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和发展及其权益保障状况的实证调查,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关系网络、城市认同等特征和发展趋势。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农民工 市民化问题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通过调查研究验证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本课题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拥有农业户口、流动到外地城市或城镇被人雇用从事非农工作的80后、90后农村人口。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城市社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理想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把融入城市或城镇作为最终归宿的新生代农民工,到目前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对农民工状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后,第一次在文件中公开正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环境,在他们的身上除了户籍在农村外已经没有多少农民的影子,也没有多少农业生产技能,更没有多少回到农村的愿望。他们是以城市为参照物,他们对职业、待遇的要求都比父辈高;他们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但是,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长期的“漂移”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1、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为了深入了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和发展状况,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带领课题组于2008年11至2009年2月,有目的性地在广东、湖南等进城农民工中进行无结构访谈和发放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300份,收回有效问卷125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6%。全部问卷资料经仔细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输入计算机,并运用计量统计分析和SPSS11.5软件统计工具,进行回归分析,解剖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归纳其市民化的障碍及其城市边缘化特性。
(1)队伍庞大,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阶层主体。
根据课题组对湘、粤两地农民工调研统计,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25岁以下的占了41.3%,35岁以下的占了64.1%。20岁至35岁的年轻人是目前农民工的主体。自八十年代末以来,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如今这一特殊群体的总数已达1.4亿,且数量还在增长,其流动的范围也在继续扩大。与此同时,在这一群体内部,基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初次流动时间、就业类型、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的二次社会分化也在不断扩大,从而使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相应地使农民工问题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 “两后生”(农村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人员,又不愿再复读的学生)或 “80后”,数量超过1亿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中一部分即使失业也滞留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代农民工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他们从内心排斥农村,渴望成为城市人。并且由于农村出行交通不便、公共卫生服务缺失、文化教育商业环境落后等,使得这些年轻人在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因此,即使失业后,他们也继续逗留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2)怀揣梦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强烈。
尽管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是职业与生活空间的改变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完整的角色转变。近年来,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区域的扩大以及劳动力向城市聚集的过程等内容。其中,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市化过程中“质”的部分,而一些反映城市化的指标则是城市化“量”的体现。二者相较,市民化应该是城市化更为核心的内容。
调查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是满怀希翼的,他们不想留在穷乡僻壤过一辈子,城市诸多的发展机会吸引着他们,外出打工是无数农民实现梦想的理性选择。尽管他们各有目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他们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改变现状。“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向往有尊严的生活,渴望实现自身价值。农民工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又从一座城市漂移到另一座城市,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服装、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总之这些在第一代农民工看来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的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民工的普遍诉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城市因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即使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祝下,“新生代”农民工仍然不像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那样选择回归农村,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外地,过着流动的生活。我们课题组调查显示,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25岁以下的返乡农民工在今后的打算中,有超过一半(53.0%)的选择“到别的地方去发展”,24.3%的表示要等“赚到一定的钱才回家”,20.1%的表示会“一直在城市干下去”,只有2.6%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等待一段时间,再没有工作就回家”。这说明寻求城市自我发展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旋律”,虽然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遭受了打击,但是他们中绝大部分仍然坚守在城市。
(3)文化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难。
课题组从调查中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其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水平,占57.3%,大专及以上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较小,分别只占4.8%和8.0%。这一方面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进城农民工的素质虽然较之留守农村的农民要高,但相对于城市居民,其文化水平仍然相对落后,偏低的文化水平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和收入水平。有专家对农村青年文化结构问题调查过多次,发现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如今是凤毛麟角。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急下。过去农民文化水平高的大都有高中文化,他们是农村科学种田致富的顶梁柱,如今年轻的农民文化水平高的却只有初中文化,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农村孩子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也越来越少。
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过,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就业,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次真正受金融危机波及的正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技术的农民工。
(4)疏离“粗活”,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凭技术靠经验在城里或家乡创业。新生代农民工从相对封闭的农村乡镇走入比较开放的城市后,通过打工接触了新理念,熟悉了市场规律,积累了经营经验,接触了新技术,也培养了管理能力。多年的打工生涯后,不少人“盖房子、娶媳妇”的最初目标已经实现,他们中不少人揣着积攒的资金、学来的技术和满脑子的创业想法,在城里或回到家乡当上了老板。
但是也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给城乡管理带来新挑战。通过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于在历史比较中不断改善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状况, 因而保持着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 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和未来预期都比城市工人要好。但近两年的新变化是,第二代农民工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很多已没有农耕经验和农业劳动的集体记忆,社会态度和社会意识也发生明显变化,这对他们的社会诉求和社会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一方面文化技术水平低,致使就业技能缺乏,市场竞争力弱,难以找到轻松如意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对农活缺乏兴趣,在外边接受了新事物、新思维,不会种地,眼界开阔而性格又比较反叛,甚至根本不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另据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调查,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主要是:赚钱、盖房子、娶媳妇、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主要是,“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羡慕城市生活”、“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共占到71.4%。由于缺乏务实的就业观念,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上表现出很多不成熟的方面。不少企业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甘愿做“苦、累、脏”粗活,怕吃苦、爱面子等影响了他们的就业。
(5)体制藩篱, 新生代农民工容易产生心理失衡。
由于二元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深受社会歧视。他们一般很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不均等,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心理失衡。他们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属取向,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的定位,产生城市社区的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同时由于社会孤立,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也就只能局限在同一个空间的老乡圈子里,只能获得过剩的工作信息和市场,不利于职业的流动。而且在地位获得中,难以联结不同的等级地位层次,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使得他们与城里人心理位差拉大,容易产生心理失衡。他们可能将“打工无前途,回乡没意思”进一步演化为“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于城市,形成城市新失业群体、新贫困阶层。
新生代农民工有的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他们的生活来源也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地便无根,无业便无依,无地可种和无业可就,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他们离开原籍后基本脱离了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没有组织起临时的管理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农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约束,长期处于一种漂泊、失意的心理状态。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及其成因分析
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转型(注:文军.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 );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 empowerment) 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主要是三个层次:经济层次、社会层次和心理层次。[④]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递进的层次:进城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人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适应之后,社会交往是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它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上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等的认同程度,它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的深度。新的观念、心态和意愿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是进城农民工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存环境适应的必然结果。只有从心理层面融人了城市,才彻底完成由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这一社会化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这三个层次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
(1)二元制度羁绊:新生代农民工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长期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长期的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经历使他们往往怀有较深的“乡土情结”,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挣了钱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因此他们平日里拚命挣钱,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寄回农村老家,等攒够了钱,往往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然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仿佛无根的浮萍,漂移在城乡的边缘社会。
调查中,7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而有24.8%的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和迷茫。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突出贡献者,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旧体制的习惯性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实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2)利益表达不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话语权缺失。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是身处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利益表达渠道是否方便和通畅是其权益维护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49.7%)认为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40.3%的农民工认为“基本方便”,仅有10.0%的农民工认为“非常方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呢?42.8%的农民工认为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代表自己讲话”,42.3%的认为“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34.1%的认为是“由于现行的各种经济制度缺陷而引起”。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地务工经商时,经常有“有话没处说,有苦没处讲”的感觉的高达32.9%,“有过这种感觉,但次数不多”的占43.5%,“基本没有的”仅占15.9%。由此可见,有不少农民工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却奔走无门而苦恼,农民工普遍反映:我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没有地方去说,也不知道找谁说。不难预知,长期的心理压抑极易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失望、苦闷、忧郁的情绪,甚至反社会的行动。可以说,目前的工会组织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真正起到为农民工代言、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有困难不知道找谁”的问题亟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否则中国城乡社会走向和谐、走向太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3) 社会阶层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缺少市民社会的支持。
目前我国有1.4亿农村人口在流动就业,种种迹象显示,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我们社会中崛起,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改变父辈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第一代农民工为赚钱来到城市打工,但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或者忍气吞声;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和生活质量。对他们来说,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要他们像前辈一样攒足了钱再回到农村,他们已很难做到。他们本来没有多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家乡的记忆逐渐模糊,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城市市民的冷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困难。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在社会资源与竞争实力方面有着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天然优势。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感,他们视农民工为“二等公民”。调查表明,只有7.0%的农民工与市民“有较密切的来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都是“一般工作关系”(见表1)。

另外,60.6%的农民工认为市民对他们的态度“一般”,甚至有18.9%和8.7%的农民工认为市民对他们的态度“不太热情”或“很不热情”。正是由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这种排斥关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不能融入其中(见表2)。

(4)组织平台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普遍存在。
由于在城市工作生活中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打工的地方建立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的利益。课题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成立工会等维护其权益的组织”,占83.0%。然而,只有24.4%的农民工表示参加了打工地的组织,75.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打工地任何组织,可见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之低。由于缺少组织依托,新生代农民工缺少真正为自己说话的“代言人”,他们的想法和利益得不到及时表达,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又致使政府的公共决策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很少考虑他们,更不用说政策倾斜了。
新生代农民工当被问到他们未来的打算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以后谁知道啊,看自己的发展吧”,“机会好当然想留在外面的,没有机会就只能回去了。”反映在行为选择上,他们挣的钱基本上用于自己消费,很少寄给家里。总之,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向往更好的生活,渴望实现自身价值。但是正因为他们有梦,面对与老一辈农民工同样的社会境遇,新生代农民工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它是新的,是因为这些困惑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在他们身上表现比较突出;说它是旧的,是因为产生这些困惑的社会经济根源一直存在,是所有农民工所共同面对的。而相比起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少理想,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5)公共服务失衡: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8年度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68%。但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包括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目前,中国的1.4亿农民工尽管被统计进入常驻城市人口,但仍是“半城市化”状态。所谓“半城市化”,指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或者说是“城市化的不彻底”状态。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以及对城市社会缺少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在社会认同上出现内部化、边缘化倾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和行动框架。我们解决农民工基本问题的框架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要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出发,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来,理应享受到公共产品的服务,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旧体制下的城市政府主要是管理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职能,计划生育、子女教育、成人教育、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农民工覆盖率低,有的完全被排斥在外。工、青、妇等社群组织和流入地的社区建设工作也没有把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调查显示: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农民工最希望参加的保险中居于前三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湘、粤两省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基本保险都严重缺失。特别是失业保险广东、湖南分别只有9.2%、8.6%,难以为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业的农民工助一臂之力;养老保险广东、湖南分别仅为16.0%和17.2%;医疗保险广东、湖南分别为37.7%和42.1%(其中部分人是在农村老家购买的);工伤保险广东、湖南分别为28.9%和23.2%,工伤保险作为一种强制险,用工单位为职工购买的工伤保险比例明显偏低。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普及化的今天,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在老家和打工地都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险上处于城乡“两不靠”的真空地带。正因为农民工参保率偏低,他们在遇到各种风险时也就难以获得正式的社会支持,只能主要依托由血缘、地缘为主体所建构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些许救助。这样,当农民工遇到就业风险时,大多得不到政府和用工单位的强力支撑,降低了他们抵御就业风险的能力,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事业发展。农民工事实上还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3、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创新城乡社会体制机制
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新生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但是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游离于城市经济体制之外,被城市“经济上接纳,心理上排斥”,处于虽然进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居民的“半城市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是我们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问题上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也迫使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市民化趋势,并把这一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们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因为,“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动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因此,要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社会角色定位,需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环境,这就要创新现有的城乡社会体制机制。而从目前看,亟待采取以下积极措施:
(1)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早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前夕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主要是: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致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并进一步指出,最症结的问题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享有同城市人们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这是最根本的。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从采矿、钢铁,到纺织,到运输,到城市的清洁工甚至到若干服务岗位上的农民工,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了。我们城市建设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人们生活能够安心,是同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浓度随着在城市生活而逐步的稀释,带来了他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上还只是一种生存的适应,离城市同化、特别是城市融入还有很漫长的距离。可以预见,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人将在城市长期生存下去并向市民阶层转变,比例也将逐步的增加。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无法回避的、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紧将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制度设计,并且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2)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和渠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和转岗技能。
如今,许多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政府要做的就是要在培训上做文章,要鼓励农民工发奋自强,提高技能。无可置疑,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这种贡献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民工总是将自己固定到低文化层面,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倒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当前,国家相关部门的就业培训计划种类不少,花钱不少,但始终没有形成合力,效果难如人意。目前,教育、劳动、扶贫、农业等部门均有培训资金,但分散使用缺乏统筹,培训补贴上,基层急需的设备和师资经费全靠地方政府自筹,而劳务输出大县往往是财力紧张、投入不足,导致培训结果与实际企业需求差距较大。因此,政府要放远眼光,充分利用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平台,整合城市社区现有培训资源和渠道,着力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仍不能得到循序渐进的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其就业机会会更加渺茫。
(3)将社区关怀普惠式延伸和拓展,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已经是农民”。这是迄今来自中国政府对农民工最精确的定位。但仅仅是有最精确的定位还是不够的,重要的应是如何让他们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这一点很重要。当前,居住在城市社区中的农民工并没有建立与城市社区紧密的生活联系,更没有进入城市居民的社区生活圈之中,而是处在与城市社区隔离的一种状态。这就要求城市社区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将社区关怀普惠式延伸和拓展,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范围;政府则应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到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规定,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社保统筹地区转移接续问题。这说明中央和国务院已着力在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逐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抗市场风险能力;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只有机会平等和公正,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与梦想。
(4)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上已经产生了融人城市的愿望,并且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社会。根据经济社会城乡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要,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工作,仍是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开展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战略研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就业,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战略保障。平等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前提,为此,必须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进行相关制度的变革,建立起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在目前,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真正从体制上、制度上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就业权利。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有序地融入城市社会。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