慧,以应对消除贫困、气候变化、文明冲突等全球难题。

       1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

      南方日报:您曾说过,中国崛起的故事很精彩,只是还没有讲好,这是您动笔写《中国震撼》的初衷。在您看来,“没有讲好”的表现有哪些?原因何在?

      张维为:关键是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目前这种弱势话语的状况导致了不少人“大国小民”心态,也导致了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其实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坦率地说,不是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而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所以我们的模式胜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消除贫困,而过去20年,世界上 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

      我们需要自己的强势话语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来回答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质疑。

      南方日报: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硬性”比拼,更要比“软实力”,您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抢占“标准”和理念的制高点。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中国标准”“中国理念”?

      张维为:中国是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强势文明,又在过去上百年的激烈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通过消化、转化、再创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话语是会影响世界秩序演变的。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比如举办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比如说消除贫困、抗震救灾、进行城市改造、建立开发区、吸引外资、推进国企改制、推动新能源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标准。中国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各种概念,中国人都有话要说,不会随便给西方忽悠。

      南方日报:中国倡导的一系列理念如“和谐”、“和而不同”的儒家精神,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如何阐述这些概念,才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充分理解呢?

      张维为:只要中国人实践成功的理念,就会产生全球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有一种无人可比的规模效应。以非洲为例,中国在 “和而不同”的理念下,帮助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贯彻自己的理念,也应该尽可能透彻地对外界做解释。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不妨更加潇洒一点,逐步把解释中国的许多工作交给西方。只要你成功了,他就会主动来解释你成功的原因,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

      2 “奥巴马受到了中国模式的震动”

      南方日报:最近几年来,马丁·雅克、约翰·奈斯比特、罗伯特·库恩等英美知名学者,都出版过解读 “中国崛起”的书籍,对于这些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您怎么看?据您观察,“中国经验”对什么样的国家来说最具借鉴的意义?

      张维为:西方学术界过去20多年对中国的看法,占主流的都是悲观论者,主要原因是这些人跳不出西方模式和话语的框框,现在出现了这么一批西方学者,他们基本摆脱了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重新认识中国,认识或深或浅,但总体上都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视角,这也有利于我们中国人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中国。我们国内一些学者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国际观,这些西方学者看问题的视角似乎更为宽广。依我之见,中国的周边国家,从北朝鲜、俄罗斯、到中亚各国、到印度、到越南、柬埔寨、老挝都在从中国模式中取经。实际上连奥巴马都受到了中国模式的影响,他谈话中比较最多的就是中国,他现在要在美国推动制造业、推动出口、推动高铁等,其实都是受了中国模式的震动。

      南方日报: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崛起”集中体现在经济上,而在文化建设、国民素质、文明输出方面相对落后,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近年来,中国各地普遍掀起的“祭孔热”、“读经热”,倡导穿汉服等,对这些现象您持什么态度?

      张维为:我们不搞文明输出,我们的崛起体现在很多方面,经济方面最明显,社会进步也是巨大的。国民素质提高需要更长的时间,恐怕需要2到3代人的时间。但即使这样,也不要一叶障目,我老讲这个例子,汶川地震2千万人受到影响,但没有出现大的恶性案件,而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出现了成百上千起恶性案件。我们民风淳朴,民心平和,这是我们文明的基本面,是很好的东西。

      中华文明今天全面复兴,期间自然会出现各种现象,有些合情合理,有些可以商榷,但总的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改善,不必过分担心。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今天的中国文化复兴是在中国与世界开放竞争的基础上出现的,所以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意义非凡。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会推陈出新,真正的大国崛起一定是一种自己文化的复兴,这个时代正在到来。

      3 “可先在一些地方建立独立的反腐体系试点”

      南方日报: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有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您对“反腐”问题怎么看?与您书中的“良政”观点是一种什么关系?

      张维为: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但我也认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中国的腐败情况在世界上属于什么地位?世界上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机构是《透明国际》,每年都发表世界腐败指数报告,在其跟踪的180来个国家里,中国大概排在70位左右,也就是说处于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比较可比的国家,如印度、乌克兰、俄罗斯、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孟加拉等,他们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但腐败情况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许多非洲国家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名著《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过一个观点:“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的最激烈的阶段为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也容易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过去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腐败问题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美国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

      没有采用西方多党制的新加坡和香港是亚洲反腐最成功的,他们的经验就是建立一个比较独立的反腐体系。我们也可以先在一些地方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开。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反腐是“良政善治”努力的一部分。

      南方日报:您在《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一文中,谈到了官员选拔制度的“政绩合法性”。除了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指标应当列为官员晋升的指标?“幸福感指数” 如何?

      张维为:在《中国震撼》里,我总结了“中国模式”的8个特点及其背后的8个理念。第6个理念就是讲选贤任能和政绩合法性的,这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见书中126-139页)。中国官员考核的标准制定是中国模式的重要一环,融入了环保指标是很好的事情,当然还可以不断丰富。至于幸福感指数,不容易制定,因为主观因素太多。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幸福的人一定需要某种信仰的,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也可能是文化信仰和历史信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会真正幸福。而一旦涉及到信仰,标准就比较难于制定。

      南方日报:为什么您认为套用“基尼系数”(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贫富差距系数)等国际上常见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发展不够客观?在中国,老百姓对包括房价在内的高昂物价呼声强烈,您对此如何评价?

      张维为:基尼系数很难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中国收入最低的是农民,但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既没有地也没有房。基尼系数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怎么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至少应该把农民的地和房子的价值也折算进去,才会比较客观。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该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出发,开发新的指标体系,然后推向国际。标准竞争毕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

      人均GDP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概念。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所有关于中国的排名,只要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 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只会越来越大。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

      关于房产问题,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根据住建部最新公布的材料,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是89%。我看过《蜗居》,记得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两个人都不到35岁,要有自己的产权房子。在瑞士没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做不到。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大约为上海的一半。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欧洲,能拿到银行的放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政府要征你“财富税”。

      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物价调控难度不小,主要是外部因素难于控制,一个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导致的油价上涨,另一个是美国害人不利己的货币定量宽松政策。

      南方日报: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您认为哪些问题需特别留意、谨慎解决?

      张维为: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资源。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一下子就全部否定,那样做是不公道的。

      纵观整个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府”问题。 “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的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更无法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4 “再尖锐的问题我也不回避”

      南方日报: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是怎样的?为他担任翻译,对您后来从事国际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维为:邓小平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超长战略眼光。我给他做翻译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谈的东西,都是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该怎么发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的东西,但他在谈这些未来的目标,总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执著,给人感觉好像他才三、四十岁,生命正未有穷期,这是我最感佩的地方。他给中国规划的是一百年的路,直到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今天世界上找不出眼光如此长远的政治家。西方的政客一般谈问题都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中国现在还是按照他当时定下的目标在走。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把长远的方向和战略定好了,近期的问题就会比较好解决。

      当时随着领导人出访,我去过近30个国家,另外70多个国家是出国以后走访的。翻译的经历为我后来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政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南方日报:您在研究和执教之余,还时常赴各国演说“中国发展模式”。在欧洲讲中国,辩论在所难免,会不会有些尖锐问题也会令您感到难以回答?

      张维为:我觉得中国的成绩和问题都可以说的清清楚楚,我从来不回避任何问题,再尖锐我也不回避。现在西方很多年轻人都想到中国来闯天下,因为中国的机遇多。我自己也认为中国今后10年的机会可能比发达国家的机会加在一起都要多。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同来做“中国梦”,将是一个新的趋势。

        书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著作。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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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可以帮助你正确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好书


    初级评论员:马可莉购自当当2011-02-22 10:05:23

    去年我先后买了五本张先生的《中国触动地球》分赠好友,一个在边疆地区搞宣传工作的朋友讲,他从中获益匪浅。他利用、借鉴该书中的资料、观点,结合自己的长期思索,做了宣讲,反响强烈,有的听?说,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他嘱咐我张先生如有新著出版,务必代购。我本人长期关注张先生的博客,颇受教益。当我发现期待已久的张先生的新著《中国震撼》出版后,马上在第一时间抢购了3本(当当网刚推出此书时属于地区限购,北京暂时还买不到。于是我天天登陆当当网,时刻关注北京何时可以买到——我可能是北京地区在当当网买到该书的第一批读者)。该书一如《中国触动地球》一书,在实证的基础上,对诸如如何民主、中国模式等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资料扎实,分析透辟,我从中得到很大教益。我知道,张先生的著作不会入那些右翼自由主义精英的“法眼”,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不会得到推介,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先生的劳动不会白白付出,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帮助中国抵御敌对势力的干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借此机会向张先生致敬,期待你笔耕不缀,有更多的新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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