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学者将最近重庆的一系列改革称之为“重庆模式”,我还是习惯称为“重庆道路”或者“重庆试验”;理由与我反对称“中国模式”一样(所谓模式、共识是定型的东西,定型是要人家向中国学习。在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复杂的情况下,僵化思想、沾沾自喜最为致命,尤其是这种所谓模式“似是而非”)。
客观的说,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中,直辖后的重庆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远没有达到人们和中央的预期,主政者更多的起着一种积累政治资本的作用(贺国强调任中纪委、汪洋也是政治局有力的竞争者)。虽然重庆直辖之后经济总量增长比较迅速,但是增长效率不高,显然没有达到为提升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破题”的目的。这十年对于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而言是丢失的十年。
图1 1978年以来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走势图
图2 1978年以来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趋势图[①]
在一篇关于重庆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的文章的结论中,从事人口工作的作者认为“1985-2006年,重庆经济增长仍然是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人口红利的存在,保证了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重庆经济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这与中国一般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致的。但是在直辖之后,还保持这样的难以持久的增长模式,显然难以让人满意。主政重庆的老薄显然带有这样的“野心”——在其带领之下找回对于重庆经济发展变革而言丢失的十年。[②]作者也 “按照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速估计,未来10-20年内重庆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性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将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③]
在直辖十年之后,薄熙来正式主政重庆。我不得不承认在权力高度集中于高层(在地方尤其是“一把手”)的国情之下,最高党政“掌门人”对该地区的发展与走向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这样的“掌门人”手中握有巨大的政治资源的时候,更是如此。在此之后,重庆的变化的确难以小觑。当然,这样的变化中固然包含了“唱红歌”、鼓励大学生“上山下乡”等等之类“作秀”之举;但是我也确实看到一些可以称之为“改革”的政策与行动。当下中国虽处于转型之中,但是真正能称之为“变革”的“规则制定”实乃太少,尤其是系统化、整体性、统筹型的区域性与全国性的变革之举却少之又少。在大家叹息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所谓学者们称为的“重庆模式”的出现,也许表明了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
在此需要重点提及另外一人——现任市长黄奇帆。黄奇帆才是实质上重庆经济模式改造的总设计师。新世纪伊始,将近半百的黄从上海经委主任调任重庆市副市长,中央的意图很明确:搞活重庆的经济,探索一条符合重庆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新路。但是一直担任了三届副市长才“修得正果”,可以施展自己的发展战略。我对于“战略”的使用一直很谨慎,因为这意味着一直整体性的布局和规划,黄奇帆的改革举措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一种“战略”。
二、关于“重庆试验”
“重庆试验”的改革目标极大,试图完成对于二元社会的整体改造。2009年伊始,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通称“三号文件”。这份接近1.5万字的中央文件,基本确定了重庆今后的发展航向和政策框架,而且每一条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什么是“重庆道路”,即将出版的由杨帆、苏伟和刘士文编写的《重庆模式》编者之一——杨帆——如是概括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
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④]
简单地说,就是以统筹城乡为契机实现城乡二元体制向城市化一元的整体转变,以土改为起点,通过户改、房改与劳动体制改革一举打破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差距,完成对于二元社会的总体改造。
诸多学者对于这一改革试验多有称赞,官方也基本认可。郎咸平对于重庆道路的房改政策颇为推崇,他解释,新加坡采取的是双轨制,允许商品屋市场涨价,无所谓,但是一定要推出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重庆模式也是采取的双轨制的结果。[⑤]黄奇帆讲道:“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探索将重庆城市住房供给体系由原来主要由市场提供的单轨制,转变为政府保障和市场供给并举的双轨制。”关于房改的思路应该是准确的,但是在中国“对路”的改革在实施起来往往就不太对路了。有待于“房价”这一指标来检验。
重点说说关于重庆的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触及到土地和户籍的改革通常便涉及到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对于户改,黄奇帆这样解读:
城镇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重庆户改,不是简单地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而是要在给他们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先不脱掉农村的‘三件衣服’。”转户进城农民“脱衣服”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配置逐步到位的过程。“我们的态度是,绝不能让农民“裸着身体”出村”。[⑥]
对于土改,也引入了一种市场机制的方式——地票交易模式:让进城了的农民把他们的宅基复垦(需由国土部门验收)后,得到“地票”(用地指标)并在地票交易所拍卖(农户获纯收益的80%),而让用地单位在此竞买“地票”。此外,农村集体组织如果将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复垦并经验收,也可得到相应“地票”并在地票交易所拍卖。[⑦]
因此,这样的改革试图建设大量公租房的“房改”、转移大量农民进城的“户改”和在扩大大量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更大量耕地的“土改”,基本上属于“快刀斩乱麻”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三、激进的“纠错式”犯错?
这样大规模、高速度的试验性改革会带来怎样的“副作用”,这是一个有待于审视的大问题。在此,我的论述是粗糙的,目的与其说是给出结论,毋宁说是提出问题
首先是小农体系解体后,社会保障是否承担起小农体系以前所起到的作用。姚洋在最近一篇重新审视中国小农体系的文章论述了这种作用。他说,农村改革确立了“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它的一个特点是土地的均分,村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土地调整使土地在农户之间基本保证人均土地数量的均等化。这个制度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认为它不够尊重农民的权益,有损效率。但是,已有的多数研究表明,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私人化在效率方面带来的改进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对农户的收益权的保护基本是到位的;“它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机制,或者用哈特的话来说,就是为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社会工资’,从而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此外,“小农体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贡献是保证了渐进的城市化。所谓渐进的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的过度膨胀而言的”。[⑧]
这样的工农业与城乡布局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起到一种“保障阀”的作用。小农经济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一种失业保障,在经济出现较大下行波动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显然这样的改革定会打破传统的小农体系,但是后续的政策保障与财政支持是否到位,在主要领导人人事调整后是否能够延续和补充上一阶段的改革,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其次,城市化的高速扩展与社会的高风险性并存。在中国这样一个“挤压型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的国家,“冒进”与“滞后”时刻都阻碍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系工程,配套措施与公共服务是否完善、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是否能够妥善解决。
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警惕出现一些强制性推广的问题。“被自愿”农转非这在前一段时间时有曝光。还有一些其他社会性问题。比如城乡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问题;农民在出售土地之后一夜暴富面临的精神空虚问题;当然少不了城市扩建过程中的强拆问题。
吉利莲·哈特在Disabling Globalization 一书中创立的(Gillian Hart.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实现了“无剥夺的积累”,而南非的工业化过程却是“剥夺的积累”。关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也许更加深刻。资本积累都是血腥而残酷的,中国绝不是例外。中国的资本积累是“内部剥削”: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对于中国的改革,广大农民承担了过多的成本但却享受太少的成果。但是说到底,重庆试验式的改革不过是另外一种剥削、“童话版”的“圈地运动”,凡是大部分人承担改革成本、一部分人享受改革果实的变革都可以称之为变相剥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维护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使其更大范围和更多数量享受福利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我绝不期待在这样急剧和大规模的变革中,能将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成竹在胸”,但是当政者应时刻保持高的政治敏锐度、保持上下沟通的渠道,但是这又是政治体制刚性化最为缺少的。
《重庆模式》的另外一位编者苏伟在《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与重庆“房改”、“户改”、“土改”》[⑨]中这样写道:
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实质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现代化社会的一元结构。须知,这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再造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话,那么,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它是实现科学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设立“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突出地表明了中央对重庆在做好统这篇大文章上率先“破题”的殷切希望。率先“破题”,也是重庆的历史职责。
当前的整体发展结果将倾向于更大的不均衡、不完整、不平等以及变幻无常的状况,重庆道路的改革是不是改变这一发展态势的有效试验,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