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杨村简介
杨村就是豫东平原上一个与众多村庄在社会经济文化上极其相似的普通的村子,现有居民305户, 1500人,耕地1800余亩,人均耕地仅一亩多一点,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是黄淮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村里的农民传统上以种田为生,外出经商的很少。生产队时候村里曾办起了几个小型工厂,分田到户后,这些厂子随着大集体解散都关闭了,设备也都被村民偷走卖掉。一些农民曾办起几座砖窑厂,两年前因保护耕地的政策也都已关闭,只是村头靠近公路有两、三家商店和一个诊所。依靠土地收入无法维持家庭开支,不少年轻力壮的农民纷纷离开家乡到城市及沿海地区打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所挣得的工资。村里年轻人每年过了春节就三五成群地结队外出打工,大多数只是到了年底才回家一趟,有的甚至外出几年不回家一次。村里平时就看不到年轻人,留在家里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杨村主要以杨姓为主。杨姓本是同根同族,因历时久远而人口众多,根据亲疏远近由一个大宗族又分为若干个小的宗族,一个小宗族在当地叫一“门”。另外还有姜姓、高姓、李姓、薛姓、马姓、崔姓、段姓、孙姓、韩姓,赵姓、陈姓等小姓。除了李姓内部祖上来源不同外,其他小姓都是一个姓由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这些小姓当中,姜姓、高姓、李姓人口较多。姜姓有20多户,100多口人。高姓10多户,100来口人,李姓10多来户,70来口人,薛姓10来户,60来口人。其他小姓都是3、5户不等。
(一)历史传统
杨村有600来年的历史,明末清初,为防土匪侵扰,杨村修了寨墙,村寨里的当家人被称为寨主。寨主的产生是基于其个人自威望、名声、才能和家庭经济实力被推举出来。寨主一般家境比较殷实,对乡规礼俗非常熟悉,看事开明,做事公道,热心于公共事业,一般辈份也较高。在一个世代生存的村寨里,一些有才能和公益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脱颖而出,个人的权威是逐步形成的并得到大家认可,被大家推为当家人就在所必然。在村寨中,只要有部分村民提议推举某人当寨主其他人都会跟着同意,因为在村寨熟人社会里,每个人的德才品质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一旦被推举为寨主就要为村民做义务性服务。寨主也不是世袭的,寨主的任期也没有一定限制,在寨主因年龄等因素不便担任寨主时,群众就会从村寨中寻找合适人选担任寨主。
在杨村,除了寨主以外,公共生活中还活跃着其他精英,就是村民经常所说的有头脸的人物。在村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一个有能力和品德高尚的成员会引起大家的充分注意,大家有什么事情愿意找他帮忙,他也乐意为大家服务,慢慢就成了有头脸的人物。在村里除了有寨主处理公共事务,村民遇到事情,就由这些头面人物来主持办理,而这些有头脸的人物得到的更多是一种自我奉献精神的满足,是大家的尊敬。
村寨是全村人世代生活的空间,村寨里的人是世代交往的对象,村民从来就把村寨看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包括村寨中的每一个人。村民以种田为业,家庭收入多少依赖土地的多少和对土地的生产投入多少有关,自己收益不少不受别人收入影响,因此人与人之间基本不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在村寨里,农忙的时候如果哪家缺少人手忙不过来,左邻右舍不管是否是一“门”的,还会相互帮忙。平日里村民缺少农具或家具时,就从别人家里借来用一下。宗族分支的“门”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不是相互竞争的对象,只是在论及血缘远近的时候才把彼此归属于不同宗族分支。村寨是村民的合作组织。最初村寨中村民家庭中婚丧嫁娶等大事都是全村人过去帮忙,随着村寨人口的发展,一些合作范围逐渐由全村缩小到“门”内,村寨中的“门”成为血缘为纽带把村民起来进行合作的组织。村民之间的合作范围要视具体的需求情况而定,比如村民遇到婚嫁这些事情不是村民家庭能不能办下来,而是能不能办的体面地问题,全村人都来随礼帮忙已没有必要,逐渐转变到“门”内进行合作,其他外“门”关系好的村民也可以随礼或过来帮忙。但是村里如果有人去世,往往还是全村人按户头自觉拿些零钱过来烧纸、帮忙,既是对死者的悼念和对死者家属的慰问,也是兑些钱使死者体面地安葬。这种合作互助使遇到事情的家庭都得到帮助,村民在帮助了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二)解放后的村庄情况
杨村是1947年4月刘邓大军经过时解放的。新中国成立前到1951年杨村进行了土改和复查,村里划出几个地主,彻底完成了土改工作。继土改之后,结合当时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杨村接着开展斗争地主等活动,寨主、村庄头面人物也都受到了批斗,失去了往日的威信。
解放后杨村基层政权组织承担了传统社会的服务功能。村民生活上有了困难,可以找到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帮助解决,比如村民要盖房子,可以向生产队请假,在其生产队劳动缺场的情况下给予工分,使其在分粮时能够分到相应的口粮。如果村民自家人没有自己能盖起房子的劳动能力,可以向生产队求助,生产队可以分派一部分劳动力帮助村民盖起房子,这些劳动力参加帮助盖房能够按照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标准得到工分,盖房的那户村民所尽的义务是要对帮助盖房的劳动力管饭。当时村民盖房子都是土墙草房,村民房屋上需要的苫的麦秸草,是在生产队小麦收割之后自己取来,所需木材一般自己准备,如果自己实在准备不够的话,生产队能够把集体的树木提供一部分支持村民建房。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杨村大队办起了集体食品厂、卷烟厂、造纸厂、爆竹厂,生产队吸收村民在农业生产劳动之余做工,生产的利润除用来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外,还能拿出来给村民发福利,救助困难户。尽管宗族在村民婚丧嫁娶、相互救助上还具有一定的功能,但这个功能远不能和以前相比。村民有红白事往往由村干部主动出面或村民邀请来主持场面,如果操办不起,由生产队给予一定帮助。生产队几乎取代传统的宗族合作组织,使宗族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村中的传统权威被打倒后,村干部成为村民之间纠纷的调解人。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在基层组织里权力较大,地位较高,他们往往是最主要的调解人。大队支书或大队长对纠纷的调节主要是依据当时的政策和传统的习俗,通过调节村民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避免了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
在生产队时,杨村无论选举大队干部还是小队干部,都是先由上一级干部确定好人选,然后在会上宣布,让社员表决,看大家同不同意。上级在确定干部人选时,虽然有导向性,比如说,一个时期曾经为了打破传统的大族掌权,有意提名小宗、小姓社员当干部,但是这些人选都是上一级干部在长期生产劳动中进行考察和了解的,被考察和了解的对象都比较忠诚老实,劳动积极,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因为大家都在一起生产劳动,谁有没有领导能力、表现怎样大家都清楚,社员对上级确定的人选也比较认同,一般都能通过。在当时村民看来,做什么事情总要有个当家领头的,不论是谁来当这个干部,就是要为大家服务。干部搞特权就是可以有权分配任务,批评某些社员劳动不积极,调解社员间的纠纷。杨村大队的村民经常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吃饭时好多人还要端着碗跑到一起吃,边吃边闲聊。大家交往很多,矛盾纠纷比较少,只是在文革前期产生过过派别斗争。
分田到户后,虽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杨村人也开始向钱看,如果谁家钱多,自然会被村民看得重一些,但杨村人看重更多的是亲情往来。哪家要是大人有事白天不在家,往往会托付邻居照看一下孩子或禽畜。要是外出几天,还会嘱咐邻居夜里给操个心,帮看下门。谁家遇到困难时,亲朋好友感觉在一起关系不错,会过来帮忙,村民往往会对别人的帮助过意不去,常常把大家请到一起吃个饭表示感激,一来二去,关系就越来越亲密。村民之间有时也发生争吵甚至打架,但这些都是个别农户之间的事,不会发生宗族间的冲突,因为谁是谁非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如果仗势欺人不仅被外族人看不起,就连本宗族的人也看不上去。村里原来有几户在改革开放后做生意成了富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都已经迁到城市居住了。这几户富人虽说有钱,但是平时做事不怎么仁义,跟村民没什么交情,有的还总是爱占村民便宜,在村民心里并没有什么地位。有的在搬走之前把承包的土地和房屋都卖了,有的虽然进了城,办了城市户口,但是还留着老家的农村户口,占着村里的宅基地和耕地,把土地租给村民,每年还回到杨村收地租。这些富人资产最少的也有几百万,其中那个年年回来收地租的富人向村民炫耀他一年能赚100多万,但大家也都没有看好他,在大家眼里还不如一般村民地位高,因为大家不管穷也好、富也好,总有亲情友情关系,相互交往心里总是暖和的。
杨村大队改称杨村行政村后,村里举行过几次村干部选举,不过都是走走形式。这时的村组织已经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日常生活的服务功能。村干部候选人的产生虽说也是由上一级来确定,但都是有想当干部的村民自己找到乡里或村支书那里说些好话、送些礼,然后被确定为候选人。村干部换届选举都是有乡干部和村支书召集村民大会,村干部候选人都是提前定好,让大家投票表决一下。在选举中村民并没有拉帮结派现象,没有说一些人要支持这个候选人,另外一些人要支持那一个候选人。村民大都认为无论怎样都是这些人当选,反正谁当干部都一样,发张选票填好交上去就齐了。选举中也经常出现老光棍、瞎子、聋子得高票的现象,给大家带来不少乐趣。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村民负担比较重,而且村干部从收提留、公粮、计划生育罚款中具体得到多上好处谁也说不清,反正大家都对村干部有意见,村里的工作就越来越难做,乡里对村干部也就越来越不满。终于在1996年秋天,乡里书记在杨村召开村民大会,宣布免去村支书职务,同时宣布杨村村组织解散,由村民自己提名候选人,选举组成新的村委会,再从这些成员中产生村支书。杨村开始了某些专家、学者所称誉的“真正的民主选举”。
二、引入选举
(一)选举前的准备
这次选举工作的第一步是成立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是在乡干部的主持下,通过两次选举产生的。具体做法是先由每个生产小组选出一名选举委员会候选人,再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选举委员会正式成员。选举委员会成立后,接下来就是进行选民登记,审查候选人资格,做好选民动员,召开选举大会主持选举工作。
村民自己酝酿村委会候选人的消息传出去以后,杨村人忽然都来了自已当一回家的兴奋。既然上面让自己选村干部,只要有人支持,谁都有可能选为村干部。村干部虽然只是个村官,但是村干部在村民眼里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职位。特别是村支书或村委主任是村里最有面子的人物,别人见了他们都很尊敬。有些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还比较有头脸,就跃跃欲试来参加村干部竞选。他们首先和本门的村民商量,得到本门的村民支持后,再争取村里与自己要好而且比较有面子的几个人物的支持,让这几个支持者拉他们交往圈子里的村民的选票。
拉票首先是在本门的村民内进行的。在村民看来,血缘亲情很难割舍,一个门的人是一个血缘群体,是一个互助群体,遇到困难时首先在本门内寻求救助,然后才是求别人帮忙。一门的人当村干部,自己遇到难处时,能比别门的人当村干部帮更多忙,找自己人办事也比找别人好办得多。在各方面不说帮多大忙,能给自己照顾点,不找自己麻烦也好,不为别的,就是自己人当干部,自己脸上也有光。再说,人家既然说出来要当干部,求自己帮忙,不说为了亲情,就是为了面子自然会答应选举时投票支持的。得到本门的主要人物支持以后,自然就分工联络村民,寻求支持者多拉选票。
在本门内拉票轻易得到成功,大家在选举本门候选人上往往都能达成一致意见。除了宗族内拉选票外,还有就是根据自己平日的交往圈子在村民中拉选票。当然有时候这个交往圈子和宗族有重叠的地方。西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据个人利益分成不同的集团或群体。并根据个人利益的的变化而时分时合。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杨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社会交往圈子,根据平时交往密切程度和交往频度,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由亲近到疏远的一个社会交往圈,就像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在候选人周围是几个坚决的支持者,帮助候选人出谋划策、做宣传、拉选票,其次是一般支持者,这些人可能不会帮助拉选票,但肯定是投该候选人的赞成票者,再次是关系较疏远的边缘人物,只要争取还是会投该候选人的票。参加角逐的候选人除了找到本门的几个支持者为自己争取更多村民支持外,还会和找来别的宗族的与自己关系好的村民,要他们帮助自己拉选票。这些人在杨村都有着自己的人气,通过上门劝说,总能得到圈子里的村民支持。在相互拉选票的过程中,逐渐弄清了村中谁是准备参加竞选者,这些竞选者之间又出现里合纵连横。如果发现对方在竞选过程中能够和对方合作,就相互走到一起商量对策,让自己的支持者投对方的票。如果感到对方是自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想办法挖对方的墙根,比如极力争夺对方的拉拢的对象,揭对方的老底。
拉票活动大多在晚上进行,一是白天村民比较忙,大都不在家。二是白天公开拉选票,让大家都知道很不好看,在杨村每个村民都会顾及点面子。平时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大家都已经回屋休息,村里路上就没有什么人了。但是在选举前的十来天里,村里却异常的热闹了,到晚上十一二点村里还有敲门声、走路声,还有人家里在亮着灯,隐隐约约还传来说话声。杨村人都明白,这些人之所以半夜里还在串门子,都是在为拉选票努力。那几天经常出现有的村民前脚送走拉票者,后脚又迎来另一个拉票者的现象。有时拉票者来到一些村民门口想进去说服人家争取选票,一听里面别的拉票者正为拉票过来串门子,只好悻悻地走开,到别的村民家中做工作。有时候拉票者免不了走碰头,要是在平时,大家见了面都相互打个招呼,问好一下。但是现在却不同,双方都明白这么晚不睡觉是干什么的,相互用手电筒照到对方,感到都很没趣,也没有话说,即是说一声,也是只有来声没有回音,彼此都沿着路边走开了。
(二)选举经过
选举是在1996年十月举行的,具体是哪一天,谁也记不清了。那天早晨天蒙蒙亮,村里大喇叭就开始通知村民到村委院内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们吃过早饭后就陆陆续续地赶过来。但只到选举开始前,拉选票活动还仍然在进行,各个候选人的主要支持者还在村子里忙乎着。以前能拉的都已经拉过了,看看还有哪些中间势力能拉拢过来,就跑到他们家里连拉带拽把他们拉到会场,一直忙乎村民吃过早饭还没忙完。村民赶到选举地点时,选举会场已经布置好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话筒作为会议主席台,选举委员会的几个成员、乡里的一位副乡长、其他几个乡干部还有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早早赶到,在等着村民到齐后开始选举工作。参选村民因为事前已经由候选人及其支持者联系好,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自己要投那个候选人的票,不同候选人的支持者不约而同地在会场上站成几群。谁是谁的人,明眼人一看就心目了然。大家平时只是觉得只有相互往来多少而产生的亲疏感,而没有派别划分的概念,今天才忽然间发现被分到不同的派别中来。参选村民相互打招呼说话基本都是在本群之间进行,因为看到别的群里人就有了异己感,村民也不好意思站到别的群里,因为那样做会被别人看成是叛徒角色,即使站到别的人群里也顿时感觉和他们没有话说。有村民和其他群里的村民关系很不错,只是因为选举才被拉到不同的派别中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说话,感觉很尴尬,就走过去和他们说闲话。事后这些村民受到责备说,关键时候你往人家人窝里去干嘛?!
选举从大清早就准备,到9点多还没有开始,大家就聚在一起说闲话,整个会场乱糟糟的。到了大概10点钟的时候,选举委员会里的一位以前当过大队干部的成员宣布选举工作马上开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尽管他喊破喉咙,好多人还是根本不听他的,仍旧在那里说说笑笑。接着这位选举委员会成员开始宣布投票选举制度和要求,最后要大家举手通过。在农村,一般村民都不适应举手表决这种方式,要是对观点赞同的话,一般都是口头表示或心里认可就行了,结果举手者寥寥无几。该成员看到大家都不举手,非常失望,但还是硬着头皮宣布选举开始。谁知临时拼凑的选举委员会成员立场并不一致。另一个成员故意跟他过不去,就立即表示强烈反对,说举手没有过半,宣布无效,不能进行选举。两个人就能不能开始选举争吵了起来。村民也都看笑话,跟着起哄。个别村民故意喊着“不选了,回家”,说着就往外走,其他村民也跟着走。眼看着选举无法进行,这时那位副乡长开始讲话,他严厉、宏大的声音镇住了大家,会场开始安静下来。接下来副乡长首先宣读了《村委会组织法》里面的一些内容,讲了对破坏选举活动的如何进行行政和刑事处罚。他这一招很灵,大家都不说话了,静静地听副乡长讲话。副乡长接着开始介绍候选人的情况,这几个候选人分别是一队的杨明、杨景生、李北成、高耀金,二队的段蓝青、薛超群、杨永顺、姜战争、杨卫群。
介绍完毕后并没有让候选人和大家见面并发表竞选演说,就直接介绍投票规则,告诉村民如何填写选票,如何投票,然后宣布选举开始。不知道是这位副乡长的工作疏忽,还是有意这样做。他或许是想尽快投票选举,免得环节多生是非,不希望在候选人介绍过程中再出现起哄而无法收拾,或者是因为长期工作在基层,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觉得在整个村子里大家都是熟人,没有必要安排候选人和大家见面,再说彼此互相了解,谁有多大本事大家都清楚,发表竞选演说来争取选票也没有用。
杨村这次选举是按照一户一票来投票的。发放选票的工作是两个村民代表来做的,由一名代表按照选民登记名册来宣读户主名单,另一个代表发选票,村民按照名单领取选票。当时场面比较混乱,有的村民没有在场,各候选人的支持者就争着代领。有的村民刚领到选票就被别人一把夺走。有的村民不识字,不会填写选票,就有其他村民立即 “热情地”跑来帮忙。一些人拿到几张、甚至十来张选票都选了自己候选人。有的候选人的支持者发现别的候选人的支持者多领了选票就开始连说带骂地指责,对方也骂骂咧咧地回应。有一个村民最近刚去世,选举委员会一时忽视,也将其登记到选民名册上,其选票由其儿子代领了,被另外一派的一个妇女发现了,她就开始不指名地叫骂起来,死者儿子就和其吵骂起来。村民填好选票后陆续投放到投票箱,整个投票活动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接下来开始进入统计选票阶段,乡干部们看到这个会场的叫骂声、喧闹声不断,局势一片混乱,也估计到村民们投票基本完成了,如果再不立即开始统计选票,有人趁机投入假选票,造成统计票数多于实际发出票数,不仅会造成辛苦准备的这场选举无效,而且会导致村民矛盾的激化甚至会打起群架来,想再次把村民组织起来重新选举难度更加大。鉴于投票过程的混乱,为了防止在统计票数环节人多意见杂出现问题,乡干部决定只能由村民选派十几个代表进村委会议室监督选票统计,将其他选民关到门外并派人把守。一些村民自告奋勇地当起代表来,这些村民代表都是自己候选人的主要支持者,对投票当中对方的投票极不满意,也都担心对方造假,会议室内也是争吵声不停,但毕竟人数少,相对于刚才的选举会场还是显得有秩序。选举场面的混乱使乡干部们对于投票结果是否出现意外心里没有底。候选人也担心,怕自己忙碌了这么久,付出的努力白费了不说,要是重新选举的话,别人会展开更加激烈的拉票活动,选举结果未必是自己想要的。半个多小时后,选举计票结果出来了,收回票数少于发出票数两张,选举有效,大家的心情才平静下来。接下来的环节是开始唱票,公开选举结果。公开唱票,统计选票结果是在村委会办公室外进行的,由一名选民代表唱票,一人在黑板上计票,当时已过中午,大部分选民已经回家,还有一部分选民留下来和候选人、乡干部站在黑板前监督计票。各个候选人及其支持者焦急地等待选举结果,心弦绷得都很紧。只到下午两点钟,选举结果才出来。因为选举前大家都已串通好了,所以投票都比较集中。只有少数村民的投票比较零散。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事后了解,这些少数村民主要是在村里没多大影响力,被称为村里的窝囊户。他们和各个候选人平时很少往来,各个候选人也都没有把它看成圈子里的人,所以在拉选票时,各派都感觉和这些窝囊户没啥交情,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就没有上门动员他们。这些窝囊户也觉得自己和这些候选人没什么往来,也就不想支持他们任何人,就随便投了自己关系好的村民一票。
最后计票结果是杨明、杨卫群、薛超群、姜战争、杨永顺、李北成、段蓝青7人当选,杨景生、高耀金2人落选,其中杨明选票遥遥领先。各人得票统计出来以后,乡干部当即宣布了选举结果。当选者及其支持者看到选举结果以后心情都轻松了下来,落选者及其支持者则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原来的村组织已不存在,新的村组织还没有成立,那几个乡干部陪到选举结果出来,也没有人给管饭,只好骑着自行车赶回乡里。
(三)选举之后
中立者的尴尬
虽然选举当天村民去的比较齐,但还是有一些村民没有参加。这些村民主要是和对立候选人关系都不错的人,他们处于对立派别之间并与对立派别双方保持密切关系,面对两大派别的争取左右为难,支持一方都会和另外一方交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选择找借口不参加选举。选举那天,几个成为双方争夺对象的村民一直没有露面,他们感觉实在太为难,去参加选举的话,选谁都不好,不参加选举的话,呆在家里谁见了你不去投票也不好。有的天一亮就走亲戚去了,有的就出去赶集去了,直到半下午,估计选举已经结束才回家。但这种等距离外交也遭到了对立派别双方猜忌,排挤在派别势力的中心而被边缘化,不被双方看成是自己人,而是与敌对方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机会分子,再希望和以前与双方保持融洽的关系已经不大可能,有社会关系及其广泛者变成为游离于两大派别之间的孤立者。选举之后,他们和双方候选人及支持者见了面感觉很别扭,心里有了隔膜,虽说见面打招呼,但话里音外总能听出来疏远和不信任。就在选举之后的十多年后,笔者在访谈中向一位处于两派之间的村民提及此事时,他还感觉很别扭,对选举制度很不满意,说本来大家在一起都是很不错的,支持谁都不好,为了支持一方选票把另一方得罪了不值过,人家会气你一辈子,该说我要没得罪你,你怎么支持他反对我?谁都不支持也不好,双方都会说你不够意思,但想来想去还是谁都不支持最好,那样虽然都有意见,但不至于得罪很深。选举那天只好不出面,事后见了两方人都感觉不舒服,跟谁说话都能感觉到有了外气,过了好久关系才感觉缓和。选举把大家都牵连进去了,还不如不选,真要是村里或上面指定一个人当干部,只要他有能力,为大家办事就好,也不会说会有人站出来反对。
更不幸的是,一些在村中没有势力又于两大竞争派别没有多少关系的弱小农户成为上方争夺的对象,在双方的争夺中更是左右为难,这些小户平时虽说与任何一方没有任何密切关系,和任何一方没有任何过节,但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不参加选举,把双方都得罪,但遭到双方的怨恨不是很深。如果参加选举,你就必须支持一方反对一方,虽然填写选票可以秘密进行,但是你参加选举时就会发现,选举前,同一派别的支持者聚集在一起。你和哪一派别的支持者站在一起,你就被两派认为属于哪一派别,你当然也躲不过对方派别的眼睛。这个时候你只有硬着头皮投你所站在派别的选票,没有别的选择。你会被另一派看成是他敌对派别的支持者,选举过后你会在村庄交往中受到另一派的敌视或者打击。即使你投了另一派的票,结果可能会更惨,出力不落好,即使你支持他们,也会遭到他们秋后算账,因为你填票时谁也看不到你到底选了谁。即使你和两大派别的人群不站在一起,孤立地站在他们之外也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双方都不会把你看成自己的支持者,更可能把你看作敌对派别的同盟。总之,你必须被卷入到这场竞争游戏中,不管你愿不愿意,必须成为一方的敌对者,而你却从支持的一方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因为你不是他们圈子的核心人物,而是被边缘化者。在事后调查中发现,选举之后,无论是竞选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一回事。这些弱小农户选后对选举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为选谁都一样,无论怎么选都无法改变自己在村中的地位。
村委会内部的争吵
在杨村人看来,谁的票数最多谁就应该是村里的一把手,村支书是村里的一把手,票数最多者最能赢的大家的拥护,应该是村支书。好多人不知道村支书是村支书是由党员选举产生或由上级党组织确定。但是村里情况和县乡以上不一样,村支书一般都是本村人,乡里任命或支持谁当村支书也要具体考虑到村民的意见,对杨村当时村组织无政府状态,乡里不好过多干涉,因为这时依靠上级任命只能使形势更加复杂,所以还是基本没有插手,希望通过杨村人自己从选出的人员中酝酿出结果再给与承认。
干部选举出来了,但具体怎样分工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选举之前并没有说谁竞选那个职务,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谁的票数多,谁是一把手。杨明年轻有为,深得群众拥护,而且以高票当选,按理说应该是村里的一把手。可是杨明当时还不是党员,按票数当当村委主任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村委会成员争来争去一时确定不了村委主任人选。村支书由谁来担任更是件麻烦事,由谁来当村支书也不好确定。其中,李北成当选后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意思:他之所以参选就是冲着村支书这个位子来的,如果当不上村支书,他就干脆什么也不干。因为在村里除了村支书这个一把手的位子才有权力,有干头,在村民心中有威望,其他职位只能是打杂。但是这时有两个没有参加选举的村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要当村支书。一位是以前在生产队当过干部并在外村驻过队的年逾60的杨富贵。另一位是,在乡里当过干部年近70的杨文成。二人虽年龄已高,但还想在有生之年担任村支书。二人的加入使形势更加复杂化。当时确定不了谁是村支书,大家的分工也很不明确,村里有事开会时,杨富贵和杨文成说话做事都想以村支书自居,二人互不满意,而其他成员对此也都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村民选举出来的,突然冒出两个人跟自己争职位,实在是难以容忍,所以他们就和杨富贵、杨文成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村里工作无法展开。
村委会是通过选举产生出来了,但是面对一直处于吵闹争执的混乱状态,乡里只好临时委派一位乡干部到村里担任村支书主持工作。可是这位乡干部毕竟是外来人,不可能深入地介入杨村社会场域中,只能传达乡里的指示和安排乡里下达的公粮提留,计划生育等任务,具体工作还要由本村干部来执行,所以干部间的争吵仍为家常便饭,乡里委派村支书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杨村村组织混乱的状态。这样的困局一直维持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乡里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最后作出表态:由薛超群任村支书,杨明村委主任。薛超群是杨村的小姓,在杨村人缘也不错。把村支书一职交给不至于导致派别力量的失衡。确定杨明为村委主任,是考虑到杨明在选举中得票最多,杨明在这些村干部中最年轻,工作能力也很强,为人处事真诚、热情,深的村民好评,除此之外,一个更主要的因素是杨明的宗族人口多,比较团结,宗族中有几个人在村民心里很有地位,如果没有宗族的支持,就很容易被排挤。乡里当是还确定由李北成任副支书。而李北成非一把手不干,要当就当村支书,不愿当副支书,直接退出领导班子。杨富贵看争党支书无望,从此退出了村组织。杨文成见不能当上村支书,也退出了村领导班子,但杨文成并没有放弃当支书的念头,而是争取以后有机会实现当支书的梦想。村委会的竞争选举使他认识到,要想当村干部必须多争取更多自己的支持者,他在退出村领导班子之后,开始了利用村里派系矛盾争取自己势力的努力。
打架事件
选举之后村里还因为竞选的事情打了几次架。村民韩宏盛是杨村的一霸,平时好勇斗狠,名声狼籍。他也很想当上村干部,把持村里的权力。但韩姓在村里只有三、两家,韩宏盛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小姓,本人在村里名声很不好,于是就推出长期依附自己的杨景生作为的代理人参加竞选,希望杨景生能当上村支书或村委主任,通过控制杨景生来操纵村里的公共权力。韩宏盛为了杨景生当选,可谓费劲了心思。在选举前的十几天里,全部精力都用在忙着帮杨景生拉选票,凡是有一点关系往来的,韩宏盛两口子都到人家里游说,劝说别人投杨景生的票,甚至不惜许愿相求。在选举的当天上午他老婆还到人家里拉着人家去会场。为了代理人能够当选,他还在村东头饭店里请了村上几个哥们喝酒,要他们帮忙多拉几个人投杨景生的票。
杨景生在选举前是村里小组长,也是村里唯一参加这次选举的前任村干部。前任村干部在收公粮、提留和计划生育罚款上和村民矛盾很大。大家都认为前任村干部贪污村民钱财,因为他们向村民收的公粮、提留和计划生育罚款都比乡里规定的多,村民们对杨景生很有意见。杨景生在村中一门的族人很少,且都不在杨村居住,这对杨景生竞选也很不利。不利于杨景生竞选的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他的不孝敬父母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因此,村里人都看不起他。而且杨景生能力有限,很难胜任村支书或村委主任那一角。所以这次竞选,大家对杨景生并没有看好。但是杨景生在韩宏盛的极力劝说下还是参加了村干部的竞举,选举的结果自然是杨景生落选。既然竞争选举走不通,韩洪生就决定干脆武力打击村干部,韩宏盛把打击村干部的矛头对准了得票最多的杨明。在他看来,人气最旺的杨明才是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只要能把杨明摆平,对付其他干部就容易多了。因为靠选举竞争很难胜过杨明,唯一的手段就是武力打击。在农村熟人社会里,一个人要是被别人打几次,挨得很窝囊,就成为打败的鹌鹑叨败的鸡,在村里人面前很丢脸面,威风扫地,永远抬不起头来。如果真能如此,杨雪亮的村委主任自然就无法当下去而退出村组织,而自己也会在村里更让人畏惧,地位会空前抬高。别人见了杨雪亮的下场,自然也都不敢争着当村支书或村委主任了,就可以顺当地将杨景生扶持上台,或者干脆自己上台。
韩宏盛第一次对杨明下手是在杨明当选村干部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当时韩宏盛和老婆在村寨外与杨明的老婆对面迎来。韩红生让其老婆骂杨明老婆,杨明老婆还口,韩宏盛老婆就动手殴打杨明老婆,杨明老婆不是其对手,身上多处被韩宏盛老婆打伤。等杨明老婆回家把杨明及其亲族人叫来时,韩宏盛及其老婆已经回家。
韩宏盛第一次得手后,更有了武力对付杨明的信心。他也认识到这次打了杨明的老婆并没有对杨明造成多大威胁,于是就等待着下一次动手。不过这次选择的是和杨明亲近的段顺生。起因是第一次打架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段顺生的未成年儿子从韩宏盛家旁边的路上经过,韩宏盛两口无端打骂段顺生的儿子,段顺生的儿子跑回家告诉段顺生。哪知段顺生不吃韩宏盛这一套,于是找来自己的本村姓李的亲戚爷们能打能斗的六、七个人一起找韩宏盛算账,韩宏盛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动起手来肯定吃亏,就只好躲进家里锁上院墙大门不敢出来,韩宏盛十几岁的儿子来不及躲起来,被段顺生抓住揍了一顿。段胜利他们抓不到韩宏盛,只好在韩宏盛家外面骂了一阵回去了。当段顺生他们打到家门口时,平时飞扬跋扈的韩宏盛看对方人多竟然躲进家里不敢出来,很是让人看不起。
韩宏盛第三次下手是在几个月之后的下午。当时杨明两口与韩宏盛两口在村头对面走过后,韩宏盛两口想旧技重演,先是韩宏盛两口骂杨明夫妻俩,杨明夫妻俩忍不下这口气,就开始还口,双方就对骂起来。杨明两口子知道骂急了就会打起架来,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些怕对方。韩宏盛的行为杨村人早就看不上去了,杨明的同族村民和关系要好的村民也想帮杨明出出气。以前大家都有些怕韩宏盛,任其飞扬跋扈都不敢惹他,但是这次选举使村民结成了小团体。大家看到韩宏盛不断挑起事端,似乎感觉到再放任韩宏盛跋扈下去,杨明的干部肯定当不下去,接下来韩宏盛控制着村中的权力,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于是开始团结起来,一起对付韩宏盛。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杨明同族的、还有关系很近的青壮年村民都过来了。十几个人冲上去要收拾韩宏盛两口,韩宏盛虽然凶狠,但见人多势众,感到不妙,回家骑上摩托车带上老婆就跑,结果韩宏盛老婆背上被砸了一砖,但算是跑掉了。大家看韩宏盛骑摩托车跑,就开上农用三轮车在后面追。一直追到三公里外集镇上,韩宏盛两口躲进了派出所里,杨明他们赶来后,被派出所的民警劝阻,只好在派出所外大骂,任凭杨明他们怎么叫骂,韩宏盛就是一直不敢出来。杨明他们没有办法,就开着三轮农用车在集镇上喊着韩宏盛的名字沿街叫骂,引来好多人出来观看。
第四次打架是在上次打架过了几天之后。韩宏盛几次打架失败,感觉很窝囊,于是在杨村北5公里的赵街镇上花钱雇了20多个地痞无赖,带着铁棍和砍刀等凶器,开着一辆汽车来杨村打架。韩宏盛在前面叫骂,地痞无赖在后面跟着,准备只要是对方的人,见谁打谁,要彻底扫荡杨村。杨村人一方面是拨打110报警,另一方面是通过大喇叭通知全村人抗战,杨明及其支持者立即组织起来,拿起铁叉、长矛准备决一死战。村里其他人见外人要打本村人,也都很气愤,都准备和这些地痞无赖干一架。那些地痞无赖看到杨村人准备决一死战的气势,感觉如果打起架来来不及撤走,被警察抓住肯定会被关起来,再说为韩宏盛打架,搭上命不合算,太不值过了,于是开着车灰溜溜地走了。地痞无赖走后,韩宏盛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躲到家里锁上院墙大门,任你怎么叫骂就是不出来。杨村人见韩宏盛不出来,就推倒了韩宏盛家灶屋的烟囱发泄一下怨气。
通过几次打架,韩宏盛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大落。韩宏盛也算盘落空,不但自己没有制服杨明达到自己代理人当干部的目的,反而自己屡遭挫败,落得自己威风扫地,再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成了村里边缘化的人物。韩宏盛因社交圈急剧减小,基本上经常呆在家里不出去。
高耀金为选举的事也和别的村民打过两次架。其中一次是和同小组的杨成打的。高耀金和杨成以前就发生过严重冲突,在选举前两家关系有所缓和,但关系时好时坏,很不稳定。杨成看高耀金在竞选村干部,害怕高耀金当了村干部对自己更不利,就破坏高耀金的竞选活动。事后高耀金知道了里面的情况,就向杨成找茬,结果两人就打起架来。高耀金打起架来很凶狠,杨成处于下风,杨成的儿子看到父亲吃了亏,上前捅了高耀金一刀逃跑了。高耀金报警抓不到杨成的儿子,只好向杨成狠狠地索要一大笔医疗和误工费。事后杨成怕高耀金出院后再找事,只好全家出去躲了两年。杨成邻近高耀金家有一片亩把地的宅子,上面有五六间房子和几棵大杨树。高耀金得到几万元医疗赔偿费还不满足,在出院后要把杨成的那片宅子占为己有,作为对自己的赔偿,后来因为村干部出面说和才没有占成。
派系间的纷争
杨村的分歧与斗争并非只在村干部之间发生。选举唤起了杨村人的斗争意识,村里的派系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就在杨富贵努力争取当支书的时候,已年近80的村民姜占鳌,因为在文革期间和他结下仇恨,压在心头的怨气一直出不来,见杨富贵出来争支书,终于发出心中的怒吼,号召姜姓子孙起来“跟他斗”。姜姓村民本属一个祖宗,几代人繁衍下来,在杨村已发展到二十几户,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姜姓人同心协力和杨富贵作斗争,尤其是他们和杨富贵属于同一个村小组,使杨富贵在争取村支书的活动中总是力不从心,只好放弃争支书的念头。薛超群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但是他毕竟是小姓,能依靠的自己人并不多,对村里的各派势力都不敢得罪,对各个村干部都不敢发脾气,办事总是小心谨慎,伸不开手脚。薛超群在当了几年村支书以后,自动辞去职务,这是杨明已经入党,村支书就有杨明来担任。
落选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也一直对选举结果不满意,对村组织的工作向来不参与、不配合,希望找机会把本届村干部赶下台,再把自己人选上台。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些小宗族和小姓村民,按照以往,无论谁当干部,大家都对个人不对派别,小宗族和小姓村民在村里都有发言权,甚至小宗族和小姓村民从建国到选举前都有当干部的机会。而选举对他们来说,一定意义上是对他们在村里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和当干部权利的“合法性剥夺”。本来这些人属于不同的支持者,在选举前是竞争者,此刻面对共同的敌人走到了一起。1997年秋天,村里刚收完提留后,一些小宗族和小姓村民,有几十口人开着3辆农用三轮车去乡政府上访,要求审查村财务,把干部贪污的赃款追回来。乡政府派人到村里找到几个反对派代表和几名村干部及其支持者一起核对村财务账目,当时查出将近一万元钱对不住帐,但这些钱都是被用到招待乡里干部的吃喝上,虽然村干部们也陪着吃喝了,但是没有人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不能算是贪污。这次查账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却进一步激化了村里矛盾。
杨文成在离开村组织以后并没有罢休,他希望通过培养自己的势力准备为下一届村干部选举成功努力。要进入村组织不能靠跟现任村干部套近乎,只有拉拢他们的反对派。很快他就与以前下台的村干部、韩宏盛他们结成同盟,形成一个显现的反对派。杨文成由于以前当过乡干部,在村里算是头面人物,跟村里的二混子,特别是韩宏盛一向合不来,而且跟刚下台的几个村干部以前也很少往来,因为这些人名声都不好。前任村干部虽然在村民心中形象不好,但是他们是现任村干部的反对者,韩宏盛名声不好,特别是最近几次打架弄得很窝囊,但他是现任村干部,特别是杨明最坚决的反对者。因此这个时候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走到了一起,只要精诚合作,就会组成一个坚强团体,到时再争取一些中间派村民,下次竞选还是很有希望的。
就在以上派别斗争的同时,另两股主要力量也在为争取村干部职位进行着时明时暗的活动。一派是以杨启发为首的杨姓势力,另一派是高姓势力。村民杨启发很想当村干部,他的目标是村委主任或村支书。在村里,无论是想当村委主任还是村支书,都必须有自己人支持。杨启发所在的宗族比较大,人口较多,如果把全族的人都动员起来,即使争不上村委主任一职,但至少有可能进入村委会。如果加上自己的人缘,多拉些选票,进入村委会,在争取一下,能争个村委主任是没问题的。1996年的那次选举,杨启发有当村干部的念头,但当时对如何操作争取选票认识不是很到位,没有参加竞选,错过了机会。选举过后使他认识到原来当村干部只要多拉选票就行了,没什么难处。选举后的他当干部的心情更加急迫了,于是就一方面加紧在自己宗族中的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方面四处打听村委会和村支部的消息,只要发现村领导班子有什么过错,就立即去乡里和县里告状,他要告的主要是村委主任和村支书,因为村领导班子出现贪污行为,村委主任和村支书要负总的责任。再说,他的目标是冲着村委主任或村支书职务去的,当一般村委会成员对杨启发本人来说没多大意思。一到收公粮、提留款或计划生育罚款时,他都特别忙碌,不辞劳苦地跑到乡里就这些任务量问个明白,看看村里摊派的任务比乡里规定的多出了多少,感觉怀疑就立即到上面告状,另外,他还就公粮、提留等事项打听谁家对村里有怨言,把这些有不满的情绪的村民意见整理出来到上面告状。但是因为一直拿不出明确的证据来,告来告去,也没有结果。他只好把争干部的中心工作转移到1999年举行的第二次村干部选举上,他的主要策略一是加强笼络本族的人,强化宗族意识,争取他们与自己真诚合作,到时候都投自己的票。另一方面,他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和村里那些在野的有心当村干部的村民加紧联系。他争取的对象有上次选举失败者,也有没有参加过选举而有意在下次选举中进入村委会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圈子,但是力量都不大,单打独干的话,他们任何人都不能选举获胜。苍天也负有心人。尽管杨启发为当干部费了不少苦心,但结果并不令他满意。虽说他的宗族比较大,但是亲族之间好多出了五服,关系都疏远了,加上村里人情交往复杂,有的亲族并没有与他保持一致。他的统一战线也不是很牢固,那些合作者表面上答应在选举时相互支持,实际上他们只是希望获得杨启发的支持,而并不支持杨启发,因为他们担心杨启发族人比自己的人多,如果自己人真的投了杨启发的票,竞选结果可能是杨启发上台而自己落选。选举时杨启发的支持者在杨启发的号召下投了同盟者的票,而那些同盟者却没有人投杨启发的票。在职的村干部们在1999年这次选举中为了继续执政,组织的比较好,相互结成选举同盟,再说,他们在台上,还是比在野的那些人有影响力,得到相当一部分村民认同。参加选举的结果以杨启发的失败而告终。
另外一支争当干部的力量是高姓家族。高姓人在杨村有十来多户,六七十口人。为了本族人能当上村干部高姓人可以说是轮番上阵。在生产队时期和分田到户后高姓人都有在村里当干部的,那个时候谁当干部只要上面同意就好,大家也没有计较谁是外姓、谁是本姓的意识,因为村民认为当干部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但是这次选举意义完全不同,对村民来说,既然上面让你自己选干部,是要选举自己的人当干部。高姓人觉得自己在杨村有几十口子人,无论怎么说也要有个自己人出来当干部,好给自己说话、办事。1996年那次选举,高姓人推出高耀金参加选举竞逐。高耀金兄弟众多且都有无赖行径,高耀金本人也有小偷小摸行为,和村民打交道还好占便宜,对他来说够本就是吃亏。分田到户后,他趁着村组织涣散,侵占了村集体和村民二十多亩地。因此他在村里口碑不怎么好,大家也不愿和他深交。但是高姓人里面真正适合作为候选人的实在不多,只好瘸子里面挑将军,把高耀金推出来。再说高耀金耍起赖皮来没人敢惹,他当了村干部正好能为高姓人争到好处。平时村民交往时,大家都把自己看成本村的一员,只要合得来都能保持较融洽的关系,虽然也有本姓和外姓意识,但总是很模糊。面对要选举自己当家人的时候,这个界限忽然清晰起来,因为两者之间你选择一个,就必然相好一个,得罪一个。既然要选圈子里的人,不同宗族,不同姓的人就和自己有了距离。杨姓人自然不愿选出外姓人做自己的当家人,高姓人争取选票的希望寄托在争取其他小姓上,但是这些小姓也是其他人争夺的对象,再说平时交往没那么多,人家对高耀金也没多少好感。所以高耀金争得的选票很有限。高姓人参加村干部竞选并没有太高的目标,只是想有一个本姓人进入村委会就满意了。他们明白竞选村干部就在于自己的人数多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有多大,所以扎根就没有争夺村支书或村委主任的意思,但这个愿望到最后也没有能够实现。高耀金竞选干部失败后,就开始公开和村干部对抗。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公然大骂村干部,说村干部都是些只想搜刮群众不为群众办事、无德无才,没有一个好家伙,他的叫骂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当时主持会议的乡里来的代理村支书很恼火,说要把高耀金抓起来。高耀金的同族人高同庆马上过来帮高耀金说话,把代理支书挖苦了一番,结果搞的代理支书很没面子,会议也没开下去。
高姓人就在高耀金选举失败后马上推出了高同庆的儿子高林森。高林森高中毕业后到部队当兵,并在部队入了党,复员后在家做农民。高林森当时年仅20多岁,在村里时间比较少,也不喜欢和大家交往,加上年轻,并不被村民重视。但高姓人把他看成了一个人才,希望能把他推出来在村里争个干部当当。高姓人靠村委会选举上台走不通,决定试着让高林森以党员身份争取一下进入村党支部,顺便争取村支书一职,因为进入村党支部也要靠竞争。但是高林森学生腔很浓,在党员会上讲话也表达不清楚意思,大家也没有把他看好,高林森见自己在党支部没什么影响力,争取当干部无望,在家也没有事做,就外出打工去了。他的父亲高同庆在他退出角逐后参与到村干部职位争夺上来。高同庆采用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告状,通过告倒这些村干部以后自己上台。于是就整天琢磨揪村干部的错,然后到乡里告状,乡里告不赢就到县里,告的内容就是村里多收公粮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不合理,村干部贪污公款,搞的乡里三天两头到村里来查账。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什么漏洞来,告状的路走不通,高同庆也和杨启发一样想通过选举上台,但是在1999年那次选举中也是力不从心,没有当上村干部,满肚子不满意也没有办法。
村委会的工作
1996年这届村干部选举出来后,工作开展做得并不怎么顺心。收公粮、提留时,那些选举失败的派别村民很不配合,看干部到村里收公粮、提留就故意躲出去不给面见,即使碰到他在家,也谎说现在没有,还给村干部脸子看。其他村民看到村干部们工作力不从心,也跟着耍起无赖,找各种理由拖欠公粮提留。有的村民打下粮食后就立即卖掉,交公粮没有,要钱也是没有,别的村民也都比着不交。部分村民拖欠的公粮提留只能摊派到别的村民头上,大家自然都不满意,对村干部有意见。而那些反对派,争着当干部的人就四处告状,搞的村干部焦头烂额。这届村干部也没有做出多少事情来,做的一件比较大的公益事情,就是动员了村里的几位砖窑厂的窑主兑了些烂砖把寨门口的两段加起来总共十多米长的泥路垫了垫,并加宽了一下。
这届村干部无法做出事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村干部内部斗争尖锐,杨文成、杨富贵几个人都相当一把手,为此整天吵闹争斗,互不服气,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争夺村支书上面了,也没有心思去做事。其他干部成员只好站在一边观望,不知道该支持谁是好,工作也不积极。其二,选举之后,村民明显有了派性,村干部到自己的支持者那里做工作,他们还都比较配合,到反对派农户那里,则遭到各种抵制。即使是全村人都要参与的公共事务也不支持,不参与,甚至反对。村里的大路在2006年以前还都是泥路,,一到下雨天,就很难走。当时许多农户买了三轮农用车,这些三轮农用车把村里泥路碾压出深浅不平的泥洼来,给村民交通带来很多不便,这一切村干部们也看到了眼里。1997年冬,他们在一起商议好动员村民义务做路工,找些砖渣把村里的路都修一修。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对村里人都有利。但是选举造成的村民派性冲突使打算变成泡影,派别之争使得村民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修路不免要挖到路边村民房宅边的土,要在平时大家会考虑到为村里办事,自己吃点亏也没什么,但是这次修路要牵涉到一些因选举和村干部有矛盾的农户,遭到这些农户的坚决反对。其他的对村干部有派性意见的农户也不配合,不愿意出工。在农村搞公共活动必须有大家意见达成一致、集体参与,如果有少数人搭便车就可能使行动无法进行,更何况有人坚决反对。其三,是反对派制造事端、打架外,不停地揪错、上访告状使村领导班子无法做事,因为你做什么事就有人告你有贪污行为,上面三天两头来找你查账、谈话,就让你没有心思做事。其四,是工作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新当选的干部以前都没有领导工作经验,上台后还要一段时间了解工作各环节,村干部之间还要磨合人际关系。在村庄内和行政机构不一样,行政机构的领导者的权力来自正式组织的授予而不是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德和威望。在杨村这样的熟人社会就不一样,村里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权力让谁服从谁,除非你有一定威望。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和品德,没有一定的威望,即使当了村干部大家也不认同你。只有这些选上来的村干部能做出点实事来,大家才会服从你的领导。这些村干部和上级的配合方面也不是那么默契,乡政府和乡党委里的干部们对他们这么多新面孔不熟悉、不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不是很相信,所以在工作支持与配合上也是不那么有力。
选举后的村民关系
选举之前,杨村人相互之间没什么矛盾,觉得都是一个村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有时一天能见上几次面,见了面都打个招呼,虽说有的人相互之间交往少,但谁家缺什么东西,到别人家里找来用用一般都没有拒绝的。村里有老人去世,大家都去烧纸,兑礼钱,把帮助抬棺当做自己应尽的义务。遇到结婚等喜事,只要有点交情,也都会送上彩礼,参见婚庆典礼。总的说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自从有了机械化,有了化肥农药,农民种田省了好多事,要是不出外打工,杨村人就没事干,就只好聚到一起打麻将,或者见里面站在村头、路边说说闲话,或者到家里聊聊天。虽然说物质不怎么丰富,但相互间交往满足了精神生活的需要,减轻了来自生活的压力。
从村里搞村委会竞选之后,村民们忽然感觉有了派性,有了距离感。由于有了派性对立意识,杨村村民的社会交往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村民发现选举把大家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平时在一起没讲过远近,现在敌友关系分明。因为在候选人之间,彼此是竞争对手,以前大家都感觉是一个村的,相互间多年的交往与合作,村里没有什么让双方争夺的理由,但是在村干部职位面前必须争夺,这是很伤和气的事情,其他村民在不同的候选人之间必须做出选择。在平时的话,虽然人情有亲密远近,但大家都没有论那么真,都保持了村庄社会的人情底线,不会因为支持谁而反对谁。但这次必须做出选择,只能选择支持其中一方,而支持一方就意味着让另一方落选,就意味着反对另一方,合作关系就变成了敌对关系。作为对方来讲,我平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没有得罪你,你反对我,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在竞争各方中谁都不支持,则意味着自己被排斥,被反对,平时关系都不错,找你帮助投一票就不干,很不够情谊,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自己以后自然就被疏远。同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看到别的候选人的支持者心里就不顺,感觉他们在和自己这一派人作对,特别是落选的那一派人看到别的派别的村民更是不满意。同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之间感觉是自己人,关系保持的还很亲切,不同派别的村民则有着敌对意识,相互看着就心里厌烦,走碰面虽然也像以前那样打个招呼,但是打招呼时,双方心里的敌对情绪说话声音就听的出来,有的甚至见里面不说话。以前大家在一起时,说便说什么都无所谓,自从有了派性以后就不那么随便了,不一派别的人在一起就少了很多共同的话语。如果到不一派别的人家串门子,碰到另一派的人坐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或商量说什么事,哪怕这个话题跟派别毫无关系,但是他们一看来了不一派的人就立即转移话题,随便说些其他的闲话,或者起身站起来离开,这种局面让人心里很郁闷。村民以前在一起打麻将,或者闲来无事顺便到村里村外转转,遇到其他人就在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长里短的事情,但自从选举以后,不同派别的人关系都疏远了,也不坐在一起打麻将,见了不一派的村民也不说闲话了,大家都只和自己同一派的人往来。选举之后,村民也都经常呆在家里很少出门了,因为见了对立派的村民,感觉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说话过意不去,说话声音出来就带着情绪,听着总是不舒服。村民以前聚在路边村头说闲话闲聊的机会一下子少了许多。村民没事就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晚上早早睡觉,早晨起来要么收拾一下家务,要么到田地里一个人默默地看着无声无息的庄稼。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孤独,只好找到一派的村民在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
选举之后,村里有了丧事,村民也不如以前那样家家都去随礼了,虽然村里丧事出殡,过去帮忙,不是什么麻烦事,但对立派的主要成员因为关系弄得很僵,双方都不在礼节上往来,对方有事都懒得出面。由于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多了,村里的劳动力比较少,对立派别的村民不出面帮忙,出殡抬棺就成了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村里的喜事因为派别的原因也不如以前隆重了。因为派别间相互有对立情绪,看着对方心里就压着火,也没有那份心情去分享喜悦。
三、抛弃选举
(一)乡里对选举的态度
虽然1996年和1999年的杨村村委会选举搞得轰轰烈烈,但直到现在十多年却再没有进行过村委会换届选举。其中一个原因是乡里对村委会选举不支持。其实在当地,一些村庄的村民委员会每次选举中出现的情景都和杨村差不多,村民中都出现了派系斗争和矛盾冲突,只是矛盾斗争的激烈程度不同,甚至有些村因为选举发生冲突的程度远远超过杨村。
乡里对各村的情况比较了解。作为乡级党委、政府,它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村级领导班子,需要一批富有经验、工作能力强,能帮助乡镇党委政府顺利做好基层工作的村干部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当前的被称为实现农民权利的真实的民主选举导致选出来的村干部可能不是乡镇党委政府期望的人选。毕竟,从事村委会工作除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外,还需要一定的管理经验和领导能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村民自己提名村委会候选人往往并不能把最有能力的人选出来。选举上来的有些村干部没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他们在配合乡镇干部工作上就会很吃力。每隔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可能导致村干部走马灯式的频繁更换,原来的村干部工作经验和能力刚刚培养出来,和乡干部刚刚熟悉,彼此工作刚刚配合默契,却因为选举失利下台了。又上来一批新面孔,工作经验和能力不具备,对工作情况还不了解,乡镇干部还得费好长时间重新和他们磨合关系。一个更让乡镇干部头疼的是,一些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会认为是自己村民选出来的,是村民利益的维护者,不受乡镇党委和政府约束,导致乡镇在村里的工作无法展开。村委会选举给乡镇党委政府带来的另外问题就是竞选导致的村民派性斗争。村民围绕村委会选举形成不同派别,各派别围绕选举结果会斗来斗去。竞选失败的一方会常常跑到乡镇,或县市里不停地上访,搞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村里出现派性斗争后,村委会在村里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更加难做,因为村委会的决议会有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具体工作也会因为反对派的抵制无法顺利完成,因此乡镇和上面政策的推行和下派的任务完成起来就很困难。
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村委会选举不热心还有选举具体操作方面的因素。在农村,一个村的村民往往分成几个宗门,选举村干部都是在几个门之间展开争夺,由于众多的门与门之间的争夺,常常导致选票分散多数选票难以超过半数,使选举流产。现在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常年出外打工,留守在村里的人口很少,召集一次选举大会就很不容易,参选村民很难达到法定人数,留在村里的又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文化素质也很难按照选举规定投票选举。选举竞争在宗族之间展开,结果只能是大族获胜,其他宗族被排挤在村委会之外,宗族势力取代了上级政府对村里的影响,导致宗族矛盾加深,村里的工作更不好做。由村民选举村委会还会导致黑恶势力上台。一些村霸会利用自己在村里的影响迫使村民投自己的票,使自己当选。以往村干部由上级提名或任命,对一些民愤极大的干部可以勒令停职。在村民民主自治条件下,黑恶势力可以合法地排斥国家权力,占领村庄公共权力空间。
正是基于以往村委会选举经验教训,当地乡党委在以后的村委会选举前要先开一次村支书会议,强调一般情况下村委会成员绝对不能动,只能走走形式,只有特殊情况的行政村可以进行竞争选举。各行政村的村支书根据乡镇会议精神,回去以后只是在村干部会议上宣讲这些会议内容,并按照以往选举经验,把选举所需要的材料造出来一套应付上面检查,而不再从事村民选举活动。
(二)村委会的运作
杨村村委会第二次选举以来就没有选举过,到每次换届选举时,虽然有村民通过电视知道有这事,却都不愿意过问,只是几个村干部在村委会办公室把选民登记表造造,把选举委员会姓名和选举规则写出来,把印制好的选票拿出来填好,应付上面的检查。村支书杨明告诉笔者,这些工作都是应付上面,主要是应付县里来检查用的。作为乡一级党委政府,对下面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其实也不支持村委会选举,选举只能出乱子,产生矛盾,可是上面非要求选举不行,只好给他做一套材料,具体真选了还是假选了,看选票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事情不能按政策,需要变通,下面和上面实际情况不一样,按上面的政策办,非坏事不中。
1999年10月,杨村第二届村委会选举结束,人员组成并没有大的变化,。第一届村委会由于村里围绕选举带来社会关系的复杂动荡而没有机会做事。这届村委会决定要做出点事情来。村委会作为处理村庄事务的公共机关,毕竟要求村委会成员要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和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部分村干部在具体工作中逐渐暴露出不具备村干部的能力。村支书薛超群虽然性情温和,得到不少村民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遇事总是优柔寡断,有些事情办理的不能让大家满意,乡党委乡政府也对他的工作有意见,就在第二届村委会选出不久,薛超群主动辞去村支书职务,通过乡党委和村委会协商,由杨明担任村支书兼村委主任。段蓝青是村委会里唯一的女干部,她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村里的妇女工作。可是多少年来,村里村里计划生育以外,也没有什么妇女工作可做。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些工作常常要依靠村支书、村主任上阵才能做好。加上段蓝青在做村里的其他工作上能力跟不上,再说她在村民中缺乏影响力,导致工作很难展开,最后不得已退出了村委会。杨卫群之所以能选进村委会,一是他的宗族人口众多,给他拉了充足的选票,二是其本人比较老实,给人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杨卫群小学没上完,人又太老实,处事能力差,村里分配的任务总是完不成。最后,村支部把他的情况汇报到乡里,乡里要村支部、村委会拿出意见,让他和段蓝青一起退出了村委会。
薛超群、段蓝青、杨卫群三人退出村组织之后,村两委由原来7人减少至4人,工作起来有些吃力,需要补充新的成员。如果通过选举的办法产生新成员的话,还会带来混乱的局面,而且选出来的成员也未必胜任村组织的工作。而且,几次竞争选举引起村民之间关系紧张,再以选举的方式产生新成员只能进一步加剧村民间紧张的关系。1996年杨村第一次实行村民直选,村民充满了新鲜感。到了1999年第二次村民直选时,杨村人的新鲜劲已经下去了很多,选举带来的村民关系紧张,影响到村民间的正常交往,也不再愿意进行选举。针对这种情况,支书兼村委主任杨明把几名村委会成员召集一起开会决定通过协商方式补充新的成员,大家根据工作要求对村民的为人处世态度,人品和办事才能,以及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进行讨论,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同意提出三位村民杨庆华、杨景生、杨法印作为候补人员。杨庆华以前当过村组长,看事较开明,为人真诚,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他在当组长期间,办事比较公道,能够维护村民利益,村民对他印象不错。杨景生虽然曾依附过韩宏盛,以前当村干部期间村民对他看法不好,他不孝顺母亲大家也看不起他。可是杨景生毕竟当了多年的村干部,虽然不一定胜任村支书或村委主任,但当一般干部还是能够胜任的;杨景生本人在第一次选举后鉴于韩宏盛的劣迹,也逐渐疏远了韩宏盛,在选举失利后的几年里表现还不错,而且还主动和其他派别的村民消除对立情绪;再者,杨景生还跟以前的支持者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在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另外,杨景生本人也有着较强的当村干部的意愿。杨法印是村里的世面人物,在村民中很有影响力;而且杨法印在生产队当过多年小队干部,有着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最后村委会从村民中找几位代表就杨庆华、杨景生、杨法印进入村委会问题征求意见。因为大家对他们三人的为人和才能比较满意,认为这样做也避免了伤和气的竞争选举,都赞同村委会的主张。
新的村委会稳定下来以后,在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杨明的带领下做了一些得到村民好评的事。在杨明的带领下村委会为村里打了几十眼机井,主动调解村民纠纷,积极为村民办理贷款手续。帮助孤寡老人申请进养老院等等。但最重要的事情是盖学校教学楼和修路。
杨村小学校舍是上世纪80年代初修建的两排瓦房,到90年代后期,门、窗、玻璃都已损坏,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吹到教室里,遇到雨天,屋顶、门窗多处经常漏水。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都多次向村组织反映,要求想办法解决问题。而1996年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一直忙于内争,也没有精力去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到了第二届村委会人员更换、局势稳定下来后,村委会在支部书记杨明的带领下,决定扒掉旧的校舍,盖起新的教学楼,彻底改善杨村小学的教学条件。建教学楼需要十好几万元资金,大集体解散多年,这时杨村已没有什么集体资产,让贫困的村民兑钱盖校舍也不太可能。杨明通过到乡政府活动,争取到几万元资金。村里又卖掉公路边的一些大杨树凑了几万元。虽然还差几万元资金没着落,但通过村委会和本村一名建筑工头协商,答应先建校舍以后陆续还清欠账。2001年初开始盖起教学楼,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一座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在原校址上矗立起来,楼前铺上了宽广的水泥路,建起了美丽的花园。村民对村委会的这一举动都非常赞同,认为村委会在支部书记杨明的带领下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在教学楼建好后村委会号召为捐款还债时,村民都争相捐款,几天功夫捐了一万多块钱。剩下的欠款需要从村提留中提取偿还,但村民都毫无怨言,都说虽然欠几个钱,心里也是高兴的。
2005年,乡里开始筹备村村通油路的事情。以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杨明为首的村领导班子决定抓住这次机会,为村里办件实事。杨村要在村里修上3..5米宽,4公里的长的柏油马路需要资金40万。如果按照政策,乡里只能拿出20万补助资金。由于杨明为首的村组织比较团结、工作表现突出,深得乡党委和政府的好评。乡里出于对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成绩的肯定,给杨村下拨了35万的修路费,剩下的5万元由杨村自筹。这次修路工作获得了全体村民的支持。由于多年不选举,村民间紧张关系逐渐和好,在村委会干部上门收钱时,村民都很自觉地交出了钱。还有的村民更是积极,见到村干部主动把钱交上。在修路过程中,一些妇女还自发地担任了义务监督员,看到修路工有哪些地方柏油铺得薄,压得不到劲,就和他们理论,跑去找村干部反映情况。更令村民满意的是,村委会柏油马路修好后,在马路两边还安装了路灯。
(三)村民对选举的态度
杨村的选举的动力来自上面的推动和支持。就是由于上面的支持和推动,以国家权力的介入形式,否定了杨村既定的权威和现存秩序,导致村庄公共权力领域的无序,村中各种力量围绕村委会进行争夺,力图在新秩序格局中获得有利地位。一旦上面不支持选举,村里也就失去了竞争的动力,因为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组织选举以改变既存的权力格局。从1999年第二次村委会选举后,杨村再也没有进行过选举。村里好多人渐渐地就把选举的事情给淡忘了。尽管有部分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所了解,知道村民委员会要三年举行一次,但看上面不见动静,也就没人提起选举的事情。从1999年以来到现在,村里已经有几次没有举行村委会选举了。当问起2008年冬季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事情时,好多村民都不知道有换届选举的事情,只有极少数村民知道。没有了竞争选举,村里也就没有了拉派系的活动,村民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出现缓和,村民慢慢地打破派系界限进行交往,他们逐渐能聚到一起打麻将,聚在一起拉家常,婚丧嫁娶开始互相随礼,年轻人还一起外出打工。
多年前竞争选举带来的阴影还深深地留在他们心中,当问起先前的选举情况时,经历了选举风波的杨村人都不愿再提起选举的往事。他们只是表示对选举的厌倦外,不想对昔日的选举情况深入地交谈下去。当问到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三年选举一次村干部,选举投票是公民的神圣权利,好多年不参加选举会不会感到权力被剥夺了呢?无论是当初参加选举投票的一般村民、现任的村干部还是当年竞选的失败者,他们的回答却是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以为然。
“选举有啥好处?你跟我一势,我跟你一势,为了选干部,争来争去,一个庄整天闹的跟反的一样”。
“大家见了面都不说话有啥好处?现在不选了,也不争了”。
“要说一个庄的,也合不着争来争去。为了争干部把人折腾的受不了,大家关系都处的都好好的不好吗?”
“本来关系很好,选举选的大家心里都有距离了,哪胜现在,见了面,打个招呼,说说话,在一块打个麻将多好。”
“再选还是打架,没啥意思”。
“别再提选举的事情了,就这还没受够啊?还选举?!”
“选啥呢?有啥意思呢?三天两头换届选举,还没上去两天就下了,村委会不能为大家做事有啥好?”
“怎么光出孬点子,就是因为不选了,现在大家的关系才和好,再选还打架啊?”
“有选举就会有拉帮结派,就有对立,不选没事,再选还得打架不中。”
。。。 。。。
当向一部分村民问道,如果再举行村干部选举的话,恰巧你在外地打工,你会像一些人说的为了投票会从几百地之外放弃工作赶回来吗?这些村民的回答是:不会,就是当天正在地里干活或去集市上赶集,听说村里要投票选举,也不会赶回来。
由于现在农村电视广播的普及,一般村民都能通过电视等传媒了解外面的世界。杨村人每天晚上看电视对国内外竞争选举等政治事件略有了解,有些村民还拿国外和杨村现实相比较,“你说那些选举竞争在外国可以,他是他那个地方,咱这不是那地方,在咱这不中,国情不一样。”还有一些村民说起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围绕总理选举争斗不休的事情,说一个国家分成两派,整天打过来都过去,局势不稳定,对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杨村人已经厌倦了村干部选举的争斗,想过上平静、祥和的日子,都不愿意再搞竞争选举,不再看重那张选票。对他们来说,选不选举只是生活中的很小一个细节,最重要的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探索生活的目的和意义。
- 责任编辑:s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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