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数不清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到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案,从不断出现的工程质量案到大学生马家爵、药家鑫行凶案,从学术造假到科学院预选院士的雇凶伤人案件……,都透出不用争辩的事实,即国民素质的下降,我们这里考虑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道德的普遍下降,根源在哪里,谁应当为此负责。
“劳力者”每日辛劳,世上苦活、累活、危险的活、危害健康的活都由他们来完成了,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无疑都是直接出自他们一双粗壮的手。而在建造这个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供养了一个庞大的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除去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之外,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直接和物质生产有关的,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就是要对提升国民素质负责。一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素质。如果知识分子素质的降低了,将直接影响教育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也不会有高素质知识分子,如此恶行循环造成了国民素质的下降。面对中国国民素质的现状,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一点忏悔精神,认真想一想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接下去的追问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呢?
一个社会的正常有秩序的运转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是靠两种力量来维持。一种是世俗的政治权力,是比较实在具体的;另一种是靠一种精神上的“道义”,在现实中就是所说的“文化现象”,这里包括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研究等等。两种力量虽然互有渗透,但主要的还是泾渭分明:前者是靠强制,有武力的参与;而后者主要是靠文化的传播。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前一种力量逐渐衰落,而文化力量变得更加普及和加强的过程。国民素质的降低,所反映的就是后一种力量发展的停滞,甚至是倒退。出现这种现象是政府对文化重视不够吗?,这绝不是答案,恰恰相反,任何文化发展的退步都是政权强制干涉的结果。我国国民素质的降低,正是政权对文化强制干涉的结果。“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虽然所说的是政教分离,但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控制社会的这两种力量必须“分离”,这是文明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俗权力只能判断社会人员是否违“法”,而不能够判断社会人员精神、道德层面上的“好、坏”。
世界历史上的动乱和战争,不少就是两种力量相互纠缠的结果。例如宗教应当是属于文化的范畴,应当以和平的方式传播,而历史上就出现过宗教裁判所和武力传教的事件。而世俗的权力应当围绕“物质利益”的争夺和分配来显示自己的强力,用“法”来强制维护社会秩序。而对于精神层面,对于文化的传播没有直接干预的必要。中国教科书对欧洲中世纪教会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段时期认为是“黑暗”的,但正是这个时期,欧洲并没有多少大规模的战争,人类之间相互杀戮的现象趋于减少,文化发展也从没有停止,甚至在教会的庇护下出现科学的萌芽。在这个时期孕育了文艺复兴,孕育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飞跃因素。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中世纪出现相对平稳的人类社会,其主要原因就是“两种力量”的相对分离。宗教对世俗生活主要局限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取代世俗政权;同时“国王”从没有达到“极权”的状态。中世纪的欧洲,代表文化的宗教可以和世俗权力分庭抗礼, “两种力量”能够在一定范围里相互分离、制约,这是近代欧洲社会文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至于后来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世俗政治力量发展太快,太强大,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放松了对“神”的敬畏,不少“文化”成了世俗权力的附庸,直接造成而文化力量的相对薄弱,于是爆发了“世俗权力”之间的大争斗——第一、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这样“幸运”,没有强有力的宗教来制衡世俗权力。先秦出现的百家争鸣,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自秦政以来,先有“焚书坑儒”,对思想自由的直接“消灭”,随后的独尊儒术不过是变相对文化发展的遏制。在这一千多年王朝专制时期, “世俗权力”一力独强,以皇帝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节制。这段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世俗权力对“文化”的“绑架”,其方法就是“科举制度”的建立。用写文章的好坏来选拔官吏,将“文化”与“权力”缠绕在一起,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也是危害中华民族灵魂的特色。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宗教是中国思想进步的表现,而正是这种局面造成控制社会发展的两种力量一弱一强,而且相互纠葛在一起。这才是造成中国历史动乱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的原因所在。数千年中国历史几乎是乱象一个接一个,文化的发展萎靡不振,几乎停滞,更不要说科学的发展了。上世纪初,不少新思想流传到中国,但被世俗权力绑架的“传统文化”无法正确接纳,一些仅仅是属于学术上的观点被世俗权力争夺者看成了改朝换代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和谐稳定自然无从谈起。但是控制了文化的世俗权力在夺权中显得更有力量,这也是革命胜利的原因,所谓的干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应当考虑如何使“文化”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应当认识到没有一个“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最终将危及到自身政权的稳定,出现一个思想混乱的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几乎一切有关文化事业全部纳入世俗政权控制管理之列,建立了 “文化人”收入明显优于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分配制度,这种做法使文化发展走上了一条畸形之路,也削弱了“文化”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所应起的作用。这在文化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例子。教育上形成“应试教育”的毒瘤,更不要说培养出世界级的“大师”。文艺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成了编造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工具,背离了文学艺术原本含义。一切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无从谈起,“以史为鉴”的作用被歪曲了。如果再从经济方面看,问题就更多了。在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有关文化的产业莫不是“少、慢、差、费”,没有自身繁衍发展的能力。大量的资金投入主要被“冗员”所消耗,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学难、看病难现象出现在一个和平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里,出现在生产力如此发达的今天,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同时执政者本身也失去了极重要的一种力量的监督,腐败丛生,重大决策得不到监管和科学详细的论证。最近出现的有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有关的丑闻,反映出由“权力机构”来管理“慈善机构”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是荒唐的现象。
为什么世俗权力不可能促使“文化”的发展呢?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力量”。世俗权力是“强制”性的,一元化的,所谓“刚性”的,甚至是“不讲理”的;而文化是宽容的,谦让的,多元的,讨论性的,是所谓“阴柔”的。世俗权力追根溯源是源于“丛林法则”,遵循的是“弱肉强食”法则。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限制人性中的“恶”,用强力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维护自身权力的延续,是不允许多种“世俗权力”并存的。它的存在理由是百姓能有和平的环境,能“安居乐业”,文化能自由发展,没有必要靠“文化”来粉饰。而“文化力量”从来都是可以多种“文化”并存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自身存在,都是以其他文化的存在为前提。“文化”是讲“宽容”的,出现的“竞争”是商讨性的,文化的力量来自人性对“道”的追求,追求的不是“强”,而是求“真”。世俗权力在争夺中,很可能出现“以暴易暴”,出现“你死我活”,在这种局面下,没有什么诚信可讲,宋襄公的“诚信”被历来统治者所嘲笑就是很好的例子。“文化”在强权干预之下,很难体现自身价值,只能剩下“胜王败寇”的法则。例如只允许执政者来谈历史,则就不会出现对历史的考证,也不会有对历史事件有是非上的评价,毫无“文化”的本质意义。正因为两者的截然不同,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不仅要实现“政教分离”,而且必须给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能提升国家民众的“素质”靠的是文化的发展,而不是靠“强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有了极大的大发展,这是建筑在解放劳动者的基础上。使各类“经济人”:工人、农民、商人、技术人员、管理者……,有了各自维护自身“权力”的可能,有了在自己“管辖”范围里“发言”的机会,在相互交流中有了“讨价还价”的环境。正是这种自由的基础才出现了中国三十年经济的突飞猛进。反观文化教育领域,问题多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来争去而无结果。而这种种文化上落后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中国知识分子失去“思维”的结果,是没有思想自由的空间。世俗权力对“文化人”的“绑架”表现在管制和“收买”两方面,前者比较容易看清,而后者对文化的发展危害更大,例如吸收大量知识分子成为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贿赂”。其后果不但造成文化教育的停滞,而且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负担,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几次提出事业单位的改革,但都是没有实际的进展,其深层所反映的是世俗权力与“文化”的缠绕不清。《论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权力“绑架”文化所带来的危害,自然也不会顺利进行所谓的事业单位的改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在教育和医疗改革上就是解放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多听听他们的意见,给他们自由展示自己才能的空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十分庞大,而这庞大的权力机构相当多是为了对“文化”的管制,如果我们实现了“两种力量”的分离,世俗权力机构将实现真正的“精兵简政”,变得更加巩固和有效率。同时“文化”也将得到解放和大发展,犹如回归自然而充满活力的“生灵”。
社会道德是不能靠“世俗权力”来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有一个避免两种力量冲突的传统,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不用去和世俗权力有什么过多的联系,常态是只要交点能忍受的税,然后就可以去“安居乐业”。这种百姓可以和世俗政权相分离的状态才形成了数千年中国民间的“淳朴民风”。这种局面在这近百年逐渐被改变,大量的普通民众被卷入到“革命运动”中来,尤其是上世纪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普通民众不可能摆脱“政治”。基于普通民众的“社会道德”难免被世俗政权“绑架”,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基础,无形的道德力量让位于世俗政权的“政治宣传”。而一次次政治运动不过是非道德,不讲理,不讲诚信的表演,这一切在在民众心理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民众道德素质的滑坡是自然的了。笔者曾见到对基督教原理的一段评述说:基督教的最大优势就是从不相信任何“政治”,“政治”上的强制,不守信用,是人类原罪的最好证明。这个观点就强调了这两种力量是掺合不到一起去的。这一点我们从两种力量的本质和在社会中起的作用也不难看出这个道理。
个人道德的形成的内在因素源于人性本质,传统文化所说的“恻隐之心”;外来因素源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这种公平的环境显然是“权力”不能做到的,个人和“世俗权力”是不可能平等的,“权力”一定要张显强势,何谈相互尊重。甲对乙有救助,是希望乙也能以同样方式去救助丙,……,这是社会道德形成“链条”,道德是在平等环境中“传递”发展的。如果是强势对一弱者实施救助,则弱者只有“感激”之心,他人和本人不可能“学习”,除非也都成为“强势”。同样,当甲救助乙之后,世俗政权参与进来给甲戴上种种桂冠,甲就不再和大家一样,此时这个“救助”行为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示范”效应。社会道德现象的所有评说应当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世俗权力参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世界上所有“名人”能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全都是或在某个“专业”上,或者是在“世俗权力”争斗中获胜者。任何一个真正的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一个真正的“道德楷模”,只能是默默无闻。这个逻辑很简单,在正常社会里,做好事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值得“表扬”,别人也会感到这是普通的事,引不起注意。我们不可能因为某人因“道德问题”被判“有罪”;同样,树立“道德楷模”来提升社会风气也将是徒劳的。
上世纪学雷锋运动的兴起就是“权力”直接干预社会道德建设,试图以此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这种做法至今也在一直延续,各种“模范人物”的表彰层出不穷,其结果是从没有遏制住社会道德的滑坡现象,以致到了老人摔倒之后是否应当去搀扶一把都要引起争论的地步,到了在教育领域都是腐败丛生的地步。现在所有老、中、青的国人几乎全部受到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教育,从小是听“雷锋的故事”长大的几代人。这项运动是典型的“愚民”教育,是用“虚假”来进行道德说教。我们说“雷锋的事迹”是虚构的,根本不用去考证,宣传雷锋的大量图片和当时的媒体报道就是证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照相是比较稀罕的事情,关于一个普通战士能有那样多的照片,只能说是在“上级”指使下有意拍摄的,毫无真实意义。我们的媒体也是统一被控制的,对雷锋事迹的宣传显然是特意编造出来的,不会是雷锋旁边的普通人真实记录下来的。从“假”中人们只能学会“造假”,哪有什么真正的“道德楷模”在里面。
“假作真时真亦假”,世俗权力直接来提升社会道德是不会有成效的,两种力量的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是个病态的社会。社会缺乏公德只是表面的“小”现象,最可怕的是使“言不由衷”、“言而无信”的现象成为普遍的常态,人们对此非但不感羞耻,而且欣赏。这种现象的结果是“语言”的作用在降低,人们之间信任被破坏。它使得社会很多矛盾失去了理智解决的机会,损伤了“法治”的基础,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作为世俗权力来讲,要依靠更多的强制手段,要应付更多“民众不信任”的尴尬局面。对于百姓来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良好风气,而是把“胜王败寇”作为信条,对“上”一方面趋炎附势,另一方面又敷衍了事,口是心非,甚至准备“落井下石”。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公德的滑坡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是“钱”惹的祸,这种认知也是不符合逻辑推理和实际情况的,很多是“权力”利用媒体宣传误导的结果。“钱”,花花绿绿的纸张,既不能果腹,又不能御寒,但人们为什么都喜欢它呢?这里说明了“钱”是社会信用的“实物”,人们可能不相信你,但信任你手中的“钱”。也就是说只要“钱”还被人喜欢,能发挥作用,这个社会还是文明社会,还存在诚信的基础。反过来,人们把“钱”真正看成纸,谁也不要,而是争夺实物,这就和“动物世界”离的不远了。有权势者与其给做好事的人戴上种种桂冠,号召人们学习,不如悄悄给与货币,用钱来买“道德”。当社会真正开诚布公地把“金钱”与道德、诚信挂起钩来,这个社会才真正是重道德的好社会。有句谚语讲:只要你有诚信,银行里的钱就是你的钱。这里道出了“钱”与“道德”应有的联系。而现今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其本质是社会的“信用危机”,是各国政府滥用社会信用的结果。
任何一个国家的“世俗权力”很容易遇到挑战,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政权是有理由的。而且世俗权力的巩固与否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普通民众处于对权力的恐惧也好,出于对社会稳定的期待也好,对于世俗权力有比较强的依附性,所以围绕“政治”上的虚假和不诚信现象民众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赞赏的,例如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解释,普通民众没有必要去深究、考证。但我们必须让“世俗权力”和“道德”两种力量分离,社会道德由民众自己来呵护,来培育,让大多数民众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不去谈论政治上的是非。重要的是让文化要能够自由发展,不受“世俗权力”的制约和干扰。
普通民众离不开一个讲诚信的社会,一个讲理、恪守信用的社会。“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当给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认真实现“两种力量”的分离,这是文化得以发展之道,提升民族素质之道,也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