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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消息 一场大雨使黄梅县独山镇大坝村干旱已久的小河涨了起来,村里的妇女们三五成群地来到河边洗衣服。58岁的张杏子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她停下手中挥舞的洗衣棒槌,给身边的嫂嫂弟媳们讲起自己的烦心事:“我在河沿一带的5亩田全部被淹了,本来干旱影响了稻苗生长,这一泡基本上算是白忙活了。”这个夏天,小河牵动了村里人太多的情绪。 从发愁没水到一夜被淹 前日下午,当记者见到张杏子的时候,她正在田里锄草。“看老天爷的脸色,好像是要下雨了。”虽然天空乌云密布,但张杏子对于降雨量显然没有信心。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干旱,地里的庄稼就像自家的水牛,仿佛永远也喝不饱。 张杏子的老伴今年已经65岁了,两口子种了40亩田,是这个村里种田最多的;11亩是自家的地,其他的都是从外出打工的乡亲们手里转包来的。“这40亩田把我们老两口折腾了个够,20亩棉花苗死了一大半,死了补种,种了又死。”张杏子没有想到,干旱结束后,折腾会换一种方式出现。 前日晚,黄梅普降大雨,经历了电闪雷鸣的一夜,大坝村终于告别了干渴。昨日,记者再次来到张杏子的田边,田里的稻苗已经看不到了,稻田成了池塘,只有部分杂草露出水面。“昨天我还怕雨下不够,一觉醒来5亩田就被淹了,要是再下几天,我剩下的那几十亩地恐怕也有危险了。”早上起来看了一眼地,张杏子便回家洗衣服去了,“反正天还要下雨,舀地里的水也没有用。” 记者调查发现,被淹的不止张杏子一家的地,全村沿河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如果降雨再持续几天,其他农田也未必能幸免于难。 水泵勉强抗旱不能排涝 在大坝村二组,一条水渠从河边蜿蜒伸向小山脚下,那里离河沿较远,成了今年旱情最严重的地方。“这条渠以前没有,是前几天才修好的。今年干旱了才急着开始挖,好不容易修通了,老天就开始下雨了。”村民李爹爹蹲在自家的田边,略显埋怨地说,如果能早点修水渠,全组的庄稼也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 “村里一共有两个水泵。一个30千瓦的,一个75千瓦的,能灌溉大部分农田。”大坝村村委会主任柯玉蓉介绍说,虽然有水泵,但是今年的干旱使河水水位下降,压根无水可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曾经集资修了一个很大的水泵,之后由于没人维修管理,现在已完全成为一堆废铁。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村里的水利设施,只能抽水抗旱不能排水。如果雨继续下,受灾的可能不止河沿一带的农田。”柯玉蓉说,村里也曾想过整修水利设施,但由于村集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财政来源而作罢。 “想把田地转包但没人要” 记者随机走访发现,村里的种田大户大多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种田成本高,风险大,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宁愿到镇上开个小餐馆也不愿意种地,只有我们这些老人愿意种种,因为我们种地不仅是为了赚点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田和庄稼还是有点感情的。”一位老农说。 许多在镇上经营店铺的农民告诉记者,一边照顾生意一边种田忙不过来,也想过把田转包给别人,但这几年收成不稳定导致地很难转包出去。“我们也想把田转包给别人,但是风险太大没人要,即便有要的,也只愿意出几十块钱一亩,那我还不如自己撒把种子靠天收。”一位村民说。 本报记者 张学荣 ◇专家意见 明确权责 化解制度性旱涝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刘燕舞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水利落后的根本并不是具体水利建设的落后,而是制度建设的落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一渠一泵的好坏,而在于农田水利设施该由谁建设、由谁维护、由谁管理的权责不明确。” 刘燕舞说,失去集体和农户参与的农田水利建设,必将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如此一来,农田水利必将再次遭遇困境。合理的模式应是“政府主导、集体主位、农户主体”的“三主模式”。其中,政府主导包含两个部分,即中央、省、市主导资金投入,县、乡两级主导统筹参与;集体主位即让农田水利重新回归集体的事业,特别重要的是要恢复最基础的“排灌单位”——村民小组的建制;农户主体即是要重新调动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至少要动员农户各自解决“最后一公里”内的田间四沟的建设、清淤与维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