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改革的过程是渐进的,范围也是从经济出发,逐步扩展的。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却也凸显出其他领域改革的迟缓与蹒跚。时至今日,大学的弊端以及大学改革的滞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关于大学改革的方向和方法,却仍在困惑求索之中。当然,近年来不仅是大学之内的专家学者,甚至全社会都在逐步深化对于现代大学和大学教育本身的认知和反思,对于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以及未来期望达成的目标,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和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但是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现有的条件出发,尽快将我们的大学推向改革与良性发展的轨道,这里不仅需要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更需要实践的智慧与策略。其实,我们可以不假他求,三十年来中国改革的经验,正可为大学改革提供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关于中国改革的经验,自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以下三点大致是没有争议的:其一,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经验就是结束关于“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最终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并推动和促进了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其二,设立“特区”、“试点”,以局部带动全局;以深圳和上海浦东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成功示范,打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和保守思想的羁绊,特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直接成为其他地区和后来者的宝贵借鉴。其三,遵循规律,学习先进,多关注普遍性,少强调特殊性;我们的改革始终是一个渐进摸索的过程,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局部开放到全方位开放,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逐渐清晰,我们发现,只有按照事物的本来规律去做事,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可、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对民主法治的尊崇等等,莫不如此。三十年改革的历程已经证明,虽然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以及国情有所不同,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大致相同,只要我们现代化的目标不变,那么先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就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和楷模。说到国情或特殊性的问题,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曾有过精妙的说法,大致意思是,如果说我们的国情不适合做什么,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国情,而不是排斥改革。
相比轰轰烈烈高歌猛进的经济改革来说,我们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大学改革,三十年来实在乏善可陈,而且有些所谓的改革措施,例如高校扩招、大学升级等等,甚至广受质疑与诟病。从现象上看,只有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而较少品质和结构上的改善;从社会评价来说,大学早已不是知识的殿堂和学术的象牙塔,学生功利、教师浮躁、行政专权、大学蒙羞、斯文沦丧。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已经广为流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我们的大学早已高楼林立,但是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期间,大家都会发出同钱学森先生一样的感叹:当代中国的大师何在?不仅如此,更为吊诡的问题在于,就大学的经费和财力而言,从国家拨款到社会赞助以及学生学费,可谓与时俱增,但是学生的满意度,教师的待遇以及大学在知识与思想方面的产出,却并未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改革走向全面推进与深化的今天,大学的改革依然举步维艰,在改革的意愿和改革的动力与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也就是说,对于大学改革来说,问题早已不是要不要改,而是如何改以及改向何方,即确定改革的方法与方向。
以愚之见,上述中国改革的三种经验,正可以成为大学改革的借鉴。首先,在大学领域进行增量改革,也就是在现有规模和体制的基础上,大力支持非公立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在大学领域引入新的具有实力和活力的竞争者,通过“鲶鱼效应”打破现有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格局,给体制内大学施加危机感和紧迫感,在平等竞争中激发各类型大学的创新、改革和发展。我们现在经常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之所以能够呈现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与当时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多种风格,进而多元竞争的态势是分不开的。目前我们虽然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民办大学和一些合作办学的独立学院等,但是它们的地位和权利与正牌的公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相比那些985、211大学的万吨巨轮,这些民办大学不过是些小舢板,根本对既有的秩序和格局构不成威胁,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而已。但是,回首我们经济改革的历程,私营经济也曾经被视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辅助,但时至今日,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早已超过半壁江山,在就业方面的贡献率甚至达到90%,企业可以如此,大学何以不行?
其次,如果说大学不同于企业,需要更多地考虑其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影响,需要有一个稳妥渐进的过程,那么没问题,我们可以在局部地区先行试点,像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开辟一个教育特区,以某些大学为试点。在这样的特区和试点大学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自我定位、自立规矩、自己做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摆脱现有体制的约束,可以尽可能地推进“大学自治”的理想。目前筹建中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正在这个方向上艰难地迈进,校长朱清时先生正在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披荆斩棘,探索出路。我们在向这些先行者致敬的同时,更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种探索和试验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是深圳、不仅是南方科大,以中国之大,以当下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改革的特区和试点,需要更多不同形式不同路径的探索和试验。现有体制内大学的诸种弊端,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行政主导、人浮于事,生产经营(科研教学)不是主要工作和任务,专业人员不是企业(大学)的核心力量,如果说以前的国企是各级政府的分支机构,那么现在的大学则可以说是教育部(厅)的分支机构,如此企业(大学)能有良好经济(社会)效益,才是怪事。而这些体制内大学的改革,往往事半而功倍,非常艰难,往往是改革者功未成而身先退,张维迎当年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以特区和试点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或许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在制度层面上可以逐步消解那些僵化负面的束缚,在人事和人才层面上,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真正激发起大学之间的竞争,从而推动全面而彻底的变革。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特区、更多的试点。
最后是大学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大学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目标。这就要从“大学”这个概念本身说起。我们知道,同许多现代事物一样,大学也不是我们自家祖传的东西,而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我们历史上虽然有太学、书院、国子监等建制,但是与现代意义上的university相去甚远。一般认为,现代大学的雏形源自创建于1087年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后来在欧洲各国生根开花,产生了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等目前依然享誉世界的著名大学,这些大学在创建之初就秉承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与原则,也正是由于这些精神和原则,才使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建成为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依据其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理念,大学应当追求教学与科研的共同发展,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从此,大学不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训练职业技能的场所,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殿堂和陶冶心灵和净土。及至二十世纪,随着美国的崛起,也诞生了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这些新型大学在原有的学术自由、教学科研相结合等理念基础上,又增加了服务社会的目标。自此,现代大学成为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位一体的重要建制,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大本营,是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的孵化器,也是连接精英与大众、知识与实践、国家与社会的媒介与津梁。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的先进与否、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其大学的水准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因此,我们应当看到,目前中国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办学理念与真正的现代大学理念有着怎样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追赶与学习的道路上,一定不要为自己寻找似是而非的借口或理由。正如市场经济可以造福美国人民,也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一样,现代大学的制度与理念,同样适用于所有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教育本身自有其规律,所以提倡“有教无类”的孔老夫子才成为教育家,大学本身亦有其规律,所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才成为所有优秀大学共同信奉的原则。
综上所述,大学改革可以先从增量改革出发,从“特区”“试点”做起,遵循现代大学之理念,借鉴先进国家之经验,集跬步以致千里,聚细流以成江河,经济改革三十年即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地位,未来中国大学的崛起与振兴,我们同样满怀信心与期待。
左大培:“大学改革”——使抢得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